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

欧阳予倩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站在戏剧改革运动最前列，是中国现代史上抗战戏剧运动中的主将，他在戏剧思想上的建树，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大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史上他是中国的现代戏剧理论建设的先锋，他先后发表了一大批戏剧理论文章，创作了一批优秀剧本，他的一整套戏剧理论形成了体系，对于今天戏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结和继承欧阳予倩戏剧理论这份宝贵的遗产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改革与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有利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大有裨益的。

一、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体系

欧阳予倩学贯古今，他的戏剧理论根底很深。过去研究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只注重他的“改革”说，对其他的戏剧理论注意较少。实际上，他的戏剧理论是形成了体系的。大体上，他的戏剧理论有“原则”说，“歌颂”说、“民族化”¨说、“改革”说，这四个要点从不同的侧面切入戏剧活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

1.“原则”说。

欧阳予倩与他同时代的戏剧家政治态度不同，在许多戏剧家远离政治之际，欧阳予倩对政治有鲜明的态度。在戏剧思想上，他较多地接受毛泽东文艺理论和民族政治的影响。在时代的召唤下，欧阳予倩为使桂剧这个古老剧种高雅起来，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全面改革，在内容上特别强调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服务。他在桂剧改革上提出了几条原则：①在剧目方面，“编排新戏，同时也整理旧戏”；②既要注意保持桂剧的传统风格，又要敢于打破地域观念，不断吸收姊妹艺术的长处，丰富自己。“倘以为丝毫不变原样才是保存，便只管关门闭户，拒绝新的力量，那是自杀的政策”；③要建立一个健全的职业剧团。从事剧改的艺人，“必须以戏剧为职业”。①在欧阳予倩看来，戏剧表现真理，宣传真理。因此他认为戏剧应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他说：我们为生活，同时也为艺术，决不能为了生活而忘了艺术，所以应是职业的不是商业的，商业的是专为做生意”，“职业的便是以演剧为职业，可是（以）把握住艺术的原则，尊重艺术，不肯为低级趣味迎合落后的心理”。他坚持这一原则性，使戏剧成为不断教育艺人，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当时的政治抗战服务。

欧阳予倩的戏剧“原则性”说，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这种原则性下，他创作了独幕剧《越打越肥》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抗战爆发后，前方将士和老百姓在极为险恶的条件下，与日军顽强作战，越打越瘦。而官僚张三胖子之流，却与不法奸商勾结，私运仇货，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中饱私囊，变得“头也肥，脑也肥，肠也肥，肚也肥。外带荷包更肥。”的现象，这种敢于批判私运仇货发国难财，讽刺军阀的二姨太、三姨太竞相走私捞钱的种种丑恶现象，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2.“歌颂”说。

戏剧既然不是独立的，那么戏剧关切的是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的情感世界。如果说“原则”说是戏剧的价值论的话，那么“歌颂”说就是欧阳予倩的戏剧功能论。他认为歌颂是戏剧的基本功能。五幕历史剧《忠王李秀成》，是欧阳予倩抗战时期话剧的代表作。它以太平天国为题材，一方面歌颂名将李秀成“既善治军，又善治民，他尽忠爱国，又能体贴民情，是个爱国的将才”，另一方面通过对李秀成的歌颂来激励抗日军民的民族气节。尽管“倭寇的劫夺和现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完全不同，用倭寇作题材写成的戏，来反映眼下的中日战争，决不可能吻合无间。但是用征服倭寇的斗争情绪来刺激我们敌忾同仇之心，是很有意义而且有作用的”。《忠王李秀成》从曾国荃第六次围攻天京开始写起。歌颂李秀成在大敌当前天国危急之时，为国为民一片忠心，把天下兴亡之责担在肩上，但是，“天王洪秀全却仍然对李秀成猜忌不已，那些皇亲国戚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夺取权利，削弱革命力量，使李秀成挽救太平天国的一个个计划均无法实行，只能在日益衰败的形势下坚持苦斗，直至天王自杀，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成功地塑造了‘忠王’这个典型性格，从而说明，太平天国根本不是败于清朝和帝国主义，而是败于内部的分裂—奸佞当权和叛贼的出卖。”②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予倩坚持了戏剧为中华民族抗战政治服务这个原则，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话剧是为着歌颂抗战的，他创作改编整理的京剧桂剧和歌剧，也同样是歌颂抗战的。《广西娘子军》和《搜庙反正》是两出桂剧现代戏，前者歌颂抗战中的广西妇女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英雄业绩（剧本已散失）；后者通过讲述以神枪手王盛秋为队长的游击队在一个农村土庙里规劝士兵反正，共同抗击日寇的故事，歌颂了抗战。

欧阳予倩从事多年的桂剧改革，改编整理出的10多出桂戏，虽然不是直接以抗战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但具有间接的为抗战现实服务的深刻含义。如〈桃花扇》和《梁红玉》这两出戏，倍受观众好评。《梁红玉》“歌颂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人物，暴露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罪恶，而且借剧中老百姓的口说出了显然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话。”③《桃花扇》通过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爱情线索，成功地塑造了秦淮著名歌妓李香君以及柳敬亭、苏昆生、郑妥娘等下层人物真实而感人的艺术形象，歌颂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对女主人公李香君，欧阳予倩的评价是：她“既有风尘女子的特质和悲惨命运，又有脱尘脱俗的天生丽质，她宁死不屈，敢于抗暴的性格，深刻地体现了坚贞的爱国主义情操”。④欧阳予倩肯定李香君义愤填膺在酒席筵前，面对“作威作福，遗误天下、面厚心黑”的马士英、阮大铖、杨文骢之流，痛斥：“堂堂列公，既不能以身报国，又不能爱护百姓，只会苟且偷安，粉饰太平，这是什么时候，还在征歌选舞，国家大事，放在脑后”。欧阳予倩在创作上能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并且能使这所感所言，达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凭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当时人民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

3.“民族化”说。

这是欧阳予倩的戏剧审美论范畴。他的剧作有“民族化”的独特美。在话剧和戏曲创作中，把中国古老的民族戏曲与外来的话剧艺术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如，在五幕历史话剧《忠王李秀成》第一幕第一场中，采用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惯用的幕内做戏的手法，“未见其人就已先闻其声。群众从所闻其声中，已经明白曾国荃又率兵围困天京。天京处在危急之中了。幕还未启，已把群众带进了剧情之中。这不仅增强了话剧的表现力，也为话剧的民族化开了先河。”⑤“民族化”是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中心范畴，也是他的戏剧民族化论。在桂剧等地方戏曲创作中，欧阳予倩也大胆运用话剧的表现手法，把话剧的布景、灯光装置引进到改良桂戏中来。那么，欧阳予倩所说的力求使外来的艺术形式“民族化”是什么呢？他认为，任何事物有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之分，民族戏曲是第一形式，洋为中用是第二形式，反映到戏剧改革上来就是充分展示人物形象鲜明的美，使民族戏剧在形式上获得一种新质。欧阳予倩的看法相当有道理的，实践证明，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一经用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就可能获得一种不可言喻的韵味。如演《梁红玉》时，搬上舞台的城壕、营幕、战船等实景、演员立于战船上做戏，宏壮的表现力，感染力，又能唤起人们钦仰之情，民族表现形式以不习于世俗之耳目，故而唤起一种惊讶。这种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的创作，它的意义不但揭示了戏剧中一种新的美的形式，这就为戏剧审美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诚如戏剧理论家田汉所指出的那样：“桂剧遭到践踏，变成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玩品’，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商品’，阔人互相馈赠的‘礼品’，也是搞迷信的人酬神还愿的‘祭品’，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1937年，当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组织了‘广西戏剧改进会’，曾为整理桂剧传统剧目、改进演出作风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桂剧才真正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是桂剧史上富有光彩的一页。这次改革活动，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改革，桂剧在唤起民众、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桂剧改革活动，主要是在欧阳予倩的指导下进行的。”

4.“改革”说。

就欧阳予倩戏剧思想体系的内容来看，他的“原则”说、“歌颂”说、“民族化”说，都与“改革”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改革的初期，欧阳予倩先后发表了《关于旧剧改革》、《改革桂戏的步骤》、《马君武先生与戏剧改进会》等论文，从理论上阐明旧剧改革的意义，提出具体改革步骤和方法，批驳了那和“以为有了电影，有了话剧那样新的武器，用不着乞灵于老的旧戏”等民族的东西的论点，指出“脱离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是不可能得到群众支持的”，他批判“旧戏的内容多半腐败：封建思想，奴隶道德，迷信的宣传，淫虐的表现”，他警告“我们不能听其自然放任不管"，否则，是“相当危险的”，因此他大声疾呼“旧戏改革是非进行不可的”。他告诫人们改革旧戏也未尝不可利用为鼓吹民族思想的工具。这在‘八·一三’以后逐渐显著地为一般戏剧工作者所认同。我们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发生关系。”他肯定旧戏改革也是戏剧本身发展的“自然的趋势”。他深知“因为生产方式的变更，影响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于艺术上的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不变”，他呼吁“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根本加以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结构，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他批评“有人以为改革旧戏便是破坏旧戏，其实有计划的改革，才真以延长旧戏的生命”。他回答了当时争论不休的关于“瓶”与“酒”的关系。他指出：“‘旧瓶装新酒’这个比拟是说不通的。新的内容应当加以新的处理。尽管是利用原有的技术，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规律，一则不要照着原有的戏像填词那样去填，还有就是把目下的抗日将士穿着盔铠，插着靠旗来唱点绛唇报个名字，再接上几个旧套子的办法，我认为不妥，会引起滑稽之感”。他说，改革应该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协调地进行，“不仅是靠生吞活剥把新的意思嵌进去，而是要全部予以新的组织、编剧、演出法、表演法、音乐、舞台装置、灯光、服装、化妆都要予以统一的处理”，使内容与形式统一，“逐渐便可将旧戏改换个新面目”。

以上的话，充分揭示了改革说的审美内涵。它不仅仅是言内之所写，它表达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且具有很强的张力。欧阳予倩以这些理论为论据，对桂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桂剧除了与湘剧、京剧等剧种有着共同点之外，它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已有学者专文论及，这里就不一一解说了。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所包含的四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改革论指出戏剧的出路，原则论指出了戏剧的方向，歌颂论则肯定了戏剧的功能，民族论属于创作的范畴，而原则论最重要，它是戏剧基本论。改革论则像一根主线贯穿四论中。应该说这是欧阳予倩的相对完整的戏剧理论体系。因为它揭示了戏剧活动的各个方面的规律，又有统一的思想理论贯穿着。

二、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现代意义

欧阳予倩戏剧思想带有某些超前性，现在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几十年的戏剧艺术实践证明：戏剧不问政治和让戏剧沦为政治的奴婢，对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都不利。所以，欧阳予倩当时提出的戏剧四论，揭示了戏剧的“自律”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综观欧阳予倩的抗战剧作，尽管题材上有直接反映抗日斗争现实的，也有间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但所有剧本的思想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再停留在对受苦受难，软弱无力的被压迫者的同情与怜悯，而是向人民大声疾呼，团结起来以阶级的、集体的力量，与侵略者、压迫者进行斗争，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这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世界观的飞跃，从民主主义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飞跃。这种飞跃，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民族的基本问题。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戏剧在快节奏生活中没有新的年轻的观众”，戏剧在影视文艺的冲击下，困难重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改革。戏剧作为情感的力量，从不同的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灵，就像雨露渗入人的干枯的心田，慰藉着人的精神生活。所以戏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思想体系在当前的戏剧改革中有着不容争辩的现实意义。

欧阳予倩的“原则”说，强调戏剧创作的原则，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服务。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话剧是为抗战服务的，他创作改编整理的京剧、桂剧和歌剧，同样坚持抗战这个原则。欧阳予倩抗战时期在桂林撰写的文章，提出一系列的戏剧理论问题，对指导桂林以至整个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繁荣抗战戏剧创作，调动前方和后方广大戏剧工作者抗战建国，抗战建剧的积极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戏剧，就其作为情感抒发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言，它是表情艺术。它总是体现着艺术家对于现实的情感态度，凝结着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旨趣。它通过活生生的情感表现和与观众的情感交流，使人们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情绪的娱悦。这就特别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作出准确的概括。欧阳予倩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艺术创造才能强有力地征服并震撼观众的心灵。

欧阳予倩对戏剧的改革，不作一劳永逸的孤芳自赏，而是多种选择，随时调整，择善而从之。他保持一种开放的艺术心态，保持思维的灵活性、多向选择性，这正是他在戏剧改革上不断超越自己的原因之一，他善于从相关的知识领域吸取艺术精华来支持和升华自己的艺术洞见。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我国著名戏剧导演余笑予先生执导的《瑶妃传奇》，是对欧阳予倩的这种既遵循又有所创造的精练的艺术体现。欧阳予倩主张巧妙运思，整旧成新，在遵循中有所发展，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泛美”的形式载体和特有的操作符号系统，是戏剧改革与创造都无法丢弃的，弃之则不成戏剧，食古而不化则毫无出路。《瑶妃传奇》是了不起的新的创造与美的体现。它真正捍卫和升华了中国戏剧的传统，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艺术体现的现代艺术上超越了传统。它别开生面地创造成多功能的旋转平台，使人感到既有戏剧的美学旨趣，又有现代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欧阳予倩戏剧思想体系就没有桂剧的改革。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理论认识意义。

第一，欧阳予倩将戏剧改革的实践化作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等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活动显示出深沉的时代内容和改革意义。他自觉地将戏剧创作与中华民族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这种创作精神预示着欧阳予倩把旧剧改革立足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新起点上。他没有带着某种政治目的去进行研究，因此不被成见所困，不偏离研究的正确方向，坚持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今天，我们要建立现代形态的戏剧理论，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的独立性，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第二，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中主张“历史剧和历史本身是有距离的，只要把要点抓住了，其余的大可不必拘泥”。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研究欧阳予倩在艰难的条件下改革桂剧为抗战服务的史实，来启迪我们今天的戏剧改革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呢？这就是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体系对今天戏剧改革的启示。世界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要求戏剧不再是单纯的文艺形式，而应该成为能依托经济作物质基础，以形式独特，内容广泛为特征，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移默化教育职能作用，融娱乐教育功能为一体。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戏剧正向以观众为中心的买方市场转换，研究欧阳予倩戏剧思想体系对于我们当前的戏剧改革是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市场经济要求戏剧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此，研究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体系可以帮助戏剧演员更好地认识与表现戏剧的审美个性，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①⑥丘振声：《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载《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第50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②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季华：《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略谈欧阳予倩的剧本<梁红玉>和<桃花扇>的战斗性》，载《广西日报》，1962年9月28日。

④陈丁沙：《欧阳予倩艺术生平》载《中国话剧艺术家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⑤蔡定国：《欧阳予倩抗战剧作述评》，载《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⑥郭汉城：《欧阳予倩戏曲选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⑦《戏剧春秋》第2卷，第4期，194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