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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
作 者：万一知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102《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讲演后，为了统一全体干部、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党中央决定立即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并向武汉、桂林等敌后国统区发行，以影响国民党各战区将领接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整个抗日战争需要遵循的战略战术思想。1938年八九月间在武汉，周恩来为了对桂系将领白崇禧进行诚挚、坦率的统战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亲自将《论持久战》单行本送给白崇禧，叶剑英也亲自向白详尽地解释了这一著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白崇禧对《论持久战》的立论与见解很佩服，在征得李宗仁的同意后，便将这本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以上干部阅读。然后，白又以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的身份，根据《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遍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方针”。
基于《论持久战》这本著作在国内的影响，为了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周恩来拟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介绍给国外的读者，便把翻译任务交给了时任《大公报》驻美记者的地下党员杨刚。杨是周恩来极为赞赏和信任的人，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任职。
关于《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出版经过，上海《解放日报》曾在1989年12月10日的《朝花》副刊上，发表了林淇写的一篇题为《<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问世经过》的文章作了披露。1990年第二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此文。据林文介绍，当时，杨刚是在美国名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又译埃米莉，《宋氏三姐妹》的作者）坐落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一幢花园小洋房里，接受任务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的。毛泽东听说此事后，特地为外国的读者写了一篇序言，题目为《序<论持久战>的英译——释抗战与外援》，托人交给杨刚，也由杨刚译就。当时的上海，是在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因此翻译和印刷《论持久战》，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杨刚有个好朋友、诗人邵洵美，办有时代图书公司和时代印刷厂。译稿完成后，杨刚即密商于邵洵美，以印刷发行《论持久战》英译本郑重恳托。邵洵美虽然办有时代印刷厂，但它不印英文书。于是，邵又秘密将译稿托印于与时代图书公司素有往来的一家印刷厂，历时两月，才印出书本，共500册(32开本)。书面白底红字，红字是书名《论持久战》和著者毛泽东几个英文字。该书后来通过三条渠道散发出去。一部分由美国作家项美丽送发出去，一部分由杨刚自己承担送发，时代图书公司总务王永禄自告奋勇完成了40余本“暗销”任务。出书后，毛泽东那篇亲笔序言（写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留在了邵洵美处。解放前夕，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大抄家，邵洵美将所有进步或稍涉进步的书籍都付之一炬，毛泽东的序言也不例外。
解放之初，周扬曾为毛泽东的序言登门拜访邵洵美。邵洵美以实相告，周扬跌足长叹。邵洵美只交了一本仅存的英译本给周扬。为此，《<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问世经过》的作者林淇也不免感叹：“这个孤本想已藏之革命历史博物馆了吧。毛选五卷，惜乎憾哉独缺此序。”
1983年前后，笔者为研究桂林文化城曾三次在昆明云南省图书馆翻阅过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党的报纸《救亡日报》，拜读过刊登在1939年5月12日《救亡日报》四版文艺副刊《文化岗位》头条位置的这篇序言。还分别就《救亡日报》大事记、桂林文化城记事和《文化岗位》目录，笔录了这篇序言。并翻阅了包括重庆《新华日报》在内的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版的其它报纸和期刊，都没有发现刊有这篇序言。当时笔者认为，唯一刊登在《救亡日报》上的毛泽东的这篇序言，解放后有关部门和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等单位，肯定是知道的并收集了的。直到1990年五六月间，笔者在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上读到转载的林淇的文章，始知毛泽东的这篇序言原文，尚未为今人所知所见。后来，经询问曾在《毛选》出版委员会工作过的单位领导，才知这篇序言至今尚未被人知晓，确是事实。截至1991年10月，笔者翻阅1991年6月出版的经修订过的《毛泽东选集》，仍未见收录这篇序言，才最后确认毛泽东的这篇序言曾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事，直至目前还无人知晓。后来打听到桂林图书馆藏有完整的桂林版《救亡日报》，才于不久前趁出差之便，到桂林图书馆从《救亡日报》上，一字不漏地抄录了毛泽东的这篇序言，并拍摄了照片，交由《广西社会科学》杂志，重新发表湮没了50多年的毛泽东的这篇序言，供广大读者和学者阅读和研究。
从披露的事实可以断定，周恩来在托人转交杨刚这篇序言时，已叫人另抄了一份抄件（也可能交由杨的是抄件，现已无法考证），托人交由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报》发表。为什么不交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呢？笔者认为，由于桂系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隔阂，以及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蚕食广西这块地盘的戒心，加上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对李、白二人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因此，在抗战初期，跟其他蒋管区比较起来，广西不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特别是对待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救亡青年”以及他们办的抗日救亡报刊，态度都比较开明。当时的桂系也以抗日、民主为号召为标榜，自称是“实施民主政治的模范省”，因此比较能容纳来自各方面的观点和意见。而桂林《救亡日报》虽是党领导的报纸，但此时仍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合法报纸。这样，毛泽东的这篇序言，交由桂林出版的“上海文救”机关报《救亡日报》发表，比交由重庆出版的处处受着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限制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顺理顺章”得多，也方便得多。基于以上各种因素，毛泽东的这篇序言，便在《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上的“抗建文坛”专栏里公开发表了。同时，又由于《救亡日报》是一张最高发行量不到8000份的4开报纸，发行的范围不广，后又因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加上战乱纷飞，人事变迁频繁，毛泽东的这篇序言就这样被湮没了50多年。
（作者单位：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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