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与活动

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团结广西桂系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及各阶层人民，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交通，为我军筹集、转运抗日军需物资，输送爱国人士及青年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在党内则代表南方局，联系领导南方各省与香港海外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具体任务如下：

第一：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当时的形势，抗日战争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历史特点，在国统区必须向民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团结各界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投降的逆流。贯彻我党制定的：“发展进行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势力”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在广西，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方面，首先是着重做好争取桂系坚持抗战的工作，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党为了实现团结抗日，就曾派干部到广西对桂系做过统战工作，抗后从广西的政治情况分析，广西桂系地方势力——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黃旭等上层人物，虽然在抗战初期还是表现要抗日和进步的，应当作为可以团结的中间势力，蒋桂矛盾的存在，则可以利用它，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打击蒋介石反动派。而广西桂系地方实力派，则也欲籍利用我党的声望，支持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态度比较开明，表现进步，广为招贤纳士以笼络人心，扩充它的政治势力，巩固其统治的地盘。

在开展统战工作上，周恩来同志则亲自出面打开局面，在武汉撤退前，他就不断与李宗仁、白崇禧接触，向他们宣传持久战，鼓励他们坚持持久战。白崇禧曾广为散发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给他的军队干部阅读。桂林办事处建立后，周恩来同志曾三次到桂林直接与桂系领导人接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他第一次到桂林时，曾同郭沫若一起拜会白崇禧，与白崇禧谈到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之事，白崇禧表示欢迎和支持。十二月八日，周恩来同志应邀出席在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他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讲演。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恩来从重庆同叶挺赴皖北新四军军部途中，第二次抵桂，应白崇裤之邀，与叶挺出席了二月十六日举行的，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同志发表了“军训工作之重要”的演说，他号召：不但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而且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当晚出席了白崇禧举行的招待宴会。

在桂林，周恩来同志还广泛联系在桂林各界爱国民主人土，进步文化人等，关心指导他们的思想与活动。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约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第三次到桂林时，曾应迷出席了桂林文化界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各界人土，会后他广泛接触各阶层爱国人士。他还十分关心进步文化人的活动与安全，曾单独接见了在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亲切教导他：“不要过于暴露，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陪同在坐的还有胡愈之。桂林文化界陈迩冬登门拜访求教，周副主席因很忙，派副官吴志坚接待。其后，恩来同志在乘飞机离桂时，对陈所提示的问题作了答复，并鼓励他办好刊物。

当年，叶剑英同志也多次到桂林，他利用各种场合作宣传活动，一九三九年元月下旬，他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向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演讲。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应黄旭初之邀，由白崇禧陪同他，到天圣山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向全校师生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五月二十八日，又在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向各界爱国群众作题为《积少胜为大胜》的著名演说，《救亡日报》于五月三十日，刊载了这篇演讲的全文。他还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教育，曾应邀参加了一次青年的时事座谈会，到会有二十多位男女青年，他们围坐在叶总参的周围，倾听他分析抗战形势，讲解我军的战略方针，他透彻分析“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略，以及对付敌人所采取的“全面、跳跃作战”的战术，我们则采取“以静制动”和“以动制静”的不同方法对付敌人。他讲得非常生动具体，使大家十分明瞭，解答了与会青年的问题，并受到他们的赞誉与信服。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司马文森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为“叶剑英将军谈战局”，报导了这次座谈会的实况。

在桂林办事处成立之初，李克农同志曾在陈此生（桂系国民党民主派）陪同下，作礼节性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会见时黄问李：“广西有没有共产党？”克农从容对答“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当时，在广西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在地方党、政、军内部任职的我党秘密党员，和与我党有可靠关系的人了解内情，如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秘密党员），桂林行营参议刘仲容、刘昌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秘密党员）等。在广西三青团、广西绥靖公暑任职的，我地下党员周可传、候甸同志，他们利用合法身份，与青年交朋友，对三青团中央发出的反共宣传和书刊，采取消极抵制的对策。一九三九年二月，办事处派李涛同志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举办的“桂林青年干训班”讲《游击战术》。李克农通过他们了解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决策。如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次汇报电文中，关于桂林统战工作执行情况，提到“……有时白崇禧之讲演稿由我们代拟”，及“…与广西友军举行三次晚会”等悄况。一九三九年四月的另报电文中提出：“目前抗战形势的发展，与国民党防共步骤的加强，就其顽固分子之籍故找磨擦，企图破坏统一战线，为着巩固统战与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必须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策略。”

统战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做团结广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工作，如李任仁（救国会员、早年参加同盟会，时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济深（国民党左派元老，一九四〇年六月调来广西任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陈劭先（同盟会员、广西绥靖公署顾问）、陈此生（国民党文教界进步人士，广西建设研究会主要成员）等人。他们在桂系中有广泛影响，与蒋介石也有矛盾，并且坚持抗战，积极支持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文化运动，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和上层人物的工作，则比较有利。他们还可以利用合法身份，及其公开社团关系，与我党合作，保护我党工作上的安全。李克农曾指定孟秋江（国际新闻社）对陈此生单独联系，每星期六晚上必到陈此生家里，谈形势了解广西动态。

抗战初期，李宗仁、白崇禧倡建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以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常务委员有：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李济深来桂后，被聘为名誉会长。这个组织虽然是以学术研究为名，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活动机构，又是李、白、黄的智囊团，在李、白授意下，吸收了大批省内外进步文化人、专家、学者为该会研究员，如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范长江、张铁生、李四光、李达、白鹏飞、姜君辰、秦柳方、张锡昌、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欧阳予倩、莫乃群、陈此生等“名土如林”。胡愈之被聘为文化研究部副主任，千家驹为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这个研究会又成为广西联系各力面政治势力的纽带。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后，李任仁曾在八桂厅（该研究会会址）宴请李克农，李克农也常去研究会，参加该会聚会活动，与广西各界入士接触联系。

当时，在广西还有一项较重大的政治活动，即是在一九四〇年初组织的“广西宪政促进会”，发起并参与这次宪政活动的，有李任仁、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杨东莼、陈此生、陈劭先等，其宗旨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宪政。因此，在广酉首先掀起一个促进宪政运动，张志让为之起草了一个对“宪草”的宣言，分发至省内外，后来通过金仲华的关系，曾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个组织活动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就被蒋介石电令解散，但它对将的反动独裁统治，也是一个打击。

一九三九年初，广西当局为培养地方基层骨干，开办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李任仁向黄旭初推荐，聘请杨东莼为干校教育长，杨东莼是救国会员、历史学者、教育家，是我党秘密党员，受李克农直接领导的，在干校时是通过周钢鸣（曾任《救亡日报》编辑，后到干校工作）向李克农请示汇报工作。杨东莼是在请示党组织同意后，才接受此聘的。李克农为了帮助他把干校办成培养抗日骨干的学校，以便在广西发展进步势力，曾选派了十余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去担任教学与工作骨干，在干校成立了两个秘密党支部，一个是外来党员支部，书记是周钢鸣；另一个是地方党员支部，书记为张海鳌、陆伟良。派去干校工作的党员及进步文化人有：司马文森、宋之光、蔡冷枫、汤有雁、操振球、古子坚、陆伟良、叶方、姜君辰、秦柳方、潘超、李凌、黄新波、林路、屠天侠、林云峡、刘云等，他们有的任队指导员，有的任教，秦柳方为教务主任。干校校长名义上是黄旭初，但校务实权在杨东莼掌握，他在接受聘请办校之前，就曾向黄旭初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干校的人事安排，都由他对黄直接负责，不受其它执管人事部门的牵制；二是干校的训练计划、内容、措施，均由杨报黄批准执行，不报其他行政部审批；三是杨本人请免于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政训班受训这三个条件，黄旭初都接受了。杨为了把干校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学校，他还特地向徐特立（当时路过桂林，住在八路军办事处）请教，吸取抗大的教学方法。杨请徐特立到东江施家园他的家里座谈直到深夜，参加这次会的还有千家驹等人干校开学后，曾先后邀请叶剑英、胡愈之、沈钩儒、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干家驹等到校指导学员及作专题报告。进步文化人孙师毅还为干校编了校歌，干校师生还常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社会活动，抗日热情很高。当时曾有；“北有抗大，南有地干”之评语。杨主持的干校开办两年来，不仅培养了大批地方干部，还发展了中共党员，这对于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广泛团结进步群众团体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工作，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界的党员做工作，李克农同志亦亲自出面。如救国会在桂林的聚会活动，是釆取聚餐方式，经常是在桂林的天然酒楼，克农曾前去参加聚会，有一次还在会上传达过党中央指示。还有个“读书会”的活动，是胡愈之等发起的，参加者主要是救国会成员，还有一些文化人。他们每周活动一次，交谈读书心得，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还分工为报刊写文章，实际上也是在我党领导下的一种联系活动方式。

一九三九年春，陶行知先生出国归来路过桂林，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推动，生活教育社在桂林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总社即设在桂林，该社既在桂林行营备案，则是公开合法团体，还争取到了每月活动补助费，刘季平被选为该社常务理事，他是桂林办事处李克农直接领导的。原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政治部第三厅任中共特支书记的冯乃超同志，公开是三厅敌工处科长，一九三八年底，他陪同日本反战同盟进步作家鹿地和夫人池田幸子来桂，作对敌反战宜传时，组织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冯乃超主持下，举办“日文日语训练班”，培训敌工人员’以配合反战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时事讲座’请鹿地亘主讲《中日战争新阶段》。《救亡日报》先后发表了鹿地亘的长篇通讯《和平村记》、话剧《三兄弟》，报告文学《我们七个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白崇禧招待在桂文化、新闻界近百人，鹿地亘应邀出席，会上白崇禧分析战局，强调第二期抗战中的政治、宣传力量，表示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国际新闻社、生活教育社发起组织的，每周一次时事讲座，得到广西当局的赞助，每期由参加单位轮流主持。第一次时事报告会，是请黄旭初作的，参加讲座的主讲人，先后有郭沫若、杨东莼、刘季平、姜君辰、范长江、张志让、张铁生、胡愈之等。

其他方面，如对妇女界、家教界的统战工作，也都作出了成效。如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郭德洁领导下成立“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就有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下的一些党员参加该会工作，有的担任了组长。广西回教救国协会，组织回民青年参加抗战。出版抗战报刊《正义》，参加“岩洞教育”，组织回民救护队，成立回民收容所，救济难民等活动，该会名誉会长为白崇禧，实际工作则是他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协助指导。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救亡日报》曾刊登一篇题为《访广西回教救国协会一谈抗战中的回民救国活动》的报导。

一九四〇年五月，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调白崇崇到重庆，派李济深来桂，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广西的政治形势已开始逆转，重庆特务机关插进广西的势力加强了，桂系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威逼利诱之下，逐渐投靠蒋而走向反动。此时桂林办事处已早有应变准备，为了克服与秘密党员联系的困难与危险，办事处在东郊六合路泗合别墅，增设秘密联络点，对外称“龙正泉宅”或李克农公馆，夏之栩、龙潜、李金德、曾宪植、冯元孝、李重樊等，常住在那里工作。办事处对在桂林活动的进步文化人的安全、去留，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也都作了周密安排，例如胡愈之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办了一个“文化供应社”，刚集资建好一座两层楼的新址，由于形势恶化，为了安全李克农通知胡愈之即赴香港，并给他办好了飞机票，面嘱他秘密撤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李克农深夜亲自到夏衍住所，通知他尽快离桂，因《救亡日报》有被查封的危险，并给夏衍看了周恩来的指示电，交待他公开走。夏衍行前去见黄旭初，对他说希望好来好往，黄还表示以后时局会好转的，欢迎夏再来，夏衍并且请黄旭初帮他买飞机票公开离桂。这方面的工作，还得到了桂林行营李济深主任的支持和帮助，使一些文化人能够安全离去。皖南事变后，办事处被迫撤销时，周恩来曾致电李济深，要求予以照顾，李特别交待他的秘书张威，随时了解情况向他报告，之后他曾给李克农秘密传讯亲笔通知“克农即走”，帮助他和办事处及时安全撤离桂林。

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桂林办事处成立，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办事处撤销，两年多以来，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桂林办事处机关及其直接领导下的组织人员中，都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这是由于办事处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正确执行了我党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的结果。

第二：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以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可以说是“人文荟萃”，汇成了很大的一支文化力量，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必然要肩负起对西南抗日文化工作的领导重任。桂林的文化救亡运动，也正由于有了正确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迅速发展形成我国西南的一座抗战文化名城。在这以前，虽然桂林也有了一些文化工作者，及社会文化团体的活动，但还没有形成有中心的开展社会的文化救亡运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恩来同志的关怀领导下，桂林的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率先开展了空前活跃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桂的一些进步文人和文化团体中，也有我们的党员和党组织，他们都是在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直接、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从桂林办事处建立到皖南事变之前，这三个年头里，是桂林文化城形成和鼎盛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夏衍为主编的《救亡日报》，从广州撤退到挂林筹备复刊时，周恩来在长沙会见了夏衍，并给他三点指示：“一是，争取合法二是，内外有别；三是，广交朋友。”还交待夏衍负责联系二厅领导下的一些文化团体和文化界的党员，工作受李克农领导。为了《救亡日报》能顺利在桂林复刊，李克农安排刘仲容帮助夏衍引见李任仁，之后李任仁又亲自陪同夏衍拜会黄旭初，以争取广西当局对报社的支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救亡日报》社在桂林凤北路设办事处。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该报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原为救国会在上海办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实际上也是接受我党领导的）我党通过这个文化阵地，广泛联系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救亡日报》当时已成为推动桂林以至西南国统区抗日革命文化运动发展的一支主力，事实上已成为桂林文化界救亡宣传活动的阵地。一九三九年春，桂林文化界发起联合公演夏衍剧作《一年间》，为该报筹集资金。《救亡日报》复刊发行后，不但得到了文化艺术界朋友们的支持，更由于它的宜传内容反映了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桂林分销处开始发行航空版，读者可以直接订阅我党报。同年十二月十日，《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正式成立。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广西日报》刊登出内政部令，停止发行《新华日报》桂林版，为此，分馆负责人张尔华同志到办事处，请示克农同志，他果断地说，他们既然没有直接给我们来文，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就这样《新华日报》桂林版仍继续翻印发行，直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才停止。这是克农同志涧察蒋桂矛盾存在时的对策。

一九三九年春，桂林的出版界逐渐活跃起来，各种报刊、杂志相继在桂林复刊、创刊，外地出版物也来桂发行，有的是重庆禁止出版的刊物，就转到桂林印行，这些期刊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办的《中国农村》、“救国会”办的《国民公论》、《救亡日报》社办的《十日文萃》、以及《文摘》、《文艺战线》、《新音乐》、《野草》等，其中有克农同志直接领导或支持下办的，如蒋宗鲁主编的《青年生活》。另外，《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的合刊出版，一个杂志两个刊头，就是在李克农建议支持下合办的，《工作与学习》是“生活教育社”刘季平主编：《漫画与木刻》则是中华全国漫画木刻界抗敌协会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和漫画宣传队盛特伟、廖冰兄编辑的。

桂林的书店、出版社亦如雨后春笋，密集林立在桂西路，则有“文化街”之称。一九三九年五月，重庆读书出版社在桂林设分社，并与《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合作开设门市读者书店”。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都有党的组织，是直接在办事处领导下的，由龙潜同志联系。办事处沈毅然同志兼任中共桂林书报业总支书记，新知书店华应申为总支副书记。新知书店曾与广西地方合办了一家“秦记”西南印刷厂，是沈静芷负责的，《救亡日报》社也办了一个“南方出版社”和“建国印刷厂”。此外，从外地迁桂的印刷厂也很多，其中如三户图书印刷所（冯玉祥开办的）和南京文心印刷社等。在广西当局支持下，胡愈之与陈劭先、陈此生合作，筹办了一个“文化供应社”，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李任仁为董事长，陈劭先为社长，编辑部主任胡愈之，编辑有张志让、王鲁彦、宋云彬曹伯韩、杨承芳等，办事处还推荐一些进步文化人到该社工作，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为了隐蔽工作。因此，该社发行的刊物许多是进步的和通俗读物，如邵荃麟主编的《文化杂志》、林涧青主编的《新道理》及《少年之友》等，很受读者的欢迎。

所以，当时桂林已成为西南文化的中心了，文化界的进步作家、党员文艺工作者，通过办刊物发表文艺作品，运用文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掀起了抗日救亡文艺宜传活动的热潮。当时汇集在桂林的有许多党领导的文艺团体和救亡团体，如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第一、第九队，抗敌宣传第一队，电影放映队、漫画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等，都有党的组织，他们从武汉撤退到桂林后，都归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派人秘密联系领导。办事处派何启君分管抗宣一队和《新华日报》柱林分馆、新知书店三个党支部，龙潜同志负责联系“新安旅行团”和“生活教育社”（刘季平负责），胡愈之、范长江负责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主持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及陈维清等负责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陈翰笙、千家驹等负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该会在桂理事还有狄超白、秦柳方、冯和法及姜君辰、张锡昌等），都有中共党组织或党员，属桂林办事处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

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的成员，都是爱国的少年儿童。新旅在桂林活动时间较长（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止）它原是江苏淮县新安小学学生组织起来，由校长汪达之带队走向社会的一支抗日宣传团体，也是实践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教育理论的样板，该团在桂林的活动，始终是在办事处李克农领导下的。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来在桂林办事处领导陪同下，亲自往东江镇小学新旅驻地去看望他们，使团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九四〇年元旦，新安旅行团组织二十多个小团员，到李济深家里演出，也是克农同志安排的。新旅在桂林三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式生动，活泼深入人心。一九四〇年十月，在桂林文艺界的帮助下，该团演出的大型舞剧《虎爷》，曾轰动一时，由舞蹈家吴晓邦编舞，开创了我国舞剧的先声。此外，该团推行的“岩洞教育”中外闻名。当年苏联莫斯科《消息报》特派记者卡尔蔓，在桂曾拍摄了影片，片名为《少年英雄》。如今仍保留在七星岩石壁上的大幅宣传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便是历史的见证。

还有一个由张兆汉率领到桂的“厦门儿童团”，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了山城桂林，张兆汉到桂后即与李克农接上了组织关系，克农派林其英与他直接联系。他还陪同徐特立在北郊路莫村办事处招待所，接见了厦门儿剧的全体团员。该团来桂后，与新旅、广州儿童剧团、育英儿童工作团携手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参加广西“伤兵之友”社慰问活动，还出版了抗战儿童画报《少年纵队》，孩子们的爱国行动，为中国儿童运动史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一九四〇年八月，率“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来桂，首先就会见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团员们，然后参观了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广西大学及文化供应社。

“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是一支在抗日洪流中诞生的娘子军。一九三九年六月，该团派出一个队，由队长张效凯率十五名队员，应广西伤兵之友社的邀请，到桂林参加伤兵之友社服务组的工作。他们到桂后，即到办事处接上组织领导关系，李克农派林靖同志到该团任党支部书记加强党的领导。他们曾到永福，鹿寨一带后方医院服务；用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妇女、儿童识字班等，搞好军民关系，他们在伤员与群众中都麻得了好评。一九四〇年六月，陈维清率全团从湖南来桂，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更加活跃。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桂林文艺界在我党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空前大团结，夏衍、周钢鸣、司马文森、黄药眠、欧阳予倩、林林等同志当选为第一届常务理事，胡愈之、刘季平、黄新波等被选为理事，他们与广西地方文艺工作者，汇成了一股革命的文化洪流，桂林实际上已成为我国西南的一座抗日文化名城。

一九四〇年底，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广西政治形势亦趋恶化，李克农同志向在桂文化界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得时机。“的策略。在这前后，办事处负责党组织工作的石磊同志，派何启君同志到梧州，与张发奎第四战区军队内我地下党员左洪涛（秘密党员，直接受南方局领导，时任张发奎长官司令部少校机要秘书）接头，将在该战区的演剧第一、第九两个队的中共党组织合并统一领导，何启君化名胡家瑞，公开身份是演剧队员，党内任支部书记，工作约半年时间，后仍调回桂林办事处。

总之，党所领导的我国西南敌后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的光辉历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第三：联系、领导华南几省党组织的秘密工作

桂林办事处在党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传达党中央、南方局指示及请示汇报工作，很主要的一个方法，是通过电台联系。桂林办事处的电台，即是我党建在南方的中心电台，开始是设在灵川县的张家村、金家村，不久又转到路莫村。当时设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套电台，联络对方有：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处、海南岛琼崖纵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香港以及东南亚、南洋一带的地下党组织。电台负责人是申光同志，他还经常跑外勤，任电台台长的同志先后是郑执中、刘建辉、王清生，刘澄清等。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办时，王清生和刘澄清都曾派去做过先后两期电台的工作。训练班停办后，则返回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桂林先后派出许多报务人员到湖南、江西、广东省委，中共南委、琼崖纵队及香港等处建秘密电台，还装配了一批电台设备供秘台使用。

一九三九年桂林办事处曾派赖仰高同志到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建秘台，为中共广东地下省委服务，报务员有唐士吉、马绍，译电员邱松。一九四〇年春，因那里形势逐渐恶化，电台转移到粤赣交界的大庾山，成为中共广东省委秘台。一九四〇年三月，党派钟尚清、王清生、申光同志先后到广东梅县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秘密电台，后来即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电台（称平和台），台长王清生，报务主任钟尚清、报务员童娟（兼做家属以掩护工作）、王强（兼做地下交通）、肖敏、李扬、马绍等同志，译电员袁开伦。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电台先后由闽粤交界的沿田村，转移到福建平和县长乐乡下村大窠里（乌旗山）的大森林中，住在草房里，粮食不足就以野菜、蘑菇和田鼠充饥。由于斗争环境险恶。时时要准备对付国民党特务的袭击，电台驻地必须随时转移。一九四〇年底，国民党反共趋势日益严重，李克农与申光研究，拟以香港为南方地下电台的后勤基地和转报中心，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后，申光由柱林赴香港建立转报站，与延安、南委、海南岛琼崖纵队等台定期联络。这时，桂林办事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布置了南委、琼崖纵队、广东、湖南、江西省委建立秘密电台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在城里桂北路138号楼上亦设了秘密电台，由王励生、马锦帆两位女同志任报务员，他们又乔装作家属以掩护工作。

办事处的电台工作人员，就是这样长期战斗在“无形的战线”上，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经受了严竣的艰苦环境的考险，自觉维护党的通讯保密纪律，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的通讯工作任务。当时电台的工作虽然紧张，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但办事处在李克农领导下，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在路莫村设有救亡室（俱乐部），经常组织政治、文化学习，和开展军体锻炼。电台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青人，他们不怕苦和累，充满着革命朝气，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外，还积极参加办事处组织的各项宣传、义卖、捐献等活动，参加文艺演出，夏衍曾为办事处编写过节目，李克农也自编自导活报剧，在路莫村开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宣传抗日，何启君教唱抗日歌曲，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增进了军民关系。

桂林办事处与各地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除了通过电台，其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秘密交通员，在李克农、石磊、夏之栩领导下，有几位精干的交通员，如李沛群，曾昌明、王华生等，他们亦是中共南方局和南委领导下的交通员，为了执行工作任务，他们经常往来于香港、重庆、华东、华南各地，传递党内文件和情报，也经常接受护送我党过往人员的任务。他们当年的交通线是：从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由香港——汕头——湖安——丰顺——兴宇——韶关——衡阳—一桂林，及从桂林——广州湾（今湛江）——香港；桂林——镇南关（今友谊关）——河内海防——香港等。通过这几条路线经常往返于桂林香港之间，例如把上海、香港党组织汇报给中共南方局的机密件带到桂林，然后由桂林办事处转送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又把觉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带到香港并转上海市委。

李沛群同志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他曾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做交通员时曾化名李君扬，在往来香港与桂林期间，到桂林常住办事处路莫村转运站，他曾和胡光同志同住在路莫村救亡室，公余时一同锻炼、跑步和游泳。为了工作需要，李沛群奉命从香港买回一合法文打字给胡光使用，后夹他又护送胡光到广西龙州，找越南党组织接头。

关于联络几个省委的工作，桂林办事处初建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即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迁到桂林，接受办事处党组织直接领导。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同志第二次来桂林时，在办事处听取了李克农、石磊同志的汇报后，对广西地方党的工作，曾作了重要指示，即：一、地方党组织要整顿；二、组织不忙发展；三、工作移向下层等。宜建立短小精悍的领导机关。对宣传工作，他指出要注意宣传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和最近发表的其他著作和演讲，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同时要注意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利用切机会，采取一切办法，动员广大群众，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会后，石磊同志即向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委员黄彩等传达了指示精神。一九三九年六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撤销广西省工委，设桂林、玉林、南宁三个特别支部，分别由陈岸、黄彰、黄书光任支部书记，由石磊同志直接负责联系，各特支也经常向桂林办事处请示汇报工作。桂林特支下辖七个基层党支部，有七十余名党员，特支书记陈岸同志调延安学习后，由凌建平任书记。一九四〇年夏，又恢复中共广西省工委，以钱兴、苏曼为正、副书记，并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同时，建立了以罗文坤为书记的中共桂林市委。这时，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已发展到十八个，共有党员一百五十余名。

同时，由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的，还有省外各地来桂的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有的是外地迁桂林的文化单位救亡团体，在桂林办事处领导下新建立的党组织，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际新闻社”从长沙迁来桂林后，李克农派唐勋同志任该社党支部书记，在该社建立了党的支部。以上这些属外地来的党员和基层支部，皆不与广西地方党组织联系，而概属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此外，还有特别秘密的党员，则与李克农同志个别联系，不参加其所在单位的基层党组织活动。例如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愈之、范长江、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杨东莼，以工商界人物出现的张云乔，在广西绥署政治部任职的候甸、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的周可传在第四野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左洪涛同志，以及文化界的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桂林办事处李克农负责对党内组织领导工作外，还有石磊、夏之栩、龙潜、沈毅然、何启君、曾宪植等同志参加具体工作，石磊同志主要负责分管广西地下党的工作，龙潜分管一些外来党组织，沈毅然兼桂林书报业党支书记，何启君联系文化界党员并作统战工作，一九四〇年，党派他去柳州第四战区的抗敌演第一、第九队，任两队联合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为队员。直至皖南事变之后，桂林办事处已撤销，他奉命回重庆南方局。

一九三九年六月，湖南省委遭破坏，发生“平江慘案”，桂林办事处及时向南方局汇报事件情况，并负责安排了从湖南撤退来桂的党员。

办事处与广东省委张文彬、江西省委曾山、湖南省委高文华、平江通讯处、贵阳交通站袁超俊，及海南岛琼崖纵队、广东东江纵队林平政委，都保持着联系。张文彬、高文华都来过办事处汇报请示工作。张文彬到延安参加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回来，路过桂林时，曾向办事处工作人员作了传达。

与桂北路138号办事处相邻的“万祥醴坊”，是房东开设的酒店，当时也成为掩护秘密往来人员的便利招牌，实际上是一幢房子两扇大门。

李克农同志在工作上既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又善于运用统战法宝，他又非常讲究策略，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大后方取消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即租用城东郊泗合别墅为公馆，用龙正泉的名字，设立新四军交通运输处，准备万一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后，仍可取得在南方进行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立足点。泗合别墅这个秘密活动点，在当时为南方各地党组织与桂林办事处联系，以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爱国进步人士安排了一个联系活动的地方。

桂林办事处建立时期，曾在城北灵川县八里街建有一个秘密交通站，由王凯同志负责该站工作。

第四：筹运军需物质，输送革命于部

为八路军、新国军筹运军需物资，是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广州沦陷后，由海外沟通国内的运输线，只有从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桂林就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它西通滇、贵、川、陕，东达湘、赣、淅、皖，是通往新四军地区的要道，廖承志、连贯同志在香港、南洋筹集的物资，主要是靠这条通道，由重庆和桂林办事处派员接运，在桂林城外灵川县路莫村设有转运站。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急待补充军需物资，而国民党则蓄意苛扣刁难。一九三九年春，我十八集团军有一次申请补充弹药，而国民党不发子弹，经我方再三交涉，仅批给十五吨火药，而且要我们去车到贵州黄坪县山区的军火仓库提取。桂林办事处交通科接受了这项运输任务，派吴宗汉、陈炼秋同志先到湖南辰溪县，国民党某汽车团交涉要到汽车才去提货。他们不畏艰难，终于将载满七辆货车的火药运到延安，交给我们的兵工厂制造。所以，为了战胜日寇，必须靠我们自已，积极从各方面筹备军需物资。办事处在路莫村设有转运站，交通运输科的人员，总是不辞辛劳，长年往返在这条运输线上。最艰险而繁重的一次运输任务，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李克农派交通运输科长邱南章、龙飞虎和会计科长殷承祯，带领押运人员吴宗汉、翁土福、钟隆秋、何玉海、彭武华等同志，出镇南关到越南同登、海防，去接运一批军需物资，要求必须在日寇可能切断这条唯一可行的通道之前，完成这次的大批物资抢运任务。其数量多达五十余辆运输车次，加之这一路山多、沟深、渡口多、河流多、铁路多、桥梁少，且国民党又重重设卡，加上所经地区语言不通，日寇飞机每日盘旋在凭祥至南宁这条公路线上，可谓困难重重。有十多位回国华侨司机参加运输，大家顾不上休息，往往在夜间行车，白天隐蔽。由于气温高、水土不服，许多同志带病仍坚持工作。他们以十部运输汽车，分程设站往返接运，历尽艰辛。押运副官吴宗汉和李泽纯等同志带领二十多位司机，在凭祥隘口等待接运时，正值盛夏，由于天气热地理环境和对南方气候不适应，加之过度疲劳，许多同志生了病，适遇国际反法西斯援华医生马海德来华，他住在凭祥十多天，就地为我们病员医治，在没有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他用水果刀消毒后为位华侨司机开刀治疗疖疮。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了这次运输任务，把全部物资运经广西河池、贵阳、重庆，最后到达延安，历时四个多月全程数万里。这批物资包括：十部汽车、两部救护车、五百多箱汽油（合五千余加伦），有医疗器械、各种药品，军用被服，通讯器材，还有为延安装置广播电台的整套设备等。这些物资有华侨捐献的，也有我们购买的，随这批车队回祖国参加抗战的，还有二十多名新加坡、马来亚、泰国、非律宾等地的华侨，其中有几位女同胞。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逼近海防河内，镇南关通道有可能被阻断，李克农筹划拟将海外侨胞捐的款项等，通过银行从香港设法汇至桂林，此时，正值由福建调到桂林交通银行工作的秘密党员施振同志，向李克农报到接关系，于是李克农就将任务交给他，并派办事处总务科长陆铨与之联系协助，施振同志设法将廖承志、连贯等从香港募捐筹集的款项，汇入上海商业银行，然后利用桂林交通银行与上海交通银行的业务往来关系，沟通了汇款渠通。办事处每次派人去银行取汇款，总是司机叶修青开汽车送会计王辉同志取回。

桂林办事处到国民党军需仓库领取物资时，往往受到刁难，这是由于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共产党，而我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峡乏军需物资，如汽车、汽油等，特别是江南新四军还没有御冬的被毯。党中央电示桂林办事处，必须运用各地之需。凭着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在大后方人民心中及国民党下层官兵中有相当高的威望，尽管国民党对办事处工作多方限制，一切困难是可以战胜的。一九三九年夏，桂林办事处接运的一批由海外华侨捐给我军的汽车，就是通过国民党后方机关的关系弄来牌照，装上各种军需物资，还捎带护送去延安的人员，经贵阳、重庆、西安一路闯关而过，终于运到延安。同年这时，桂林办事处了解到柳州军需仓库运到大批军毯，即派龙潜同志与李中柏到柳州去交涉，开始仓库人员不承认有军毯，经过和他们交朋友，谈心启发，获知确有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我军使用，经龙潜同志多方交涉争取，终于领取到二万条军毯，待运回桂林时，驻桂林国民党军需司又不准运走，要运到他们仓库去。龙潜即时回办事处报告情况，李克农同志说：“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于是一面派办事处警卫人员武装把守汽车，一面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上而下的统战工作，两天后才把这批军毯运去新四军去。此外，邱南章同志还在临桂二塘的国民党军需仓库领取过一批电讯材料，有几吨重的数大捆铅丝。

总计，办事处先后转运的物质，约有百余辆车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这对于我党我军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贡献，虽然是难以用数字来评价，但是作为历史的记录，却是颇有说明意义的。

桂林办事处在执行运输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接待和护送过往秘密党员、干部，及爱国华侨、革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八百多人次。其中有不少新加坡、印尼、南洋各地爱国侨胞回国参加抗战，许多爱国青年被送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去学习。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办事处还须帮助他们改名换姓，伪装运输人员或其他身份，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一九三九年曾有支泰国、缅甸华侨组成的“军乐队”，随邱南章等同志的运输车回到祖国，他们到桂林后，办事处又送他们到新四军去。令人称赞的是桂林省立医院一位外科医生周泽昭，当年曾为办事处同志看过病，并为李克农作过盲肠割除手术，他几番要求办事处送他去延安。一九四〇年他两次奔赴延安途中皆受阻，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一九四一年桂林办事处撤销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动员他留在桂林，并帮助他筹资开诊所，为我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直到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前疏散时，他终于第三次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到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