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南剧展在抗战戏剧史中的地位

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八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轰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形成了桂林“文化城”暨整个国统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文艺高潮。西南剧展举办的演出展览，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资料展览三大活动，给予全国乃至国外文化界以巨大的影响。西南剧展后不久，桂林即遭沦陷，有关资料大多丧失，这使得当时不可能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解放后也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文革中‘四人帮’的破坏，对这个伟大的戏剧运动，谈及者寥寥无几。本文想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西南剧展在抗战戏剧史中的地位，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抗战剧运的大检阅

西南剧展是抗战剧运的大检阅；它显示了抗战戏剧队伍的力量，标志着抗战剧运的复苏，也锻炼和提高了参加剧展的戏剧队伍。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戏剧和人民大众连接起来了，戏剧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对于唤起民众推动抗战起了巨大作用。“八一三”以后，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成立，使抗战剧运走向组织化。随着救亡演剧队的派出，抗战剧运的影响更加普遍，戏剧运动本身也获得了最广泛的开展和迅速的进步。在1939年到1940年，戏剧几乎深入到了中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抗战戏剧在抗日的洪流中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戏剧工作者们曾满怀信心：要在抗战中发展戏剧，改造戏剧，更新戏剧。然而，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能一帆风顺地发展。在政治，军事，经济原因的影响之下，国统区的抗战剧运曾几度兴旺，几度消沉。

1944年，日军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策划着打通汉粤铁路，扫荡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当局，却制造摩擦，大搞内战，极力摧残进步的文化事业。抗战剧运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很多进步剧本被禁止上演，对演出抽取各种苛捐杂税，甚至派遣特务混入剧团。物价飞涨，使剧人们“衣不够暖，食不够饱，剧人生活，如此而已，病无以养，死无以葬，社会待遇，果如是乎？”在这种种压力之下，戏剧界也产生了种种不良倾向：许多戏剧工作者放弃前线或乡村演出，回到城市，有的脱离现实，脱离了伟大的抗日斗争，成了只会“混”戏的庸俗剧人，有的为了迎合一些人的需要，上演低级庸俗的剧目，市侩主义严重，贪污之风流行。此外，与抗战有关剧本的演出率从1944年以前的66%下降到8%……抗战剧运奄奄一息。

但另一方面，大多数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却不避艰辛地在自己的岗位上苦撑着。他们不以艺术家自居，在生活上尽量降低物质要求，使处于困迫之下的演剧能够维持下去。他们曾提出过“招魂”运动的口号，要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发扬抗战初期雄大旺盛的意气和决心，使剧运发展重新纳入正轨，使演剧艺术得到提高，使戏剧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得更紧。他们需要检阅队伍，需要显示力量，需要给抗战剧运一个极大的激励，使其复苏。他们也需要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振兴自己的精神。在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正具有这重要的意义。剧人们“从这盛大的展览中间，去认识和评价这几年来戏剧运动发展的成果，去接受抗战剧运中的经验和教训，和从这里去重行肯定今后戏剧运动的方针和方向以及研究戏剧艺术上的各种问题。”西南剧展的举行，使进步的抗日人士为之一振，欢欣鼓舞，称之为“七年来西南戏剧工作者建树的一次总览”，“划时代的壮举”，“空前的盛举”。连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特派记者、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也在国外专文介绍西南剧展说：“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艺，拥护民主而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

参加西南剧展的有广西、广东，四川，湖南，江西，云南等省32个戏剧团队900余人．涉及地域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向全国人民显示了进步的抗日戏剧队伍虽然遭受国民党的摧残和重重压力，但并没有死亡。它还在艰难中苦撑着，它仍有巨大的力量，它还能坚持，能发展，能为抗战而斗争。

在中国抗战戏剧史上，抗战戏剧队伍在上海，武汉及1942年的重庆曾三次大规模地显示过自己的力量。西南剧展这次大检阅，又有着它自己的特点。前三次接受检阅的，又有着它自己：的特点。前三次接受检阅的，大多数是尚未上前方或未上过前方的城市剧团，而参加西南剧展的团队大多长期在前线，部队、农村里活动，或长时间到过前线，农村演出，它们直接经受过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和士兵，农民，工人结合得十分紧密，不少团队还有党组织的秘密领导。因此，他们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极高的抗战热情，对弥漫于1944年戏剧界的不良倾向有较强的抵抗力。正如欧阳予倩先生所指出的，西南各省剧团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明星制”决不存在，第二，人事纠纷少，第三，各团队间合作得好，第四，在剧本演出问题上各团队能互相谅解，第五，上演剧本90%是具有时代意义，并没有和政治，社会脱节。这样，参加西南剧展的队伍就显出它的进步性来。

另外，有11个团或其它剧种的团队参加了西南剧展，这也是前几次检阅所没有的。它既表明了抗战“使广大旧剧工作者也行动起来，组织起来，为光明而舞蹈，为自由而歌唱”，更表明了西南剧展是一次空前团结的戏剧队伍的大检阅。

“西南剧展”期间演出《草木皆兵》散场后的情景

在这支巨大的，进步的、团结的戏剧队伍的共同努力下，西南剧展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演出了126个节目共177场，观众达15万人以上。演出展览给予剧运以极大的振奋，给予全国巨大的影响：《新华日报》共发了30余篇（则）通讯、消息报道西南剧展，并在1944年2月14日的社论中提及此事，全国抗敌剧协在1944年2月14日对全国广播中，对西南剧展表示祝贺，全国十余家报纸特地派员到桂林采访，桂林的几家报纸则发表了社论和专刊，就连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张道藩，也不得不在会议上承认戏剧的教育作用。剧展中举办的一些活动，如诗歌朗诵会等在柳州、重庆流行起来；剧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戏剧为抗战的方针又得到了大家的确认。剧人们用十倍的努力演出，观众则用比普通教育影片热烈百倍的情绪来观看，用比“有闲阶层”热烈百倍的掌声和眼泪来看戏。戏剧又和群众联系在一起了，戏剧工作者又回到了群众中间，衰落的剧运复苏了！

剧运的复苏，对于戏剧队伍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戏剧展览会的表演，不只是要教育观众，而且要教育戏剧工作者。”按计划进行的紧张而又复杂的演出，对戏剧工作者的组织纪律性及计划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它使得数月后，参加剧展的一些团队二百余人在柳州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排出大型剧《怒吼吧，桂林》。演出中演员们十分严肃认真，表演和导演也追求现实主义方法。他们为了搞好演出，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剧宣四队的农中南，就是一面吐血，一面演出《蜕变》的）。西南剧展演出的抗战剧，对演员本身也是一次极好的民族气节教育。桂林沦陷后，剧人们没有一个叛国投敌，他们不是撤退，便是参加了文抗队，奔赴抗日前线。剧展对剧人自身教育的效果是多么明显啊！

二、国统区抗战剧运的大总结

西南剧展举行之时，抗战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七年以来，抗战剧运的发展有曲折，有艰险，有失败，也有成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展剧运，已成了抗战戏剧工作者的强烈要求。西南剧展，正是抗战剧运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的大总结。

西南剧展用剧工大会，资料展览及专家批评三种方式完成了对抗战剧运的总结。

剧展从3月1日至3月17日，在广西艺术馆新厦举行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工作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剧工会）。它以团队工作报告、各地剧运报告，专题演讲、论文宣读、提案讨论五种形式对抗战七年来的剧运成绩、方向，内容，形式……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剧工大会还由大会职员轮流在桂林市内举办戏剧公开演讲，进行提高演员素质与提高群众戏剧修养的尝试。剧工大会打破了过去完全由专家进行总结的惯例，在专家报告的同时，发动了参加大会的数百名戏剧工作者参加讨论、总结。由千百亲身参加战斗的戏剧工作者对戏剧运动进行总结，在现代剧运史上是第一次，也使得这次大总结是最民主的。这种民主作风，使这次大总结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亲身受过抗战炮火的洗礼，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遇到过许多在后方或城市里不能预见的事情，他们对抗战剧运最有发言权。这，又使得这次大总结具有深刻性和现实性。如在讨论《发动剧人到前线去，到农村去》提案时，全场讨论极为热烈，发言分外踊跃。虽然抗战刚开始，文艺工作者就提出了戏剧队伍要“入伍下乡”的口号，到了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后，各演剧队还秘密讨论过。但在国统区内，文艺“入伍下乡”一直存在着种种困难。讨论中，大家摆出了自己的实践经历，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阻碍戏剧“下乡入伍”，为抗战服务的真正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审查，横征暴敛，物价飞涨……于是，讨论会变成了一次广泛的挖根会，变成了一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戏剧的控诉会，变成了团结剧人、争取社会舆论的动员会。讨论时，大家分析之全面，举例之丰富和事例之生动，是任何专家也比不上的。

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剧工会提出了53项提案（后合并为35项），一览无遗地列出了剧运存在着的问题，并从各方面详尽细致深入地分析，总结了抗战剧运7年的成绩和方向，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道出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呼声。

剧工大会还通过了10条剧人公约：①认清任务，②砥砺气节；③面向民众，④面向整体，⑤勤研学术，⑥磨练技术，⑦效率第一，⑧健康第一，⑨尊重集体，⑩接受批评。剧人公约“必然是大家过去工作检讨的结论，它是针对过去的缺点与今后的需要而提出的”。（《戏剧时代》1卷6期社论）是从思想、技术，身体、品德各方面对抗战以来戏剧工作者的正确的工作态度及努力方向的一次全面大总结。它要求着每个人都彻底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改进自己。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重庆戏剧界人士表示：“我们无条件的欢迎这个，响应这个；并且，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实行这个，推动这个。”

如果说剧工大会是从政治，思想，方向、形式上总结7年抗战剧运的话，那么，资料展览就是用回顾的方式对7年抗战剧运的历史与道路进行总结。

资料展览于3月17日至4月6日在广西艺术馆新址举行。展览用10余个团队，80余个个人的一千多件文献，照片、模型、剧本，图表……形象地在观众面前描画了一部抗战戏剧运动史及至整个现代戏剧史。如展览的第一部分“历史的痕迹”和“辛勤的耕耘者”，展出了从民国初年春柳社直到抗战时期的戏剧工作，活动的大量照片，图片。抗战以后的武汉时期剧运情况的图片，还特由田汉同志亲笔加以说明，还有郭沫若等作家的手札，原稿，以及一份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演，删改进步剧本的统计表。任何人看了这些展品，对现代剧运及抗战剧运的脉络，都会一清二楚的。

资料的丰富多彩，是展览的特点之一。旧剧资料也参加了展览，“关于旧剧部分，这次展览，居然允许旧剧参加，旧剧的资料，居然也能在展览场中占一个最高的位置，这在中国诚然是一种空前的创举。”中国的旧剧存在已逾千年了，但却极少有人对它进行总结。资料展览，不但展出了旧剧数十年来的演出情况，旧剧人的血泪史和一些旧剧班从不示人的平剧脸谱和孤本秘本等珍贵资料，同时也展出了欧阳予倩、周信芳、洪深等人改革旧剧的奋斗史，更展出了旧剧人们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后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资料展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告诉人们，中国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伟大的抗日战争，促进了旧剧界的觉醒，推动了她的进步，使之成为参加抗战救亡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也向人们表明了旧剧改革的前途，旧剧经过伟大抗日战争的锤炼，必将获得新生。另外，还有傀儡戏，外国剧等也参加了资料展览。

资料展览中，新中国剧社展出了“收入票款支出统计表”及“物价票价增长比较表”。它以历年具体统计数字表明了剧人们生活的艰苦，国民党政府对剧运的摧残，苛捐杂税、物价飞涨、剧场缺少对剧运、剧人生活的影响，这使得资料展览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又把现实推到了人们面前，使历史和现实紧密的结合起来。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资料展览中不胜枚举。

丰富多彩的资料展览，加深了群众对剧人们的理解，给予观众们极深刻的印象。在短短的21天里（中间停展两天）参观人数达36000余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资料展览延长展期3天。这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对剧运史的回顾，大量新旧剧资料的展出，使得资料展览成为一次对抗战剧运最全面的大总结。

西南剧展还由专家们在理论上对抗战剧运进行了总结。

首先，专家们在剧工大会上作了各方面的专题报告，在理论上对抗战剧运的发展，演变，特征及存在问题作了总结及分析。如3月6日，欧阳予倩作了剧运工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自民国初年到抗战，各阶段的剧运情况及特征，抗战给戏剧带来的促进和变化。田汉代表主席团在3月16日作了剧运工作总结报告，从理论上阐述了当时剧运在学习工作态度，表演方法，事务与艺术矛盾，工作生根及扶助弱小团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些剧运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抗战戏剧理论的薄弱及落后于形势发展，曾是抗战剧运的一个极大的缺陷。“戏剧批评还未能站在戏剧艺术的前面指导着戏运的前进。”“批评之不振，实在由于理论的贫乏而来。”但在这方面，西南剧展却做得很好。早在剧展开始之前，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等人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提出了要使剧展成为具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的大会及“不但要表演，而且要研究”等方向性意见。在剧展中，又由田汉，韩北屏，孟超等10人组成了看戏批评团，对每戏的演出，经集体讨论研究后，写出剧评，及时地对剧展的每一项成绩及存在问题进行总结、研究、批评。剧展会秘书处还组织各剧团举行演出检讨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剧展及时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方式，是中国现代剧运史上前所未有的。

及时的总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于克服剧运中若干倾向性问题，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是医治理论脱离实际，批评落后于形势状况的一剂良药，它使戏剧工作者能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更深刻地认识剧运的规律，更深刻地总结剧运。

群众与专家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新剧与旧剧结合，使得西南剧展超过了抗战戏剧史上的任何一次戏剧运动，成为一次对抗战剧运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的大总结。

三、抗战剧运彻底成熟的里程碑

西南剧展是抗战剧运彻底成熟的里程碑。首先，它标志着抗战剧运领导的成熟。

本来，西南剧展在“最初几个朋友谈起的时候，并没打算大规模地举办，只想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建馆址落成的机会邀请近邑的几个团队连续演几个戏”。但“大家一谈，展览会的组织就被提出。恰好九队副队长习光覃同志也到了桂林，各方面的朋友相聚商讨，办法就大体决定了。瞿白音同志自告奋勇拟通启和简则，有的人便私人写信征求各团队的意见……”

掌握民心，顺应潮流，及时地捕捉时机，把简单的提议变成了一次复苏剧运的盛大戏剧运动，需要多么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啊！这正是剧运领导成熟的表现。

戏剧演出的无计划性，是戏剧界普遍存在着的问题。戏剧家刘念渠在总结1942年重庆剧运时说：“……倘不被统计数字所眩惑，则可以看出由于量的增加而反映出来的演剧的无计划性了。这里所说的无计划性，不仅说全重庆的几个剧团的演出还没有一种可能出现的协调，就在某一剧团本身，也还缺少严密的计划。”而剧展的上演节目，各项活动，参加人员都比重庆要多而复杂，而且时间短。但戏剧的演出等各项活动，无一不是按严密的计划完满地进行。

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并付诸实现。这标志着剧运领导计划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和成熟。

剧展大会为了能顺利地进行，曾邀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济深，张治中及国民党上层人物李宗仁，黄旭初等担任名誉上的会长，争取到了剧展会在社会上的合法地位。又在重庆，桂林等地的报纸上作了大量的宣传，使剧展有了广泛的影响，迫使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不敢公开阻挠剧展的进行。同时，经过在会上及会后的动员或斗争，张治中、李济深等分别向大会捐了20万元和1万元，黄旭初被迫宣布不把剧展当作娱乐，免去了娱乐捐等项苛捐杂税。以当时国统区内国民党政府拼命压榨剧人，抽税派捐达百分之一百以上的情况来说，这不能不是进步剧运的一次伟大胜利。而在剧展中，演出的剧目都是进步的，抗日的，甚至还有解放区的。黄色的，反动的剧目如《野玫瑰》之类，根本不可能在剧展舞台上出现。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在抗战剧运的几个高潮中尚属仅有。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说明剧运领导掌握了斗争艺术，通过巧妙的斗争，真正做到了“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

观察的敏锐，判断的准确，计划的完善，组织的严密，斗争的巧妙，说明剧运领导已经成熟了。

经济问题，曾是使剧运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官办的还是在野的剧团，在演出费用的预算上，都不能不事先顾以收支相抵。”剧展会对经济问题相当重视。西南剧展这样大的聚会，预算经费高达123.7万余元，而广西省当局一毛不拔。剧展会采取了演出收入提成20%，举行义演及接受社会捐赠三种形式，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地处理了经济问题，抗战剧运就能排除经济干扰而继续进步了。

剧展的大多数演出和会议，都是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举行的。艺术馆新厦的建立，在抗战剧运史上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1942年重庆演戏“困难之一，就是没有合理的剧场，更不用说每一个剧团都有自己的剧场了，……而租金一项，却不能不提出加以研究了”。中国的抗战剧运从来就是演戏的没剧院，有剧院的不演戏。因此，剧人们除了要交捐交税外，还要受剧场老板的剥削。艺术馆新厦的建立，使剧人们有了“自己的舞台”，在这里演戏，再也不用受剧场老板的剥削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抗战剧运不仅有自己的剧本、作家、演出队伍和观众，还有了自己的演出场地。抗战剧运已建立起了自己一整套完整的体系。

西南剧展中，新旧剧演员在同一舞台上演出了话剧，平剧，桂剧，傀儡剧及民族歌舞剧等多剧种的节目，大家互相激励，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其他剧种能在剧运高潮中占一重要位置，这在抗战戏剧史上是空前的，也是上海，武汉，重庆等剧运高潮中所没有的。它说明了剧运领导对旧剧作用及改革旧剧的认识和旧剧队伍的进步，它证明了“旧剧若完成了她的自我批判，同时从本国的外国的各种姊妹艺术乃至民间活生生的艺术源泉吸取滋养，行再度的大综合，必能提高到更高阶段，担负起更大的任务”。它标志着剧人们的空前团结，标志着整个抗战戏剧队伍的进步，更标志着抗战戏剧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完整——她已包括了一切新老剧种和戏剧队伍。

西南剧展中，演出了一出吴荻舟编的反专制、反独裁的木偶戏《诗人与国王》。这在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统治，迫害民主人士的抗战后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给抗战剧运注入了新的血液，提出了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主题，而这些，正是解放战争中国统区斗争的内容。它标志着抗日战争的春风，不但催开了反映民族斗争的戏剧之花，还催发了民主斗争的萌芽，剧运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她，彻底成熟了！

原载《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2期

工作单位：邓小飞  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

吴立德，广西民族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