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杂文研究（上）

抗战时期成为文化城的桂林，出现了许多对鲁迅杂文研究的论著。冯雪峰、茅盾、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欧阳凡海等，对此都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宋云彬和欧阳凡海。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这部专著，由于主要是论述鲁迅前期的小说创作和鲁迅从诞生到1927年1月离厦门赴广州时的思想和斗争，对鲁迅杂文虽然没有进行全面分析，只是作为鲁迅的小说创作背景和社会斗争、思想发展的材料加以论述，但是在鲁迅杂文研究史上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第一，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了鲁迅前期主要杂文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并对不少代表性杂文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估（学衡）》、《一是之学说》、《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第二，在该书的《作为诗人的鲁迅及其短文的分析》和《鲁迅的打落水狗及其杂文》两节中，对鲁迅杂文的产生原因和特点提出有价值的看法（这留到后面论述）。第三，把鲁迅杂文“置入他在创作当时的社会诸条件之中”来考察。这社会诸条件包括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动向、社会思潮等。欧阳凡海的分析多数都比较符合实际，同时这种分析带有方法论的意义。宋云彬对鲁迅杂文的研究下的力气也颇多。他从“五四”开始就非常喜爱读鲁迅杂文，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中大任教很忙，较长的一段时间未发表杂文，宋云彬就曾写文章希望和怂恿“恢复他‘呐喊’的勇气”，使鲁迅“颇为感动”。1939年他通读《鲁迅全集》，摘下隽语366则，编成了《鲁迅语录》，于1940年10月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它在鲁迅语录的出版史上虽然属于第二（雷白文自印的《鲁迅先生语录》出版最早），但在解放前出版的诸多同类书中却是发行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1940年3月宋云彬于《抗战文艺》创刊号发表了《谈“鲁迅风”》。这年的夏季，他为中国抗敌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讲授《鲁迅杂文研究》，这在鲁迅作品教学史上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鲁迅杂文研究》专题课，这份讲稿如果能够及时整理出版，有可能成为我国第一本鲁迅杂文研究专著。但他是“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秦似语），认为“自己对于鲁迅的杂文研究得并不深刻”；过了好些时候了解到因为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听讲的只听懂了十分之五六”，才将讲课要点取名为《鲁迅杂文研究提纲》发表出来。发表的时间与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本鲁迅杂文研究专著——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同为1940年10月。由于此文发表于《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只是一个“提纲”，“没有像讲演时那样详细”，因而社会影响便不及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但是，在50多年后的今天我读到它，觉得依然有它的价值，依然可以当作研究鲁迅杂文的一个提纲。本文就拟以该《提纲》提到的若干问题探讨一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对鲁迅杂文的整体研究。

一、什么是杂文

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称杂文为“文艺性的论文”，其功绩是肯定了杂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但其局限性是还没有把杂文看作文学体裁之一。冯雪峰在《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中提出“鲁迅先生独创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的论断，把“杂文”提到了“文学体裁”的恰当位置，成为人们通常说的“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的先河。“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确揭示了“杂文”的本质，然而根据列宁摘录黑格尔所说的“人的思想从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本质，这样的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人们对杂文这种文体的本质的研究也还是有待“不断地加深下去”的。宋云彬就是继瞿秋白、冯雪峰之后对此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者之一，他在《鲁迅杂文研究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了下述四点：

1．“所谓‘杂文’……大抵是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即所谓‘杂感’者便是。”这句话来自鲁迅自己说的“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三闲集·序言》）。这里的“批评”是指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文体散文；又指杂文的任务和内容是以鲁迅所倡导和坚持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指杂文是反映现代中国社会人生和灵魂的手段，不同于小说戏剧叙事诗等的描写故事和人物命运，而是批评。“短短的”是指杂文的形式，篇幅很短，不是长篇大论。“纵意而谈”，即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所说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这种“纵意而谈”也就是言志释愤，要将被五四“科学与民主”新思潮所唤醒，从腐朽的封建思想和社会风尚束缚下解放出的作者“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鲁迅说，这“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这“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诗，行以散文的东西”。因此，宋云彬将杂文概括为“是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的一种文学体裁，比说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或诗与政论的结合，显然是前进了一步。但这个概括只是简略的，宋云彬接着又提出了如下比较具体的说明：

2．杂文“需要短小精悍，在辞句方面须加意洗练……几句话可以击中敌人要害，暴露敌人丑相”。这是宋云彬对上述“短短的”一语的补充和阐释。鲁迅说过：“‘杂文’很短”，但单是“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幅”（《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杂文的表现形式必须既短小又精悍洗练，而且精练是其本质。所以宋云彬认为，“杂文”的性质之一“是精练的，不是芜杂的”。

3．“‘杂文’是战斗性的”，“作者必须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准对现实而加以针砭”。这可以说是对杂文的任务和社会改革作用的具体说明。它同鲁迅的这些意见完全相合：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4．“‘杂文’是写实的，它暴露社会的种种相，指斥社会的种种恶，这种暴露或指斥……常常是带着讽刺的。”他还引鲁迅的话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练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讽刺作品的作者“常常是善意的”，“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由上所述可见宋云彬的《鲁迅杂文研究提纲》对杂文的本质的论述，比30年代同类著作的论述大大地加宽和加深了，综合起来大致可以这样陈述：什么是杂文？杂文就是一种以发表批评意见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它暴露社会的种种相，指斥社会的种种恶；表现形式必须是艺术地短小精悍而洗练，作者纵意而谈，浓厚地表现作者个人的人格色彩，有如诗歌中的抒情诗，常常带着善意热情的讽刺；它是战斗性的，对社会现实有针砭的作用。

宋云彬对杂文的本质、性质从文体的类属、内容、表现形式特点、社会作用等多视角多层面来探讨，方法是很对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也还存在一些局限：就内容只提到“暴露”和“指斥”，这自然是主要的，但没有指出它也“歌颂”和“肯定”（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就是佳例）。就形式方面说“杂文”即所谓“杂感”，这“杂感”即瞿秋白选编鲁迅杂文集时使用的“杂感”概念，是不错的，它排除了广义的杂文中非文学性的广告、启事、声明、墓志、碑文、学术资料等文章，它在狭义的杂文中也是主体；然而“杂感”毕竟不是狭义的杂文的全部，“杂感”之外还有“短评”、“随笔”以及寓言式、故事式、小小说式、散文诗式、诗话词话式等杂文，总之杂文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所以说“杂文”“即所谓‘杂感’者便是”容易造成读者以偏概全的认识。就杂文的主要因素而言，理与情得到了重视，但对形与趣缺乏强调。就作用而言，注意了对现实的针砭，但能给读者益智和怡情却没有提及。

二、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

这在《鲁迅杂文研究提纲》中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论述的。鲁迅杂文是怎样产生的？宋云彬认为：第一是社会的急剧变化；第二是旧势力对于“一些新意见，新主张，或者攻击旧社会的文章，往往不能自由发表，在这种情形底下，只能转弯抹角，旁敲侧击”，用杂文表达之；第三是作者自身的原因。这些基本上都是承袭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正确观点，但是有所发挥，特别对作者自身的原因，宋云彬强调了这样两点：一是作者“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看到现实的变化比别人来得敏感。他有意见，有主张，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他看到一些落后的、倒退的现象，更不能不加以无情的攻击与暴露……一有所感，便立刻写出，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在当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二是鲁迅的身世及其时代背景：他从小就看穿“世人的真面目”，深受绍兴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又受学问渊博、文章精练、犀利、锋锐的清末朴学大师章太炎的很大影响，亲身经历了从清末到本世纪30年代的诸多变乱和政治运动，再加上天才与努力，成就为一位“博大精深”、“操心危，虑患深”的“孤臣孽子”。这样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前面两点社会原因固然重要，还有解放后蒋锡金在《鲁迅的杂文》（《长春》1956年第1 0期）中提出的近现代的新闻报章的出现；彭定安在《鲁迅杂文学概论》里提出的，“反动势力的帮凶、帮忙、帮闲文人，这些鲁迅的对立面，也常常使用杂文作武器，来反对进步，反对改革，反对革命，反对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并经常使用杂文来攻击鲁迅本人。这样，就从反面促进了鲁迅杂文的产生和发展”。这些都是鲁迅杂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鲁迅的主观条件。社会条件是土壤，主观条件是种子，在作者的主观条件中，对于民众斗争的强烈的同情和杰出的艺术才能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切迫战斗感。宋云彬在论述鲁迅杂文产生的自身原因的时候恰恰是强调这两点。他说鲁迅是“博大精深”“操心危，虑患深”的“孤臣孽子”，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比过去更巨大更剧烈的变动，中国有识之士对鲁迅的“操心危，虑患深”的思想品格认识更深了，不由不从心坎里钦敬拥戴鲁迅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中国最伟大的民族魂”。他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而焦思苦虑。宋云彬说鲁迅“看到现实的变化比别人来得敏感”，“一有所感，便立刻写出”杂文。这是对鲁迅的强烈的迫切的战斗感的具体叙述，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战斗真实。鲁迅自己就说过：“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它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品格，他的杂文愈到晚年写得愈多，病得很重也不愿出国疗养，怕的是出国之后不能像在国内有效地为国家民族而战斗，真正做到了一息尚存战斗不止，到逝世前一天还扶笔撰写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复信曹靖华，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宋云彬提出异议，认为“是不尽然的”。我认为宋云彬这一异议有失误之处也有深刻之处。其失误之处就是没有看到鲁迅杂文的产生还有其另一个原因——植根于民族散文的优秀传统的沃土之中。我国素来有崇尚散文的优秀传统。古代有许多优秀散文就是杂文性质的作品，已经具备议论性和文学性两个特点。这类散文从庄子的《秋水》、荀子的《劝学》、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滥竽充数》、列子的《杞人忧天》等，到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韩愈的《杂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基的《卖柑者言》等都是。所以聂绀弩说：“摊开历史文集，其中的名文，往往就是杂文。”（《聂绀弩杂文集，序》）但宋云彬说：“从来那些肩着‘载道’的大纛的文人，即是他刻文集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也不肯自己认承它是‘杂文’的。”这的确是事实，古代没有“杂文”这个名称。蒋锡金在上述《鲁迅的杂文》中认为：鲁迅用杂文这个名称时往往打上引号，因为这个文体名称“是1934年‘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给加上的恶称”。鲁迅后来“反来正用”把最后的三个集子命名为《且介亭杂文》，“正如有人诽谤鲁迅为‘第三个还是有闲’他即以‘三闲’名集，有人说鲁迅说话南腔北调他也即以名集一样”。宋学知的《鲁迅杂文艺术形式研究之一——‘鲁迅杂文’名称考》则认为：“在1933年以后，随着文坛杂文的兴起，鲁迅杂文创作高潮的出现，特别是针对各色人等对杂文的攻击，鲁迅有意‘反来正用’，以‘杂文’代称‘杂感’或‘短评’，目的在于提倡‘杂文’这种战斗文体，以扩大其影响。”蒋锡金、宋学知的这些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但蒋锡金把杂文这一文体名称归于由林希隽最早使用，并说：“鲁迅以杂文名编而不是以杂文名篇，这是杂文的真意。”宋学知咬定杂文这种文体名称是鲁迅在1933年以后才开始“反来正用”。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很确实的，有待继续研究；我的论据就是《二心集·序言》的开头的第一句：“这里是1930年与31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其中杂文两字是“正用”而非“反用”。这“杂文的结集”中的“杂文”显然是以杂文名篇而不是以杂文名编；鲁迅写《二心集·序言》分明是1932年4月30日，而不是1933年以后。但尽管如此，蒋锡金还是最早研究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开始于何时者，然而最早向“杂文”这种文体“古已有之”的观点质疑并提出反驳论据的则是宋云彬，表现了他深入认真研究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