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
作 者:李建平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510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以《科尔沁旗草原》、《大江》、《大地的海》等一批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抗战时期,端木蕻良在桂林生活了两年时间,创作了《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等一大批重要的文学作品,为桂林文化城增添了光彩。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研究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
1937年7月,正是《大地的海》在《文学》月刊连载的时候,端木蕻良携着他的作品,跨进了抗战这伟大的新时代。他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从山西到重庆,后来又去了香港,1942年来到桂林。抗战爆发后,他写下了反映抗日军队以及游击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江》、中篇小说《柳条边外》、短篇小说《螺蛳谷》;写过暴露国统区内生活各面的长篇小说《新都花絮》、中篇小说《江南风景》,还有已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及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大时代》。这些作品,除了个别篇章外,大多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生活和大后方的社会图景,反映了端木蕻良的抗战热情和以自己的笔服务于抗战的爱国情怀。
1942年6月,端木蕻良从香港来到桂林,参加了当时蓬勃开展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从此时到1944年秋,端木蕻良在桂林的主要活动内容是:
1.参加文协桂林分会和桂林文艺界的各项活动。端木蕻良在桂林,曾担任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候补理事、第六届理事,参与了文协桂林分会各项事宜的讨论与筹办。最值得一说的是他援助作家王鲁彦一事。王鲁彦病重后,端木蕻良不但承担起王鲁彦委托的编辑《文艺杂志》之事,还积极为其募集医疗费。1944年2月,经他一次募得文化供应社2000元交与发起募捐的桂林《大公报》。据《大公报》的公布,这是当时募得的资金中最多的一笔。1944年8月下旬,王鲁彦逝世后,当时已疏散到了外地的端木蕻良,闻讯后又赶了回来,参与了文协桂林分会安排王鲁彦后事的各项工作,如撰写、发布讣告、募集抚恤金、举行追悼会、安抚遗孤等。
2.参加桂林文艺界的各种会议,发表有益的意见。端木蕻良在桂林,参加过“历史剧问题座谈会”(1942年)、“《霜叶红似二月花》座谈会”(1943年)、“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1943年)、文协桂林分会欢送李济深离桂聚会、柳亚子“五八”寿辰祝寿会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后中国文艺展望”会上所说的意见。他说,战后中国的文艺,是歌颂人民领袖的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由此可见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见他思想的进步。
3.编辑《文艺杂志》。1943年冬,王鲁彦因病去湖南治疗,他将《文艺杂志》托付给了端木蕻良。《文艺杂志》当时仅出版到3卷2期,端木蕻良由1943年12月到1944年3月编辑《文艺杂志》2卷6期至3卷2期共3期。
4.创作活动。端木蕻良在桂林,主要活动内容还是从事文学写作,计创作了以下几类作品:
①小说。写有《初吻》(短篇小说)、《早春》(短篇小说)、《雕鹗堡》(短篇小说)、《海港》(短篇小说)、《步飞烟》(短篇小说)、《蝴蝶梦》(短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长篇小说)、《琴》(短篇小说)、《红夜》(短篇小说)、《女神》(短篇小说)、《前夜》(短篇小说)、《饥饿》(短篇小说)、《几号门牌》(长篇小说),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江》(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4月出版)。
②戏剧。改编、创作了《红楼梦》、《晴雯》、《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话剧)、《红拂传》等剧本。
③文学论文、札记。写有《写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历史剧问题座谈》(座谈会记录)、《心浮私记》(札记)、《论艾青》、《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论文)、《我的写作经验》等多篇。
④诗作。有《哀李满江》、《赠瘦石》、《秋日访迩冬不遇》等诗作。他与柳亚子是好友,在桂期间,相互间时有诗词唱和。
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在桂林参与抗战文艺活动是大量的,写作成果是丰富的,作品较抗战前形式更为多样,内容、题材更扩大了。
二
小说创作是端木蕻良的主要创作内容,这里得多说几句。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1942年,端木蕻良由香港转到桂林之后,怀着对遥远故乡的思念情怀,开始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刊登在《文艺杂志》上。第二部,由于后来未能写完,也未能印刷成书出版,因而数十年来,关于端木蕻良的研究文章,只有对《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的评论,几乎不见关于第二部的文字。我想借此机会,向人们作如下介绍。
《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发表于1943年3月至11月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第2卷第3期至第6期与第3卷第1期上,一共5章,约4万字。在这5章里,主要人物是两个,一个是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小说第一部的末尾已被折磨死去的灵子,一个是第一部尚未出场的丁宁的哥哥丁兰。第1、第2、第4、第5章主要写灵子,第3章写丁兰。由于《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现较难找来阅读,我试作分章缩写如下:
第1章 灵子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周围是一片漆黑。她不知道她是怎样被救起而得以躺在炕上的。在寂静与黑暗之中,她想到丁宁母亲的残忍与威逼,她觉得活着还不如死去的好。然而,当她一想到丁宁,她那要活的勇气就突然的充沛起来。妹妹小瓶来了,告诉她是老管事救了她,给她喂了药,扶她躺到了炕上。小瓶还告诉她:“日本兵打进北大营了,乱!土匪满街都是,正在按家按户来抢呢!”小瓶要去给灵子弄吃的,灵子嘱咐她叫老管事来。她感到,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只有老管事能救助她这可怜的人。
第2章 第二天清晨,丁家院子里一片混乱与凄惶。前天夜里的骚乱,全街大户人家都被抢了,只有丁家由于护卫的炮手们枪打得急,胡子没能冲进来。母亲忙乱地布置应做的事宜:叫丫头京红把家中弄乱,做成被人已经抢过的模样;布置杀猪弄菜,犒劳炮手们,并命其继续警惕与坚守;又与老管家商量应对措施。老管家向母亲求情,请她宽容灵子。母亲不听。
第3章 远处又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恐慌中,人们看清了来人是在军队里任军长的丁家大少爷丁兰。丁府立刻热闹起来了,上上下下的人们都兴奋了起来。丁兰带来了100多人的卫队回来,人虽不多,但已使刚刚遭受骚乱的市民们感到了安慰。药栈的大老板、县长均要来见丁兰,丁兰见了前者,推辞了后者。母亲希望儿子把寻找父亲死亡下落和安葬之事担负起来。丁兰同意待处理好眼前之事后,亲自到大连一趟。丁兰上街查看市情,忽遭冷枪射击。他打马往家里飞奔而去。
第4章 灵子还在那房子里的炕上躺着,腹中的生命又在开始动作了。她知道这个生命正在期待着她的卫护,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定要活。她也开始不大恐惧丁宁的母亲了。灵子决定离开丁家居住,她求老管事移她到牛栏里居住。老管事报告了丁宁母亲,她只说:“知道了。”住进牛栏里的灵子,产生了一种由高贵猛地跌到卑屈的感觉,心中又浮上一层悲哀。她简直不能安睡。
第5章 深夜,静寂中,灵子在牛栏里思索着,一方面,在修补那几乎遭到毁灭的灵魂,另一方面,在思考自己今后的一切。她想到了丁宁。她知道丁宁如回来,她会得到双倍的报偿的,但她不想让丁宁因为她而毁掉了一生。她绝对不愿在烦扰丁宁的安静中得到拯救。她感到孤苦无助,自己在艰难地拯救自己。
久久地沉思之后灵子有了与人交谈的欲望。她试探地叫了一声也睡在这里的芸媳妇。芸媳妇其实也一直未睡着。她们开始了闲聊。聊丁家大少奶奶,聊女人的苦楚与命运。很久很久,俩人才相继入睡,一直到第二天天明。
《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就只写到这里了。故事将如何发展?人物的命运将出现何种波折?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能够知道一点点的是,大山在后来当上了义勇军的司令(见《大地的海》);丁宁,照端木蕻良所说,他后来是走上买办资产阶级的道路了的。端木蕻良还谈到了湘灵(灵子):“在湘灵活转来时,她投奔到大山的队伍里。但在大山的生活中,在男性的战斗群中,几乎没有她插入的空隙。但她插入了,这就会产生许多传奇的故事来。”(《书窗留语一一关于(科尔沁旗草原)》)这新的传奇故事究竟如何?这是只有端木蕻良自己才能说出来的了。我们仍在期待着这动人的故事。
端木蕻良在桂林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乡土小说和历史小说。她写的《早春》、《初吻》等作品,写了一批在家乡土地上生活的纯良美丽的农村女子。端木蕻良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对遥远的故乡的眷恋,寄托了自己对灾难家园的关切。端木蕻良在此时期写的一些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如《蝴蝶梦》、《女神》、《琴》、《步飞烟》等,也都是以女性为描写中心的。这些小说,充满着作者真切鲜明的爱与憎。端木蕻良正是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在对她们悲惨身世的记叙中,流露出他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无限爱恋,对善良者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三
分析端木蕻良当时在桂林的创作,可以看出作者与以往的写作不同的一些特点,显示着端木蕻良创作道路上的一些艺术转变:
1.由直接描写现实转到潜入历史文化。抗战前期,端木蕻良写的多是配合抗战宣传的急就章。这是抗战初期救亡工作的需要。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政治局势的沉滞黑暗以及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失去了抗战初期那种深入前线深入民众的可能,灰暗阴冷的社会气候使得作家渐渐转入到历史中去寻找创作题材。端木蕻良到桂林后,既写了与抗战有关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写完,也写有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几号门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同样无法深入前线,也只得潜入了历史文化的探索与写作之中。他的乡土小说《早春》、《初吻》、《红夜》等写的都是记忆中的生活而不是现实内容,他的《女神》等历史小说和《红楼梦》等剧作,以及他的旧体诗写作,都体现了他创作上的这种变化。然而,端木蕻良并非逃避现实,他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沉思索中,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探索中国的未来。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忧郁到憎恨到爱恋到创造的情感。他将他的艺术才华,附着在他最熟悉的生活记忆中,重新将自己的目光与关切,又投向科尔沁旗草原。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端木蕻良写出了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中国的草原、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大地之子。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凸现了鲜有的特色,达到了令人珍视的艺术境地(关于这一点,本文在结尾部分评价端木蕻良小说作品的意义时还将详细论及)。
2.努力探索民族形式,追寻“人民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着力表现乡土气息。193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报告中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全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作家都热烈响应,展开讨论,并积极探索文艺“民族形式”的实践。端木蕻良在总结了抗战前期《大时代》等作品只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以致被称为“失败之作”的教训,努力探索“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认为,端木蕻良在桂林开始了自己创作中的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端木蕻良在桂林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1943年在“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追寻写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乡下人的路子。他努力从《红楼梦》中吸取营养,在《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早春》、《初吻》等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中,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创作追求。他在桂林所写的小说和剧本,尤其体现出他在创作上的这一成就,洋溢出了《红楼梦》真实细腻地描绘生活、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来的艺术神韵。他通过对农村女性的命运的关注和描绘,流露出自身浓郁的乡情。这时期所写的一批乡土小说,其间倾注的对家乡的眷恋亲情,丝丝缕缕,如云絮落入山尖林梢,处处漫溢。这一切,构成了极富感染力的真正中国式的小说样式。
3.注重审美,追求艺术价值。端木蕻良是极有艺术才华的作家。可以认为,在他创作初期写《科尔沁旗草原》、《憎恨》时,似乎就具有了天然的艺术才力。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几乎无懈可击。但进入抗战以后,由于抗战救亡宣传的需要,使端木蕻良与其他作家一样,怀着一颗爱国心,急切地投入到抗战文化工作中。他既创作出了《大江》、《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等一批思想艺术价值均较高的作品,也写出了《大时代》等一些艺术手法欠佳、缺少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是作者过于急促地从事写作,没有很好地进行生活淘洗和艺术锤炼的结果。1 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相对安定的后方生活使他有时间有精力沉思几年来的创作路程。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审美力量,着意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了。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懂得,艺术的美根植于生活的真。在《心浮私记》一文中他说:“我认为在文学的过程中,从美的角度里也可以达到真的境界。而达到了真的,他必然是美的。”他还说:美若游离了真,那种美就失去了健康和价值。他在此时,似乎恢复了1936年写作《憎恨》那些小说时的艺术神力,在《早春》、《初吻》等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令人沉醉痴迷。构思的精巧,情调的旖旎,文字的准确和典雅,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美不胜收的境地。我尤为他的《早春》、《初吻》等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他写的田野、森林、河床、草滩,色彩斑斓,生气盎然,有的像油画般鲜艳,有的像水彩般清丽,显示出作者娴熟的语言技巧与较高的艺术修养。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此时期端木蕻良的小说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地。
四
我们可以将端木蕻良一生的几个创作时期概括为:(一)1936~1937年创作《科尔沁旗草原》、《憎恨》的处女作时期;(二)抗战八年创作《大江》、《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等作品的创作成熟时期;(三)建国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作《曹雪芹》的艺术巅峰时期。由这一分期中我们领会到,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是他一生创作活动中承前启后、奠定成熟的小说大家地位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认定,端木蕻良一生的创作起点虽然较高,而他的最终的成熟,是在抗战烽火中实现的。而1942~1944年在桂林的写作,无疑是他一生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时空。仔细读读端木蕻良在桂林的这些作品,应当会确信无谬。
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重要阶段。此时期他的创作,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艺术表现力更娴熟了。他继承了早期创作《科尔沁旗草原》那种对生活的深与细的真切感觉,又克服了抗战初期以宣传代替艺术的弊病,将抗战这大时代赋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融入到新生活的深透的理解和生动的表现中,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奠定了他晚年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成功基础。这种艺术转折,应当说,是自他在桂林的创作开始的,从他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创作,从他的《早春》、《初吻》等短篇小说的创作,从他的《红楼梦》系列剧作的创作,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纳入端木蕻良一生的创作生涯,尤其是纳入他的“土地”小说系列来观察他的文学创作意义的话,或许更能看得清楚。我要说的是:端木蕻良的小说,的确属于最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的一类,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端木蕻良主要以土地为自己作品的描写对象,如《科尔沁旗草原》、《大江》、《大地的海》等,可以说,在现代小说领域里,还找不出如端木蕻良那样直接地、完整地、深刻地描写“土地”的小说系列。
端木蕻良所写的土地,并非仅指自然性的土地,更指社会性的土地,即一种有丰厚历史沉积与文明传统的“文化的土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使旧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封建思想文化的沉积。端木蕻良的小说,写了土地的灾难、土地的罪恶、土地的沉沦,也写了土地的富饶、土地的潜力、土地的希望;同时,写了直立在土地之上的大地之子面对土地的情感与态度:忧郁与憎恨、反叛与抗争、爱恋与创造。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社会结构的各个成分,由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与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端木蕻良这些土地与土地之子的小说系列,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内容最本质的特征的表现,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情感与奋斗的图影。有论者说过:“谁不了解土地在中华民族历史生活中的意义,谁就无法了解这个民族;而谁若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土地的联系一无所知,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赵园:《来自大野的雄风——端木蕻良小说读后》,《十月》1982年第5期)端木蕻良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作这种了解的最佳范本。端木蕻良的创作由此显示了极为宝贵的价值。
1995年8月于南宁
(作者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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