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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
作 者：文丰义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七）
76“两个需要”在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
文化作为人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和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意识行为的载体，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延续性等特点。抗战文化是抗战时期的历史产物，为宣传伟大的民族抗战作出过积极而特殊的贡献。茅盾提出文化发展的“两个需要”在指导抗战文化发展，规范抗战文化工作者们的创作行为，纠正国统区少数人追求“商业利益”、“纯艺术”、“纯文学”，以及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虚无主义”，曾产生过积极的引导作用和批判作用。同时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和实践的榜样。由于桂林抗战文化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强烈的时代战斗精神，茅盾的“两个需要”的文化建设理论虽然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但由于它深沉的内涵和具有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特性，对当今现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从时代对文化发展的要求来看，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乃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宣传、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去激励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对那些漠不关心抗战，只注重商业利益的市侩主义，宣传“文学艺术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艺术至上”等现象又是一种批驳和改造，并加以必要的引导。所以，发展抗战文化既要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要满足广大民众健康有益的精神需求；它既要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通俗易懂，又必须是寓教于乐和健康向上的。那些只追求经济利益的“色情剑侠”类作品和泛滥的地摊“文学”，只能是一堆消沉意志和颓废精神的文化垃圾。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样面临时代赋予的各种任务和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同样需要唱响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并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目前，虽然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封建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过去一段时期，因经济市场化的因素，也出现了放松文化市场导向的现象，一些出版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违背服务宗旨，出版了一些不健康的黄色书刊，甚至出现只放书号，不审内容，由书商自行印刷的现象，以至满街满店的地摊“文学”，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现在仍有许多刊物实行互换稿件的方法，搞所谓的稿费“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投稿很少采用。如今在广大的农村，人们的思想与文化素质仍然不高，封建迷信的东西仍旧大量存在，不思进取的人们比比皆是，许多地方出现的“麻将家庭”、“麻将村”；有病不是去医院，而是请巫医问鬼神；许多地方又争先恐后地兴建庙宇，每每香火越烧越旺；一些地方出现“家长制”、“土皇帝”、恶势力集团等现象，说明我们的农村文化建设任务仍很艰巨。同样在大城市、小城镇靡靡之音不绝于耳，黄色音像、色情服务渗透着人们娱乐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些基层领导者还以开发色情服务项目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手段，诸如“红灯区”、“娱乐一条街”等，黄、赌、毒活动十分猖獗。由此，许多这样的场所还是滋生腐败、颓废人生的发源地。特别危害至甚，波及全国城乡的“法轮功”邪教活动，为什么发展之神速，危害之广大？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说明我们当今同样面临着文化发展的导向问题和文化发展的两个需要问题，也同样需要运用茅盾提出的文化发展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当今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指南。建国以来我党一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健康的精神需求服务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对茅盾的文化发展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茅盾提出文化发展的两个需要，既要适应读者健康有益的精神需要，又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建设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广大文化工作者曾为此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和大量的实践活动，并因此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有力地配合着抗日斗争形势的进程。当时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三部、艾芜的《山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红的《呼兰河传》、司马文森的《雨季》等，都堪称是抗战文学中的佼佼者。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和茅盾的另外几部代表作，被认为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艾芜的《山野》也被认为是“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被誉为“是最能代表作者艺术风格的一个短篇小说”，艾青的诗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则是“艾青的诗跨入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此外，夏衍的《此时此地集》、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秦似的《感觉的音响》、盂超的《长夜集》等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则又是实践着与现实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典范，尤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桂林的传播，为桂林文艺作家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所以说桂林抗战文化城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统区宣传的重要阵地，茅盾的文化发展的“两个需要”理论，则又是深入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的一面旗帜和典范。在新时期，一大批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文化工作者，同样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反映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催人奋进，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文艺作品，如《咱们的牛百岁》、《秋菊打官司》、《英雄无悔》、《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人民的公仆孔繁森》、《生死抉择》、《忠诚》、《惊涛》、《当关》、《长征》等，同样不愧是反映时代精神，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和广大人民精神需求的优秀上乘之作。在指导人生，净化人们的心灵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又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党中央历来要求“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特别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这不正好说明茅盾的文化发展“两个需要”的理论，在当今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吗？
（作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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