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及其思考

抗战时期，作为桂林进步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抗战音乐，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整个国统区的抗日救亡音乐运动产生过极大影响。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并深刻地思考这段历史，不仅对桂林文化城的研究，而且对中国现代音乐学的探讨，都将是有意义的。

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一批进步的音乐工作者亦逐步集中到重庆、桂林、昆明这些国统区的“大后方”。一时间，桂林成为南方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大批文化人聚居桂林活动。

抗战时期，先后在桂林活动的音乐工作者有满谦子、陆华柏、廖行健、张曙、任光、林路等数十人。他们以广西音乐会、广西省立艺术馆音乐部、新音乐社桂林分社、桂林音乐界联谊会等音乐组织为核心，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日救亡音乐活动的开展。他们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工作，诸如举办短期音乐训练班和音乐讲座，利用办刊物宣传现代音乐知识，不定期举办一些音乐会，组织群众救亡歌咏运动。其中，尤以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组织得最有声色，并成为桂林抗日救亡音乐运动中最灿烂的乐章。

当时的桂林，活跃着数十个歌咏团体。除了原来由“三厅”（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组织的抗宣一队、抗敌一队、九队、新安旅行团外，较重要的还有桂林音乐工作者所组织的乐群歌咏团（林路指挥）、广西省立艺术馆合唱团（陆华柏指挥）、新中国剧社歌咏队（姚牧指挥）、国防艺术社合唱团（廖行健指挥）、桂林音乐界联谊会漓咏合唱团（刘式昕指挥）等。此外，许多机关、学校也成立了业余歌咏团队，如抗日报社建国歌咏队、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歌咏组、中山纪念学校歌咏队、广西电台合唱团、生活书店歌咏团等。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桂林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各歌咏团队，通过歌咏大会、广播晚会、街头演唱、歌咏比赛以及歌咏游行等形式，广泛传唱抗战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丈夫去当兵》、《战！战！战！》、《保卫大西南》、《故乡》等作品都在当时桂林民众中广为传唱。当时，几乎到处是抗战的歌声，到处是激动人心的雄壮曲子。

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音乐活动，更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运动推向高潮，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有1939年春为追悼张曙殉难而举行的张曙遗作演唱会；同年12月24日是张曙逝世周年，桂林音乐界再次举行纪念大会，演唱了32首抗战歌曲。1938年广西音乐会第5次演奏会，听众达1500人，会上演唱的抗战歌曲，“慷慨激昂，颇能激发抗敌情绪”。1 939年广西音乐会第7次演奏会，其中合唱队百名队员的大合唱（由吴伯超任指挥，陆华柏钢琴伴奏）最为激动人心。1940年7月举行的抗战3周年音乐会，节目中最重要的是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合唱团由乐群歌咏团和国防艺术社合唱团的成员及一些中学歌咏队队员共200多人组成，其合唱阵容之大，歌曲气势之磅礴，给桂林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5月的“千人大合唱”，更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抗战歌曲演唱活动，有16个团体参加，演唱由千人大合唱拉开序幕，各单位相继登台演唱了许多抗战爱国歌曲，如《洪波曲》、《我们是中国人》、《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反投降进行曲》、《中国人民大团结》、《保卫黄河》、《焦土抗战》等。最后，全场近万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战斗的歌声，久久回荡在桂林城上空。

配合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桂林的音乐工作者还积极从事群众抗战歌曲的创作。如张曙、林路、陆华柏、舒模以及丁力、联抗、孙慎等，都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救亡歌曲。尤其是张曙创作的《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壮丁上前线》，陆华柏为桂南昆仑关战事而创作的《保卫大西南》，舒模为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而创作的《你这个坏东西》等，在人民群众中更是反响强烈，广为传唱。

“抗战开展了新音乐运动，同时新音乐运动推动了抗战。”桂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正是如此，它有力地起到了动员全民抗战、鼓舞抗战情绪的作用，从而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文艺运动的主要阵地。

二

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开展，确曾在桂林抗战音乐中留下了灿烂的一页，也使得桂林文化城更添辉煌。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拓宽，瞭望抗战时期其他国统区大中城市和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即解放区的抗日音乐运动时，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从上海到武汉，从重庆到昆明，从太行山到陕甘宁边区，救亡歌咏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国统区、解放区开展抗日音乐运动所共同选择的艺术形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剖析这一现象的成因。

首先，全民抗战的时代特征，是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因。

任何音乐艺术形式，都是其特定时代的产物。如同交响乐只能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大搏斗时代，艺术歌曲只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动荡时代一样，抗战时期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全民抗战的时代特征使然。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随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唤起全中国4万万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决定了抗日救亡的全民性，也决定了全民抗战是当时一切抗战工作的指导与灵魂。在为抗战服务的各种文艺形式中，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则是最能反映抗日救亡全民性特征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它的群众性、广泛性，还是它的普及性、通俗性，或是它的宣传性、鼓动性，都最恰当不过地传递着全民族的同一个信念，倾吐着全民族的同一个心声，感受着全民族的同一个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配合前方将士杀敌保国的浴血奋战，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在前方、在后方、在国统区、在解放区，迅速地兴起和发展起来。

其次，30年代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

抗日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立革命音乐战线、开展革命音乐运动的要求。1933年，左翼音乐工作者任光、聂耳、安娥、张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组织；1934年，萧声、聂耳、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又在上海左翼“剧联”内成立了一个音乐小组；此外北京等地亦有类似组织成立。这些组织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政治上以抗日救亡为目标，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开展对革命群众歌曲创作的研习和参加进步电影、戏剧的演出活动，短短几个月，他们新创作的不少反映抗日救亡的革命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就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产生的广泛的群众影响。优秀创作歌曲在群众中的广为传唱，使群众歌咏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用歌声传达抗战心声，用歌声激励民众，用歌声凝聚民心，一时间成为最时尚的艺术潮流与艺术形式。为加强和推进正在形成中的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以聂耳、吕骥为主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在上海组织了“业余合唱团”，作为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积极传播优秀革命歌曲，广泛团结各阶层音乐爱好者（包括一些有影响的音乐家），培养艺术骨干，支持群众的进步歌咏组织。在左翼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救亡歌咏运动在上海迅速发展，短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上百个歌咏团体，并且有了像“民众歌咏会”这样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歌咏组织。继而，救亡歌咏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展。1936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周巍峙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停止了原左翼音乐组织的工作，成立了更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以争取更多爱国音乐家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广大音乐工作者深入群众斗争实际。创作大量反映抗战的群众歌曲，组织音乐理论讨论，致力于革命歌曲的出版，同时大力支持举办各种类型的群众救亡歌咏活动。从此，一个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的群众歌咏运动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抗战音乐文化的主体。

第三，现代专业音乐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在抗日救亡的非常时期，群众性歌咏运动是最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

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建立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前后，短短十几年时间，现代专业音乐在中国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无论从专业音乐工作者自身的音乐理论、创作手法、音乐教育理论来看，还是从一般民众对现代专业音乐熟悉、了解、接受的状况来看，中国对现代音乐仍处于学习、了解阶段，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发展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因此，当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严酷现实要求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包括音乐艺术在内都必须为它服务时，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且曲高和寡了。一方面，是相当多的专业音乐家难以一下子运用他们刚刚掌握的典型的现代音乐表现形式与创作手法来恰如其分且又贴切浅近地反映火热的斗争现实、表达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音乐水准现状，也使得广大民众难以从那陌生的音乐语言、音乐形式中感受出他们所企盼的呼唤。因此，要．想使音乐真正成为唤起民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使广大民众能够通过音乐家的创作真正感受到抗战的呐喊，在当时，只有大众的音乐艺术形式——群众歌咏，才是沟通音乐艺术家与广大民众心息相通的桥梁。所以，不仅无数从抗日救亡音乐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音乐活动分子，而且一大批在音乐界相当有声望和影响的专业音乐工作者，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群众革命歌曲的创作与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的组织中，从而使得群众歌咏这一音乐艺术形式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乐坛上是那样地蓬勃兴旺。

第四，源远流长的中国民族音乐，为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音乐艺术具有突出的民间性，它在民间孕育，在民间形成，在民间发展，在民间流行，它与民众有着深切而恒久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一突出特征，因此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遭受日寇入侵、国破家亡之时，当一批批人民音乐家为唤起民众挽救民族危亡而以音乐咏唱为战斗武器时，当专业音乐工作者开始将视野与情感转向大众、转向民族民间音乐时，这种具有鲜明时代内容且富于浓郁民族特色的群众歌咏就成为广大民众极其乐意而又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了。不仅如此，中国民族音乐丰厚的内涵还为抗战时期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们从民族音乐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创作了大批为民众喜爱的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将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群众歌咏这一艺术形式真正得以确立，并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下去。

第五，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救亡音乐的正确领导，是群众救亡歌咏运动走向深入和高涨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开展革命的文化运动，把它视为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包括抗日救亡音乐在内的抗日文化运动，实行了有效的领导。为了团结全国一切抗战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抗战爆发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及其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努力引导革命音乐工作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开展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而且在广大的国统区，亦大力支持发展进步的文化艺术团体及其各种活动的开展，注意团结各种中间势力、民主人士、进步人士，高度重视和爱护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针对国统区的特殊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努力加强对文艺运动的引导，以保证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工作，使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思想占领文化艺术阵地；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教育和引导党外群众，使之接受中共的主张，并用自己的先锋模范行为，影响、带动其他群众参加抗日文化活动；向一些进步团体和国民政府办的学术艺术团体，秘密派进共产党员，掌握这些团体的领导权。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有力的领导，以群众歌咏为主体的抗战音乐，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发展，而且在国统区同样开展得热火朝天，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全民抗战事业。

三

毫无疑问，作为三四十年代抗战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性救亡歌咏，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进程中起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大批革命的、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满怀创作激情，从广大民众抗战的怒吼声中，捕捉时代强音，创作了大批鼓舞民众斗志的音乐作品。在这些抗日歌曲的激励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杀敌报国，后方民众出钱出力，支援前方，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共赴国难，音乐艺术真正变成了战斗的武器，变成了为广大民众所能掌握的武器。诚如时人所云：“抗战开展了新音乐运动，同时新音乐运动推动了抗战。”救亡音乐运动在动员全民抗战、鼓舞抗战情绪方面，是“给全民族的抗战起了伟大作用的”；“哪个地方有抗战歌声，哪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民众的动员情形，这不是夸张，事实的确是这样”。

抗战时期群众性救亡歌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成为鼓舞抗战的有力武器，而且对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亦做了可贵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源远流长，从远古先秦时代到魏晋隋唐，直到明清近代，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自己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并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如民歌、小调、地方戏曲等，不仅在民众间有着深厚的根基，更是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救亡歌咏运动中，不少进步的音乐工作者十分注重挖掘和运用我国传统民族民间的音乐语言、音乐形式，从民族音乐艺术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们不仅将相当一部分普遍流传于民众间的，民歌、小调等加以改编或直接填上新词而作为革命群众歌曲介绍给广大民众，而且在他们自己的许多创作作品中，亦大量采用和吸取着民间音乐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一首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吸收了《国际歌》等外国革命歌曲的表现手法，而创作出的具有崭新风格的中国革命歌曲。其在曲式结构上，借鉴了中国民歌分节歌形式与外国歌曲主副歌形式，创作出由6个乐句贯穿发展的全新的自由体乐段。又如张曙的《丈夫去当兵》，就有意识吸收了民间说唱音乐在音乐语言、体裁形式等方面的特征，大胆突破一般歌曲创作的传统形式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歌曲体裁——说唱性叙事歌曲，给后来这一类音乐创作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更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抗日救亡音乐工作者将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现代音乐创作手法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谱写出时代的新旋律，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斗争的政治现实。

历史已经过去。重温过去，不仅是为了让后人记住那段不寻常的历史，更是为了让后人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以史为鉴，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抗战年代中国极为特殊的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造就了群众歌咏这一抗日救亡音乐的最主要形式，使现代音乐艺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沿着群众艺术的道路而与万千民众相识，专业音乐从一开始就踏上了普及的道路。此后几十年，为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一代又一代音乐工作者辛勤耕耘着。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认识上的偏颇，不少中国专业音乐并没有能真正很好地与民众结合起来，对于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音乐艺术，一般群众的了解与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其对严肃音乐的理解、接受与表现亦还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层次上。特别是80年代随着港台流行音乐、西方摇滚音乐、爵士音乐的传入，这一现象显得更为突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艺术，而这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艺术之树，只有在自己国度的艺术沃土中方能成长。可喜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出现的普及交响乐的专题讲座，专业乐团到各地高校巡回演出，严肃音乐进入娱乐性歌舞厅等场所，各地市组织的高水准的少儿艺术团体，等等，都说明越来越多的音乐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已逐渐意识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艺术素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当然，工作仅仅是开始，要做的事还很多。值此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探讨抗日救亡音乐中的群众歌咏时，提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就是希望借此提请有关方面关注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素养的提高，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更添几分风采。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