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旗帜 抗日的号角——论桂林《救亡日报》的时代特色及其编辑风格

时代产儿——不朽的“火凤凰”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追忆早在56年多以前在桂林复刊的《救亡日报》，正确评价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是广西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曾在《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工作过的周钢鸣同志，1962年9月在回忆它在桂林复刊前后过程时说过：“我想总有一天，当有人来写抗战革命文化运动的斗争历史，来写桂林文化城的历史的时候，他是会恰当地估计《救亡日报》创刊、出版的影响和作用的。”周钢鸣在桂林“救报”复刊一周年时曾发表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火里诞生的凤凰》(1940年1月10日4版)。正如他所赞颂的那样，“救报”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成长的一只“火凤凰”。它自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八一三”战火弥漫的上海，同年11月22日被迫终刊，迁往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同年10月21日因广州失陷又被迫停刊，11月再迁至桂林，于1939年1月10日复刊。它活跃于抗日前线和后方，用醒世激越的战歌来鼓舞人们救亡图存的斗志，用火焰一样飞动多彩的羽翼——文字图片来报道全国各地救亡的信息和歼敌的捷报。它没有因日寇封锁“孤岛”上海而停止呼唤，也没有因广州陷落而销声匿迹，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之后，经过顽强战斗，终于令人痛心地被查封。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10月10日它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又被国民党市党部下令查封。“救报”这个时代的产儿——“火凤凰”虽然在同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辞世”，但它的战斗形象是永存的，它的英名是不朽的，其革命精神将永远被新中国报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性质任务独特的报纸

“救报”是我国报业史上独一无二的报纸，即使是在我党所领导的诸多报刊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全中华民族动员起来的抗日战争的大时代，赋予它以特殊的性质和任务。它创刊时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却由当时的国共两党联合创办。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并不积极，对这份报纸采取了消极抵制甚至破坏的态度，所以报纸实际上是由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坚持下来的，后由于日寇侵华战火蔓延，迁至广州又迁至桂林复刊，仍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兼任该报社长和由著名作家夏衍去香港请廖承志从海外侨胞募集一些捐款，新桂系的广西当局也答应补助一笔开办费。司马文森在1939年8月24日的“救报”上发表文章《我所认识的救亡日报》中说：“《救亡日报》创造了抗战报纸独特的作风，它不是某一人的资本办的，也不是哪一个派系的资本办的报纸，它是广大抗日群众所共有的报纸！它代表的利益，不是那一个派系的利益，它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代表了抗战和大众的利益！”

“救报”是一份性质和任务十分独特的报纸。用夏衍的话说，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党与非党联合、依靠进步人士办起来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性报纸”。它虽不是党报，却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治主张。它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肩负着宣传团结抗日与搞好统战的双重使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1938年4月向夏衍指示说：“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新华日报》一样，有的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取“救亡”为报名，它的宗旨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亡。郭沫若在1938年1月1日广州复刊号《复刊致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中强调：“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凡是抗战救亡的都是我们的战友。同日一版并刊发蒋中正题词“救亡日报，精诚团结”，即是充满统战意味的版面安排。在1938年8月24日创刊两周年纪念号上，中缝刊出红色标语：“巩固统一战线，强化文化国防。”

“救报”迁桂复刊后，更表现出它的时代特色——它是团结的旗帜，抗日的号角。1939年1月10日的复刊号上，“救报”同仁撰文说：“《救亡日报》是应全面抗战要求而产生的，它自始便以团结文化人，坚决拥护抗战国策，发动抗敌救亡工作为任务。本报在出版地域的变迁上虽已由沪而粤而桂……但本报的出版精神始终一贯。”1939年8月24日，在创刊两周年的社论《两周年自勉》中，它再次强调：“再向我们的读者保证：我们……必当坚持本报创立时决定了的目标——巩固、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势必与一切主和者战斗到底。”同日一版再次刊发蒋中正题词“精诚团结”。同时刊出朱德题词：“坚持国共两党长期亲密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此安排版面，确是意味深长。

桂林“救报”利用当时国共联合抗日的有利形势，通过统战工作而在新桂系地盘上立足，冲破国民党的文网取得合法地位，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文化阵地和在西南地区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舆论前哨阵地。因此，总编辑夏衍在复刊后特别重视做新桂系的统战工作，把这一点视为“存在的条件”。他十分注重团结新桂系的上层人物，大力宣传桂系军队的抗日战果和高级将领的英雄业绩，宣传广西建设成就和军政民一致抗日的爱国行动，而从不得罪当局。而新桂系在我党统战政策的影响下，也以“政治开明”自诩，对中共和进步人士采取友善的态度，并借重“救报”等文化界进步力量来促使广西的稳定与繁荣。

在周副主席指示的“宣传抗日、团结、进步”总方针的指导下，桂林“救报”的编辑风格可从社论、新闻报道和副刊三个方面来分别叙述。

社论是鼓角也是枪炮

“救报”自从复刊后，更加致力于突出自己的言论特色，并锐意改进文风。负有在广西监视新桂系和进步新闻界任务的国民党政府军委广西新闻检查处，于1942年1 1月21日向其上级机关军委战时新闻检查局所作的三年以来工作总报告，就对桂林“救报”的言论作如下述评：“该报过去言论在军事上为八路军宣传胜利，在政治上强调民主，强调团结，在外交上主张联苏。”从反共的军统人士眼里，也可以看出“救报”言论的鲜明政治立场。千家驹在为《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一书作序时说：夏衍同志短小精悍的社论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华嘉在回忆录中也说：夏衍办报有个特点，很重视言论，但又不拘一格，“救报”的社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从不板起面孔讲话。当年桂林“救报”每天有一篇社论，绝大多数是他写的，甚至有时同一天内的社论和副刊《文化岗位》中的《岗语》、《十字街头》中的《街头巷议》两个专栏的小言论都出自他一人之手，短而精，博而约，而三者竟然风格各异。夏衍在当时已是政治成熟、才华鼎盛的革命家和作家，他在这个精力旺盛的黄金时期，用大部分力量投入新闻工作，同时又兼顾党的统战工作和他心爱的文学创作，三年间为报纸撰写社论、时论和短评达480多篇。甚至在与文化界名人们聚会之际，他也善于捕捉信息，吸取别人的重要而又有启示的论点，回报社写出极富预见性的精辟社论，没有空谈和陈词滥调，议论风生。所以一些大评论家如金仲华、张志让等人都赞扬夏衍写得一手好评论，有的人还认为他撰写的国际评论，在文风上可与苏联著名政论家相媲美。“救报”许多具有短、活、深等特色的社论，成了我党通过这张在西南异军突起、最高发行逾万份、足以同当地大报抗衡的文化界小型报纸，向广大人民发出抗日救亡战令的军鼓和号角，也是瞄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猛击的重机枪和远程大炮。从社论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有唤起民众抗敌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镇定、准备、迎敌》、《使敌人困死于南宁》，有揭斥敌伪的《敌汪条约的实质》、《彻底扑灭诱和阴谋》、《把跪像铸在人民心里》，有进行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英雄颂——迎李司令长官》（李宗仁返桂），也有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评论时局的《北欧的忧郁》、《战神在多瑙河上散步》、《希特勒的泥腿》、《不止是奇异的幻术》等，都十分讲究宣传艺术和注重宣传效果，论点鲜明，富于文采，引人思索，印象深刻，并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新闻报道真实可信

“救报”是桂林各报中最进步的报纸，它在新闻报道上，与其他报纸的不同之处，是消息少而精，常把各通讯社电讯筛选简编成数百字到1000字的综述，把真实情况以巧妙灵活的方式告诉读者，并作出精辟的时局分析，不登猎奇的社会新闻，却多登本报专稿、特写、战地通讯来报道前线、后方、敌后根据地的救亡运动，在这一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连专门挑毛病的新闻检查处对它也无可奈何，在其呈送上级的报告中承认：该报“与一般小型报纸不同，不登广告，不登无聊的社会新闻，不登低级趣味的文字，内容偏重地方通讯与副刊……故一年中尚无重大不妥之文字刊登……容量亦与大报相等，销路颇广，闻在万份以上”。正因为它不向读者说假话，自然深得西南各地群众的喜爱，足以与当地其他各报相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甚至香港南洋都有订户。

副刊成为读者文化园地

“救报”迁桂后在副刊的编辑风格上也有较大改进。国际新闻社向香港出版的新桂系办《珠江日报》(1939年8月8日四版)和重庆出版的刊物《新闻记者》（1939年10月1日）发布的《广西新闻事业》一文，介绍“救报”沪版、粤版都“是一张文艺性很浓的杂志化的报纸”，桂版则“部分地牺牲其固有的特色，而把报纸的水准降低，以适合内地读者的程度”。其实这种大众化的倾向并未真正降低了报纸的质量，反而扩大了宣传效果，更好地贯彻自己的办报方针，更加紧密地联系了各阶层的群众。沪版常登长稿靠名人文章撑版面，《文艺》副刊多是登名人的文艺作品。粤版副刊改为《文化岗位》，仍限于文艺论文、文艺作品、漫画、木刻等。迁桂复刊初期销路不过2000份，读者常提意见说，“救报”“太文化气了”，而副刊则又“太文艺气了”。所以夏衍为了把副刊办得更有特色，扩大销路，就多方征求意见，还采取社内外评报制度。1940年三四月间，他提出报纸增辟一些小型、通俗的综合性副刊，以适合不同口味的普通读者。当年4月试办《星期增刊》，新辟小副刊《草地》，让读者在紧张的抗战生活中能偶尔见到有兴趣的小文章，像坐在公园的草地一样略事休息。10月停办《星期增刊》而改出每日见报的小副刊《十字街头》，夏衍在《第一天》一文中说明其宗旨是“供给读者以轻松而不儇薄，多趣而不卑俗的材料……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无毒与健康”。这块篇幅不大的副刊，内容清新，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运用群众语言，通俗易懂，且有各种小栏目轮流刊出。协助夏衍编辑这个副刊的华嘉回忆说，《十字街头》虽只有几块豆腐干大小，却把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搞得火红火热的”。而原有的《文化岗位》副刊也按照夏衍的要求，“从文艺扩大到文化各部门去”，文艺性的特点保留之外，加进了更广泛各科学识的短文。此外，还先后编发过10多种专刊（如《青年政治》、《儿童文学》、《救亡木刻》、《诗文学》、《舞台面》等），又结合形势编辑许多特刊、特辑，使版面日日可观。

田汉在“救报”创刊两周年撰文志贺时评论沪、粤、桂三个时期编辑风格的差异说：“上海时代是活泼多彩，广州是热烈而嫌驳杂，桂林时代是渐趋沉着醇厚了。”此论虽是一家之言，也可见桂版已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竟能吸引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以先睹为快，爱不释手，犹如品味佳酿而沉醉其中了。

不屈不挠的革命风骨

半个多世纪前在桂林出版过的这份报纸，尽管存在的时间短暂，它却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办报经验，更重要的是它那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当年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在发现“救报”1939年9月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有政治性错误时，随即严肃地向夏衍指出错误所在，并强调“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多么坏的影响！”夏衍于是连写了两篇社论予以纠正。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深畏“救报”的作用和影响，1940年7月29日曾通饬各地严密检扣该报，其致军委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略谓：“查该报现为共党分子所操持，迥非创刊时之原来面目，内容宣传异党理论，宛然为《新华日报》之第二。虽经核准登记，而为异党宣传仍应取缔，以杜流传而免淆惑视听。除……通饬各地邮检所严密扣其邮递报纸外……特饬广西桂林所对该报之检查工作特别注意。”军委广西新闻检查处（所）奉命每日监视“救报”的言论倾向，把该报和国际新闻社同视为“桂林两大左倾文化机关”。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时，该所竟然限令刊登国民党军委发布的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以及中央社造谣消息，遭到“救报”的断然拒绝。当晚印刷的报纸全都被抄查没收，不久该报也被查封停刊。4年多以后，它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随即又在上海复刊。虽然它未能逃脱最终停刊的厄运，这只“火凤凰”在国民党挑起的三年内战之前第四次“涅槃”了，它却获得了烈火中的永生——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广州、桂林以至全国各地报纸都继承和发扬了“救报”的革命精神，新闻事业有了飞跃发展。“救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将永远占有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