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风格转换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东北籍的作家都流亡到关内。他们用苍凉悲壮的笔锋，写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也诉说着失去故园后无根的悲哀。他们创作的内容和风格惊人地相似，是非常自然的。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作“东北作家群”。其代表作家是萧军、萧红，接着便是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1912年生于辽宁昌图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小便对草原、牧区、农村剥削阶级的生活十分熟悉。1928～1931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曾组织青年文学团体“新人社”，出版《新人》文艺刊物。“九·一八”后，投身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并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6年1月赴上海，写成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发表著名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等，引起文坛瞩目。连鲁迅也在去世前一个月致函茅盾，询查《鴜》的作者通讯地址。

抗日战争爆发后，端木一度抵达山西、陕西，后回武汉，和东北女作家萧红共同生活；又到重庆，创作长篇小说《大江》，《新都花絮》。1940年到香港，主编杂志《时代文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病逝，端木化名逃脱日军追捕，1942年3月到达桂林。1944年8月，日军迫近桂北，端木随难民撤往贵州。

在桂期间，端木积极参加抗日文化工作，抢救病困中的文化人，当选为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理事；并继续奋力从事创作，写下《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开头部分，还有《早春》、《红夜》、《雕鹗堡》等10多篇小说，修订了《大江》的初版单行本以及部分剧本。两年多时间里，取得如此成绩，在旅桂作家中并不多见。

这个从东北大旷野走出来的作家，早期的作品大都显得笔墨纵横、浩瀚壮阔，于重浊突兀之处游荡着叩人心弦的气势，极似唐代边塞之诗风。在他那种风土、人情、性格、氛围的浑然一体的描写之中，仿佛可以感受到类乎高适“大漠穷秋塞草腓”的寥廓苍茫，可以感受到类乎岑参“风掣红旗冻不翻”的瑰异绮丽。处女作《科尔沁旗草原》一出手即令老一辈作家震惊。这部不将文学规矩绳墨放在眼中、艺术元气酣畅淋漓的作品，毫无一位青年作者对文坛的拘谨局促，一切写得犹如粗犷豪腾、地气勃发的荒原。这是才华大于功力的生命结晶。作品的原稿寄奉文坛前辈郑振铎审阅，郑氏惊赞：“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而在质上，也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转引自端木蕻良：《致鲁迅(1936.7.8)》)作品问世后，评论家、作家王任叔评之曰：“这在我们读了，觉得像读了一首无尽长的叙事诗。作者澎湃的热情与草原的苍莽而浑厚的潜力，交响出一首《中国的进行曲》。”（《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21岁的端木手下居然只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这部长达32万字的长篇，这是文坛上何其少见的奇才！而第二部长篇《大地的海》近20万字，也只用了5个月就搁笔。大型文学杂志《文学》月刊连载这部作品时，编者、老作家王统照忍不住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大地的海》在辽阔、荒凉和悲郁的土地背景上，展示着中国人民的性格和灵魂，给人一种悲凉慷慨之感。

端木蕻良的第三部长篇《大江》作于重庆，看得出，奔腾流淌的长江肯定是触发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和力源。作品先连载于1939年的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后由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以单行本初版。这就为《大江》和桂林文化城结下了值得记念的文学因缘。端木在《大江》的《前言》中说，他“侈想从大江日夜奔流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投影”。由此可知作者宏大的立意，他要在作品中探寻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底层的生命潜力。他牵合着关塞之外凛冽的风沙和大江上下浩荡的巨流，极力要写出一种粗豪、雄迈的气魄。小说开头用抒情诗笔调描写和赞美的大江，以及小说结尾负载着民族雄健与悲哀的大江，都流淌着一股不可阻挡的意志的激流，成为带有象征意义的物象。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搏击和相持时期，《大江》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进一步地呼唤着民族的阳刚之气，给人心灵以极大的撞击。小说在沾满泥土的粗糙灵魂中毫不心软地剖析着中国战斗的一群的粗俗面目、沉重的精神负担和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它把这种粗糙的灵魂放在多重超人力、超自然的途程中，通过一种绝望的挣扎，达到民族强者的自我超越，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长篇小说是小说部队里的主力，最能在作家的创作中显示他的特点风格。端木蕻良在桂林时期前的创作里不是没有纤秾萧清的笔墨，也不是没有精巧婉转的描写，但上述三部长篇无疑已将端木前期创作之风格显形定影：豪雄而沉郁充满着压抑的活力，带着微哀的阳刚之气。单看《科尔沁旗草原》的“草原”，《大地的海》中如海洋似的“大地”，《大江》里日夜浩荡奔流的“大江”，就可窥见端木的审美爱好。但是来到桂林以后，端木的笔渐渐收敛了塞外的雄风，也减削了中原的粗豪，越来越往阴柔哀丽的路上走，极为出人意外。

端木1942年春到桂，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初吻》，第二篇小说是《早春》，都是近于爱情题材的作品。其中《早春》，是端木在桂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犹如一幅北方春天降临人间的美丽图画。河冰消融，草芽破土，鸟儿欢噪高飞，孩子们挖野菜的笑声撒满原野、山岗、树林，作者用格外细腻的笔触从视觉、听觉、感觉上描写出人们对春天的欣喜，令人体会到生命力的蓬勃跳动，整个场面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水墨画般的渗润性。小说又是一幅少年对异性感情萌动的微妙而朦胧的美丽图画。地主家庭出身的少爷兰柱，跟随着一次偶然机会认识的贫家少女金枝姐，在春天的草原上撒欢、采摘野菜。和煦的春光，烘助着少年人心中美好的感情，给人以深深的陶醉。可是，美好的季节中并不事事处处完美。天真无知的地主少爷一从野外回到大院，立刻把金枝姐忘得干干净净。纯真美丽的感情刚开始就结束了。作品暗示出阶级的界限对人的感情的限制和损伤。这篇小说通篇呈现出一种纤细、柔美的风格，景物的细腻描写，人物心理的精细表现，使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早春》是端木创作风格转换的一个信号。

端木在桂林创作、发表的小说在内容上明显与自己30年代的作品不同，大部分都往历史题材、民间传说和外国神话内开掘。《步飞烟》取材于唐人小说，写庸俗不堪的参军老爷武公业美丽多才的夫人步飞烟，羡慕邻居公子赵象的潇洒俊逸，两人相爱，武公业发现，狠毒捆打步飞烟。飞烟坚贞不屈，至死不吐真情。小说弥漫着一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伤感。在桂林，端木开始自己的第一次剧本创作，题材全是历史故事。《红拂传》取材唐朝李靖、红拂、虬髯客的传奇，抒发了一种乱世中“英雄惜英雄”的豪情和感慨。实际上，更多的还是知音难觅的伤感。其余三个剧本《林黛玉》、《晴雯》、《红楼梦》全是小说《红楼梦》的改编。问题在于《红楼梦》里人物繁多，端木首选的主角都是悲剧性的，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徒有深深感情，终于人鬼陌路。端木似乎总在主人公的柔情缱绻里放纵笔墨，曲曲折折的心理反映在潜台词很丰富的对话上。初为剧本，即能达此水平，殊为不易。这与作者的才华，特别是桂林时期的创作心理有直接关系。

外国题材也第一次进入端木的创作。《蝴蝶梦》取材希腊神话。写美丽的菠茜珂历经厄难，终于和丈夫团圆。《女神》从希腊神话月神斯蒂默斯的故事生发开来，抒发了作者对自己心中的女神的绵长而痛苦的怀念。作品似小说似散文，充溢着脉脉柔情，实际上寄托着端木特殊的哀思，很值得注意。《琴》写山林女神达芬妮与美少年爱普罗的凄婉爱情。达芬妮为爱普罗的美妙琴音所吸引，又为爱普罗的突然发现而惊慌，匆忙中投向爹爹河神披厄司的怀抱，变成一株月季。小说写欲爱不得的哀伤和迷惘。这三篇小说都是从汪倜然先生的《希腊神话ABC》中选出来加以改造的。这本童话集里还有许多英雄恶魔斗争的内容，端木偏偏选择上述三篇充满柔情哀思的故事，说明他的心灵中有着独特的取舍标准。

还有两篇取材于民间故事加以发挥铺衍开来的小说：《雕鹗堡》、《红夜》。“主宰这小村子命运的，就是那雕鹗。”《雕鹗堡》一开头就这样沉重地叙述道。两只禽鸟，再凶猛也屈服不了人类；事实上，它们在小说里也未对村里的日常生活构成什么威胁。雕鹗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封建传统意识的象征。它们无形中控制着全村人的起居，是全村风水命脉之所系。谁要对它们表示一点反对，就要遭到全村人的声讨。弃儿石龙因性格、习惯与全村人不同，便被视为村中懒孩子的代表。其实在他身上同样蕴藏着人的优秀品质：热心善良。特别是他讨厌雕鹗天天在空中扑翅，“把什么好看的好听的都遮盖住了，看不见了”，毅然攀上悬崖，要擒下雕鹗。这是一个要突破传统束缚、追求向上和光明的力量的象征，那种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正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但是，石龙的行为并不为村中人所理解，连最善良美丽的女孩子代代虽与他有所沟通，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行动的意义，费尽力气劝阻他的攀登。石龙失足跌下悬崖死后，村里人还编了歌谣来嘲笑他。作品非常隐蔽地抒发了对一种悲剧的惋叹：人类常常看不见最真实最美好的东西，而把虚伪、丑恶当传家宝传下来，人生是很沉重的。流言无刃能杀人。小说很有寄寓意义，可惜不为一般读者所理解。

《红夜》将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一个故事是说一个青年为了娶到村里最美的姑娘，按姑娘父亲要求走入黑暗的山洞。手中的火把燃尽了，他滴出自己的心血来点燃。走出山洞，他因心血滴尽化为石像。姑娘按诺言嫁给他，石像忽然动起来，将姑娘抱住，两人同化石像。一个故事是现实中的草姑的姐姐和龙哥，这村中最美丽的一对，当全村祭神的夜晚，他们跑到山洞里做爱。大巫师命令将他们绑起来丢到山洞深处去。小说最后解释了一句：“在这奇异的地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爱情是可以夸耀的，但在祭神的晨光中却是犯罪。”这篇小说歌颂了化为石像的青年坚贞的爱情，也暗示了世俗对爱情的禁锢和不理解。同样有着很深的寓意。两篇小说，尤其是《红夜》写得有点扑朔迷离，飘渺恍惚，笔调同样是哀伤而柔婉的。

端木作于桂林的小说还有《海港》、《前夜》，都是以香港生活为题材的，写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特殊环境。与一般的战争小说比，未见太多特殊之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头几章，继承了第一部波澜壮阔的风格。小说序幕一拉开，便响起“九·一八”的枪声。大地主丁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县城里更是一片狼奔豕突。土匪趁机而动，谣言满天飞扬。丁家大少爷带着一拨人马返家，也无法控制那混乱的局面。小说客观地暗示着：在日寇强大而野蛮的侵华战争面前，即使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盘根错节的封建家族，也无法作稍微像样一点的抵抗。在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作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从小说的客观效果来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现实意义更强烈一些。可惜由于形势所迫，加上作者在桂林创作心境的影响，小说才开了头，便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即使在这样大背景下表现激烈斗争的作品，在刀光血影中，也大段描写了青年少女灵子对自己为之失身的丁家少爷的缠绵思念，九曲迺肠，乍惊又喜。笔墨比描写武装斗争、烽烟四起的场面细腻传神得多。看得出，端木此时的笔锋有一种朝阴柔倾斜的倾向。

总之，端木的桂林创作明显与30年代粗犷、豪雄、重浊的风格有异，在选材上较多偏离现实，在格调上偏重悲婉，在文笔上偏向细腻，终于渐渐显出从阳刚走向阴柔的色泽。初上文坛作品中那种自然生态景观与社会文化景观、大地与人的雄浑错综的充溢之气，那种刚健豪放的才华都在缩减，原来蕴藏在他气质中的优柔纤弱成分却勉力发展起来。这当然也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丰富绚丽的色彩，但毕竟削弱了他原有的创作长处和内在动力，这种风格转换的原因恐怕要从作者的经历和心灵中去寻找。

端木与萧红的感情生活颇为曲折。据回忆资料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们在武汉相遇，同为是东北老乡并共同创办《七月》文艺月刊使他们关系日渐密切。其时，正是萧红与萧军关系几度起伏后的冷淡期。端木和萧红产生感情是十分自然的。1 938年初，他们几经辗转，又在山西相遇。此时，二萧已决心分手，于是端木便和萧红建立了爱情关系，并回武汉共同生活。其后，他们到重庆，共同从事文艺创作。1940年春共抵香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适逢萧红病卧医院。战火纷飞，医疗条件简陋，萧红又遭医师误诊，最后救治不及，于1942年1月22日，郁郁病逝。逝前，年仅32岁的萧红无限悲怆，说自己此生饱受冷言白眼，不甘，不甘！

萧红和端木共同生活后，文学界传出过一些两人性格不和的传言，甚至有端木虐待萧红的闲话。还传说两人到香港后，端木对萧红照顾不周，很少到医院探望。萧红弥留时端木也不在身旁，遗嘱还是骆宾基记录的。萧红逝世后，一些回忆录都对端木颇有微词。四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文坛掌故均鲜为人知。打倒“四人帮”后，不少当年的文化人在回忆录中提及端木与萧红关系，依然对端木表示不满，可以看得出当年文学界小圈子舆论的影响之力。作家们都是凡人，性格有强弱，修养有高低。端木和萧红当年即便是有不合处，并不奇怪，责任也未必全由端木负责。何况80年代中有人采访端木，他为驳斥以上流言，举出这样颇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与萧红共同生活后，萧红的创作终于冲破长久的沉闷，出现新的高峰，从只有带幽默心境才能写出的《马伯乐》到短篇佳作《后花园》、《小城三月》，到一生中评价最高的《呼兰河传》。如果两人关系一直龃龉不断，这些创作成绩从何而来？端木的话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他的《大江》起初在报纸上连载，曾因自己生病无法按时交稿，萧红便欣然代笔。因此这部在端木创作历程里颇有分量的作品中，同样凝聚着萧红的心血。总之，端木和萧红之间是有过真挚的爱情，他对萧红在香港之死，是深深悲痛并且深深怀念的。我以为这是端木桂林创作风格大幅度转换的主要原因。

他所以选择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为题材，是为了在心理上离开现实留下的浓重阴影，越远越好。他特意选择古希腊神话中柔情脉脉的爱情故事，是希望用爱情的甜蜜去冲淡他心灵中的创伤。在《女神》中，他干脆将自己化身到时空都离我们十分迢遥的古代西方的牧耕社会里：

我不知道你的真名是不是斯蒂默斯，我的命运女神？你是选择黑夜才和我相见的。但我不能证明这不是一个梦。牧人们都嘲笑我，但我是那样崇拜你。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放牧时，周围的一切都引起我对你的遐想……

将月神斯蒂默斯的名字换成萧红，便可看出端木此时的心境。可以想象得出，萧红娟秀凄清的容颜，一定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来到桂林后端木的梦里。这便是“你是选择黑夜才和我相见的”的另一层含意。“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放牧”若和“独自一人行走在美丽的桂林山水中”等同起来，对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的遐想也就十分自然的了。

……我疯狂的爱着你，你也在梦中热烈地爱抚着我。……

我的女神，由于爱你的缘故，你会听到我的声音，打开你的门，接待我吧！因为我知道你情愿。这些直白的呼喊，既是心灵的流露，也是对中伤端木和萧红感情的回答。虽然我们不会将文学作品的叙述描写完全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对号入座，但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文学欣赏的任务，也是文学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女神》未必一定是端木对萧红的呼唤和倾诉，但联系他在桂林的全部创作，比照他过去创作的特点习惯，这样理解《女神》似乎更能切中端木当时的创作心境。而不管是否准确，至少《女神》及其他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小说由于那种绵绵的思念和沉缅，笔调细腻温柔是极其清楚的。

端木到桂以后，即有续写《红楼梦》之念，曾和柳亚子、陈迩冬、尹瘦石等人谈过。朋友们都一再鼓励。其时老同学高承志过桂，端木与之相见，高兴之余题诗一首以赠：“野祭丰碑烽烟起，山行盘石义气加。归来我著《红楼梦》，去后君输茉莉茶。”为什么端木对《红楼梦》如此钟情？当然这与青年时期阅读留下的深刻震撼和喜爱有关。但直到来桂以后始生续写《红》之想，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实在不太相宜。故其起因只能联系到香港萧红之死比较合情合理。试看端木在桂林写的论文《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中，谈到了自己的多处感受，尤其是“《红楼梦》写人的高明处，全在作者体会了人物心里最深处，且在适当时把这点揪出来给人看”。大概端木觉得自己心底对萧红的感情在曹雪芹的笔下得到了揭示。后来虽未续写《红楼梦》，却以它为题材改编了几出戏剧。他将自己的心沉浸在宝黛的爱情及其悲剧上，也许正是从中找到渲泄的渠道。例如《林黛玉》中写宝黛两人接吻，《晴雯》的幕前题诗：“未到巫山先有情，空留文字想虚名。可怜一夜潇湘雨，洒上芙蓉便是卿。”都是端木的明显创作，细细体味，似乎有作者的自身体验，而那格调的哀柔则是不言自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雕鹗堡》、《红夜》这两篇小说。作者用象征手法，谴责了传统习俗对美的戕杀，对爱情的禁锢，也赞扬了青年人对自由相爱的追求和执著。《红夜》写那位青年滴尽心血走完黑暗的石洞，化为石像，还要抱住他所追求的姑娘。现实中大巫师对龙哥和草姑姐姐的惩罚，是对人性的压抑。《雕鹗堡》写石龙要捕捉遮住天空的雕鹗，失足落崖而死。他们的行动都得不到大家的理解。作者暗示人类由于自身的限制，尤其是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常常走入误区而不觉，还将这种保守、愚昧、丑恶当作传统保存下来。小说透出沉重的惋叹，也是对一些流言的侧面回答，道出了人与人之间还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端木从4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对当时飘在他头上的流言作过任何解释或回答，这在旁人看来是他愧不敢辩，但从另一面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君子之风。正因为看不到端木对他和萧红感情生活的回忆叙述，我们只能从他发表的作品里去体会和接受这种回答了。这些作品风格上的大幅度转变，应该提供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答案。

作家创作风格的转换，涉及的原因还很多。诸如作家本人不满意风格的定型，希望创作在一个新的艺术天地驰骋；又如时代审美观念的要求，政治斗争和形势的需要；或受到某种风格的强烈吸引，等等。端木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又经历了香港战争的九死一生，来到山明水秀的桂林，昔日创作的雄阔背景暂时远去，几年来的动荡紧张心情也暂时得到舒缓，剩下的主要就是对萧红的深沉哀思。提起笔来，笔锋总不自觉地往哀柔的路上走。到桂林以后，端木的创作走向低潮。40年代下半期基本没有什么作品。解放后大部分力量放到戏剧改编上，曾写过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初稿在文革中遗失。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的奋力创作，实际上等于当年他在桂林续写《红楼梦》计划的实现。这部长篇的风格也大都是承袭了桂林时期的阴柔特点。桂林创作在端木蕻良一生中有着特殊意义，但因他前期创作的光芒太强烈，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