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力量的检阅及动员——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

1943年10月21~26日，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召开。这次年会不仅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力量的一次检阅，而且也是国民政府加强大后方科技力量，促进大后方经济发展的工作动员和部署，史称“桂林盛会”。这次会议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避免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更大打击，国民政府决定把西南和西北作为大后方加以建设，除将东南沿海沿江和华中地区的工矿企业迁移到西南、西北外，还在这里大力投资，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厂矿。据统计，仅资源委员会创办的企业就有100多家。从而使西南和西北的经济格局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这些厂矿为支持抗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战后期，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形势的恶化，大后方的工矿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的生产停滞不前，有的产品大量积压，有的甚至被迫关闭。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大后方科技力量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第12届年会，对于振兴企业的生产，争取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次会议在桂林召开并非偶然。首先，桂林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城，聚集着大量的文化名人以及科学家，文化氛围比较浓厚。

其次，桂林当时是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地。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公布的工业技术发明中，就有“江式计算盘”、“仲明动力机”、“植物油灯”等项是在桂林研制出来的。次年在桂林产生的工业技术发明又有“各色玻璃刻度盘”、“大叶鹿角果橡胶”、“薜荔橡胶”、“感光胶”、“木质可型粉”等，这些技术不仅获得了专利，而且因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效益，其发明者被政府授奖。另外有些技术虽然未获得专利，但也具有较大的价值。例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设计制造的三千瓦长波发送机，永久磁石式电动扬声器、短波无线电定向器、电话秘密终端器等。都是重要的技术发明，资源委员会特以“公报”"的形式向全国公布。这些技术也主要产生在桂林。显然，在桂林召开中国工程师学会，有利于技术的交流与推广。桂林当时还有不少私学技术的指导机构及其刊物，例如锡业管理处就设在桂林，资源委员会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季刊》也主要在桂林编印。该刊除登载经济建设方针、法规、统计以及动态等内容外，主要介绍各种技术、方法和各厂矿的生产管理情况，其创刊号为矿业专号，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桂林的一些厂矿为了及时报道业务进展情况，也创办了一些刊物，如中央电工器材厂桂林第四分厂创办的《桂四讯息》，分“厂闻”、“杂俎”、“专载”、“文艺”等栏目，在大后方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刊物，为工程师学会在桂林的召开及其推广科学技术，提供了又一有利条件。

再次，桂林当时有一大批工厂（包括由外地迁来和由国民政府各部门建立的工厂），据《广西年鉴》第3回统计，1943年，桂林共有工厂123家，资本额为32.070.290元（国币，下同），其中酸碱业9家，资本144.000元；橡胶业2家，资本200.000元；纺织业4家，资本2.137.000元；制革业2家，资本530.000家；卷烟业1家，资本500.000元；面粉业1家，资本额900.000元；碾米业9家，资本218.000元；机器业22家资本3.392.000元；电工器材业7家，资本5.610.000元，金属品冶制业22冢，资本2.115.500元；水泥业1冢，资本8.000.000元；建筑业9家，资本794.500元；交通器材业5家，资本4.140.000元；造纸业1家，资本200.000元；印刷业21家，资本2.034.290元，其他行业7家，资本1.155.000元。工厂及资金额不仅在广西位居第一，而且在西南和西北也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些工厂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新式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其中有些实际上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员所研制或推广的。在这里召开工程师学会，就为与会代表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最后，还必须看到，1943年，日本为了弥补其在太平洋战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同时，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密谋发动豫、湘、桂战役，调集重兵由北向南推进，华中、华南地区的许多厂矿因此而遭受严重破坏。桂林位于湘桂走廊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战之前，在这里召开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有助于中国科技和经济的领导层准确性，鼓舞企业职工的士气。事实上，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等人在会后立即到湘桂各厂矿企业视察，布置和指示有关工作，促使企业做好迎战和疏散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具有科技、经济和军事相结合的性质。

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会长杜镇远，经济部次长谭伯羽，及各地会员，机关代表共2000多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代表伊登教授，电机工程学会代表麦美伦教授也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为这次会议写来训辞，在开幕式上由翁文灏宣读。

会议第一天，由学会负责人作会务报告。报告指出，学会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共有分会35处，会员达7000多人，各专门学会有10多个。学会活动的开展，是各地厂矿生产技术提高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二天，分土木、工程、化学、机械、矿冶、电机、市政及卫生、水利、纺织等专门学会进行报告和讨论。本届年会共收到论文240篇，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经济建设的计划，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促进研究，工业标准化的推动，各区域事业实施报告等，二是关于具体的生产技术，如炼钢技术的改进，新矿产的勘探与分析等。通过报告和讨论，这些论文得到及时交流，在此过程中，作者的思路得到开阔，业务能力得到提高。

第三、四两天，分组讨论五个专题，即（一）铁路路线，（二）矿产，（三）化学工业，（四）广西水利，（五）水力发电。在讨论中，与会代表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会议提出的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各组一致认为，广西为轻工业区，应按这一特征来确定有关的建设方针。翁文灏在听取各组讨论的基础上做了总结发言，勉励各地工程师真诚合作，努力生产建设。

第五天，分区举行学术讲演，除国内专家外，特邀请伊登教授讲演美国工业进步情形，麦美伦教授讲演美国1902~1904年电气化历程。之后，代表们分别参观桂林市各工厂。

第六天，会议举行闭幕式。

各地工程师聚集桂林，对推动广西的科技和经济工作是个很好的契机。为此，广西省政府特委托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代办展览会。展览会于1943年8月开始筹备，由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桂林第四厂厂长许应期具体负责主持，向各地厂矿征集工业及交通类的展品。工程师学会年会开幕的当日，展览会也在桂林文昌门外忠烈祠开幕。参加展览的单位共计工业组120个，交通组11个，展品共2600种，其中机器类占陈列面积的40%，交通组占30%，电器类占14%，化工类占4%，矿产类占4%，科学仪器类占1.5%，纺织类占1%，其他类占5.5%。分6个展区，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所制造的产品。

这次会议是对抗战以来大后方科技力量的一次总检阅，技术队伍和科技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通过这次检阅，使政府和社会看到了中国科技力量的坚强和伟大，从而进一步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三

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是抗战时期一次很重要的科技会议，其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要大。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13年，1923年举行全国性的第1届年会，会员约350人，至1942年第11届年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会议代表为520人，而在桂林召开第12届年会时会员已发展到7000多人，会议代表为1500人。众多的科技人才聚集桂林研究战时科技和经济建设问题，这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是少有的。

工程师学会虽然讨论的是有关技术的学术问题，但是由于它当时担负着领导科技工作的重任，同时也由于其负责人兼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所以其主要作用是对大后方的经济建设进行部署和指导。会上，资源委员会主任兼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翁文灏，代表国民政府就国营事业的有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在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与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靠外国制造运输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必须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

（二）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所有，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到的。

（三）事业的成功或失败，制度至为重要，所以不能不就自己的需要，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应想方设法提高人的技术水准，工作效能。同时，避免用不必要的人，不必要的钱与不必要的建筑物。

这些要点，实际上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国营企业的基本方针，对后方经济建设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加强国营企业的管理方面，作用更明显。例如，平桂矿务局推行工作竞赛办法，以工作竞赛成绩作为评定工资和奖金的标准，使“各种生产及运输数量，均较平时增加甚多”。锡业管理处为激发司机的工作热情特制定《司机技术奖金办法》，规定司机每月按其考核成绩发给技术奖金，考核成本分品行、工作及功过三项，分甲、乙、丙三种，以三项之平均数发给。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 Guenther stein）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电105个单位或即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近代的一环。”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评价。

在这次会上，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陈伯庄代表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报告战后经济建设的意见，他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财政

整个经济建设的定期计划，宜就国家之需要，以及国力之可能，预为制定。战后岁出，应将军事、政治、教育、经济四大建设的相对百分比，及每项建设的最大及最小定额，于各主管部、会分编概算前，先作初步决定。废除追加预算制度（必要国防及紧急救济除外）。积极改良及推进土地税、遗产税及奢侈品消费税。

（二）关于金融

维持管理通货制度，稳定对内币值。参加稳定国际通货组织，但对汇兑率的决定及变更权，加以相当保留。为加强国家建设，应管理并发展证券市场。同时，为发展短期信用，对票据法规，加以严密规定。

（三）关于国营与民营事业

国营事业必须改进制度，其预算、会计、审计、人事、业务等，均据实际订立专法。政府设立国营事业制度咨询委员会，为制定有关法规提供参考。国有企业凡有条件的，应该为法人，经政府核准后，得发行事业证券。民营事业的范围，由政府制定法规予以规定及保护。国营与民营事业，依其业别，各谋联系，以同业组合或其他产销合作方式，在政府指导下，谋技术管理之改进，品质标准之统一，产运成本之减低，推销分配之统筹，及生产过剩之防免。

（四）关于国际贸易

凡与重要工业有关系，并在幼稚时期者，暂取适当之保护关税。为增进偿债能力，以利外资大量输入。应力求出口贸易的发达，对于原有出口商品，应极力提高品质，尤其应注意下列各种成品的制造及输出：（1）农矿原料的加工，使之成为适合国际市场的精制品；（2）能大量利用我国较廉价的人工制造品，如棉织品等。在此过程中，维持和完善主要商品出口国营制度。

（五）关于引进外资

利用外资，宜取国别投资原则。国家借入各种建设款项宜以整个国家信用为担保，不宜以事业本身之财产及收入为抵押。尤不宜对于事业本身缔有附带条件。外资企业不论合办或单独投资，均以养成我国技术及管理人才为必要条件之一。这些意见后来同样成为大后方科技和经济工作的方法并且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资源委员公报》的记载，桂林工程师年会之后，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为推动技术改进和提高生产经营水平，纷纷在财政、金融、贸易以及引进外资方面开展各种积极的活动，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和办法，如为了保证金属矿的生产、出口及税收，就制定了《关于钨锑锡汞铋钼等六项矿产品征税查验办法》、《资源委员会第三区特别矿产管理处收回民间散锡给奖办法》、《资源委员会第三区特别矿产管理处矿业生产贷款办法》等。认真分析研究这些规定和办法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工程师学会所提出任务的具体实施。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政府忙于打内战，没有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但是工程师学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并未改变，至少对国有企业来说是这样。

本届年会，全国各地的工程师所提供的240多篇论文中，大多数是针对生产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经过一定的实践以后而写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这些论文大都集中在对当时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电工、化工及矿冶等部门或领域。例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工程师提交的论文共35篇，其中电工16篇，化工8篇，矿冶7篇，详见下表。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上资源委员会

所属单位提供论文情况统计表

使用这些技术的结果，使企业的生产得到很大的提高。例如，中国过去一直出口矿砂，抗战期间，美国、苏联对矿产质量的要求很严格。所以资源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提炼技术的改进和提高。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平桂矿务局终于在1943年采用沸腾氧化法（Oxida tyon by boiling）成功地对收购的土锡进行精炼，纯度达99.85%以上，“引起美政府及纽约市场之注意，认为可与任何国家精锡媲美”。又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将滤波器附接于手摇发电机以代替干电池，不仅减轻了重量，便于携带，而且每年可节省干电池2000万之多，“对于军事通讯，贡献甚大。”正因为如此，工程师学会要求各地会员加强这些技术的交流和推广，以促进大后方经济的发展。

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工程师学会的负责人对有关企业提出了生产和应急的具体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后方的企业为了坚持抗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湖南祁零煤矿局距湘桂铁路仅10余公里，衡阳会战爆发后，该矿成为日军攻占的目标之一。在战事紧急之际，该局局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王翼臣不避艰险，率全矿职工坚持生产，保证湘桂铁路军事运输用煤，“实属异常出力”，被国民政府经济部传令嘉奖。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总之，通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动员和部署使大后方的科技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团结，明确了努力的目标，以更大的勇气和热情投身到抗战之中。所以，这次会议的功绩是很大的，它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