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高昂的战歌 一串凄婉的歌谣——丁玲、萧红在桂林文化城发表小说之比较

丁玲、萧红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于20年代后期以《梦珂》步入文坛，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萧红在抗战前夕开始文学创作，以《生死场》奠定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帷幕，丁玲、萧红曾携手同行，创作了一批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形势的不断变化，上海、武汉的相继沦陷，这两位女作家走上了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丁玲奔赴延安，继续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洪流，而萧红则流落到了香港，从此孤单与寂寞相伴，贫困与疾病缠身，直至生命的终结。尽管这两位女作家后来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但她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不但没有停止，相反却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高峰。当1939年初武汉沦陷，大批文化人士蜂涌桂林，她们也以自己的作品，给桂林文化城这座现代文学的宝库增添了异彩。由于个性的不同、处境的差异等诸多因素，这两位女作家在桂林发表的小说，在题材选取、艺术特色、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对这两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作一比较，以探讨她们对桂林文化城的杰出贡献，对中国抗战文艺的杰出贡献。

一

丁玲在桂林文化城发表的小说，都写于解放区。计有《泪眼模糊的信念》（后改题为《新的信念》，桂林未明社，1 942）、《县长家庭》（收入《创作小说选》，桂林文化供应社，1 942）、《秋收的一天》（刊于《十日文萃》第2卷第6期，1 940）、《夜》（刊于《文化杂志》第1卷第3期，1 941）及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桂林远方书店，1944。内收除上述4篇外，还有《压碎的心》、《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共7篇）。这些小说，题材十分广泛：《压碎的心》和《县长家庭》，表现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战热情；《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反映了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坚强的反抗精神；《入伍》和《秋收的一天》描写了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思想和生活；《夜》赞扬了解放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及过渡时期思想世界的转变。即使是同一题材的作品，丁玲也十分善于选择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人物，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在这场伟大时代斗争中的不同表现：同是刻画具有抗日心愿的少年儿童形象的《压碎的心》和《县长家庭》，前者通过小主人公平平对自己的亲人及周围事物变化的观察和体验，细致描绘普通民众在抗战初期由不安、恐慌到觉醒、坚强，自觉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伟大洪流的过程；后者却是通过县长及其夫人阻挠自己8岁的女儿阿铃参加“西战团”，伤害她的抗战热情，讽刺上层人物的两面派嘴脸和自私心理。《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是刻画遭受日寇蹂躏的妇女形象，但前者中的陈老太婆的仇和恨，表现为外在的强烈，通过宣讲自己的不幸遭遇，鼓动、号召人民起来抗日；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则表现为内在的深沉，对于敌人的凌辱，经历了从默默忍受到积极反抗的过程。同是反映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思想、生活的《入伍》和《秋收的一天》，前者讽刺和批判了带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的陆清，暴露了知识分子虚荣、怯懦的弱点；后者则赞扬了薇底等知识分子热情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精神境界，肯定了她们所走的集体主义道路……。

相比之下，萧红在桂林文化城发表的小说，题材就单纯得多。她的长篇力作《呼兰河传》（桂林上海杂志图书公司。1 941，桂林河山出版社，1 943年再版）和短篇代表作《后花园》（刊于《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1、32期，1940），都完稿于香港，都取材于东北农村。《呼兰河传》描绘呼兰城的地理风貌、民俗风情，反映了东北小城镇贫苦农民的愚昧、落后、封建和迷信；《后花园》刻画了磨倌冯二成子的形象，写了他在爱情上的麻木、觉醒、追求和悲剧命运。两者都是通过对童年生活、父老亲朋的回忆，寄托深深的思乡之情，挖掘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丁玲小说的题材，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是抗日战争的真实记录，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而萧红的小说题材，既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也看不到日本侵略者的暴力兽行。在那个伟大的斗争年代，与大多数作家直接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歌颂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的小说相比，与作家自己前期的抗日小说相比，萧红小说这种与众不同的创作题材，显得别具特色，别有韵味，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题材、主题比较集中的文学艺术增添了新鲜的色彩。

二

丁玲、萧红在桂林文化城发表的小说，艺术风格的明显差异突出地体现在结构章法、表现手法和抒情方式上。丁玲的小说，有严谨、完整的结构——小说的故事性和情节性。作家总是在搭起一个基本的故事框架后，或按时间的流程或按人物的心理活动组织情节。如在《新的信念》中，作家通过陈老太婆及其未成年的孙子孙女在日本鬼子扫荡时不幸落人虎口，孙女是怎样地被当成“慰劳品”受糟蹋后扔在墙角悲惨地死去，孙子在鬼子的刺刀下丧生，她自己虽然白发苍苍也难于幸免；回村后陈老太婆又是怎样地满怀仇恨把这些苦痛的经历和惨酷的见闻向人们诉说、宣讲，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慨，投入抗战的洪流等事件有声有色的具体叙述和对人物语言动作的细致描绘，构成一个个震憾人心的情节，又由这一个个情节编织成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村妇女成长为自觉的抗日战士的完整的感人故事。这种结构章法，脉络清晰，引人入胜。而萧红的小说，则恰恰相反，结构上呈散文化：没有完整、紧凑的故事情节，没有尖锐冲突的矛盾，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主要事件。这个特点，集中地反映在《呼兰河传》上；全书以呼兰城为中心，选取典型的生活场景和人物，铺陈开去，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到童年生活的单调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到形形色色的下层劳动人民住客……，所描写的，是呼兰城的自然风光、风俗人情；所叙述的，是小城故事；所塑造的，是群体形象，七章连缀成一体，分开又独立成篇，结构新颖，“形”散而“神”不散，体现了萧红在小说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在表现手法上，丁玲的小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总是把人物置身于特定的环境，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进行细腻的描写，展示其性格特征，表现其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入伍》中的陆清……，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对《夜》中何华明的塑造体现了丁玲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刻划人物性格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主人公何华明是解放区一个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丁玲在叙述他怎样战胜异性的感情诱惑，怎样处理公私工作上的矛盾，怎样平息没有爱情的夫妻间的紧张关系等一连串问题的时候，通过大量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他的忧伤，他的苦恼，他的欢乐。小说有一段何华明的心理活动：“这老怪物，简直不是一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把这几块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窑，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给她，我拿一副铺盖、三两件衣服，横竖没娃，她有土地、家具，她可以抚养个儿子，咱就……”“这老家伙终是不成的，好，就让她烧烧饭吧，闹离婚影响不好”。这些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何华明对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既厌恶然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新旧思想意识的激烈交锋表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萧红小说的表现手法摒弃了刻意塑造人物形象而呈绘画化，以画入文，给读者强烈的视角效果与心理效果；同时，其画面呈跳跃性，没有时间、地点、情节的必然联系。《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放河灯、唱秧歌、野台子戏、4月18娘娘庙大会……，是生动的民俗风情画；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变态心理和扭曲性格、冯歪嘴子受欺侮凌辱的艰难生活，是凄惨的人物画；《后花园》中那个“热热闹闹的大花园”，则是一幅活脱脱、水灵灵的极其优美的风景画。通过这些不同画面的叙述和描绘，呼兰城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以及人们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凸现在读者面前，欢愉、同情、怜悯、愤怒、凄怨等各种不同的心理感受也随之交替出现。这种绘画化的表现手法，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也是萧红这类乡土小说艺术生命永存的奥秘所在。

丁玲、萧红都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作家，所不同的是，丁玲激情外露，萧红忧伤含蓄。她们的这种情感，必定通过文学作品抒发和表露出来。丁玲从开始小说创作，就十分善于通过塑造人物倾注自己的感情：早期创作中对梦珂、莎菲等知识女性形象的刻划，反映她们的苦闷和彷徨，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作家自我灵魂的呐喊；左联时期对丽嘉、美琳、玛丽等形象的塑造，或多或少带有作家心灵写照的影子；而抗战期间创作于解放区、发表于桂林文化城的小说，对平平、阿铃、贞贞、陈老太婆、陆清、薇底、何华’明等的描写则是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不幸妇女的同情、对各阶层抗日人士褒贬之情的真诚流露。她的这些小说，无一不洋溢着作家无法抑制的激情，饱含着作家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与丁玲不同，萧红小说的抒情方式往往是借景抒情，以景启情。凄婉、沉郁构成她的小说的情感基调，无论是长篇《呼兰河传》，还是短篇《后花园》，萧红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抒情主体，把自己整个地融入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抒发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对父老乡亲的思念，对愚昧落后积习的愤慨和鞭挞……。作家对景物的描写、人物的刻画与自身情感的流露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地步。读萧红的小说，仿佛看到作家那颗孤独寂寞的心，感受到作家忧郁悲伤的情绪，窥视到作家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

三

丁玲在桂林文化城发表的小说，其语言风格表现在：叙事激越昂扬，写人细腻直白，绘景明丽清新。经过战争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炼，丁玲已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她的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充满高涨的政治热情，语言铿锵有力，显示出一种男性的阳刚美；在描写景物时，委婉、明朗、清新的语调，又带着一种女性的阴柔美；而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则用十分细腻坦率的语言，长驱直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阳刚美与阴柔美的有机统一。《新的信念》中对陈老太婆向人们诉说、宣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叙述，其语言透出的那股豪壮之气，震憾人心，催人泪下；《夜》中对景色描写时委婉柔和的语调，给人以宁静平和的美感享受；对何华明自白式心理描写的语言，既细腻又有力度。丁玲小说这种语言特色，体现了作家对语言出色的驾驭能力和娴熟技巧。萧红的小说，无论是写景绘人，其语言则表现出稚拙浑朴、诙谐风趣、明快潇洒的特色。《呼兰河传》第一章中对北方严寒的描写：“严寒把大地冻裂了”、“人的手被冻裂了”、“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第三章中“我”和“祖父"5次对话；第四章多次出现“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正是这种稚拙得近乎可笑的语言句式和复沓回荡的叙述方法，营造出沉郁悲凉的氛围。第一章中叙述呼兰城的人们对待东二道街上那个大泥坑的不同态度，第六章中有二伯踢到砖头碰痛脚时对砖头的指责，其语言的幽默让人产生含泪的微笑，其嘲讽的意味令人深思；《后花园》中对后花园“热热闹闹”场景的描写、对童年生活充满情趣的回忆，其语言的明快潇洒，又让人耳目一新，欢愉之情油然而生。萧红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小说题材的意蕴十分和谐协调。

四

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与作家的个性、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就个性而言，丁玲属艺术创造型的作家。她善于想象，善于虚构、编撰故事情节，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她能够把那些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小事，通过情节的编排叙述得有声有色，把那些平凡得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通过动作行为的描写和细腻心理活动的刻划，塑造得栩栩如生；而萧红则属生活积累型作家。她擅长情绪记忆，对自己的生活总是记忆犹新：儿时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锄草种菜，摘黄瓜扑蝴蝶，祖母用针刺她的手指，……，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她把这些自己感受和体验过的事情，写得深刻动人，拨动读者的心弦。在人生道路上，丁玲是典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幼饱读诗书，虽幼年丧父，但从母亲那里接受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熏陶，萌发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五四”运动爆发，她投身其中，后来又与好友王剑虹一起到上海进入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又离开学校走南闯北，继之进入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执掌的上海大学。曲折的经历，使丁玲从小便树立了强烈的民主思想和自我意识，养成了乐观开朗的性格。正是这种思想意识和性格，推动她终于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洪流。抗战爆发，丁玲便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辗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她随军到过前线，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的负责工作，率领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各地慰问演出……。整个抗战阶段，丁玲所处的，是全国人民开展全面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环境；所接触的，是众多的工人、农民、战士；所耳闻目睹的，是抗日战士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是解放区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时代赋予作家反映现实斗争、现实生活的创作使命，作家在伟大的时代斗争中进发出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使丁玲的文学创作进入了20年代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一批题材开阔、艺术成熟的全新作品相继问世，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与丁玲相比，萧红的人生道路和生活环境，就显得坎坷和艰难得多。她生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思想中既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基因，又有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观念，所以一开始便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由于自小生活在东北农村，7岁祖母病故，9岁又失去母亲，虽有祖父的溺爱和娇惯，但经常受父亲和后母的谩骂虐待，养成了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为了逃婚，曾离家出走，20岁时彻底与家庭决裂，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后又屡遭男性的欺骗玩弄。生活的波折，婚姻的不幸，使得萧红在情绪极度低落时，离开了抗战队伍，从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流落到香港。对于萧红生活道路的选择，当时遭不少友人的非议。因此，萧红在香港陷入了精神上极度孤独、经济上十分拮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萧红的小说创作，不再可能反映时代斗争、不再可能描写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回忆家乡、回忆童年，成了她精神上的寄托，成了她排遣苦闷寂寞心境的途径，因而也就造就了《呼兰河传》、《后花园》等乡土小说的问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丁玲是以反映时代斗争为题材，以典型的传统的小说章法为表现手段，以昂扬激越的格调谱写了一组高昂的战歌，鼓舞和激励着人们的抗日斗志；萧红则是以独特的农村题材，独特的散文式表现手法，独特的诗意语言构组了一串凄婉的歌谣，给读者一种别有韵味的美感享受。她们这些有着明显差异的小说，给桂林文化城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无论在各自的整个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