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林文化城”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上）

桂林，抗日战争时期有“文化城”之称，文人荟萃，盛极一时。是什么原因使桂林这座只素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而其它方面却平淡无奇的南方小城，却在战火纷飞山河失色的年代里，对文化事业起到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获得如此的称誉？它在新文化史上应有怎样的地位？对它又应作怎样的评价？解放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对此均少论及。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写了这篇探讨性文章，以期抛砖引玉。

一

“桂林文化城”包括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到1944年9月桂林大疏散的这一段时间，前后将近6年。它整个时期，跟抗日战争第二阶段基本吻合。

在这一时期，国统区文艺形势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这就是：以武汉为文化中心的时期结束，地方性的文化重心形成。罗荪谈到这一状况时说，武汉广州沦陷后，“原来集中在粤汉的作家却并没有全部到重庆来，做了又一次的分布工作。这时候建立了许多个别的新的战斗单位，建立了个别地区的文化中心。如金华，如桂林，如昆明，如成都，如延安，如曲江，如上海，……”这些文化重心，分别对当时的抗日文化运动包括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在国统区内，担当了抗日救亡文艺运动主要阵地的是“桂林文化城”。

一般人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内重庆、桂林、昆明三大据点呈鼎足之势支撑着大后方，从人流的汇集、经济的效应等方面看，确是这样，昆明在抗战史上自然有它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但从文艺运动方面分析，并非如此。昆明那里聚集的主要是教育界人士，地理位置又处于僻远一角，影响了它与各地的联系和交流，文艺运动终未造成壮大的声势和广泛的影响。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重庆、桂林两大文艺据点。它们以犄角之势，确是造成了“迂回曲折，此伏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的斗争局面，在国统区文艺运动中起了核心和主力军作用。它们两者的区别和主要职能在于：重庆是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指挥部，桂林则是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主要战场。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内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领导着我们党在国统区范围内包括文艺运动在内的各项斗争。因而，重庆是我党在国统区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也是领导着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指挥部。由于重庆处于蒋介石顽固派反动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展非常困难，虽也进行了多种活动和斗争，取得很大成绩，但从斗争的总的规模和战果看，未能占在国统区的首位。

“桂林文化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战斗堡垒，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武汉、广州失陷，长沙大火之后，国统区人民心头笼罩着乌云的时刻，周恩来同志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三次来到桂林，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并与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多次作有关抗日民族统—战线和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战的演讲和报告，扫除了人们心头上的浓雾，点燃了山城人民坚持抗战的斗争烈火。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了要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和建立南方各省抗敌演剧队联系据点，在文化队伍里建立党的组织，留下党员和干部。随着文艺战线上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文化、新闻，教育、出版机构及文化人大批地迁入桂林，从此桂林的抗日文化力量一天天加强，抗日文艺活动一天天高涨，最终成为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个阵地的形成，其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桂林文化城”是革命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纵横驰骋的主要战场。大批重要作家，在这里从事文学创作及讨论文艺思想，编辑期刊和丛书，在这里，出版和发表了全国大部分作家的著作和文章，开展各项戏剧活动和抗日宣传工作。下面将“桂林文化城”的主要文艺活动分述如下：

1．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文协桂林分会于1939年10且2日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有王鲁彦、夏衍、欧阳予倩、艾芜、黄药眠、舒群、焦菊隐、陈此生等人。先后担任历届理事会理事的有田汉、邵荃麟、巴金、胡风、柳亚子、熊佛西、司马文森等。文协桂林分会出版过一期会刊《抗战文艺》（桂刊），组织过前线慰问，青年辅导会，文艺讲习班，学术报告会等多项活动，为推动桂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文艺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期刊及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桂林文化城”的期刊和丛书的出版量是极大的。《新华日报》1943年2月1日的一则消息说，1942年书刊出版以重庆桂林最繁盛，“两地合起来，占了全国的一半。”把桂林摆在很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的统计，我们将1938年10月—1944年9月国统区各主要城市期刊出版情况比较表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桂林出版的期刊，从总数看仅次于重庆，远在其它城市之上，而文学刊物又超出了重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过境迁，条件所限，今天对于当年的期刊是难以概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亦是如此。据笔者统计，由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的爱国文化人士编辑的刊物就有50种以上。其中，在国统区有较大影响的有：《文艺杂志》（王鲁彦编辑）、《文学创作》（熊佛西主编）、《文化杂志》（邵荃麟编辑）、《野草》（夏衍、秦似等编辑）、《国民公论》（胡愈之，张铁生、千家驹等编辑）、《文艺生活》（司马文森编辑）、《戏剧春秋》（田汉主编）、《诗创作》（阳太阳等编辑）、《中国诗坛》（陈残云，黄宁婴等编辑）、《新音乐》（李凌等编辑）等。文学专著的出版，除出版了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劫后拾遗》，等重要著作外，还出版了大批重要的文学丛书，主要有邵荃麟，宋云彬等编辑，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文学创作丛书》，内有艾芜的短篇小说集《荒地》、邵荃麟的短篇小说集《英雄》、欧阳予倩的历史剧本《忠王李秀成》、陈自尘剧本《大地回春》……；以秦似为编辑的《野草》月刊社出版的《野草丛书》，内有夏衍的《此时此地集》、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秦似的杂文集《感觉的音响》……；司马文森编辑的《文艺生活丛书》，内有艾青诗集《向太阳》、有于伶剧本《长夜行》……；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内有邹荻帆的《意志的赌徒》，冀访的《跃动的夜》，等等，据当时有人统计，抗战时期国统区书刊，有百分之八十是桂林出版的。这话是否确凿，现难以考证，但以此可以窥见抗战时期桂林文化繁荣的一斑。

3．戏剧活动。戏剧活动也是“桂林文化城”中很活跃很有影响的项目。被夏衍称做“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的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都先后来到桂林。在桂林活动的戏剧家还有熊佛西，瞿白音，焦菊隐，金山，杜宣等。他们除了从事戏剧创作外，还开展了多项戏剧活动。首先是戏剧改革活动。1938年夏，欧阳予倩改编《梁红玉》为桂剧，获得很大成功，以后又创编和改编了《桃花扇》，《木兰从军》等爱国剧目，使桂剧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其次，进行了戏剧队伍的组织活动。先后成立了以演剧队队员为基本成员的新中国剧社和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前者由瞿白音，杜宣领导，后者由欧阳予倩任团长。这两个剧团是后来西南剧展的骨干。第三，导演了众多的剧目。洪深在桂林导演了《风雨归舟》，欧阳予倩导演过《心防》、《法西斯细菌》、《国家至上》等，瞿白音导演过《秋声赋》，熊佛西导演过《北京人》；杜宣导演过《大地回春》；……这些剧目，分别由新中国剧社，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桂林国防艺术社以及常在桂林活动的抗敌演剧队第一，第九队演出。当时在桂林活动的还有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等，把桂林剧坛搞得十分活跃。第四，举办了影响极大的西南剧展。1944年2月至5月在桂林举行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灿烂的一章。会上聚集了30多个剧团，共上演了话剧21个，歌剧和地方戏38个，并召开了戏剧工作者会议和戏剧资料展览，影响很大，受到中外人士的注目。茅盾称之为“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

4．创作活动。先后在桂林从事写作的有茅盾、柳亚子、巴金、夏衍、田汉、艾青、欧阳予倩、王鲁彦、邵荃麟、艾芜、胡风、熊佛西、司马文森、洪深、蔡楚生、骆宾基、陈残云、葛琴、聂绀弩、端木蕻良、周钢鸣、胡愈之、许之乔、金仲华、秦牧、秦似、林林、芦荻、林焕平、李健吾、杜宣、黄宁婴、王西彦、彭燕郊、陈迩冬、阳太阳、楼栖、华嘉、黄药眠、张志让、胡明树、韩北屏、黄庆云、徐迟、穆木天、宋云彬、孟超、何家槐、瞿白音、汪巩、于逢、易巩等。他们在“桂林文化城”的创作活动，是“桂林文化城”的重要内容。

5．举行了多次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的研究讨论和文，艺检讨会。重要的有，1940年11月2日夏衍、杜宣，欧阳予倩、许之乔、聂绀弩、宋云彬，姚平等人参加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会”（由戏剧春秋社主持召开），1942年7月14日茅盾、柳亚子、欧阳予倩，胡风、宋云彬，于伶，安娥、蔡楚生、周钢鸣，田汉等人举行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1941年11月19日田汉，邵荃麟，司马文森，许之乔，杜宣等14人参加的关于检讨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座谈会（由文艺生活编辑部主持召开），1943年10月20日巴金，艾芜、田汉，周钢鸣、司马文森、林焕平等人参加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座谈会”（《自学》月刊编辑部主持召开）。这些会议，对新文学的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思想斗争都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从以上介绍我们看到，“桂林文化城”在当时集中的作家是最多的，戏剧活动是最活跃、影响最大的，期刊和丛书的出版无论在质量，数量上也都占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地位。说“桂林文化城”是国统区内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纵横驰骋的主要阵地应当是恰当的。

（二）“桂林文化城”是文艺战线上我们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文艺政策斗争的主要阵地。

毛泽东同志指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从这时期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正因如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就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为此，我们党与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重庆同样是指挥部，主要战场在“桂林文化城”而不在重庆。当时的重庆，由于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控制，各项进步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严重限制。国民党强行解散政治部第三厅后，虽然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但是只“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的政治活动”身为文委会主任的郭沫若只好长叹“一年容易过，坐老金刚坡”。在国民党严加防范的情况下，重庆文艺界便以争取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公开上演为突破口向国民党高压政策进行反击。这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为时不久，《屈原》就被禁演了。郭沫若后来写的历史剧《筑》也被禁止出版。由于重庆的环境过于险恶，开展斗争十分困难，因此同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就转移到了桂林。

当时桂林是广西省会。而桂系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始终存在。桂系军阀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在抗战中打出抗日、民主的旗号，尽力网罗人材，包括进步文化人士，并与我们党保持一定的联系。这在1940年李济深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们党，为抗日进步文艺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合作，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对桂林局势难以插手。这就使得我们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的斗争争得较有利的形势。“桂林文化城”反击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的具体表现是：(1)国民党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反共活动，文化界“出现了叶青，张君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之后，“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下来，相反地继续发扬了武汉时期的战斗的精神，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兴盛气势。当时，桂林的《救亡日报》，  《国民公论》等报刊陆续发表我党领导人的文章，包括毛泽东同志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演《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周恩来同志1939年4月18—19日在南岳的报告大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一个报告大纲》，叶剑英同志《从抗战经验谈到当前战局》等，此外还发表了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论持久战方面的文章，如胡愈之的《变侵略战争为反侵略战争》，陈此生的《第二期抗战之三大原则》，胡风的《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等。这些，在当时的重庆是较难办到的。在文艺方面，相继复刊和出版了《抗战文艺》（桂刊）、《野草》、《文艺生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战时艺术》、《文丛》、《国民公论》、《十日文萃》、 《中国诗坛》等期刊（自1938年10月—1940年底）。在皖南事变之前，桂林一直保持了这种热烈的气氛’给国统区的抗日战士和广大民众以极大的影响。(2)以戏剧形式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高压政策。郭诛若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4月在重庆上演后，给桂林及其它各地的戏剧队伍打开了向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文艺政策反击的缺口。桂林戏剧界沿着这一缺口突进，扩大斗争战果。194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把持了重庆的戏剧剧场，各剧团虽已排好了《蜕变》、《虎符》、《草莽英雄》、《第七号风球》、《风雪夜归人》、《家》等十多出剧目，  “但在无剧场的今天，这成了一桌没处铺排的丰筵”。而在桂林，党领导的文艺队伍则大张旗鼓地上演了《忠王李秀成》、《风雨归舟》、《大地回春》、  《秋声赋》、《长夜行》、《原野》、《北京人》等剧目，“1942年的桂林剧坛，正式公演了29次话剧（其中一次是独幕剧）”。郭沫若在重庆被禁止出版的剧本《筑》（即《高渐离》），也在桂林的《戏剧春秋》杂志上发表了。1944年2月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更是戏剧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中国话剧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3)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将从沪，港赴桂的文化人控制在重庆的阴谋。1942年春夏，上海、香港两地文化人因两地沦陷而大批撤往桂林，使得桂林的抗日文艺活动更为兴盛。蒋介石惊恐万状，亲自两次派程思远，刘百闵来桂，声称已准备了50万元在重庆作为安置沪港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之用，动员他们离桂赴渝。桂林文艺界识破了这一阴谋，除少数人因工作需要陆续赴渝外，大部分仍留在桂林坚持斗争；直到桂林沦陷。这对桂林后来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包括西南剧展的举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桂林文化城”曾一度成为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中心。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孤岛”和香港都聚集着不少我国主要文化人。从武汉失守到沪港沦陷，由于文化人的分散，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中心是不很明显的。香港沦陷和上海“孤岛”消失后，沪港文化人大批迁桂。他们愿意在这民主空气较浓，行动较自由的桂林生活和工作，不愿到国民党顽固派严密控制下的重庆。这就使得“桂林文化城”的文艺队伍更为壮大，文艺运动更为兴盛，其规模一时间超过了重庆，成为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中心。其标志是：1．在其间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增多。当时国统区的重要文艺家大部分都在桂林聚集。桂林文协会员王坪于1943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说：  “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2．大批文艺刊物冲决罗网而出。1942年与1943年两年，新出版的文艺刊物就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新文学》、《创作月刊》、《青年文艺》、《艺丛》、《文艺杂志》等17种，这种状况，出现在受国民党严加防范出版极不自由的皖南事变后，无疑是仅见的。3．戏剧活动在1942年后掀起了一个高潮，延续至1944年西南剧展，成为当时国统区内最兴盛热烈的地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桂林文化城”的性质和特征是：它是在抗战第二阶段开始后在国统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气开展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的重要阵地；它以文化出版工作和戏剧活动为主要活动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影响，一度成为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中心，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