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桂林抗战文化与上海“孤岛”文化在戏剧上的异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文化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拿起自己的笔，抒写各种文学体裁的文章，如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戏剧等。其中特别是戏剧，在桂林抗战文化和上海“孤岛”文化中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鼓舞全国人民奋勇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桂林和上海，虽同处于抗战时期，但由于两地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戏剧的特色也不同。本文试图从两地的历史背景戏剧的内容、形式、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情况来比较桂林抗战文化与上海“孤岛”文化在戏剧上的异同，从而进一步阐明两地文化对促进抗日战争胜利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印证“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基本共识。

一、历史背景上的异同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上海周围地区为日军占领，但又有几乎相当于当时上海全市区域一半的市区仍然置于日军的控制之外，这就是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区”，因为这是由美、英、法等国管制的。当时这些国家对中日战争奉行“中立”政策，且日本当时亦未对这些国家正式宣战，所以日军也就没有进占这部分上海市区。中国军队撤退后，租界便成为上海广大民众和各地迁沪难民避免遭受日军奴役、欺凌的避难所。这块地方宛如恶海浊浪中浮现的一座孤岛，时人便称上海为“孤岛”，后人将上海城市历史的这一时期称为“孤岛”时期。“孤岛”虽已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所在地和中心，却仍是战时华东中国文学的重镇，“孤岛”其实不孤，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学也不孤。以戏剧为例，“孤岛”时期，有于伶、石灵、吴天等的“孤岛”现实剧创作，阿英、唐纳、舒湮等的历史剧创作，还有其他创作剧与改编剧。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批的文化人涌到桂林，桂林的文化事业飞跃发展，救亡文化运动盛况空前，它被誉为“文化城”，影响遍及国内外。桂林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城，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主客观上的条件的。在客观方面从当时桂林所处的政治、地理环境来看，桂林成了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四川、云南、贵州都没有路，桂林却有火车连接粤湘桂。当时不仅由重庆至江南数省要途经桂林，由东南方各地通往西南，乃至陕北也要转道桂林，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东江游击队的联络也需经桂林中转。在主观方面，与广西地方当局的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军阀，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他们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政治上实行自治、军事上自卫、经济上自给的“三自政策”。同时，桂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联共抗日”，直接或间接通过共产党来邀集进步文化人士到桂林来。抗战期间先后聚集到桂林来的文化人士数以千计，在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教授数以百计。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进行各种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在戏剧方面，作家和艺术家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蔡楚生、丁西林、焦菊隐、于伶、阳翰笙、马彦祥、金山、瞿白音等。当年桂林文化团体的出现，宛如雨后春笋，粗略统计，多达三四十个，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便是其中之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历史背景上，桂林抗战文化与上海“孤岛”文化有两点相同之处：①两地文化界在炮声中崛起。两地同处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当时面临着被日本灭亡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增高，特别是戏剧界，以多种形式鼓舞人民奋勇抗战，充分地反映了戏剧的战斗性。“孤岛”时期，戏剧是最活跃的一个文学品种。专门刊登戏剧的杂志，有《剧场艺术》、《戏剧杂志》、《戏》等，其他一些文学刊物，也都以一定的篇幅刊登戏剧方面的文章。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批的文化人拥到桂林。随着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戏剧活动特别是话剧的演出活动十分频繁、主要演出单位有国防艺术社、新安旅行团、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抗敌电影放映队等。

②两地作家的来源基本相同。抗战爆发特别是北平、上海的抗战失利后，大批作家由华北、华东转移内地。现代中国文学主力的西移，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战前以北平与上海为两大中心，战初以上海为惟一中心的格局，也随之改变，逐步形成了先是武汉、广州，两地失陷后又是桂林、重庆、延安等新的文学中心。孤岛时期上海所具有的文学实力、所创造的文学实绩，在总体上较之桂林、重庆等地或许稍显逊色，但它所包含独特贡献与意义，又具有毫不逊色于其他战时中国文学中心的别样光彩。这些文化人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又转移到武汉、广州，这两地失陷后又转移到桂林。在戏剧作家中，最典型的是于伶。于伶在上海“孤岛”时期与石灵、吴天等创作了“孤岛现实剧”，在桂林文化城时与夏衍、宋之的合作写了《戏剧春秋》。

由于桂林和上海具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在历史背景上又存在以下不同之处：①两地的环境气氛不同。上海“孤岛”时期，文化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气氛紧张。中国报纸必须接受检查，否则予以取缔，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人只能利用外国商人的名义，创办抗日报刊。在日寇占领区，敌人对付地下秘密报刊的办法是公开枪杀办报人和捣毁报刊场所。对于以外商名义出版的抗日报刊，则采取投恐吓信、掷手榴弹、送人头人手、送毒水果，暗杀等手段进行破坏。由此可见上海“孤岛”时期，气氛阴森恐怖。但在桂林文化城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则提出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并企图以广西为基地向外扩展，因此，蒋桂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桂系要发展，必须联共抗日，并通过共产党邀集进步文化人到省会桂林来。所以，从“七·七”抗战到“皖南事变”前，桂林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进步文化运动的。桂系不但一般地容许进步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容许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不反对地方当局的救国活动。“皖南事变”后，桂系政治态度向右转，但就广西地方当局来说，对进步文化人及其机构，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对其人员不是采取逮捕而是采取暗中“送走”的办法。

②桂林文化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1937年7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回广西，设法和李宗仁接触，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逼蒋抗日的主张。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后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领导西南、华南的党组织和统战工作。周恩来指示，要在广西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要把大批能够吸收的进步人士吸收到广西。1938年11月周恩来布置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湘赣粤桂及香港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周恩来曾三次到桂林指示工作。而“孤岛”时期上海的进步文化团体是进步文化人自行组织起来，进行文学创作，鼓舞人民抗日的，其战斗力明显弱于桂林文化城。

二、内容上的异同

无论是在“孤岛”上海还是在文化城桂林，群众性的演剧活动都十分频繁。战初上海蓬勃兴起的群众性演剧活动，在孤岛时期继续发展。留在上海的各行业的话剧爱好者们，陆续组建了几十个业余演剧团体，如银联剧团、华联剧团、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艺林剧社，春蚕剧社等等，各业余剧团，除了在本行业（包括学校）的会场、礼堂进行连续性演出之外，一度还曾联合起来租借商业剧场，举行社会公演（如“早期小剧场”演出活动），表现出向职业性话剧演出发展的迹象。于伶战初时是“抗日救亡宣传演剧队”第十二队负责人。第十二队没有因中国军队撤退离沪他往，而成为“孤岛”抗日爱国话剧运动的骨干，于伶则成为“孤岛”群众演剧运动和抗日爱国戏剧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除此之外，还有从学校到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声势浩大的业余剧团，发展到后来还组成了跨行业的“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这个业余剧团与专业剧团互相协调，相互支援，相辅相成，占领了“孤岛”的大小剧场。桂林文化城时期，群众性演剧活动也很多。由江苏淮安小学的学生组建的新安旅行团，是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1938年底，全团增至50多人。该团在桂林的三年中，先后演出了反映儿童参加抗战的《两年来》和《为了大家》等剧，但更多的是到桂林附近的城镇农村演抗战戏，唱救亡歌，画抗日漫画，讲抗日形势。1940年10月，为了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5周年，演出舞蹈家吴晓邦创作的舞剧《虎爷》连续演5天6场，场场满座。周恩来赞扬团员们年少有为，曾亲自到该团所在地看望他们。戏剧界为纪念“一二八”抗战7周年在新华戏剧院举行公演，演剧九队、抗宣一队、国防艺术社、新安旅行团、桂林战时儿童服务团等单位先后演出了《打鬼子去》、《民族公敌》、《死里求生》、《血祭》等剧目。青年学生演战戏，既是自我激励，也是对父老兄弟的最好鼓励形式，使抗日热情更加沸腾于山城。如1938年11月底，桂林各中学分赴各地进行为期两周的“保卫广西”宣传活动，桂林女中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自编自演，处长李克农编了一个活报剧，并亲自组织“八办”同志到街头演出。

但两地的戏剧在内容上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①尽管都有职业剧团，但桂林以业余剧团为主，而上海则以职业剧团为主。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间，在桂林编导和上演的进步戏剧共有45个剧目，其中话剧占了30多个。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从1944年2月15日开幕起，历经3个多月才结束。演出节目，有话剧23个，歌剧1个，桂剧8个。当时在桂林的专业剧团有国防艺术社（原称国防剧社），所上演的剧目内容都是抗战爱国或民主进步的。如欧阳予倩导演的《前夜》、《青纱帐里》和《曙光》，马彦祥导演的《古城的怒吼》，焦菊隐导演的《雷雨》、《日出》和《明末遗恨》等。新中国剧社是又一个职业剧团。剧团初创的一年间，举行7次公演，演出《大地回春》、《秋声赋》、《钦差大臣》、《再会吧，香港》等剧目。从总的演出剧目的类别看，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话剧占主要部分。而上海“孤岛”时期，则以职业剧团为主，同时也大大扩展了话剧观念。在上海，创作和上演了一大批经久不衰取得商业性成功的剧目。吴天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连续上演了3个月，场场满座。留在上海的文艺专业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职业剧社，如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中法剧社、上海职业剧团等。随着“孤岛”社会形势的变化，一些业余剧团因未获租界当局的认可登记而不能举行社会公演，遂陆续解散，其中有些人员则加入职业剧团，使职业剧团逐步成为“孤岛”话剧运动的中坚。“孤岛”时期，在上海问世的剧作达百余部，出版的剧作单行本和剧作集也有六七十种，品类多样，题材广泛，较有代表性的有于伶的现实剧《夜上海》，阿英写作的历史剧《碧血花》，许幸之的改编剧《阿Q正传》。

②桂林有孩子剧团，少数民族歌舞，上海有独幕剧和多幕剧。桂林文化城期间，经常来桂林演出的有抗宣一队，演剧二队、四队、五队、七队、九队。此外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孩子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也到达桂林。这些剧团为开展抗日活动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孩子剧团于1938年11月刚到桂林，便连续上演《帮助我们的游击队》、《打鬼子去》、《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死里求生》和《打回老家去》等。西南剧展，以粤、湘、桂、黔、滇五省的戏剧团队为基本参加单位，总计到会的戏剧单位有33个团体，895人。从1944年2月起，演出节目有话剧、歌剧、评剧、桂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魔术、马戏等，总计演出170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上海“孤岛”时期，有石灵创作的剧本《我们放开恩怨》（独幕剧）、《大上海在火焰中》（三幕剧）、《当他们梦醒的时候》（五幕剧）、《学校风光》（三幕剧）、《枉费心机》（五幕剧）、《在天堂的门外》（独幕剧）等。吴天于1938年返回上海，即参加“孤岛”戏剧运动，先后创作了《孤岛三重奏》（四幕剧）、《囤户》（独幕剧）等剧作。“孤岛”戏坛另一位主要写作独幕剧的是杨扬。他先后创作出了至少六部独幕剧，并以其中四部结辑为独幕剧集《摧残的生命》。这部剧集中有三部剧作描写“沦为孤岛的上海”社会事态：《一齐向内转》、《被摧残的生命》）、《孤岛之秋》。还有蒋旂《唐纳》的《上海小景》（独幕剧集）、江流的《未走之前》（三幕剧）等。

三、形式上的异同

桂林和上海两地的戏剧形式多样，但相同之处有三，即现实剧、历史剧和改编剧。在桂林文化城期间，现实剧有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剧本《再会吧，香港》，杜宣以郭沫若秘密回国后而他的家属在日本的艰苦生活为题材，写了一个二幕剧《英雄的插曲》，历史剧如在西南剧展期间，演出的一些旧剧目，有京剧《梁红玉》、《岳飞》、桂剧《木兰从军》，颂扬了我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京剧《江汉渔歌》、《太平天国》、《西门豹》等，赞扬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的罪恶统治，追求合理的美好生活的顽强意志。1944年2月16日剧展开展演出，到5月17日结束，所演剧目中，绝大部分是进步作家的作品，也有翻译的或改编的外国剧目，其中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水乡吟》、《愁城记》，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两面人》都从各个侧面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在上海“孤岛”时期，现实剧有于伶于1937年底完成的《女子公寓》，完成于1938年间的《花溅泪》和完成于1939年的《夜上海》。《夜上海》通过江南一户小康人家在战乱中到上海“避难”的遭遇，反映广大“孤岛”民众的困苦动荡生活。“孤岛”作家的第一部历史剧作，是阿英的《碧血花》（四幕剧），又名《明末遗恨》。这部剧作，取材于明末江南秦淮名妓葛嫩，在清兵大举南下之际，脱离青楼，投戎抗清，兵败被俘，宁死不屈的事迹。恽涵的《卓文君》，周贻白的《北地王》、《李香君》、《花木兰》，谭正璧的《梅花梦》都是问世于“孤岛”的历史剧。除此之外，“孤岛”剧坛也产生了不少表现现代题材的创作剧和一批为数可观的改编剧。吴天的《海恋》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部反映南洋华侨在抗战爆发后要求返国投身抗日救亡的剧作，同时又描绘了当地人民与华侨的友谊和爱情。在“孤岛”的改编剧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特别意义的，是许幸之的《阿Q正传》。这部改编剧既忠实于原著，又符合话剧艺术的规律。两地在戏剧的表现手法上又有差异：桂林文化城时期，有用地方语演出的戏剧，而在上海却不明显。1939年10月，桂林文化界为《救亡日报》等募基金，演出夏衍的《一年间》，导演焦菊隐，舞台监督欧阳予倩，前台监督孙师毅。参加演出的有国防艺术社、演剧四队、演剧五队。演员分普通话（又分为红蓝两组）、桂林话、广东话四组同时排演。于1939年10月日起在新华戏院演出，到12月止，一共演了9场，观众达万余人。这次盛大的公演，不但扩大了《救亡日报》在社会上的政治影响，而且提高了话剧演出水平，推动了话剧运动的发展。

四、在作用和影响上的异同

两地文化人通过戏剧这种形式，在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掀起民众的抗日热潮，凝聚国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桂林，1940年秋，抗宣一队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得到一本延安鲁艺出版的《歌剧集》，他们选演了《农村曲》和《生产大合唱》，先在农村演出，后到桂林剧场演出，一连5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被认为是桂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44年6月，西南剧展刚刚闭幕，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由50多名文化战士抬着一面特制的大型国旗，一支万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在大街上，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口号声歌声和群众欢呼声响彻云霄。在上海，于伶创作的《女儿国》，着重揭露和讽刺“孤岛”投机商人的丑恶心态。作者以“孤岛”上沉渣泛浮横行一时的投机商现象为题材，以他们投机行为的最终目的——实现发财梦想为“剧眼”，通过刻画这些人的“梦境”来抖搂其贪婪、狡诈、相互倾轧的丑恶的内心世界。

在作用和影响上两地也存在不同之处，在上海话剧达到了民族化和群众化。这一时期，戏剧的一个特点是在民族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话剧是从外国移入的剧种，要真正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扎根，必须经过一个民族化和群众化的历史过程。这个时期的话剧，特别是历史剧，在题材和形式上都呈现出纷繁的多样性，或多或少，或明或隐地与社会现实保持了密切联系，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话剧。对西方话剧的改编，从内容到形式也都努力更接近当时的中国现实和人民大众，这也是话剧民族化和群众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而在桂林，话剧已成为普遍性的群众演出剧种，对桂林戏剧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桂林抗战文化和上海“孤岛”文化涵盖丰富的内容，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戏剧、报刊等单项研究成果颇丰，但将两地文化在戏剧上进行比较却较少，我仅以背景、内容、形式作用和影响等方面比较了两地戏剧上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两地戏剧的全面理解，从纵深角度挖掘两地戏剧对抗日战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算是为桂林抗战文化的探索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