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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被尘封70年的血泪史——抗战时期日军侵桂罪行暨桂林人民的受难纪实(二)

作者:魏华龄 出处:《桂林抗战史料专辑》

大疏散 大流亡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沿着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年4、5月间,日军向湖南进攻,6月18日长沙失守,8月8日衡阳陷落,桂北告急,桂林于9月8日发出疏散令,紧接着,9月12日又发出紧急疏散令,限期3天,城内居民、物资于14日中午以前全部撤离完毕。当时,交通工具不如现在这样发达,50多万人,时间这么紧,怎么疏散?本地市民只好投亲靠友,向邻县山区疏散,而大部分外来人口,又面临再次大流亡,一齐涌向火车站,当时火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广场上,车站内真是人山人海。当年还是桂林师范学院学生的植恒钦,他是紧急疏散的最后一天(9月14日)爬车离开桂林的,他在《难忘的一九四四》一文中写下他疏散的经历:(《难忘的一九四四年》,漓江出版社1994年。)

北站也是人的海洋,我从人缝中挤进站台,刚好有一列车厢停在那里,人们都从车窗爬进去,我和立达中学的几个同学,也随着人流从窗口爬进车厢内。车内人挤人,行李架也有人,可说是没有松动的余地。小孩被挤哭,老人被挤喘着气,可是没有人埋怨,没有人辱骂,只有互谅互让之声,只要车内还能容得下,有人要爬上车,车内的人帮着拉,站台上的人就帮着推,大家都理解这是在逃难。停在轨道上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满了人,车下也架起床板躺着人。人坐在车内,呆了一天一夜,火车丝毫不动。车站那边传来消息说,车站没有煤了,只能烧枕木了,但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列车开出去。第二天上午来了火车头,把停在轨道上的所有车厢连接成长龙,用三台火车头拉,一台在前,一台在中间,一台在后,这是即将陷落的桂林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了。这列车人之多,车之长,速度之慢简直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了。列车在轨道上缓缓行驶,天黑很久了才到达波寨,车停下来了,传来消息说,枕木烧光了,要等运来枕木才能开行。在墨黑的夜里,在幽静的山间,人们呼哩呼噜地睡着了。下半夜,火车开动了,突然间,车厢下有位妇女哭叫起来:“我的儿子不见啦,跌落铁轨啦,我的儿呀,在哪里呀!”她爬上站台一边哭叫,一边往回找,在漆黑的夜里她能找到儿子吗?……火车到达柳州北站已是黄昏时刻。

第二天,车站贴出告示:车站不再有车开,搭车请去河西村站。河西村站的景象和桂林北站差不多,停放在轨道上的车厢都挤满了人,有些车顶上也坐有人群,谁都不知道哪列车要开,问站长,站长也摇头。在车站蹲了两天两夜,没见开走一列车。第三天傍晚,在车站偶然遇见吴燕生教授(桂林师范学院老师),他把我们带到调度室,对调度主任说:“他们是我的学生,请你设法把他们送走。”调度主任向吴老师敬了个礼说:“请放心。”吴老师说:“我把他们交给你啦。”调度主任叫我们在室外窗口边等候。半夜,调度主任把我们叫醒,带我们登上一节敝篷的空货车,说:“这列车只到金城江,你们到那边再想办法。”接着他又分批带来10多个人。大概凌晨三四点钟,来了火车头把我们的车厢挂上,然后拉出去再挂上别的车厢,中午时光到达金城江,火车头把这列铁罐车扔下开走了,我们只好下车寻找去独山的机会。

金城江市镇不大,到处住着逃难的人群,没有可以投宿的地方。我在人丛中遇见苏夏(文抗队的同志),我们到车站外铁路边休息,准备有火车头来就爬煤车。第二天上午,来了一台火车头在岔道口处停下来,我们走过去问司机开往哪里,什么时候开?司机示意每人交500元,让我们上盛煤车坐下,火车头进站挂上一列铁罐货车迅即开走了。

火车离开金城江后,要穿行许多隧道,司机告诉我们每人准备一块手巾蒙鼻以免煤气中毒,车到六甲快要进隧道时,我们看见有几只人手吊在洞口上端的小树上,但未见人头和人身。司机说:前几天,有好多人爬上车顶,前面堆放行李,车过隧道时,行李被隧道口刮过来,人被车厢轧断了,人死手留在那里,死了不少人,现在车站禁止难民爬车顶了。

逃难的生活还熬了近一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桂林。难忘的1944!难熬的1944!

诗人黄药眠在湘桂大撤退中,再次过着流亡生活,饱尝日军侵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一路血泪一路诗。黄药眠的长诗《桂林的撤退》,正是这次大疏散、大流亡的真实写照,其中“火车”一章这样写道:

唉,那是火车站吗?那是由千人万人积成的蠕动着的人堆呀!几十万人哪,就靠这么小小一条轨输送。

列车爬在地上不动,每个车窗里都紧塞着快要滚出来的人。马桶和人头被堆叠在一起,车顶上,车肚下,车厢和车厢的间隙,也全都是人呀!车上的人哭着喊着骂着,有些人刚要爬上去,就掉了下来,有些父亲母亲都爬了上去,可是孩子还在顿着脚,留在地上哭喊……

画家刘元作的《流亡图》和《葬妻图》,李桦作的《疏散》(木刻),杨纳维作的《紧急撤退》(木刻)等,都是画家逃难途中的真实写照。《葬妻图》画一个中年男子,在一个青年人的帮助下,抬着用草席卷起的亡妻遗体,准备埋到附近路旁的荒土中,在他身后尾随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掩面痛哭。刘元在画中题曰:

1944年,日寇续向我大西南入侵,余背病妻搀幼子,随广大难民群流亡于黔桂道上。步行至都匀时,妻病死于肩背上而不知。悲痛之至,幸得同路人叶君之助,寻草席一张,协同草草掩埋于公路旁之荒土中。年底辗转到渝,遂作此图,对国仇家恨,以示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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