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杂文研究（下）

三、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和分期

有许多人把鲁迅杂文说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其实是还不足以说明其全部成就的。因为百科全书虽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但是往往只是客观地抽象地叙述，而鲁迅杂文教给我们中国文化、社会各种知识和规律往往都凝化为感人肺腑的格言和警句。宋云彬就是最早认识到这特点者之一。他在通读《鲁迅全集》时为它充满精练警辟的语句所激动，于是一边阅读一边摘录（主要是鲁迅杂文），后来编选成为一部《鲁迅语录》，于1940年10月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这部《鲁迅语录》就是鲁迅杂文思想内容的结晶，全书共选警语366则，上编分为12个类目，是谈文艺以及文言、白话古书等的，下编分为8个类目，则是谈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以及世态人情等：就其思想内容的广博丰富这一点来说，的确可称为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这些警语又融上述种种知识、规律和鲁迅自己的体验、创见于一体，既深刻又新颖，能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指导人们的行动，不少已经成为人们的座右铭。例如：“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两地书·四》）“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这些都是至高的哲理和至深的真理，但却以最通俗易懂和精练得像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至今仍未丧失其新鲜感和现实教育意义。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有些人却说什么他的思想理论“没有体系”而加以否定，从宋云彬这本《鲁迅语录》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无论对文艺、文化、社会、历史、人生诸多问题的看法不仅系统、完整，而且大都是言人所未言、言人所未能言。就文艺问题来说，除对“文学与现实”、“文学与革命”、“旧形式与大众化”、“创作·批评·鉴赏”、文艺样式、“文艺家的联合”等列了九类之外，还在开头列了“文艺一般”一类计有警语14则，中心都是关于创立新文艺的意见。综合起来大致是：第一，要创新就一定要破旧，彻底破除旧文艺存在的弊病——“瞒和骗”与为封建统治帮忙帮闲的“廊庙文学”以及所谓“山林文学”；第二，新文艺的闯将要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给有旧思想的人们感到“不舒服”；第三，要重视艺术性，介绍外国的东西，不能“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第四，“政治先行，文艺后变”。不能夸大文艺作用，“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第五，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第六，作者创作要熟悉生活、熟悉人物，作品中的人物会“因读者的体验而生变化”，“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第七，新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充分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这些提纲式的理论见解多么系统而含义深广，有许多到了今天仍可以作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因此，宋云彬选编的《鲁迅语录》，其上编简直就是一部“文艺教科书”，下编则可抵得上一部“社会教科书”，不要说在40年代初出现是十分难得可贵的，就是在解放后的很长时期也仍有重要价值。当现在重读该书上编时忽然有一个想法浮上我的脑际——在50至70年代，文艺理论的教师如果能够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的精神，将鲁迅关于文艺问题的警语当作“文艺教科书”来学习，我们这两三代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一定要比现在扎实得多。当然，宋云彬的《鲁迅语录》也是有局限性的：（一）该书所选的只限于《鲁迅全集》，正如宋云彬自己说的，“其他散见于报章、杂志的鲁迅先生的谈话及书简中的语句，都没有选人”。（二）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以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认识无比深刻。这些深刻的认识既表现于对中国以至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也表现于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人物（包括历代作家）的具体评价，宋云彬对后者全部略而不录。（三）毛泽东同志说得很好：“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宋云彬在编选《鲁迅语录》时，尚未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未能深刻认识鲁迅所走的道路和他的人生经验的极其深广意义，因而对鲁迅论自己的警语缺乏辑录，也不能不被认为美中不足。

在1939年10月19日《救亡日报》上，宋云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述而不作”——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文章开头拿甘地与鲁迅对比，认为“有人批判印度的甘地是‘简单的伟大’，那么，我们的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深刻的伟大’”。而后辑录了鲁迅论“文艺与宣传”、“文艺的创作”等7个问题的意见，全部都是“鲁迅语录”。这也说明宋云彬编选的《鲁迅语录》，就是他对以鲁迅杂文为主的鲁迅思想的“述而不作”式的综合评价——“深刻的伟大”。

以上所述的《鲁迅语录》分为20个类目，可以看作宋云彬从横的方面对鲁迅杂文思想内容的归纳。那么，《鲁迅杂文研究提纲》里的《鲁迅杂文的几个阶段》则是他对鲁迅杂文思想内容纵向发展的论述。鲁迅研究史家张梦阳说得很对：“从理论上科学地阐释鲁迅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过程，深入探讨鲁迅后期杂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对于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成就的整个估价是异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估价的难点和关键所在。而正确地划分鲁迅杂文发展的不同时期、把握各期的不同特点，又是从理论上科学地阐释鲁迅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过程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途，只有正确地分期、如实地把握各期的特点，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鲁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1913-1 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卷，1057页）宋云彬就是我国最早对鲁迅杂文作出明确分期和论述各期不同特点的研究家之一，并且直至今天依然保持其不容忽视的正确性。

宋云彬认为鲁迅杂文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五四”前后。宋云彬说：“鲁迅写‘杂文’，开始于1918年，那时候《新青年》上有‘随感录’一栏，他用‘唐俟’等笔名，发表简短的批评。在这些短评里，他反对迷信，专制，反对保存国粹，反对旧礼教，主张破坏，革新，主张妇女解放，青年解放，主张白话文学。”这个概述应当说是准确的。鲁迅杂文第一个阶段的具体时间大致为1918年至1924年冬《语丝》创刊之前，杂文集有《热风》，另外，《坟》与《集外集拾遗》也收有本阶段的部分杂文。代表作有“随感录”《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一》、《五十七》、《六十六》、《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宋云彬说：“他那时候是一个进化论者”，这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发表于1919年的《“来了”》和《“圣武”》两篇随感录中，他对封建顽固派的严正驳斥，对十月革命的热烈赞颂，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是与革命前驱“取同一步调”者，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将通向共产主义思想的。鲁迅杂文的这阶段属于形成期，总体风格是质直、明快而峻急。《热风》中的“随感录”体杂文是此阶段鲁迅杂文文体的代表，情感性很突出，有杂感诗的性质，但形制简短，不够丰厚；《坟》中的论说体杂文，理论性很突出，逻辑周密，层层剖析，严谨整饬，还未脱尽一般论说文的胎记。到第二阶段以后，鲁迅杂文的情感性与理论性、“诗”与“政论”的要素便融合为一体了。

鲁迅杂文的第二阶段。宋云彬提出了如下四个特征：

1．“1924年到1926年，鲁迅写的‘杂文’渐渐多起来了”。鲁迅也是这样说的：1925年“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入《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华盖集·题记》）。1926年1—8月“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华盖集续编·小引》）。另外还有收入《坟》里的绝大部分杂文。

2．“文笔愈犀利，用意愈深刻。”彭定安说：鲁迅这阶段的杂文“明显地、大幅度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尖锐、泼辣了，讽刺与幽默的使用更经常更自觉了，运用的技巧也达到了精熟的程度；比之《热风》中杂文的短小和质直，已经发展得篇幅较长，特别是变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了；较之《坟》中的两篇杂文（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引者注）则改变了全面铺开、条分缕析的方式，而成了抓住一面或一点，直刺中的，砍刺剜割，凌厉非常了。在体裁上，也多种多样了。在《华盖集》及其《续编》中，有十几种类型的杂文，而不再像《热风》那样，由单一的‘随感录’模式组成了”。姚春树指出：这阶段是鲁迅杂文的发展期，“鲁迅杂文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已经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鲁迅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这一时期的杂文超出了一般概念和口号的层次，对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现象和言论的深层本质有了更直接的针砭和解剖”。这些都可作为宋云彬说鲁迅本阶段的杂文“文笔愈犀利，用意愈深刻”的具体诠释。

3．“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及其叭儿狗们即所谓‘正人君子’者身上。”这是对鲁迅第二阶段杂文主要思想内容的集中揭示。“五四”低潮以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向右转，鲁迅紧随历史的发展而前进，他除继续前一阶段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之外，已经向北洋军阀统治及其上层建筑正面展开了斗争，他的大多数杂文都是围绕着五卅运动和发生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北方重大政治斗争“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写成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政段祺瑞、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受段祺瑞津贴的《现代评论》杂志主要成员陈源（陈西滢）等成为他公开指名的斗争对象。《忽然想到》、《并非闲话》、《战士和苍蝇》、《夏三虫》、《十四年的“读经”》、《一点比喻》、《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论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都是很重要的杂文，反映着历史的主流与本质。

4．在艺术上开始出现了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叭儿狗”等意象。宋云彬提到了“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凶恶的狗”，“吸人的血还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堆蝇矢的苍蝇”，“领导‘胡羊’上屠场的‘山羊”’。这些文学意象起到几乎与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相近的作用，为净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作出了贡献。

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对鲁迅第二阶段的杂文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说：“《华盖集》是鲁迅的一本空前的杂感集。”这种短文“是鲁迅为了发挥他的战斗的内容而创造的作为诗人的鲁迅的诗，在鲁迅以后的写作生活中，一直被使用着，被当作一种最有效的尖锐的匕首来和旧社会战斗，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至今仍然被许多文学青年所使用着，学习着，热爱着”。历史证明，欧阳凡海的这个评价是有卓越的“史识”的，与宋云彬的评价相互辉映。

鲁迅杂文的第三阶段，从1927至1929年写的杂文收入《而已集》、《三闲集》和《集外集》及其《拾遗》中的一部分。宋云彬认为鲁迅这阶段杂文的思想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被一九二七年的血吓得目瞪口呆”，“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实际上指的是鲁迅在被严密监视、时刻都有惨遭杀害危险情况之下披上种种伪装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血腥罪行的愤怒控诉和揭露性文字。《而已集》里有许多这样的杂文，《小杂感》可以说是其典范之作，全篇21节，内容可分四类，但鲁迅却不分类，而是四类混杂在一起，使敌人弄不明白作者的意旨何在；基中特别注意对蒋介石反动言行的揭露不放在头，也不放在后。二是“猛烈攻击那些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东洋国故”，指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当时不仅中国的新旧军阀为之招魂，而且帝国主义也竭力吹捧。鲁迅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27年于香港作的两次演讲《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和在广州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演讲，揭露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搞尊孔崇儒的罪恶用心，把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西洋国故”，指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贩卖西方“人性论”等陈货。鲁迅抨击“西洋国故”的代表性杂文有《文学和出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等。三是“跟创造社辩驳”和翻译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书”。1927年底到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受到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倡导革命文学运动的同时，暴露出许多错误，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鲁迅。鲁迅老当益壮，奋勇地迎接了这个挑战：一方面撰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匾》等杂文，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提出了如何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积极主张；另一方面认真阅读和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四是总结了“这一个时期鲁迅自己也在急剧转变”的思想。这方面的代表性杂文有《答有恒先生》、《三闲集·序言》等。宋云彬指出“这一时期鲁迅自己也在急剧转变”是切中肯綮的。鲁迅自从到达广州就开始同共产党人有了密切接触，曾经同陈延年等同志见面长谈过，并阅读中共地下党赠送的刊物，关心形势的发展，因而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广州名义上虽然称为“革命策源地”，实际“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三闲集·通信》），在一次演讲中还尖锐地指出：“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三闲集·在钟楼上》）。1927年4月10日，他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更进一步引用列宁的话告诫大家“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而要注意“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要提高警惕，坚持“永远进击”。鲁迅这一对革命形势的正确看法完全为历史所证实，几十个小时以后，上海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在相当长时期里，“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鲁迅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强了，开始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鲁迅第三阶段的杂文形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比第二阶段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种——即“吞吞吐吐”隐晦曲折的杂文，前面提到过的《而已集》里的《小杂感》就是这一类型的杂文。例如其中第15节写道：“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些吞吞吐吐的语言表达作者极其隐晦曲折的思想感情：对反革命者们的揭露与警告，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支持，对不革命者们的哀怜及暗示……。

鲁迅杂文的第四个阶段。宋云彬认为，第四个阶段的时间是“从一九三〇年一直到他逝世前”，特点是“他从绅士阶级的贰臣逆子进到革命的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成了新社会主义文艺运动领导者”。瞿秋白提到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毛泽东同志称鲁迅后期是“共产主义者”。宋云彬说1930年以后的鲁迅仅仅是“革命的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显然有评价偏低之嫌，但他明确地指明了鲁迅这阶段的思想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并且认为此时的鲁迅“成了新社会主义文艺运动领导者”，都是很科学的。它标明了从1930年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与过去一些人倡导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开展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性质都有本质的不同。鲁迅第四阶段的杂文主要收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编”。这些杂文除像前几个阶段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各种腐朽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解剖之外，还把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的及错误的文艺思潮。

鲁迅杂文第四阶段的主要思想内容有：

1．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直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对外国帝国主义实行屈膝投降政策，“九·一八事变”中指示东北驻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对内却实行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围剿革命根据地，镇压革命群众，屠杀革命和进步的作家。鲁迅对这些倒行逆施写出了一系列杂文进行揭露和抨击，《战略关系》、《文章与题目》、《天上地下》、《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关于中国的二三事》、《“友邦惊诧”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就是这类杂文的代表作。

2．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20年代末，欧洲法西斯势力疯狂活动起来。30年代初到鲁迅逝世之前，帝国战争的风云在东亚以至全世界越刮越猛。鲁迅怀着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极大憎恨，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人亲自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热情支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的召开，与毛泽东、朱德、高尔基等同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撰写的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杂文有《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抄靶子》、《推》、《踢》、《答国际文学社问》等。

3．对种种反动的、错误的文化、文艺思潮的批判。计其主要的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儒术》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的走狗提倡尊孔崇儒复古运动的批判；《“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是对“新月社”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倾向的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沉滓的泛起》等，是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豢养的一批鹰犬式的文人的丑恶嘴脸的揭露；《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等，是对自我标榜为“第三种人”的作家攻击“左联”的种种错误言论的驳正；《“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机》、《从讽刺到幽默》、《从讽刺到正经》等，则是对“论语派”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提倡“幽默”，实际上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批评。鲁迅的这后一类战斗杂文，多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不少人多有微词，其实是由于对这些杂文的本质意义和写作背景的不够了解。例对“论语派”的批评是善意的，《“论语一年”》一文就是受林语堂的邀请而撰写的，只是摒弃了一般纪念文章一味歌颂的格套，而对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提倡的“幽默”直抒己见，并没有把“论语派”作为敌人来对待；否则，林语堂等人会把它刊入《论语》创刊周年纪念号么？对于“第三种人”的批判，也只是对他们散布的所谓左翼作家“左而不作”，又使“第三种人”“要做而不敢”，不得不“搁笔”等谬论进行驳斥，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而是作为“同路人”看待，而且明白宣布：“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是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只能说鲁迅正确地捍卫了“左联”，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哪能说是‘‘偏激”呢？对“新月社”的批判也没有错误，即使近几年来被非议最多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鲁迅只是出于正当防卫，要说“刻毒”则是他的论敌。再说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其写作目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之一——文学的阶级性；写作的出发点是还击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文中的种种攻击。梁实秋遭此还击和冯乃超的文章的批判后恼羞成怒，又精心地撰写了《“资本家的走狗”》和《答鲁迅先生》两文，在前一篇中针对冯乃超的文章说冯要送他“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写道：“我不生气”，但“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至于“如何可以到X 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在后一篇中他写道：“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在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我们争自由，只是在纸上争自由。”很明显，在摘录出来的这两段话里，梁实秋表面上说得很平和，对冯乃超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不生气，甚至把自己扮成了“争自由”的人士，而骨子里却阴险地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暗示：提倡“文学的阶级性”的鲁迅和冯乃超等左翼作家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党的“卢布”津贴的苏联“间谍”，是宣传“武装保卫苏联”的“反政府分子”（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断交，并一度出兵攻打苏联），是肆意破坏社会财产、扰乱社会治安的“暴徒”。这不是对鲁迅等人的最大诬蔑和陷害吗？梁实秋因此被鲁迅说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的确很不好听，但于他的人身安全丝毫无碍；而鲁迅等人被梁实秋指为“苏联间谍”、“反政府分子”、“暴徒”，则不仅很不好听，而且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坐牢以至杀头的危险。梁实秋与鲁迅的笔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骂，但当我们了解了他们所骂的言词的内涵和实质之后，平心静气地对比一下他俩究竟是谁骂得恶毒？答案只能是：梁实秋骂得恶毒，梁实秋采用的战术是“借刀杀人”，并且真正企图砍掉论敌的脑袋；而鲁迅只是言词尖锐，彻底揭穿了梁实秋的恶毒用心和他的文艺批评的实质。同时我们还要再次指出的，就是梁实秋暗指鲁迅等人是“暴徒”等在前，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后，并且，梁实秋紧接着回骂鲁迅为“乏牛”。这可见鲁迅的受害显然比梁实秋的深而大；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读者的同情自然站在鲁迅这一边。然而今天的读者由于大多不了解梁实秋对鲁迅的攻击之厉害，甚至不知道有梁实秋先发动攻击鲁迅之事，而只知鲁迅指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加上鲁迅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当作“打人的杆子”，而梁实秋和林语堂等从50年代至70年代都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许多人又在相当长时期都吃了“左”的苦楚，普遍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同情就转到了长期受批判者的一边。对批孔问题也是如此，其实鲁迅和他的战友从来没有完全否定孔子。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对孔子的看法和批孔的目的说得十分清楚，明确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今日“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鲁迅在《论“赴难”与“逃难”》中也明确表示过赞成孔子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观点，反对大学生“赴难”而同情他们“逃难”。有些人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鲁迅提出的，其实在鲁迅杂文中是找不到的，它是出自胡适夸大地尊吴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戏言。鲁迅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明理学的，反对“礼教吃人”，反对夫权主义，反对父权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宋明理学在道德伦理观点上完全是错误的、反动的。鲁迅的确反孔；但更确切地说鲁迅是反尊孔，反对封建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孔子这块招牌，作为奴化人民、征服人心和灭亡中国的工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骂孔子的”，但并非全面评价孔子，而是着重批判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杂文反复地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就严格区别出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权势者们吹捧的孔子是有不同的，我们也就不应把此文看作是对孔子的全面否定。

4．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中国革命文艺界经过“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提高了理论认识水平，澄清了许多是非，消除了分歧，于1930年3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被选入由7人组成的常务执行委员会，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左联”的精神领袖，领导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胜利前进。突出地表现于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不断地指明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左”的错误（如提出“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的“左”的口号之类）。鲁迅在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对1928年以来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针对左翼队伍的实际，提出了不少带根本性的问题和应注意的要点，最终归结到左翼文艺运动的目的应当是为“工农大众”。这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宝贵文献，是指导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胜利前进的重要路标。“左联”成立后一年，鲁迅于1931年7月发表了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通过论述30年来，主要是“五四”以来上海文艺的变迁，总结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经验；指出左翼作家“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实行“无产阶级化”；号召革命作家必须坚持斗争的立场，“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这又一次阐明了左翼文艺的战斗任务以及发展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这一工作，专门成立了研究会，并且召开了三次讨化会，鲁迅也极重视这一工作，先后发表过多篇重要杂文。例如在1930年首次讨论时，他便开宗明义地提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的，“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他针对讨论中提出当时就要全部大众化的偏激看法，着重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文艺的大众化》）。这便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拨正了航向，既要重视，又不能冒进。随后又陆续发表了《“连环图画”辩护》、《论“旧形式的采用”》、《门外文谈》等文，证明连环图画这类通俗读物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进入“艺术之宫”；指出旧形式的采用很有意义，“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强调从事大众语文学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作“大众中的一个人”，“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目的只是一个：向前”。这些都是涉及到了根本性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

二是对“左联”内部不良倾向的批评。要使左翼文艺运动胜利发展，一定要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前面论述过的对种种反动的、错误的文化、文艺思潮的批判，就是对外来障碍物的排除，这里要论述的鲁迅对“左联”内部不良倾向的批评则是对内在障碍物的消除。鲁迅从“左联”成立的那天起就致力于这一工作。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显然是既反“左”又反“右”。他同时提出“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完全是为克服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当时所存在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盲动主义等严重问题的。后来在论“第三种人”的两篇论文中，又同时批判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左”和右的两种倾向错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篇名文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倾的党八股文风，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文风。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发表许多杂文，归结为一点则是反对“左联”内部某些领导人所表现的右的倾向。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必解散“左联”；我们现在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当时还提出，如要解散“左联”，也应公开发表宣言，可是“左联”的一些负责人没有接受鲁迅的意见，竟于1936年春解散了“左联”，并没有发表宣言。鲁迅对此是不满的。1935年前后，周扬等人为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并进行阐述，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存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一些解释也有“不正确的意见”，正如郭沫若在《国防·污池·炼狱》一文中指出的：“‘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旗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因而鲁迅于1936年夏季经与冯雪峰、胡风等人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这个口号从本质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文学的要求，“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发展”，可以作为“一个总的口号”，“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因此，鲁迅主张“这两个口号的并存”，并肯定“国防文学”这口号也有其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一面——“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可见鲁迅对“国防文学”倡导者的批评，主要是为了革命文艺界在当时急剧变化的时期能够认清，阶级的责任和前进的方向。

三是关注文艺战线的新鲜事物。鲁迅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呕心沥血地育人，郁达夫曾经说过：“《语丝》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更是积极地认真地反复地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不算20年代，光是“左联”成立以后，他为文学新人的著译写的序言就难以计算，例如《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肖红作<生死场>序》、《叶紫作<丰收>序》、《白莽作<孩儿塔>序》、《<总退却>序》、《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勇敢的约翰>校后记》、《<夏娃日记>小引》、《<静静的顿河>后记》等，都是很有名的。对于新兴的木刻事业，鲁迅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去培植，介绍木刻版画的文章不胜列举。

5．发掘和表彰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总结社会斗争和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这是鲁迅第四阶段杂文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例如在《经验》一文中指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在《沙》中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再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可称得上是“中国人民英雄颂”：“我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文章的最后一段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规律的哲理性总结，是对不同的中国人的具体阶级分析，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鲁迅的杂文集从第一本开始就写有“序言”、“题记”或“小引”，《华盖集》还加了《后记》，但很简短，到本阶段的《伪自由书》以后的几个集子几乎都加了《后记》，而且篇幅都相当长，回顾这些文集写作的战斗过程，引录了不少反面教材，将敌人玩弄的各种卑劣勾当一一揭出示众，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当时和后来的读者能更好地从中学习和掌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去识别和战胜社会恶势力——因为“战斗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啊！鲁迅这一阶段也为文艺创作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著名的文章有《答北斗杂志社问》、《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他的论小品文的几篇文章和为自己与为别人的杂文集写的序、跋，是对当时整个杂文创作的重要总结。

鲁迅第四阶段的杂文，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高峰。思想高峰的突出表现是：这些杂文既反映着中国大众的灵魂，又史诗般地反映了30年代前大半期中国急剧变化的时代眉目，所有论析都符合马克思主义，并有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卓见远识，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艺术高峰的卓越标志：首先，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充满辩证法；其次是战斗热情更加高涨，行文更有气势、更具威力，幽默感更强，讽刺力更深；再次是鲁迅的杂文体式更加完备，在“带着镣铐跳舞”中，除了使以前创立的杂文诸种体式更加完美之外，又创造了多种新的杂文体式，例如“日报杂文”和“立此存照”体杂文等；又次是艺术手法技巧臻于化境，像《“友邦惊诧”论》等文，真是嘻骂怒笑皆成文章。总之，鲁迅第四阶段的杂文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很通常的一段话，往往既有深度的思想性，又有生动的形象性。像“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段文字，把阶级性的理论阐述得极其透辟，又对比得非常生动、鲜明而准确！

关于鲁迅杂文的分期问题是鲁迅杂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分为多少期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不少研究者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而瞿秋白、巴人直至80年代以来的邵伯周、姚春树等人则分为三期（第一时期约为“五四”前后，第二时期约从1925年至大革命失败，第三时期从大革命失败到鲁迅逝世）；宋云彬却与众不同，分为前面所述四个阶段，即四个时期。我认为宋云彬的这种划分法，比前两种分法好。因为分为前后两期固然可以，却未免粗略，所以瞿秋白、巴人等的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显然要科学些，比较符合鲁迅杂文由形成而发展到顶峰的实际。但是其中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时期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呢？主张分为三个时期的研究者中有人说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期，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像写于19 24～1925年的鲁迅杂文代表作《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竟不能列为鲁迅杂文成熟期的作品吗？宋云彬将鲁迅杂文划为四个时期却处理得比较好，可以将鲁迅杂文的第一个时期看作产生期或形成期，第二个时期为成熟期，第三个时期为发展期，第四个时期为高峰期。鲁迅杂文随着鲁迅的思想发展而发展。宋云彬以鲁迅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期作为鲁迅杂文发展过程的分期，这是同瞿秋白、巴人等相一致的，但似乎更加科学，按照瞿秋白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论断，宋云彬将鲁迅杂文分为四个时期比许多人分为三个时期可以区分得更加鲜明，即：鲁迅杂文第一个时期是进化论思想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阶级论不断增多但仍以进化论为基本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以阶级论为基本但仍有非阶级论因素的时期，这是符合鲁迅1927～1929年的思想实际的，他自己就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本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坟·写在<坟>后面》）第四个时期是成熟的阶级论——马克思主义时期。

关于鲁迅杂文的分期，80年代以来彭定安等人主张分为五个时期，它与宋云彬的分期不同之处，是在第四个时期中多分出一个时期，把写作《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编》的时期划为“新高峰期”，或称为“准突破期”。这种划分如果单从文风变化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正如著名杂文家唐搜说的，鲁迅的这三个集子“深入化境”、“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但是我们认为鲁迅杂文的分期固然要根据文风的变化，但更要根据鲁迅思想发展的分期；鲁迅1934～1936年的思想是有发展、提高的，却不能另划为一个时期。而且主张将《且介亭杂文》以后的三个集子划为“新高峰期”的人，虽然提出了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酝酿新的更深刻更广大的发展”作为论据，然而他们也说鲁迅“由于过早的逝世，这种新的突破，发展，提高，没有能够成为现实”。既然“没有能够成为现实”，我认为就不应另列为一个时期，而仍可包括在“高峰期”。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