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启示
作 者：蒋桂珍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六）
68本世纪3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在广西全省兴起，这场教育运动于1934年始于南宁，其高潮时期在桂林，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在当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贡献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桂系当局为了巩固在广西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桂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颁布“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并着手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建设，使社会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教育厅长、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采取立法手段在全省倡导并组织了卓有成效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
国民基础教育即通常说的初等教育，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义务教育。但是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内涵，不仅仅是普及义务教育。其教育对象除适龄儿童，还包括全省的工人、农民、小商人、妇女以及所有未受过教育的成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传统教育不一样，所包含的教育意义也更为深远。“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围绕“抗战救国建设广西”设置课程和选定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则融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为一体。
由于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有立法的保证，且学制灵活，教育形式生动，其唤醒国民的教育内容及有效的组织方式，极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很快在全省推广开来，乡村镇街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桂林仅小学就有近百所，约80%的适龄儿童得以进学堂，不少穷孩子以及流落桂林的难童也都有机会读书。
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对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首先，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使普通百姓真正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机会。“有教无类”喊了两千多年，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普及义务教育也搞了30多年，可教育仍是少数人的特权。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使城乡尤其是广大的农村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只有农村普及了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普及。其次，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唤醒了国民的抗战意识，促使国民能“省察自己，认识自己，明白自己所处的周遭及所生长的时代；知道中国的危机，知道世界的变动……便是人人各有其用处，各能发挥其个人的能力”，而“不虚生”。再次，对广西的四大建设贡献突出。政治建设的最基本工作就是组织民众而教育是广泛唤醒民众、提高国民素质的最佳途径。国民基础教育实行一人三长制（村长、校长、民团队长），便利组织民众，学生既是战争预备役团丁又是生产主力军。他们的觉醒代表社会觉醒和民族的觉醒。经济建设靠的是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生产建设。而有效调动农村生力军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便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新文化建设的基础就是民众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改变落后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的工作唯教育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所能为之。军事建设就是提高民族自卫能力，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决于万众一心和训练有素的人民群众，而对群众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有赖于国民基础教育。
总之，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以教育作为民族自救的工具，以教育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参加抗战救国。在民族危难关头，广西能投入50万兵力积极参战，动员百万民工为战地服务，还有几批热血的学生志愿军分赴前线，这无不含有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之功劳。透视台儿庄战役和昆仑关战役，可见“以爱国教育为灵魂”的功效。
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启示
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笔者以为那就是要锐意改革、实事求是办教育。
基础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雷沛鸿先生指出，中国过去的普及教育之所以难奏效有“五大弊端”，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教育与经济分家。抄袭日本，模仿美国，一套又一套，结果违背国民经济条件，无怪义务教育成为空文。他认为教育要成为一项运动不断地持续发展，以达到所要求的目的，便要考虑三个要素。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组织，第三是人才，三者之中尤以经济为首要。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边远省份普及教育经济因素是个首要难题。如何解决经济难题呢？靠的就是实事求是办学。为此雷先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一是改革学制。义务教育的年限是与国民经济成正比的，他根据广西的社会经济现状缩短义务教育年限，将小学6年改为4年，初中3年改为4年，分前后两期，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或修两年结业，或修完4年毕业。成人既可参加短期扫盲，也可参加初等学历教育。雷先生还针对中等教育均集中于城市而置乡村不顾的“轻重倒置”的状况，因地制宜创建国民中学，既培养升学人才，又培养乡村干部。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办，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一体。少花钱，多办事，以有限的资金办最大的教育。第二是改革投资渠道。普及基础教育只由政府投入远满足不了需求。雷先生开拓筹资渠道，全方位筹集资金。筹资划大为小，以“因地为粮”为原则，拨用各县粮赋加二成义务教育经费，各县附加粮赋三成教育经费动用农仓收入，按富力多寡派捐，移用原有公产，举行公共耕作，垦荒造林，志愿捐助等。三是改革组织方式。普及基础教育实行“三位一体”、“一人三长”、“一所三用”制，即行政组织民团组织和教育组织为一体，乡（镇）村（街）长兼民团队长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学校融成教中心，乡村自治中心和民国训练中心为一体。这种组织形式，既便于筹集教育经费、组织教学，又能降低运作成本节省开支。三是改革人才使用机制当时师资奇缺，但大量异地借才成本太高，所以只能“就地取材”。一方面征调有志从教的人才，不论原来是否有从教资格，一经训练合格便充当国民基础教育师资，另一方面，政策倾斜师范学校，加快加强其建设。此外，还采用小先生制、传习制、流动教学等措施，使师资难题基本解决。正是由于雷沛鸿锐意改革，实事求是办教育，才使得这场教育运动能在短期内，在社会经济条件相当困难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普及了义务教育。
今天，我们发展教育的社会条件虽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穷国办大教育。“双基”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如何利用不足的资金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加快“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步伐，其思路就是实事求是办学。面对社会经济基础较薄弱，投入严重不足的现状，1985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规定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把九年义务教育从大教育中分出来，法定各级政府重点保障这一块。80年代大兴全民集资办学，使大部分地区基本达到“普九”办学条件。后来又开征义务教育附加费及教育附加费以确保义务教育投入。《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中等教育改革开始，从此打破政府办教育的一统天下，社会力量办学，私人投资办教育蓬勃发展。教育投资由原来政府一家变为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并逐步走上职业教育社会化道路。职业教育社会化为确保“双基”在教育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作出突出贡献，这也正是实事求是办学，教育改革的硕果。
实事求是办教育还表现在对教育内容的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会学生怎么做人。中国教育始祖孔子解说教育的本质是“传道、授业、解惑”。然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教育内容也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八股文章。民国后，虽引进了外国的现代化教育体制，但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导。当时的状况正如雷沛鸿所描述那样：学生一味偏重升学准备，不计能力高下，不顾环境，集中精力攻读升学考试的内容；中学教育纯粹受大学入学考试的支配，学生惶惶然疲于奔命，而终感左右支绌，致使中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为一条鸿沟所隔断。因此，雷沛鸿认为对传统教育“非有一番彻底的改造不为功”。因此，普及基础教育运动也就成为一场教育改造运动。“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成为基础教育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一改传统设置，以“四大建设”为纲，保留原来主要基础学科，增开政治训练、社会服务、生产技术、青年战时训练等课程，为抗战救国，为建设广西服务。那时的扫盲也不仅是学文化，还学政治、经济和生产技能；文盲、政治盲同时扫除，接受基础教育的人不仅通文字、会计算、还懂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民族危机，知道如何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事实上这就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目的虽是为了战时之需要，实质则是还教育的本来面目—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新中国的教育固然与旧式教育有本质区别，但受其影响也颇深，应试教育也曾占统治地位，致使我们的教育曲曲折折走过许多弯路。然而，实施素质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50年代的大规模扫盲，60年代提倡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80年代兴办职业教育，90年代提倡素质教育、扫盲与推广普及实用技术同步等都是为了向这目标靠拢。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仍未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改革的任务还很重很艰巨。随着20年一贯制的全国高考统招的“一刀切”逐步走向“3+X”的各类大学自招，将从根本上打掉高考指挥棒，使应试教育真正转变为素质教育，要使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材逐步成为基础教育的主流。
基础教育运动启示我们：实事求是办教育就必须不断调整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期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以中等教育为例，中等教育改革成绩斐然。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一方面大大改变了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现象，另一方面为社会输送了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培养后继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如何适应这一趋势，培养出高质量符合现代企业需要的人才，这就需要对现有职业教育结构进行调整，重新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择优淘劣，限制乃至杜绝低水平重复办学，促使职教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譬如，政府只集中力量办好重点示范职中，扶持那些培养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人才的职教，其余的均让社会去办。改变目前大家都有吃，但谁都难吃饱（不论是资金还是生源）的局面。鼓励强校兼并弱校，同类型的携手联合办学，组建职教集团，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使职业教育从数量发展（数量发展曾为职业教育作过突出的贡献）走向质量发展，促使基础教育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桂林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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