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时代主旋律，是桂林抗战出版的重要启示
作 者：龙谦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七）
131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军铁蹄疯狂践踏我华夏国土，日寇屠刀残酷杀戮我炎黄子孙，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还跋涉在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当年举国上下，亿万军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发出的共同呼声，这是民族的最强音，这就是抗战时代的主旋律。
桂林，在抗日战争年代是我国西南抗战大后方重镇，是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当年，在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力量组织和影响下，开展了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文化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队伍，以出版发行书刊为武器，作为自己参加抗战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任务。他们本着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遵循周恩来副主席“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指示；“应时代要求，决定加强编辑工作”；“出版各种各样的读物，让人民群众在意识上武装起来，共赴国难”。众多的出版发行单位和出版发行人员，在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书刊，“成为不愿做奴隶人们的战斗号角”。在抗战期间的6年里，桂林出版了各种图书2000多种，杂志近300种，报纸15种，以抗战为内容的书刊占很大比重，发行的品种数量之多，发行范围之广，均居全国前列。这是桂林被誉为“文化城”而蜚声海内外的原因之一。
战时桂林文化城出版事业之所以如此兴盛，是出版发行战线高扬了抗战时代的主旋律，为抗战出版，为抗战服务，为抗战出力。这是当年桂林文化城出版工作的主题。他们出版发行了大批抗战领导人的著作文章和讲话，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目前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周恩来的《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二期抗战寇我新战略》、《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等；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叶剑英的《现阶段游击战和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当前战局之特点》等。同时出版发行了伟大爱国主义者宋庆龄的《中国应何以自存》，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抗战哲学》、《打胜仗的方法》等；还出版发行了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的《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白崇禧的《全面战争与全球战争》，黄旭初的《怎样去长期抵抗》等。这些著作文章或讲话，阐述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它的出版发行，对提高人民群众抗日斗争认识，统一全国人民对日斗争意志，指导抗日斗争正确发展，号召人民团结一致，鼓舞群众抗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有巨大作用。
桂林文化城同时出版发行了一批抗战理论书籍，如钱俊瑞的《论战争》，杨东莼的《抗战的形势》，朱垣章的《政治抗战论》，及《反侵略小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书》、《战时社会科学丛书》、《战时宣传纲要汇编》、《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剖析》、《抗战与教育》、《世界知识丛书》，以及《全民抗战》、《全面战》、《抗战半月刊》、《抗战时代》、《抗战文化》、《抗战文艺》、《救亡日报》等报刊。这些书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教育动员各界同胞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奋起，投入到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洪流中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力量。
桂林文化城还出版了大批抗战宣传通俗读物，如《帝国主义是什么》、《卢沟桥事件》、《中日全面战争》、《民众如何抗战》、《战时民众读本》、《怎样做民众运动》、《怎样对付敌人》、《怎样做战地工作》、《怎样做民众动员工作》、《好男儿要当兵》、《抗战建国手册》、《怎样保卫大西南》及《日本间谍在中国》等。这些抗战通俗读物，深入浅出，适合广大工农群众阅读，发行深入广泛，让广大群众阅读后了解抗日斗争性质任务和斗争方法，激发群众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教育人民群众懂得为什么要抗日和如何抗日，达到广泛发动国民参加抗日斗争的目的。
桂林文化城还出版了大批的反映抗日斗争的文艺书刊。
如小说有巴金的《火》、《还魂草》，茅盾的《劫后拾遗》，丁玲的《眼泪模糊的中的信念》，艾芜的《山野》、《秋收》，司马文森的《雨季》、《一个英雄的经历》，欧阳山的《战果》，王鲁彦的《春草》、《胡蒲妙计收伪军》、《我们的喇叭》，熊佛西的《铁苗》、《铁花》，端木蕻良的《大江》、《科尔沁草原》，马宁的《无名英雄传》、《动乱》，于逢、易巩的《伙伴们》，骆宾基的《仇恨》，田涛的《血泪中》，邵荃麟的《英雄》，朱雯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
诗歌有郭沫若的《罪恶的金字塔》，艾青的《火把》、《他死在第二次》，田间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臧克家的《向祖国》、《呜咽的云烟》，袁水拍的《冬天，冬天》，刘雯卿的《战地诗歌》，彭燕郊的《战斗的江南季节》，蔡挺生的《抗战诗歌》等。
戏剧有田汉的《最后胜利》、《黄金时代》，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夏衍的《心防》、《风雨同舟》（与田汉、洪深合作），老舍的《大地龙蛇》，陈白尘的《到前线去》，宋之的《国家至上》、《民族万岁》、《民族光荣》等。
音乐歌曲有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胜利进行曲》、《雪耻复仇歌》、《丈夫当兵去》，张曙作曲的《我们要报仇》，光未然作词，夏之秋作曲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何家槐作词、孙慎作曲的《新游击队之歌》、《战地新歌》等。舞蹈有吴晓邦编导的《春的消息》、《倭寇现状》等。
美术有赖少其的《抗战门神》，廖冰兄的《抗战必胜连环图》，黄尧的《战争中的中国人》，特伟的《我控诉》，陆洛、舜田画的《日本兵》等。
文艺作品内容有记述揭露日本侵略军残杀我同胞、蹂躏我国土的种种惨状和血腥罪行；有反映我国青年觉醒，为救国救民毅然参加抗日斗争，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精神；有热情讴歌我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壮烈事迹；有愤怒痛斥汉奸卖国贼投降变节，叛国投敌的丑恶罪行；有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等等。作品用不同形式，多角度多侧面描写我中华儿女为反抗日本法西斯，为祖国为民族而斗争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充分反映了抗战时代精神，高扬了抗日战争年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当年，桂林也有少数出版发行商为了追求利润，印行过一些低级庸俗的黄色淫秽书刊。但是大多数进步出版发行单位，坚持“不出一本理论不正确的书，不印一本只图销路无益大众的书”。他们始终坚持进步出版方针，出版发行大量高质量书刊供应群众需要，用高品位的书刊占领图书市场。同时，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邵荃麟、司马文森、茅盾等进步文化人为主体，通过召开座谈会，发表评论文章，对这股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使它未能在图书市场占主要地位，遏制其在社会上造成的危害。
为了给抗战广大军民服务，桂林文化城图书报刊发行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城乡兵营，把书刊送到连队、工厂、农村、街道、学校中去，有时躲飞机或疏散中也进行流动供应，想方设法满足人民需要。除在桂林、广西发行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到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和港澳地区去。在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对进步出版发行业进行控制迫害。文化城的进步出版发行工作者不怕政治高压，不畏生命危险，坚持出版发行抗战进步书刊。生活书店、文化供应社等单位曾被国民党政府勒令或变相勒令停止，职工陈文江、黄荣方、云健鹏、文彬等多人被殴打逮捕，投入监狱，刑讯逼供。他们为了抗战，为了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坚贞不屈，仍然坚持出版发行抗战进步书刊。出版发行单位和职工，在战时经济十分困难和工资微薄的情况下，进行了抗战义卖和给前线战士捐献钱物，支持抗战和慰劳抗日将士。
桂林文化城书刊作者编者们，为抗战书刊的写作编辑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活动家茅盾，在香港沦陷后到桂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原作厨房用仅几平方米的小屋栖身。他就在这既是卧室又是工作间的小屋里，夜以继日地写作，9个月里写了包括《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几部小说和好几篇文艺评论，在桂林发表出版，深得我国文艺界及社会上的赞誉。著名革命家画家何香凝，战时住在桂林郊区农场里，作画、养鸡、种菜，自食其力。蒋介石给她寄来100万元支票，写信邀请她去重庆做官。她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气愤地把支票退回去，并写道：“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表示了她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要和人民一起抗战到底的决心。音乐家张曙，从战火中来到桂林，立即投入桂林抗战歌咏运动，他在桂林谱写了《我们要报仇》等抗日歌曲，组织了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在他到桂林后第9天，和女儿一起被日本侵华飞机炸死，死时他紧抱女儿，愤怒表示对日寇暴行的强烈控诉。这些事例说明，桂林文化城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了抗战救国，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施加的政治压力和物质利诱，不怕日本侵略者疯狂杀害，表现了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勇敢向前的革命坚定性和战斗性，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
打败日寇，光复中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的祖国已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我们正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就是新时代我们国家的主旋律。
抗日战争时代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都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相通的，都是为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作为我国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工程中，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要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代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要高扬新时代主旋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用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出版物占领书刊市场，多出、出好富有时代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给广大人民群众供应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帮助人民提高防止和抵制腐朽文化及各种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
加强书刊市场管理。出版发行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识别批判能力，坚决抵制那些政治观点错误、低级庸俗等精神污染的稿件出版发行，坚持以高品位读物占领书刊市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要继续克服单纯盈利思想和做法，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出版发行工作的首位，努力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更多更好的先进文化读物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广西区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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