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桂林三家书店在抗战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书店、书局林立，其中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和新知书店（以下简称“三家书店”）是当时最活跃，影响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三家书店。至今，凡提到桂林文化城，都离不开具有显著标志的书店、书局；一提及书店、书局，往往必谈三家书店。为什么桂林三家书店在社会上，在众多的读者心目中有如此大的影响？会留下如此深远的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

一

抗战时期誉为“文化城”的桂林，出版发行事业极为发达。当时的出版社、书店和印刷业没有现在这样明确的专业分工，很多出版社发行图书，书店也兼营出版、印刷。桂西路（今解放西路）两旁全是书店，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店街”；中南路（今中山中路）、太平路、环湖北路（今榕湖北路）也有不少书店。生活书店，1932年7月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爆发后，总店迁重庆。1938年1月在桂林设分店，店址在中南路，领导人先后有褚祖荣、卞祖纪、孙明心、邵公文，邹韬奋曾两次到桂林指导工作。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总社迁重庆。1938年冬在桂林设分社，店址在桂西路，领导人为黄洛峰、刘麟等。新知书店，1935年秋建店上海，抗战爆发迁往武汉。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12月迁桂林，总店址在桂西路，主要领导人有徐雪寒、华应申、沈静芷等。三家书店在桂林设分店、分社和总店后，“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桂林三家书店有如下共同点：

1．三家书店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进步书店，坚持宣传抗战、团结、进步，成为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前夕的桂林只有四家书店，抗战期间曾发展到200多家，猛然间突增50倍，是桂林有史以来出版事业的鼎盛时期。在这200余家书店、书局中，可概括为四种不同类型的书店：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进步书店；二是以进步文化人为骨干，受共产党影响，适应抗战而创办的进步书店；三是保持中间立场的书店；四是由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反动文人开办的书店。三家书店是属于第一类，它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并肩作战的三个兄弟书店。

三家书店都建立了党支部，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曾在延安接见过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的李公朴，并作过重要指示。1938年7月初，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时，叶剑英同志曾到汉口新知书店作抗战军事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曾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三次到桂林，并接见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作了许多重要指示。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后，三家书店先后被迫停业，许多地下党员被迫转移。中共南方局为加强桂林地区抗战工作，派李亚群、徐鸣等同志到桂林，组织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1940年夏，周恩来找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发行工作。1942年生活书店徐伯昕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周恩来指示三家书店要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保存实力，避免损失。

在桂林抗日救亡宣传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中，三家书店以出版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为主要任务。坚持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忠实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文学、艺术、戏剧、美术、音乐、新闻各界等进步文化工作，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2．三家书店出版发行一大批有影响的图书，为进步作家提供了战斗园地，繁荣了抗战出版事业，丰富了抗战文化艺术宝库。

以三家书店为首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在当时出版发行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图书，及时为作家提供了战斗园地，活跃、促进和繁荣整个抗战文化事业。当时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主要出版社会科学和文艺读物。有九套丛书，如《战时大众知识丛书》（白挑编）、《抗战中的中国丛书》（柳堤主编）、《世界知识战时丛书》（金仲华主编）、《青年自学丛书》（张仲实主编）等。发行一批有影响的杂志和图书，如《国民公论》（胡愈之、张铁生、千家驹主编）、《全民抗战》（邹韬奋主编）、《战时教育》（陶行知主编）、《文艺阵地》（茅盾主编）、毛泽东《论持久战》、叶剑英《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新形势》、李达《社会学大纲》和曹靖华译的苏联文学名著《铁流》等。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主要发行总社在重庆出版的新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逻辑》，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等。同时在桂林多次再版《大众哲学》，出版几套丛书，如《鲁迅丛书》、《新中国文艺丛刊》、《新音乐丛刊》。发行各种杂志，如《学习生活》（楚云编）、《文学月报》（罗荪编）、《新音乐》（李绿永、林路等编）等。新知书店出版主要以政治理论读物为主，也出版少量文艺和儿童读物。在桂林出版有《近代世界革命史》（陈昌浩著）、《论战争》、《中国经济问题讲话》（钱俊瑞著）、《抗战中世界大势》（史枚著）、《鲁迅论及其他》（冯雪峰著）、《心防》、《小市民》（夏衍著）、《经济学》（薛暮桥著）等。定期刊物有《中国农村》、《漫画与木刻》、《少年战线》等。还出版《二期抗战新歌》（陈原等编）、《大众新歌》（麦新、孟波编）等图书。大量发行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一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后面详细介绍）。发行的图书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薛幕挤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胡绳著）、《简明哲学辞典》（孙冶方译）、《大众政治经济学》、《斯大林传》（巴比塞著、徐懋庸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一分册经济篇）（何封译）等。发行的杂志有《中国农村》（千家驹主编）、《中苏月刊》（翦伯赞编）、《国际英文选》（张琦主编）、《战时初级儿童读物丛刊》（陆洛一主编）等。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是出版事业繁荣的基础，也是三家书店出版发行的基石。同样，三家为首的进步书店，为进步作家提供了奋笔疾书的战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因此，三家书店的门市部好像一块吸铁石，将广大读者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吸拢来，经常是读者盈门，川流不息，是桂林影响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书店。

3．三家书店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典范，成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文化围剿的坚强文化堡垒。

三家书店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如生活书店，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56个，职工由70人增加到300余人。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会上有人公开叫嚷：“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穷乡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的文化事业却等于零，不能和它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对三家进步书店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政府恐惧之余，随即加剧了迫害的步伐。三家书店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有的被查封，有的被捣毁，书籍被当局没收或焚烧。在书店工作的同志，上至经理，下至练习生，有的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进步出版发行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出版机构纷纷出笼围剿革命文化。至1940年7月，生活书店在各地的分店只剩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国民党反动政府主管文化的刘百闵，提出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成立总管理处，实行“联合”、“合并”时，遭到邹韬奋严词拒绝。又提出生活书店业务由政府参加资金，接受政府的“监督”，又被邹韬奋拒绝。此时，反动当局威胁要“全部消灭”生活书店，邹韬奋回答道：“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系也逐渐转到反共立场，整个桂林城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许多进步文化人被迫出走，进步书店遭到“封”和“禁”。2月10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首先遭难，限令3日之内“限期停业”。2月底读书分社、新知书店两家主动在门市张贴“清理内部，暂停营业”的告白。三家书店根据党的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和务必分一、二、三三条线，采用新的策略，新的斗争方式，布置阵地，分散作战。生活书店把一部分存书和人员转移到三户书社，又积极筹办学艺出版社、致用书店，继续发行“生活”的书。同样，新知书店把桂西路的门市让给文化供应社，自己对外宣告办理结束，另一方面则以远方书店、实学书局名义继续发行图书。读书生活桂林分社也改换门面，以新光书店招牌出现。表面上三家书店已不再有，但三家书店出版发行工作并没有结束。工作人员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吓倒，除少数人员必须隐蔽和转移外，大部份仍留在桂林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1944年底桂林沦陷。

人们都知道，在抗战以前的10年内，国民党反动派除军事“围剿”外，实行文化“围剿”，这种文化围剿在抗战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人们往往以为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就是出版许多反共书籍，发动反共的舆论。其实它对进步的革命文化“围剿”并不只是运用文化武器，而更多地使用诸如封闭、监禁、屠杀等文化以外的手段。桂林三家书店在抗战期间出版十几种定期刊物、几百种书籍，发行了动员广大民众抗战的通俗读物几百万册，担负着同这种超文化手段作斗争的艰巨任务。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杀头和坐牢，注重斗争策略，为其他进步文化和书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成为一个坚强的文化堡垒。

二

桂林三家书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其出版、发行图书的优势，为宣传抗战、唤醒广大青年、教育组织民众、推动抗战高潮、加速消灭法西斯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三家书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全民反法西斯的战争。

三家书店在桂林的设立，为桂林人民带来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群众了解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给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武汉沦陷之前，中共长江局决定创办中国出版社，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以民间面貌出现的出版机构，以区别“新华日报社”和“新华日报”出版部。经讨论决定，中国出版社完全委托新知书店办理，即以新知书店一套机构，对外挂两块牌子。新知书店迁到桂林后，由华应申同志负责，继续大量发行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如《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什么是列宁主义》(4个分册)、《斯大林文集》（12个分册）、《共产党宣言》以及《毛泽东救国论文集》、《共产国际纲领》、《论政党（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章》、《支部工作纲要》等。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以及由苏联大使馆的商务代办处运来的大量《马恩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等书籍。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11月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该书在上海孤岛出版，出版前曾登报办理预订。当时很多人知道这部经典巨著的全译本快要出版，便纷纷预订。但是，要把《资本论》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和国统区却十分困难。最后经香港转运，几经波折运到桂林，由桂林分社设法发行转运到全国各地。正式发售《资本论》的那一天，桂林分社门市部像节日一样布置一新，店堂新书台上铺着大红布，一排崭新的《资本论》置于台中。摆在四周的是《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等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除此之外，桂林分社还出版发行《辩证唯物论辞典》（苏联米丁编）、《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译）、马、恩《资本论通信集》（郭大力译）、《实践与理论》（艾思奇著）、《列宁在一九一八》（林谈秋译）等。

三家书店重视门市宣传阵地，公开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每天吸引不少读者，前来购买和浏览图书，有的读者在学习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断向书店工作人员询问。广大民众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的热情，令人十分感动。

2．三家书店出版发行大量进步书籍，扩大革命影响，唤起了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之中。

三家书店在桂林，论规模不如一些大的书店，论资历也远不如商务、中华书局等书店。但是，三家书店在当时总是门庭若市，拥有大量读者群，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青年人。众所周知，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黑暗统治下，进步书刊大都遭到查禁或焚毁之厄远，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实属不易！青年读者对三家书店的进步书刊爱不释手，不少读者限于环境，到门市来去匆匆，不敢久留，但进步书籍给青年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如《青年自学丛书》、《国民公论》、《全民抗战》、《大众哲学》等一大批进步书，在广大青年读者思想深处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难以估计的。艾思奇同志的通俗读物《大众哲学》，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不断发出光和热，照耀着一代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人投身革命洪流中。正是这本启蒙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再版36次之多。许多青年人就是读了几本进步小册子，便为理想而斗争，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的抗战烽火中，自觉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三家书店为什么会在青年读者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其原因有三。一是坚持正确的出版发行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人们进步向上，直接置身于民族奋起的大局中。三家书店的宗旨是致力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正如生活书店出版《世界知识》时的创刊词所说的：就是要让读者与世界革命、民族解放、人类进步文明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让读者从这个窗口中认识世界，在国际风云中看到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规律，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二是坚持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服务的原则。他们经营的眼光放在广大工农、市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身上，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并把普及工作放在首位。门市部一方面陈列着较专业化的学术著作，满足少数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多方面的是适合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读物。三是服务精神，它是三家书店生存、发展、壮大的生命线。书店密切联系群众，热情为大众服务，把读者当作好朋友，不分分内分外帮助读者解决困难。那时的桂林，书店门市部多半在晚上7点就停止营，业，而三家书店门市部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有时还延长。为读者开展邮购业务，方便读者买书，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为例，邮购达8千户左右。可谓竭诚为读者服务，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3．三家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以桂林为中心，辐射全国，为各地输送精神食粮。

抗战时期由于桂林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和环境，决定了三家书店选择以桂林为出版发行中心。“八·一三”以后生活书店把造货、印刷基地的重心，从上海移到汉口、广州为主，上海、重庆为次。南京沦陷后作了进一步的调整，造货据点改为重庆、香港为主，上海、桂林次之，并决定造畅销书要扩大数量，使每一个分店至少有3个月的备货。1939年1月在桂林成立编审委员会桂林分会，由胡愈之任主任委员。桂林分店成为当时西南、东南地区排印造货基地。为了降低出书成本，采取一处排版分散印制的办法。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也担负造货任务，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逻辑》，艾思奇、吴黎平的《科学历史观教程》等，都是由总社组稿寄到桂林排印出版的。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三家书店对国统区的书籍打成清样，不能在桂林印刷，就运送纸型到延安、重庆或香港，在那里翻印出版。从此各地不断翻印延安的出版物，如：许涤新、章汉夫合译的《恩格斯<资本论>》、欧阳凡海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等。由于有时排印，多了，校样工作忙，就临时抽人帮助校对。当新书一出版，内部工作人员都参加打包、发运。有时连门市值班的在晚上关门后立即上阵，有的捆包，有的点数，有的贴贴头，流水作业紧张工作到深夜。那时，中央出版发行部曾几次派人到重庆、桂林、贵阳等内地搜集各种出版物，供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系统研究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资料。边区新华书店借用“西北文化服务社”名义与三家书店联系业务，进了一批又一批国统区的出版物，充实货源。这一批批书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资本论》，它是经香港、广州、玉林等地辗转运至桂林，最后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设法运到延安的。另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三家书店派出一批干部，带一部分纸型到抗日根据地去开办书店，为根据地读者送去精神食粮。他们在敌后艰难的条件下，用油印、手工印刷等办法，翻印几十种小册子，深受读者欢迎。1939年下半年，三家书店联合桂林同业组织流动供应部，巡回到八步、平乐、四会、曲江、衡阳等地摆摊售书，给当地读者送去了大批进步书刊。

4．三家书店在战火中锻炼和造就了大批出版发行人才，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桂林三家书店在推动广大青年和各界人士参加到抗战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广大干部职员自身投入革命熔炉中锤炼，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工作。

1939年元旦，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举行爱国主义义卖活动，邀请当时在桂林的郭沫若等同志在新版《生活日记》上题词和签名，作为“荣誉日记”，所得收入全部作为抗日捐款，支援前线。1940年下半年，桂林的政治天气也逐渐阴沉起来。原来可以公开出售的书，如《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进步书籍，也不能公开摆在门市了。重庆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通报的一批所谓“禁书”，三家书店有几十种之多。三家书店就把这些书“转入地下”，或改换封面陈列，遇上可靠读者照样供应，还主动介绍给一些进步读者。一次，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间书店工作人员：“你们有《联共布》的书吗？”工作人员说：“我们没有见过叫《连公婆》的书，请到别处去看。”就这样巧妙的敷衍过去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在接到当局停业通知后，经理邵公文决定举行全部书籍对折大廉价3天，与读者告别。乘机将大量进步书籍便宜地发行到读者手中，扩大图书的宣传教育作用。读书生活桂林分社和新知书店则采取另一种“退兵”方式，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了。生活、读书、新知书店三家门市在重庆实行合并，简称“三联书店”。同时在北平、广州、长沙设立分店，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对外用“朝华书店”、“兄弟图书公司”的名义出现，直至1948年10月26日三联总处成立。

新中国诞生后，一批在抗战烽火、硝烟弥漫中锻炼的三家书店领导人，成为出版发行管理机构中的中坚人物。胡愈之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1950年4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在北京成立，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黄洛峰任总管理处总经理，副局长华应申兼副总经理。1951年1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走向统一领导，在北京成立新华书店总店，徐伯听任总经理，王益任副总经理。以上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在三家书店生活战斗过，为出版发行工作做出过杰出贡献。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三联书店（生活、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生活书店在白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起了积极作用，邹韬奋等同志作出了宝贵的工作。”早在1940年春，周恩来同志说过：“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就是参加革命。”这些评价，诚恳准确地说明了三家书店（其中也包括桂林三家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他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作者单位：桂林市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