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教育实践的启示（上）

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工作团体。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部分学生所组成。

新安小学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办，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的一个实验基地，成立于1929年6月6日，陶行知兼任新安小学第一任校长，校务由共产党员李友梅等人主持，免费吸收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城镇居民的子弟入学，实践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培养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人才。1930年，南京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陶先生遭通缉，新安小学校长由汪达之接替。1933年10月，汪达之将7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用卖报纸的办法自筹经费，到上海参观访问。这次旅行共54天，效果很好，为后来建立新安旅行团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仍然坚持实行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国难日益深重，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达之提出：以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到全国各地修学旅行，宣传孙中山遗训，唤醒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这一提议得到陶行知和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党支部的全力支持。是年10月10日，新旅在汪达之先生率领下，从江苏淮安出发，实践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他们一面宣传抗日救亡，一面学习，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他们从华东到华北，又从华北到西北，辗转华中的武汉，于1938年11月来到桂林。新旅在桂林工作了两年多，团员发展到近百人，是新旅的极盛时期。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形势的恶化，新旅被迫由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开展少年儿童工作和军队的文艺宣传工作。1949年进入上海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领导下，从事文艺演出宣传，直到1952年5月全国文工团队进行整编，最后以新旅为主，建立了上海实验歌剧院（即后来的上海歌剧院），从而结束了长达17年的新旅历史。

在17年的战斗历程中，新旅途经18个省市，行程5万多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赞扬。17年中，约有600多名少年儿童先后参加了新旅，当时最小的仅8岁，最大的21岁，大多数13—14岁。这些团员在新旅这所新型的学校里，学习、锻炼、成长，为新中国输送了几百名优秀干部，有成为青少年儿童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有成为宣传教育工作的骨干，有成为著名的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科技工作者，也有成为全国性报刊的总编辑、美术学院院长、书法家、高级工程师等，还有12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新旅的光辉业绩，在中国少年儿童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新旅建团5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给新旅的题词的是“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这对新旅的全体团员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对今天的少年儿童来说，以新旅为典范，发扬新旅的光荣传统，学习新旅精神，特别是继承新旅的教育实践，仍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学习新旅精神，继承和发扬新旅光荣传统，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

一、从小就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信念，热爱祖国，热爱党，向往社会主义并具有献身精神

新旅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发出了“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誓言。他们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宣言》中说：“我们整个民族浸在艰难里，从艰难中奋斗，是我们民族惟一的出路。”他们从淮安出发时高唱着《团歌》：“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歌词如实地反映了抗战形势，体现了新旅小朋友崇高的志向和热爱祖国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爱国就是要救国，不怕流血和牺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一群小学生，要到全国各地去修学旅行，宣传抗日，谈何容易。不但沿途安全没有保证，弄得不好连饭也可能吃不上，要靠讨饭过日子。这些问题，新旅的孩子们都认真地考虑过了。他们想到1933年秋在上海的50多天，一个钱没带也没讨饭嘛！于是大家决心“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新旅的战斗历程证明他们正是这样做的。真是“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这是人们对新旅孩子们的赞誉。   

热爱党。新旅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当时由于团员的年龄小尚未具备入党和建党条件。到了1937年12月，新旅到达甘肃东部重镇平凉，这里靠近陕甘宁边区，才决定由徐志贯总干事代表团体秘密去陕甘宁边区庆阳，向陇东特委黄欧东详尽汇报了新旅的成立经过和几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新旅几位骨干要求入党和在团内建立党支部的愿望，特委随即派党员到新旅帮助工作和考察建党。1938年春新旅成立了党支部，徐志贯任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张牧当时只有16岁，可以这样说，张牧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少年儿童中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杰出代表。从这时起，新旅就是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

向往社会主义。新旅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党的领导下，受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他们每到一地，一面接触社会，接触劳动人民，增加对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一面请有关人士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和陕北的情况，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请进步文化界人士向年纪大一点的团员讲解大众哲学、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常识，讲解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发展史，增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萌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他们的幼小心灵上打开了一扇窥见世界的天窗。

总之，在新旅战斗的历程中，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为民族生存奋斗”为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二、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以社会为学校，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学与做密切结合，注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新旅是一个儿童和少年的工作团体，同时也是一个实验战时儿童和少年集体生活教育的团体。新旅教育的特点是：第一，“把工作、学习和生活综合在一起，并且要从工作上学习，从工作上养成勤奋耐劳，爱人如己的生活态度。为工作而学习，学习便成为有目的有意义有兴趣的事，而不是呆板的记忆了。因此，为工作而学习，为学习而工作，相互促进，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特任的教师，但学习一样进行，在教室里先生讲学生听才是学习、才是教育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这由于学习是自发自动的学习，可以因时因地的进行，又由于会的教人，不会的学习，互教共学。新旅虽无教师，但有辅导员，他有指导学习的热忱，却无教师尊严的架子。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服务精神的发扬，也是值得特别一提的。最好的服务精神，是我们今日的道德。新旅任何一个小朋友，决不逃避工作。因为对于工作有无限的热情，所以常常找到新的工作来做，从工作中养成服务精神，养成责任心，这是第三个特点”。以上是新旅顾问团员汪达之于1939年在桂林写的一篇报告，题目是《我自新旅来》，这是对新旅教育特点的简明概括。

新旅虽然是一个工作团体，但对于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学习内容丰富。据当年新旅儿童辅导员阮力回忆：“儿童部的孩子，不仅要学文化艺术，还要学社会科学政治理论。每天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清晨起床锻炼身体，跑步，做操，学习舞蹈，练嗓子，唱歌。白天除了工作就是集体学习，晚上不是工作、开会，就是自学，大家对时间是很珍惜的。文化课学语文、算术、常识，艺术方面主要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社会科学政治理论方面学日本侵略中国史、老百姓穷苦的原因、时事，年龄大的还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大众哲学。为了锻炼写作能力，能写日记的每天都写，一周还出一次墙报。在学习方法上，一方面在团内实行‘小先生’制，能者为师，互教共学；另一方面还请团外的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等来团里上大课（全团参加）。由于小同志们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高，学习的自觉性强，钻研精神好，边学边用，学习成果是很扎实的，能讲、能写、能歌、能舞、能画、能演，智力发展大大超过一般学校同年龄的学生。”1940年8月，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当时桂林的重点学校）初中部招生，新旅为了测验自己的各科基本知识水平，就用中山纪念学校的试题来测验儿童部的小朋友，结果平均分达到74分以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学习写作，学写日记，是每一个团员要练的基本功。新旅自淮安出发之日起，13岁的张敬茂（张牧）、左义华（左林）等即沿途给上海《新儿童报》、《儿童日报》写旅行记和通讯，并陆续在该报发表。在桂林两年多，他们写了不少介绍新旅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文章，发表在桂林和重庆的报刊上。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旅按照党的指示，须从国统区的桂林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需要一笔可观的旅费，为解决旅费问题，新旅组织了一个临时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6本书稿，有左林的《生活的故事》，张拓的《在湘桂线上》，童常的《在内蒙古草地上》，聂志孔的《火线上的孩子们》，张杰的《敌后的孩子》，范政的《海外一课》等，交桂林文化供应社编入“少年文库”丛书，于1942年出版。

新旅不仅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更加重视团员“手脑并用”的训练。他们认真实践陶行知倡导的“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即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新旅的孩子们，虽然一般都能讲、能写、能唱、能演，但严格来说都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对大型舞剧的演出，从未有尝试过。

1940年下半年团里决定上演舞剧《春的消息》和《虎爷》，请舞蹈家吴晓邦导演。在排练之前，还得从舞蹈的基本训练讲起，首先是要学员了解为什么要进行基本训练，使大家知道自己身体的各关节、各部位的关系，懂得怎样使用身体上的各部位；进一步还要懂得身体活动和内心活动的关系，解决内心和外形的统一。如果在表演时心理上不能放松，人的身体便会受到很大的拘束，身体一受拘束，四肢就会陷入手脚无措的境地，以致妨碍自己在舞蹈表演时的动作和姿态的运用自如。进行基本训练，就是为了了解以上两个关系，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动作的学习，基本功的练习，都是围绕着以上这两个目的在进行的。当时，吴晓邦一面讲，一面举例说明，同时让大家讨论，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舞台构图和舞蹈造型是发动演员集体讨论，发挥了集体智慧设计出来的，排练进展很快，效果很好。教了两个星期之后，吴晓邦发现一位14岁的女学员岳荣烈，她不仅懂得了教学的要领，而且在学习基本技术时，已能运用自如，一个月后，根据讲授的内容，不仅学一样会一样，而且自己可以掌握推理，举一反三，吴晓邦认为是发现了“一位具有舞蹈素质的天才”。后来，还发现她在戏剧表演上，也“具有非凡的才能”。基本训练进行了一个半月后，在正式排练《虎爷》时，岳荣烈竟成了吴晓邦的得力助手。一出四幕大型舞剧《虎爷》于1940年10月在桂林首演成功，使吴晓邦“永远忘不了和他们（新旅）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新旅在桂林两年多，团员由30多人发展到近百人，接触社会、联系群众更为广泛，工作也更加全面、深入。在桂林，新旅先后开展了“岩洞教育”，参加了保卫大西南的宣传，组织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以及在甲山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小学等重大活动，一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少年儿童运动的中心组织。为使团员们更多的投入社会实践，接触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新旅还以桂林为基地，以团干为领队，先后组织并派出了乡村工作队，到万正乡、甲山村、临桂大村等地把农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夜校，组织妇女组、抗日儿童团；西南工作队，到湘桂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直到桂南抗日前线；西郊工作队，西山脚下有座兵工厂，厂里有不少工人和家属，以工作队名义协助厂里建立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和家属工作；东郊工作队，到万正乡开展群众工作；良丰工作队，到良丰协助难民垦殖工艺场开展难民工作；四塘工作组，到四塘协助难童教养院开展难童工作；伤兵之友队，到大圩第六、第七伤兵医院工作；贵阳工作组，应中华职业教育社贵阳负责人的邀请，到贵阳履三小学协助工作；还有湘西工作组和浙东战地工作组等。此外，还派团员范政（13岁）随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宣传团结抗战，代表抗战中的中国儿童向海外华侨进行慰问。

通过以上各项工作及活动，使新旅每一位团员都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特别是向群众学习和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自觉地在社会海洋和知识海洋中学会游泳，这是最难得的。新旅团员全面素质的培养，是当时一般学校同年龄的学生所不及的。他们每到一地，都与农民、工人、学生、伤兵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和1985年，新旅团员王德威、张渔和张牧、张拓、陈明几位同志来桂林，沿着新旅的足迹进行采访，当他们走访甲山致和村，同村民一谈起当年新安小学的情况时，马上勾起许多老年人的回忆，一提到“小先生”，大家仍然是那样的熟悉，那样亲切，相隔40多年了，有的还记得一些新旅团员的名字，有的还能哼出几首当年新安“小先生”教唱的抗战歌曲，一位名叫曾姑娘的老大娘还能唱出那首《新安进行曲》：“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从抗战中成长，一切都为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