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桂林抗战文学史》札记
作 者：蒙树宏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1301994年7月，《桂林抗战文学史》出版。它所评价的作家，计戏剧12人、小说17人、诗歌83人、散文33人（只介绍而不加评论者未算人），除去重复者（有些作家用多种文学样式写作）外，总数在百人左右。该书勾勒了桂林抗战文学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介绍了众多的创作在反映生活、战斗时所描绘的斑斓的画图，重现了群星璀璨的文坛盛况。
一
在地方文学史中，《桂林抗战文学史》有很大的意义。首先，在抗战时期，桂林有对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群，诸如茅盾、夏衍、欧阳予倩、胡风、田汉、聂绀驽、艾芜等（至于短期居留桂林者还未算入）。学习、研究这些作家的人，都极为关注他们在桂林的情况。其次，桂林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城，在6年的时间内，倏然而兴，倏然而逝，像光彩夺目的流星飞过夜空。这种特异现象，表现得远比重庆、昆明等地为强烈。这看似偶然，但从“兴”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因为有政治、军事、地域等诸多因素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发挥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此外，直到如今，桂林仍是不少作家、文化人、学者寻找岁月印迹的对象，他们往往魂牵梦系着那一段艰苦的、闪光的日子；一般文学青年对这段文学史也会产生浓郁的兴趣。因此，《桂林抗战文学史》的出版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多方面的意义。
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除了客观意义外，还由于执笔者的努力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质量。在桂林，学者们有组织地从事抗战文学的研究，已先后出版了《西南剧展（上）（下）》、《桂林文化城概况》、《旅桂作家》、《文艺期刊索引》、《桂林抗战文艺辞典》、《桂林文化大事记》、《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桂林文化城大全·小说分卷》（共4辑）等学术性和史料性的著作（当中有些即由《桂林抗战文学史》的作者所完成）。它们为《桂林抗战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写作方便。自然，这只是起点，要做的事还多。譬如说，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大多是用土纸印刷，保存不易，加上战争等原因，有一部分已经散佚，要寓目已颇困难；而且阅读材料以后，还要鉴别、整理、筛选、理出线索，然后才能动手写作。正因此，三位著者从接题到成书，花了8年时间，到不少城市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并走访了不少作家或其亲属。从书中可以看出，著者所引用的史实、材料丰富而翔实，并一一注明出处以便于读者的核查，这个工作量就相当大。此外，论证严密，结论有力。它强调桂林当时特殊的文学现象（如“西南剧展”和丰富的传记文学等），发掘和推出“被遗忘或有争议的诗人”，着重介绍“七月派”的诗作，突出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等。由于这些原因，《桂林抗战文学史》成为一部凝重、厚实的书，获得了好评。
二
写地方文学史，归纳特色很不容易，常见的往往对特色略而不论，或者只一般地提出几点，如爱国主义精神、乡土气息、热爱人民、质直慷慨或柔婉奇丽的文风等——这就显得空泛，而且也不容易和其他地方的文学区分开来。
从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和《桂林抗战文学史》所揭示的特色最为鲜明。不过，前者基本上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所出现的新气象去追索，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归纳特色时难度相对地说就比较小。而后者，作出判断时能依傍的成果相对地说就比较少，因此难度就较大。由于这样的缘故，《桂林抗战文学史·绪论》论特色那部分，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它所总结的特色有三：
1．桂林抗战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交流的窗口”，成为“与海外华文抗战文学的运输站、联络点”，也成了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抗战文学的总汇。桂林，由于地域等的特殊性，在广州沦陷后，它与海外（东南亚和香港）华文文学，与延安、重庆、昆明以及沦于敌手的上海的文学界，均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仅从它与昆明的关系来考察一下（当然，桂林与昆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并不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首先，不少作家，在抗战期间都在桂林、昆明两地活动过，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穆木天、丁西林、杜宣、周钢鸣、孟超、孙伏园、洪遒、韩北屏、张天虚、凤子、彭慧、雷石榆等；两地的报刊，都刊发报道对方文学活动的讯息，如1939年四五月的《救亡日报》上，就有《昆明文化界速写》、《昆明文化界的讨汪大会》和《滇黔记行》，同时期的《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也发表了《文艺的宣传性》（力扬）、《展开我们底文运》（天虚）、《从桂林的戏剧运动说起》（凤子）等，介绍桂林和广西各地的文运情况。其次，张煌主编的《创作月刊》的创刊号、雷破空（雷石榆）主编的《文学评论》，均由桂林、昆明两地的华侨书店发行；《中国诗坛》在桂林出版过，昆明的《侨光报》也编刊《中国诗坛》的昆明版。最后，张天虚的《运河的血流》，李广田的《回声》、《欢喜团》均在桂林出版，至于昆明的作者，在桂林发表作品的就更多了，仅以诗人来说，就有冯至、杜运燮、郑敏、穆旦、雷溅波、包白痕、罗铁鹰、光未然、卢静和老迟生等。
2．桂林抗战文学“是大后方、解放区和沦陷区三者兼有的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凝聚点”。该书在论大后方的文学情况时，把桂林和昆明、重庆作了比较，说昆明主要聚集教育界人士，而重庆则由于反动政策的制约，因而在文艺运动的声势和影响上，在文艺运动的规模和成果上，比不上桂林；它还进而从出版情况、题材和风格流派、地方特色三方面来论述，这都颇具说服力。
3．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为一体，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组成部分”。如果从广义来说，我国各地的抗战文学，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们揭露、抨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独立，并和同盟国一道，抗击世界性的法西斯逆流。但是，说桂林的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为一体，还有其狭义的性质。在桂林，当时云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作家，如鹿地亘、史沫特莱、胡志明、李斗山、金满昌、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他们出版有刊物，所创作的剧本在桂林演出。此外，桂林对宣传法西斯思想的《野玫瑰》的批判，其气势、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该剧的诞生地昆明。从这些看来，确乎是桂林的特色，重庆、昆明也是比不上的。
恩格斯于1885年写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而且应当是这个样子。”《桂林抗战文学史》所归纳的特色就是“这一个”（虽然这并不排除可能还有其他的归纳办法），它不会和其他地区的文学特色相混同。
三
读《桂林抗战文学史》，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但好的书籍，也往往会或多或少有其不足之处。譬如说，把到了延安的何其芳，仍称为“现代派诗人”，第四编第三章介绍“七月派”的诗作时，没有作出综合的评介，这就不大合适或使读者觉得有欠缺。
下面，仅就地方文学史的编写方法谈一些想法，对史实也作一些辨析和补充。
1．关于入史的标准问题。抗战时期，重庆、桂林、昆明、延安等地的文学界，都是以“客军”为主。“客军”，只是说作者的籍贯，并不是说他们对当地的文学事业抱着作客思想。如欧阳予倩、田汉等，和桂林文艺界的关系就很密切；在昆明，穆木天、光未然等，也很注意促进云南文学的繁荣兴旺。对这些外来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他们的成绩，这是理所当然的。《桂林抗战文学史》根据作家成就的大小，一一给予他们在文学史上应用的地位，总体的处理是合适的。
有关人史标准的问题，该书在《后记》中还说：“外地作家的重要作品首次在桂林发表、出版、演出的，都纳入评述的范围。”如周扬、丁玲、臧克家、田间等，当时虽然未在桂林，后两人的诗作在题材上也和桂林无关，但该书均加以评述（有些介绍还占用较大的篇幅）。这大概有得也有失。从“失”的方面看：它加重了任务，并且会产生若干为难之处。例如《影响桂林诗坛的延安、重庆诗人》这一章，这些诗人入史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对桂林诗坛有较大的影响。但是，除了谈何其芳、卞之琳时，略为涉及影响外，对其他的数量颇众的诗人，只介绍他们在桂林发表的诗作，并没有论及这些作品对桂林诗坛的影响，显得文与题不完全相符。又如郭沫若的《孔雀胆》写于重庆，题材是元代云南的故事，1944年10月至11月，昆明曾演出《孔雀胆》，这次演出，被认为“是昆明戏剧运动史上的三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一。这样，三个城市的文学史似乎都可以收进《孔雀胆》，这就发生“撞车”了。根据上述诸种情况，可否把可写、可不写的外地作家和作品放在《概述》里扼要地介绍，或者就作为桂林出版史的内容，而把较多的篇幅留给本地、本区作者呢？这因为任何地方（除荟萃各方人士的首都和特大的城市），从长远来看，都应该以当地的作者为主。因此，关于入史的标准，对当地作家似应有适当的倾斜。这不是说，可以降低要求而加以拔高，而是指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优先选录本地作者入史。不过，写地方文学史，和史书、方志的编艺文志、经籍志不完全相同，乃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事。关于入史的标准，大家都在摸索、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作法，各地采用不完全一致的办法，这有利于百家争鸣风气的形成，也为后来者择优采用提供了方便。
2．关于评价作家的问题。评论作家、作品，总会参考、综合评论文章、纪念文章的观点和作家本人的看法。但是，史的评述和它们之间，也可能有若干区别。《桂林抗战文学史》在评介《火》时，曾引过巴金的话：“《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执笔者认为：这“应看作作家个性的语言，而不能移作文学史论著的断语”。这是很对的。此外，纪念文章，特别是悼念性质的文字，一般均着重肯定成绩，略有过高之处，人们也不以为怪。至于评论文章，如果是对某一作家或某些作家的评价，那和其他作家关系不大，对比不强烈。而文学史呢，则是面对巨大的作家群，当一一对他们作史的地位评定时，相互之间就有个左邻右舍的对应问题。因此，对评论的文字，有些就不方便直接引人，而执笔者作出评价时，也得注意文学史的特殊性质，掌握好分寸。从总体来说，《桂林抗战文学史》的处理是恰当的。但也有个别地方，如第145页所引录的“恰如那秀丽甲天下的桂山漓水，永垂不朽，光耀千秋”，又如第519页“功垂青史”的论断，就显得偏高了。至于说《忠王李秀成》一剧，当中的神来之笔，“是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李秀成叛徒罪名的有力回击”，这在时间上就对不上榫。读者在当今阅读《忠王李秀成》时，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四人帮”之所作所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1 941年创作的《忠王李秀成》，包含着对二三十年以后出现的“四人帮”进行回击的内容。
3．对史实的一些辨析和补充。甲、第100页谈及桂林的纪念鲁迅的活动时，说孔祥熙“也题写了挽鲁迅诗……曰：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按：这是挽联，不是诗。孔祥熙，字庸之，在《鲁迅日记》中作孔容之。1927年3月29日，鲁迅在岭南大学演讲后，“同孔容之归，在其寓小坐”。因为相识，所以鲁迅逝世时，孔写了挽联（收入1937年的《鲁迅先生纪念集》）。这是1936年10月间事，在抗日战争之前。
乙、第132、226页，提及1939年10月的“《一年间》联合公演……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用方言演出的一个先例”。
按：用方言演话剧，不知起于何时。但据我所知，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云南个旧上演过苏莘农编写的方言话剧《跛子救国》；1936年4月，1937年1月和12月，昆明就三次讨论话剧用方言还是用国语演出的问题。1937年9月及以后一段时间，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就先后采用方言演出《仁丹胡子》、《难民曲》、《死亡线上》等；1938年1月，昆明南菁中学一面用方言演出《烙痕》，同时又用国语演出《察东之夜》，这和桂林演《一年间》时既有普通话组又有桂林话组的情况相似。
丙、第700页，《大事记》说：1940年10月“由宋云彬编辑的我国第一部《鲁迅语录》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按：“我国第一部”的说法不确。其实，宋在《鲁迅语录》中已说及在他之前就有人编辑出版过这类性质的书。早在1937年，雷白文编的《鲁迅先生语录》已经出版。这书于1936年12月10日印完，但因版权问题当时未发行；它的《后记》是在“1937，4，20重写”的，《再记》则为“1937，5，20记于东京”。
上述三点史实，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之所以加以辨析和补充，为的是求真，同时也考虑到“地方文学史做得越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越丰富，学术水平相应地亦会越高”（《燕城杂记》，第238页），不应因为“细”而忽略。至于入史标准和评论作家作品问题，也没有完全针对《桂林抗战文学史》来讨论，而是借一个缘由，漫谈感想而已。我虽然对地方文学史的研究有兴趣，但研究工作并没有大的进展；总感到史料发掘之不易，问题棘手，不好立论；特别是对桂林抗战文学知道得不多。“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显得是班门弄斧。这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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