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影响（上）

美术，同戏剧一样，是桂林抗战文艺运动中最活跃的一环。觉醒了的桂林进步画家们在严酷的抗战斗争实践中他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绘画，在今日”，“它的作用已成了增加抗战的政治意识的有力武器”，“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不仅是靠武力，也还需要政治的宣传，所以绘画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和飞机大炮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样重要的！”因此，他们怀着极其强烈的民族仇恨，把美术当作斗争工具和武器，毅然拿起画笔，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列，迅速形成了壮丽多姿的桂林抗战美术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客桂的较知名的画家，就多达250多名，几乎集全国画坛高手于一地，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干、丰子恺、赵少昂、关山月，李桦、黄新波、叶浅予、廖冰兄、周千秋等。美术团体、院校多达40多个，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木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简称漫宣—队）、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简称漫协）等全国性美术组织。琳琅满目的美术出版物，更是我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刊物26个，专著、画册107种。画展比比皆是，7年（1937年7月—1944年7月）共办画展230多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美术“量比重庆强得多”。“因而形成了这一个东南漫画的中心。”甚至连日本友人也惊呼：  “对于中国的木刻而言，桂林是个难忘的城市。”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和中国伟大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著贡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对于我国现代美术运动来说，其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为深远。

桂林美术界联谊会为难民募捐而办的美术展览会场

一、标志着中国现代美术已进入了崭新时期，展示了中国美术的光辉前景

我国人民在近百年的艰苦岁月中，用鲜血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现代革命史，也谱写了一部熠熠生辉的现代文化史。而作为这部新文化史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其最光辉的篇章，堪称为中国抗战美术史。诚如郭沫若所云：“抗战以来的绘画在跃进着。大之如壁绘的创作，小之如方寸的木刻，都透露着美术活动的真实精神——科学的、大众的、现实的、革命的。这倾向如不受阻挠而继续下去，”  “那是断然预约着中国绘画，乃至中国美术的伟大的将来。”郭老对中国抗战美术的高度评价，也是完全符合桂林抗战美术运动的实际情况。而作为抗，战美术运动中的先锋和利器的桂林木刻艺术，更是当之无愧。

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虽始自30年代初，由鲁迅亲自倡导扶植起来。但鉴于鲁迅早逝，加之力量薄弱，故至抗战前止，我国的木刻运动，仍未能得到较普遍开展，尚处于萌芽期。抗战爆发后，桂林的木刻工作者发扬鲁迅勇敢战斗精神，立即组织起来，在木协和广西版画研究会等的坚强领导下，跑在抗战文化宣传最前列。“木运也配合着民族革命的内容展开了。在这个新阶段里，它已经脱掉了一切束缚，作着突跃的进展”，从而进入了新兴木刻的成长阶段。李桦、赖少其，刘建庵，黄新波、陈烟桥，温涛等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闯将，正是桂林木刻运动的精英，他们都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功标青史。

其中，头一个把木刻种子撒到广西的，当推李桦。正如广西版画研究会所云：“李桦先生和我们的木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许多青年木刻工作者，其对于木刻艺术的创作欲，是由李桦先生的作品所启发出来的。”抗战前夕，李桦怀着开，拓广西木运的强烈愿望，多次抵桂、邕等地开办画展，传授木刻知识。之后，又反复多次到桂林举办“战地写生画展’和主办全国性木刻展，培训木刻爱好者。单个人画展便近十次之多，共展出作品1000多幅，居桂林个人画展之首，在全国也属罕见之举。这些画展，不仅宣传抗战，鼓舞斗志，而且赋予桂林木刻界以进步的思想启迪和纯熟的技巧借鉴，有力地推动了桂林的木刻运动。同时，他还以饱满的抗战激情和刚劲雄浑的刀笔，创作出版了一批美术专著，评论和木刻作品。专著主要有：《木刻教程》，《美术新论》，《烽烟集》，木刻作品专集主要有与人合作的《漫画木刻月选》（一辑）、《木刻新选》、《奎宁君奇遇记》等。还有《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上海的守卫》、《劫后》、《反攻》、《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里》等100多幅木刻，速写。如此丰硕的成果，可说是李桦美术生涯上的黄金时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美术宝库。其作品大部分取材于战地生活，思想性强，真实感人。尤其是版画，刀法雄浑有力，构图清新，富有中国民族风格。善于运用“表现自己热情的那种完美的形式与技巧，竟使他的作品不仅在今日可以作为宣传品，而且在明日可以作为艺术品存留”，“不仅在我国是可以作为奠定绘画上新写画（实）主义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可以夸耀于世界的艺术文化的巨大的收获之一。”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部分木刻专集

在桂林抗战美术运动中，另一位颇具影响，卓有成就的版画家是黄新波。他虽比李桦晚抵桂林，但除了中间因皖南事变被迫避居香港外，在桂林长达4年之久，亲身参加了桂林文化城前后期两次文化高潮的组织，发动工作。身为党员画家，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上的艰难险阻，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干劲和旺盛的斗志，主持了木协会务工作，兼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的美术工作，主办和编辑《木艺》、《漫画与木刻》、《漫木旬刊》等刊物，积极组织大型抗战画展，热心开办木刻函授、讲习班，并抹暇为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简称艺师班）、桂林榕门美专，初阳画院讲课，为桂林抗日美术运动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他还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根，倾注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以只争朝夕的战斗者姿态，创作，出版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木刻作品。如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爱》，木刻集《心曲》。在桂林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幅抗战木刻，还为《漫画与木刻》、《中国诗坛》、《诗创作》、《广西妇女》、《少年之友》等刊物绘制了独具一格的封面设计。总共不下150多幅，差不多占其一生中所刻版画600多幅中的四分之一，是其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些作品，时代气息浓厚，思想性、战斗性强，震撼人心，不乏佳作。如初抵桂林时创作的《送茶女》，画面刻画着一位给前线送茶水的女孩，毅然接过刚牺牲的战士的步枪，卧伏在其身旁，继续勇敢地同敌人战斗。场面动人，构图新颖，形象地告诉读者：一人倒下，万众起来，军民团结，胜利在望。作品先后在《救亡日报》和《广西日报》发表后，鼓舞人心，反应强烈。还有无情揭露和控诉敌人及国民党的反动暴行的。如在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后，桂林风雨如磐，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之际，画家在被迫离桂前夕，以无比愤慨的心情，创作了木刻《他并没有死去》，在黑沉沉的夜里，被活埋的战士，伸出地面的胳膊仍高举悬挂着革命经典的枪，光芒，四射，繁星闪烁。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革命斗争必将进行到底的决心，唤醒人民群众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堪称为我国新兴木刻史中的珍品。

黄新波木刻画《负薪》《还击》

黄新波木刻画《生活》《准备》

黄新波木刻《孤独》《他并没有死去》

艺术为抗战服务，抗战磨练，造就了艺术家。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自身的努力，黄新波在桂林的木刻创作，从量到质起了飞跃，艺术风格日臻形成。他的每一幅画，可说“是诗的生活，或倒过来说是生活的诗”， “他用极微妙的技巧处理着自然环境的片断，并恰如其分地与人物活动有机结合，使人物活动在典型环境中更有说服力，主题借着自然气势的处理而加强了作品的魅力。”如参加桂林《夜莺画展》的木刻，《真勇者》，“意境与黑白的使用方面看，这副作品是达到版画的最高效果的。”参加桂林《香港的受难》画展的版画：《孤独》，以烈火般的激情，富于诗意的构思，愤怒控诉了日本强盗残忍蹂躏香港的滔天罪行，“令人难以忘却”，虽然“经过40多年而依然清楚地记得”。是“保留着新波抒情特色版画风格唯一的展品”。如果说，李桦在桂林以至全国的抗战木运上主要起到了开拓和传播知识的作用，那么，黄新波则侧重于组织、领导和艺术实践的作用。彼此相互呼应，推波助澜，使桂林抗战美术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

在桂林新兴木刻百花园里，五彩缤纷，争辉斗艳。除了李桦、黄新波外，其他一批新老木刻家都各有建树。其中，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阿Q正传》、《高尔基画传·童年》，线条道劲刚健，独具一格，轰动一时，温涛的木刻画集《香港之劫》，被茅盾称为“是抗敌艺术战线上的一件喜事”。陈烟桥的专著《鲁迅与木刻》，先在桂林发表，后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集全国抗战木刻运动结晶代表作《抗战八年木刻选集》，除收上述老木刻家的作品，还收进了其他木刻家在桂林的代表作，如武石的《联合国的握手》，唐英伟的《瑶妇》，黄荣灿的，《修铁道》，梁永泰的《上水》、《勤务后的北站》，蔡迪支的《桂林紧急疏散》，杨纳维的《哭童》、《紧急撤退》，陆饵的《宜山妇女》，林仰峥的《神圣的教堂》、《猪与阿其仔》等，占有较大篇幅。不少作品还分别送出国展出并在各国报刊发表或收藏。如陆田的版画《宜山妇女》、《石工》、《弃儿》等，由中国木刻研究会选送英、法之苏、日等国展出。其尚未发表过的版画《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还被收入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版画集》。龙廷坝的版画《生活这样子难》送日本神奈川美术馆展出并收藏。壬立的版画《野菜无处寻》、《吃错树叶》先后被送罗马尼亚，苏联，朝鲜等国展览。参加全国画展并为全国各省市美术馆收藏版画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充分表明了历经六，七年的艰苦磨练和忘我工作，桂林木刻界不仅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创作队伍，创作了数量空前的一批抗战木刻作品，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而且技术的表现也达到，成熟的境界”，“更可以意味到木刻透露着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光辉，展现了可喜的前景”。

在桂林抗战美术运动中，漫画创作也相当活跃，成绩斐然。尤其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汉粤等地的漫画家云集桂林，力量相当雄厚，除了漫宣队、漫协，还有国防艺术社、《阵中画报》社、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艺师班部分成员。而在此之前，最先把抗战漫画介绍给桂林群众的，则是我国著名的老漫画家丰子皑。1938年6月24日，他举家由汉抵桂。在桂林，柳州，宜山等地逗留时间虽仅有二年多，但其影响和成就却是不可磨灭的。他致力于美术教育，先后为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集训班、桂林师范、浙江大学上美术课，传授漫画知识。还积极带领学生上街下乡宣传抗日，开办抗战漫画展。热心为桂林出版的《中学生》、《抗战文化》、《国文月刊》、《国文杂志》、《少年之友》、《文艺阵地》、《大公报》副刊等撰稿和设计封面，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漫画运动。他还以饱蘸民族情感的笔触，怀着对敌无比愤慨的心情，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漫画，愤揭日军暴行，鼓励军民团结抗日。据初步统计，他在桂林创作，出版的漫画集有：《漫画日本侵华史》，《抗战漫画集》、《漫画阿Q正传》，《客窗漫画》、《子恺漫画近作集》、《车厢社会》、《画中有诗》、《世态画集》（与人合作）。专著有：《图画常识》，《艺术修养基础》，《漫画的描法》，《艺术与人生》、《艺术学习法及其它》等。这些美术论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于创新，独树一帜。其漫画创作则善于以简括，淳朴，流畅的笔调，单线平涂，生动而幽默地描绘出抗战时代敌人的丑态和人间的世态，叹为观止，是我国漫画和美术史中一笔珍重的财产。

作为桂林抗战漫画运动的中坚力量漫宣队和漫协主要成员，如特伟，廖冰兄、黄茅、陆志庠、余所亚，叶浅予，刘元、周令钊七、沈同衡、汪子美、张光宇等，他们不仅在组织，推动桂林抗战漫画运动，宣传抗日方面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还给我们留下一大批丰姿多彩，熠熠闪光的抗战漫画。其中，尤值得赞许的是余所亚。他以坚强毅力，克服了下肢瘫，痪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于1940年8月由友人背着离港赴桂，积极筹备漫协，举办“夜莺画展”、“春游美术画展”等及街头漫画展，开办漫画训练班，促进了桂林漫画运动的广泛开展。还以“有如其人那么硬倔”的笔触，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和“倔强不驯的骨气”，创作了不少如投枪匕首般的漫画，除那传诵一时的抨击贪官污吏，祸害抗日的《前线马瘦，后方猪肥》外，尚有抨击黑暗统治，针砭时弊的杰作《消夏图》，《他说：“为抗战祝福！”》，《墓碑》等。《消夏图》刻画一个胖子靠在躺椅上，墙上挂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对联，正悠哉悠哉地消磨过日。对联和胖子神态的强烈对比，寥寥数笔，形象生动，深刻地讽刺了那些坐等“抗战必胜”，逍遥于“建国必成”门外的达官贵人，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嘲讽奴颜婢膝，狗性十足的《墓碑》，“寓意是深刻的，成功的，人看了有人的愉快，狗看了有狗的悲哀”。总之，“看所亚先生的画好像有一阵顽固而强烈的大铲斧头在巨木上面发出的沉重的声音一样”， “那响亮像风雨一般的声音激怒了我们”，“他的政治性与正义感的控诉是强烈丰富的，这恰好是作为一个时代及画家的起码条件”， “技巧上是更圆熟，在趣味上是更隽永”， “在中国许多漫画作者中，还是最别致的一个”。当年的这些评价，如今看来，是精当正确的。他身残志不残，常常忍饥挨饿为宣传抗日，推动桂林抗战漫画运动，在桂林四年如一日，坚韧不拔地坚持战斗，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于我国漫画的卓著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38年1月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在桂林中学举办全国第一届漫画展览

方兴未艾的桂林漫画运动，不仅成为我国抗战漫画的中心，而且饮誉国际，部分作品远送国外展出，深获好评。沈同衡讽刺汪精卫伪政权的《加冕图》，曾送莫斯科展出，反应强烈。后载入1930年苏联《文学报》。老漫画家张光宇辛辣幽默，独具一格的国际政治题材漫画，也深得国际的推崇：“像张光宇先生那样具有装璜天才和政治认识的人是不多的，并且从全国展览会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有着丰富的风格的变化。”以桂林为主要阵地的中国抗战漫画，比起抗战前，确在突飞猛进。就连原来藐视我国漫画界的日本漫画家们，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他们惊呼：“现在中国的漫画比日本还好得多多”，  “中国漫画家是一致团结抗日的，因为以这做中心目标，所以思想上非常坚强。加以技术进步”，“感人之处是很尖锐鲜明”，确实“好到了不得的”程度。相形之下，自认不如，唉叹“日本的漫画，现在的确是打了败仗”。

除了漫画木刻，桂林的国画创作也是空前活跃，卓有成效的。抗战前，桂林的秀丽景色吸引了我国不少山水画家，广西国画家也于1934年成立了广西美术会。相对来说，国画创作比之漫画、木刻，较有基础。但在创作思想和方法上的根本变革，则要归功于国画大师徐悲鸿。早在1935年11月，为支持广西汹涌澎湃的抗：日热潮和振兴广西美术事业，徐悲鸿满怀激情携带全部作品和珍贵藏画，由港经穗抵达桂林，南宁，柳州等地，受到广西当局李宗仁、黄旭初等的热烈欢迎，旋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任广西美术会名誉会长。至1943年，他总共六度抵达桂林，为桂林抗战美术运动作了大量工作。主办了“广西全省首届美展”、“全国儿童画展得奖作品展览”、“广西全省儿童画展”、“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募捐书画展”等大型画展。创建了桂林美术学院、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后易名为艺师班）。开办了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积极倡议统一全省中学美术课程和教学方法，主张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强调“吾标榜写实主义，浅学者多感其难，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徒为优孟衣冠面从事于八股滥调，终不免自然淘汰也”。他不仅通过教学，讲座，对其创作主张认真加以阐明，而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实践。他本人除了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战题材，表现了人民英勇斗争精神的油画还创作了不少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饱含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国画。《鸡鸣不已》，画一只昂扬激奋的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高啼，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传世名作。《逆风》、《奔马》、《战马哀鸣思战斗，迥首问苍天》、《风雨鸡鸣》等名画，也同样赋风、马、鸡以性格化，抒发了炽热的抗战激情。《漓江春雨》、《青厄渡》等水墨画，以饱含情感的如椽巨笔，洗炼而传神地勾勒出桂林山水隐显迷漾，千峰突现的特色，令人宛若置身蓬莱仙境之中。充分寄托画家热爱中华大好河山，盼望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建设和平美好的新中国的愿望。

徐悲鸿及其在桂创作作品：《奔马》《田横五百壮士》

徐悲鸿绘画作品《风雨鸡鸣》

徐悲鸿绘画作品《牛浴》

周恩来总理亲往参加徐悲鸿遗作展览

1951年徐悲鸿为战斗英雄画像

1946年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与师生合影

1949年徐悲鸿与我国代表在布拉格的合影

徐悲鸿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开创了桂林国画创作一代新风。尤其在其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的影响下，桂林的国画家，纷纷从画室走向战场，街头，农村，厂矿，将国画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伟大的民族战争服务。涌现了一批反映现实题材的国画新作。如张安治的《避难群》，尹瘦石的《爷从军去》、《农家》，刘元的《黔桂道上》等，脍炙人口的长卷，颇具时代精神，独创一格，引人注目。关山月历时两个多月创作的长卷《漓江百里图》，画面从漓江桥起，沿江而下，直至阳朔，长8丈余。生活气息浓郁，意境清新，“内容卓越，取材新颖，为国画进步之表征”。号称“画马四杰”之一的国画家张一尊（另三位是徐悲鸿，沈逸千、梁鼎铭），其长卷《万马奔腾图》，气势不凡，轰动一时，曾获得章士钊的高度评价：“积三十余年之造诣，穷研天闲万马之形态”，“诚于画道尽其能事”。由张大千，马万里合画，徐悲鸿题词并序的《桂林独秀峰》及张大千，马万里合作的《云溪精舍图卷》，《九百石印精舍图卷》等三幅长卷，现尚藏于广西博物馆，为传世精品，流芳千古。

尹瘦石作品《瞿张二公殉国史话》（朱荫龙、柳亚子文字说明）

著名画家尹瘦石绘制的《百人图》手卷

此外，其它画种的创作也是各呈异彩，空前繁荣。如刘仑，沈逸千，李桦，陆其清等的素描，速写；李白凤，林半觉的篆刻，藤白也、曾恕一的指画；李铁夫、张安治、阳太阳、黎冰鸿、杨秋人等的油画；郑克基，郑川谷的工商图案，沈士庄、傅天仇的雕塑，梁岵炉的口书口画等，都硕果累累，为今后不同画种提供了可贵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