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思想研究

抗战之前桂林只有四家书店。抗战期间，即1938年至1944年桂林疏散，桂林的出版发行盛况空前。“中国的精神粮食——书，百分之八十是由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当时的桂林出版社、书店大小200余家，印刷厂近100家，每月出书约40种，而且第一版总要印5000以上。在那个时期共出版约2000多种出版物，每月用纸1-1.5万令，每月排字高达3-4千万字，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为什么出现在桂林这样一个小城市里？除了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指挥外，从出版发行业务角度来探讨这一罕事，不难看出这是与当时桂林出版发行业坚持进步的革命方向，团结、依靠进步编著者崇高的“服务精神”"及科学经营和民主管理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探讨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继承发扬当年出版发行的优良作风，促进今天出版发行事业的发展。

一、坚持进步的革命方向

一个正确的出版发行方向是出版发行事业最基本的条件，它关系着出版发行事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不抵抗政策，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上海失守，武汉、广州沦陷在这民族存亡，国家命运最危急的关头，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旗帜，动员起千千万万民众，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在桂林，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新知书店、南方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为首的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使进步书店、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文献出版社、国光出版社、创作出版社、自虹书店、华华书店、集美书店、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等。他们坚持进步的革命出版方向，每一家出版社、书店就是一个个坚强的宣传阵地，文化堡垒，形成强大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抗战。

1.从出版发行的指导思想而论。

首先桂林出版发行把出版发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及马列主义启蒙读物放在首位。抗战爆发，针对国内速胜论与亡国论，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著作。当时，桂林的出版发行已逐步成为西南地区出版造货中心，承担了这一地区中心店发货任务。为了及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民众抗战思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出版人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在桂林排版、出版，迅速分运西南地区发行。如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朱德《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论目前抗战形势》、叶剑英《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等。当马克思的《资本论》几经周折运抵桂林时，他们又及时设法分发大后方各地。新知书店以中国出版社名义继续大量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如《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在桂林大量出版发行，不仅传播马列主义，同时为广大民众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给桂林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尤其是宣传马列主义启蒙读物，唤起了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投入抗战斗争。当时桂林出版发行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李仲融的《辩证唯物论》，列昂节夫的《大众政治经济学》等一批通俗读物。其中《大众哲学》再版达30多次，许多青年人读了这本小册子后深有感慨地说：它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不断发出光和热，照耀着一代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们投身革命道路。的确，在那个年代，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读了这些进步书籍，便去为真理而斗争，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抗战烽火中，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

其次，出版发行各种期刊图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桂林出版发行业会同文学艺术各界人士，利用当时广西当局比较开明之机，大张旗鼓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主张。通过书刊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齐心协力共赴国难，掀起抗战的高潮。

第三，通过书刊发行传播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针对广西经济文化较落后的情况，组织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才编辑出版了大量通俗的大众化科普读物，文化教育知识读本。在这方面文化供应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从出版发行书刊内容而论。

桂林出版发行2000多种书刊杂志，除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图书外，仅文艺图书就有1000多种，丛书、套刊70套，期刊240多种。这些书刊具有思想性、战斗性、现实性和大众性。第一，宣传抗战，鼓舞人民抗日斗争，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如小说《火》，作者歌颂在火中涅粲的凤凰，“我想想我们的苦难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觉含着眼泪笑了。在这瞬间似乎全个江，全个天空，和那无数的山头都亮起来”。在《长夜》中，他听到了鸡鸣，听到了光明的呼声。他告诉人们：“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了。”又如《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复刊献词中义正言辞指出：“法西斯侵略者存在一天，文化和智慧就要遭到一天的厄运。但是文化和智慧的光辉，要是有一天不熄灭，法西斯侵略者终究不免要败亡。"第二，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种种倒退、腐败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杂文家可以说是社会信号的灵敏监测仪，面对整个社会，讴歌或鞭挞，思索或判断，需要深刻的洞察和缜密的分析能力。聂绀弩的杂文《韩康的药店》发表在1941年《野草》2卷1期上，内容把汉朝的韩康和《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捏在一起。说恶霸西门庆看见韩康的药店门庭若市，自己眼红也就开了一间跟他抢生意，可是人们依旧往韩康药店跑。西门庆恼羞成怒，心生一计，叫人扮成梁山泊好汉黑旋风往韩康店里投宿，捉人封店好让自己独霸一方。韩康没有死，过了几年药店又开起来了，依然好生意。而西门庆多行不义，终于一命呜呼。作品讽刺极为深刻，耐人寻味。《野草》的出版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这本刊物后，十分欣赏，嘱每期寄给他两份。《国民公论》创刊词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头到尾是破坏性的。不仅对于侵略的对方，是残酷无情的破坏，就是对于本国，战争的目的，只要为保持日暮途穷摇摇欲坠的寡头政权，也完全是破坏性的。第三，直接反映抗战生活，宣传建立统一战线。桂林出版发行无论是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作品着力描写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英勇斗争，仿佛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精魂。如《无名英雄》描写皖南新四军的战斗生活。《山野》写的是华南某地游击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胶东的“良民”》直接反映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第四，读者对象大众化。桂林出版发行的书刊为多方面多样化的读者提供了各种读物。由于广西地处南疆，经济文化较落后，因此，出版物中普及读物，大众化读物较多，适合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小学教师阅读。当然，也有不少理论性强，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文化供应社还出版发行不少适合少年儿童及文化程度低的文化教育书籍和儿童读物。另外有些文学杂志、艺术刊物在注意介绍相关知识的同时，也刊载一些基本常识，如《新音乐》介绍外国音乐，世界名曲及中国民歌民谣，同时也开展音乐知识讲座、问答。

3.从出版发行图书类别、题材及封面设计而论。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的书刊、丛书，涉及各个类别的图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儿童读物、科普读物，理论刊物应有尽有。题材分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戏剧和历史剧等，真是百花齐放。书刊不仅内容精彩，编排出色，印刷质量好，封面设计也十分讲究。如《野草》创刊号，封面设计寓意深刻，由青年画家周令钊设计。在刊物封面右下角的一幅画，是一堵旧墙，从墙缝隙中长出一棵生气勃勃的小草，象征这本杂文刊物必将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团结、依靠进步编著者

抗战期间，一大批文化人和科学工作者聚集桂林，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化群体。他们有的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的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有的是小说、诗歌、散文、美术、音乐、戏剧的创作家、艺术家；有的是新闻记者、出版发行工作者，他们的到来使整个桂林山城沸腾。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一段时间，桂林文学创作活跃，刊物图书出版频繁，戏剧活动影响颇大，桂林一时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桂林出版发行业充分认识到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编好书，出好书，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队伍。于是在1939年胡愈之受南方局之命到广西开展工作，由他一手策划设计成立桂林文化供应社。不仅加强了党直接领导下的出版发行力量，而且为当时不少文化人谋工作找出路，安定作家们的生活作出努力。桂林出版发行业对这批宝贵人才，采取团结依靠，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政策，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提供抗战的文化园地。其一，让一些文化人直接进入出版社做编辑和作者。一个好的编辑工作者首要任务是把好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工作关，既要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又要满足社会需要，读者需求，还要具备专业知识。因此许多人士既成为某个刊物、图书的编辑，同时又一边自己动手写稿。如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辑宋云彬，担任《野草》编辑，又亲自撰稿。邵荃麟是《文化杂志》编辑，自己也写文章。《新道理》主编曹伯韩，也自己撰稿。其二，有些人不进出版社，在外围任某刊物、图书编辑，又是作者。如艾青主编《南方》，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秦似编辑《野草》，同时又为刊物撰稿。其三，有一大批经常为出版物撰稿，并经常保持联系的作者。像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艾芜、骆宾基、司马文森、周纲鸣、孟超、黄药眠、葛琴、王鲁彦、秦似等知名作家。他们为桂林出版发行撰写不少作品，有的作品被认为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山野》被认为是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作者风格的一个短篇小说等。当时的文艺创作，繁花似锦，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绚丽多彩的一页。其四，利用某些刊物的出版发行召开专题讨论会、座谈会等，培养一批青年写作队伍。桂林出版发行界经常邀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就某一刊物的出版、栏目的设置，进行作品评价，谈创作感想和写作经验，传授各种写作技巧，指导广大青年文学创作爱好者。

三、永载发行史册的“服务精神”

桂林出版发行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新知书店为主，加上1939年10月集资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是出版发行的主要力量。1941年皖南事变，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后，便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之中，出版发行进步书刊较多的就数文化供应社了。桂林疏散时，文化供应社分两路撤离桂林，一路去重庆营业处，一路撤往桂东南平乐、昭平一带，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图书。抗战胜利，文化供应社房子全毁了，出版人便自己动手因陋就简，迅速盖起了宿舍和门市营业部，一直坚持到1953年办理财产移交手续。

俗话说：出版是基础，发行是关键。图书发行处在商品流通中介，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是做好发行工作的根本。对此桂林出版发行非常重视，对全体员工严格要求，经常教育他们保持持和发扬“生活”服务精神。同样在桂林，生活分店、读书分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经常门庭若市。相反，国民党三青团办的书店，却很少有人上门，对比之下显得十分冷清。这不仅是因为桂林出版发行门市部实行敞开供应，无论书架书台都直接同读者见面，使读者自由翻阅，极为方便。更重要的是书店工作人员觉悟较高。书店经常从思想上教育员工，门市工作不是纯粹的站柜台，做生意，而要明白自己对读者服务的责任。在服务上要诚恳、热情、周到、敏捷、有礼貌。在工作上要求了解出版信息，了解读者的需要，了解和熟悉图书，了解著名作者及其作品。在日常销售中要主动为读者介绍图书坚持多种服务方式，如宣传推广，邮购、预约登记、批发、流动供应，发展销售网点。

另外，书店把读者当做朋友，读者将书店当做自己的“家”。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经济困难，没有钱买书就利用开架的有利条件，围着书台，站在书架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久而久之书店工作人员与读者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读者十分信任和支持书店的工作，对书店工作人员也非常敬重。1941年2月2日国民党当局公然勒令生活分店限三天内停业，经理邵公文贴出启事，宣布大廉价三天，谢别读者，结果轰动了沉闷的桂林城。许多青年学生、教师、工人、职员纷纷涌入生活分店，挤不进店堂就伫立街头。当时买书的读者已不是买一本，而是几本或十几本地买。回忆当年的情景，至今不少老人还记忆犹新，称赞其服务精神。

再者，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桂林一段时期成为西南、东南地区印书的基地。有些书为了降低成本，采取一处排版，分散印制，有些书稿则直接寄到桂林排版，印刷，然后分发各地。一时排印任务多，校对工作忙，就临时抽人帮助校对书印出后，内部工作人员利用晚上关门后的时间，捆包，点数，分发制单，经常忙碌到深夜。桂林出版发行业视“服务精神”为生命线，把韬奋的“竭诚服务，给读者便利”作为座右铭。正是由于有此种服务精神，出版发行才不间断，直到桂林解放建立起新华书店时，才将发行任务转由新华书店担当起来。

四、科学经营与民主管理

抗战期间桂林出版发行如此繁荣兴旺，与其科学经营主管理是分不开的。首先体现在桂林出版发行图书、刊物之多，速度之快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罕见的，这是出版发行科学经营，走编、印、发一条龙的经营策略的结果。1939年冬，湖南地下党省委所办的《观察日报》被封闭，所属印刷厂有被解散的危险，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指示新知书店抢救。于是，新知书店会同文化供应社，生活分店共同出资将印刷厂迁移到桂林，组成秦记西南印刷厂，归新知书店管理，沈静芷出任厂长。后来西南印刷厂发展到为20多家出版社、书店服务，印制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10多部优秀读物也秘密印制过党组织交办的文件和小册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桂林的第一版，就是该厂一夜之间赶印刷出来的。当三户印刷厂业务不振时，生活分社参股合办派汪允安为该厂经理兼厂长。文化供应社成立不久，在丽泽门外丽君路自建二层楼房作新址，紧接着又筹办起建设印刷厂。由于实行编、印、发一体化的路子，充分发挥了进步编著者的作用，许多书稿，刊物得以迅速出版发行，配合抗战，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出版发行高瞻远瞩的科学管理和极有预见性的做法。第二艰苦奋斗，量入为出是桂林出版发行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文化供应社的成立是胡愈之一手策划，救国会沈钧儒通过杜重远、萨空了的帮助，筹募3千元资金就着手组稿，编印书刊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是当时全国各地设立的56个分支机构之一，既没有资本家投资，也不是官办拨款，而是靠全体工作人员用劳动所得，共同入股经营的集体性质组织。职工工资偏重于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津贴则偏重于解决困难户。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店经理平易近人，采用民主集中统一的方式管理书店，使书店逐步发展。第三，抓业务学习，提高员工队伍素质。桂林出版发行业经常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韬奋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店务通讯》等。读书生活出版社领导黄洛峰在《社务通讯》上写了一篇《怎样去组织工作》的文章，针对某些书店负责人，不善抓工作要领，指出要善于计划和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发现和培养干部。还发表关于进货二作存在着两种不恰当的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只进革命书，其他书不进；一种是“纯生意经”的倾向，凡有利可图者都进评论指出：进货应遵循的原则是抗战、团结、进步，还要从读者多层次需要出发。由于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了职工思想认识。在发行实践中坚持岗位培训，注意人才的培养，干部的选拔促进了出版发行工作的开展。第四，团结协作是桂林出版发行事业兴旺的因素。当时的出版、印刷、发行没有现在这样的专业分工，书店人手少事情多，大家既干出版业务，又干发行图书。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社会黑暗，出版发行的兴盛靠的是骨干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靠的是上下员工团结努力，以及店与店，社与店之间的团结协作。有许多工作都是几家负责人共同商议，并联合采取行动的，由于大家齐心协力，推动了桂林出版发行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桂林出版发行工作，离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时桂林出版发行基本思想，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作者单位：桂林市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