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
作 者:廖国一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六)
413一、缘起
巨赞(1908~1984)法师,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江阴塞贯庄村人。他精研三藏,博通二乘,一生追求民主,拥护革命,立志佛教改革,是我国当代著名高僧、佛学家和爱国活动家。巨赞法师是“现代新佛学”的奠基人,新中国佛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前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和《现代佛学》、《法音》主编等职。
1927年巨赞法师自江苏江阴县师范毕业进入上海大夏大学,从那时起就参加了进步活动。1929年回江阴任金童桥小学校长,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领导家乡的中小学教员罢教、反帝等斗争、后为土豪劣绅告发,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下令通缉,险遭逮捕。1931年,经著名高僧太虚法师介绍,乃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老方丈披剃出家,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同年受戒于金陵宝华山隆昌寺。从此,巨赞法师潜心佛教研修,对佛教的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四论、禅宗等致力尤多,曾读经7000多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36年,他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名声大噪。熊教授看了此文之后,赞叹“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广东、广西、湖南、香港等地,策动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巨赞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到达南岳后,一面在华严社讲学,一面在沩山佛学社兼课。当时田汉也在南岳,由于抗日的志同道合,两人交往日深,经田汉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在南岳担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务长的叶剑英同志。在叶剑英的关怀下,巨赞法师于1939年5月发起成立了“南岳佛教救难协会”,并请叶剑英在协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普度众生再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叶剑英在演说中指出¨在目前,不同是任何阶级和党派,都要团结一致把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现在你们佛道的同志,也英勇果敢的参加到我们抗日的战线上来了,这是为什么?不也正是证实着敌人是不会放松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看,在沦陷区被残杀的佛道同志,再看我们此地佛堂的被狂炸,就连放生池里的鱼鳖也都遭了殃。因此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生活在人间,不是在天堂,你们所日夜苦修和祈拜的菩萨和殿堂,也是在人间,不是在天堂,所以我们所感受到威胁和可遭遇到亡国的灾难,你们也正是一样的身受到,因而你们就必定会自动的参加到抗战的阵线中来。……最后,还有点重要意义:就是佛道是反对侵略的,现在敌人也发动了他们的佛道组织成宣抚班来帮助日阀的侵略,这是不对的,这是违反佛的正义的,你们应该去提醒他们,你们要用佛像、佛经制成很多宣传品,由我们的空军带到敌人的阵地去散发,以开示他们,感化他们。我们还希望这个伟大的组织能发展扩大成全国的组织。”叶剑英的讲话,使巨赞法师和佛教界人士大受鼓舞。在叶剑英的策动下,巨赞法师把广大僧尼组织成佛教青年服务团,从南岳出发,到达长沙开展各项救国活动,团员们在街头发表演说、贴标语、出壁报和散发传单,被长沙市群众亲切地称为“和尚兵”。许多佛教信徒也踊跃捐物,支持他们。但由于这一组织是叶剑英策动的,并因为巨赞法师与徐特立有频繁的来往,所以长沙国民党当局扬言要打死他、烧死他。加上1939年9月中旬,日军猛攻湘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轰轰烈烈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不得不忍痛解散,巨赞法师带领部分团员转辗南岳,前往进步文化人士集结的桂林。
二、巨赞法师在桂林的活动
1940年,巨赞法师抵达桂林,住在月牙山寺庙。此时他担任广西省佛教协会秘书,并和著名高僧道安法师创办了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该刊物不但刊登佛教伦理的文章,宣传佛教新思想,而且刊载抗日的文章,号召佛教界广大僧尼起来和工农兵一道抗日救国。该月刊之所以取名《狮子吼》,巨赞法师说:“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一吼,百邪皆惊。在抗日紧要关头,我们要团结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一致对外,要学狮子,灭妖镇邪。”《狮子吼》从组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主要都是由巨赞法师一人主持。在《狮子吼》的创刊号上,登载了夏衍的抗日文章,以后各期,刊登了田汉、张志让、宋云彬、熊佛西等进步人士的来稿。由于巨赞法师的主持和在桂林的广大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狮子吼》越办越声势。著名高僧虚云法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说:“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虚云法师把《狮子吼》与著名的刊物《海潮音》相提并论,说明他对《狮子吼》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很关心这个刊物,他与巨赞法师过从甚密。在郭沫若五十诞辰的时候,巨赞法师在桂林给郭沫若写了“边关天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等诗句,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为国献身的愿望。《狮子吼》月刊从1940年秋到1942年共出版了14期,每期印数多达2000多份,极大地鼓舞了桂林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国民党中央政府曾派教育部副部长来查封该刊,由于李济深先生等人代表广西当局出面担保,才幸免于难。
巨赞法师在桂林期间,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万仲文、朱蕴山、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林半觉、龙积之、林素园、李焰生等进步文化人士过从甚密,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巨赞法师与进步文化人士经常聚集于桂林月牙楼素菜馆和魏家花园素菜馆吟诗赋词,共叙抗日情怀和对时政的忿懑。他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二三十个笔名经常为《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小春秋》等撰稿,其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李济深李任仁柳亚子等先生的敬重和好评。
巨赞法师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在桂林期间,除了继续宣传抗战救亡爱国理论外,他还致力于宣传改革旧佛教思想和宣传新佛教思想。1940年,巨赞法师担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该协会在苍梧、贵县、郁林(今玉林)、邕宁、柳城、荔浦、桂平、蒙山、柳江、三江等10多个县建立支会。1941年10月在桂声园9号(今桂林丽君路)建新佛教会,有大雄宝殿、观音堂、僧舍和办公用房,一次能容1000人。巨赞法师主编的《狮子吼》杂志,极力倡导新佛教运动。该杂志提出了“以学术化、生产化为原则,极力革除寄生虫式的生活与安于无知无识的惰性”和“扬弃佛教理论之属于过去者,提炼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精髓,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体物界重筑幸福之路”等改革佛教的观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的佛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1年,巨赞法师撰写了10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一书。该书由留日回国的万仲文作序。书中提出了要排除旧佛教中的封建思想和迷信毒素: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澄清思想;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要改革僧伽制度、僧伽教育;要加强寺庙的管理和整顿,保管和整理经典、文物;要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教的优良传统,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他在此书中提出的这些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被法师本人运用到中国佛教的现代建设活动中。此外,巨赞法师在桂林还写作了《瑜伽真实义品述记》、《如是斋玙启录》、《奔走呼号一整年》等佛教方面的好文章。
近代,桂林和广西佛教衰微,加上清末政府收寺产赶僧尼办学堂,新桂系政府又屡下限佛令,使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少寺院只剩“应门和尚”甚至为会道门占据。抗战期间,由于巨赞等佛教高僧来到桂林,使广西佛教出现一片兴旺景象。据1942年统计,仅桂林就有佛教徒1472人,其中男964人,女508人。甚至当时在桂林的部分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也成了佛教徒。如时任军委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著名影星胡蝶等也在桂林皈依了佛教。巨赞法师在桂林宣传抗战救亡爱国理论与佛教新思想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时期桂林和广西佛教文化的繁荣,促使广大佛教人士踊跃参加到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中来,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日本侵略军对湘桂等地的侵略和威胁,巨赞法师不得不于1942年离开桂林,转辗广西桂平、北流等地,继续从事抗战救亡和改革新佛教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抗日活动和佛教的发展。
巨赞法师抗战时期在桂林爱国爱教的义举,得到了后人高度的评价。现代高僧圆彻法师怀念他说:“悲天愍世兼忧国,佛日重光任铁肩;勇作南洲狮子吼,不堪挥泪读遗篇。”高僧云峰法师称赞他“恢弘圣教立丰功,爱国先驱浩气崇:‘狮吼’雷音降敌寇,新编‘佛学’启群蒙”。这两位法师对巨赞法师的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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