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城忆旧

抗日战争初期，我曾随《救亡日报》社从广州迁到桂林，筹备在桂林复刊。因为当时继上海沦陷后，广州、武汉已先后失守，广西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是内地与华东、华南、香港及海外联系的交通枢纽，桂林是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曾主张抗日，其目的是保全和发展广西地方势力，广西一向推行其“三自”“四寓”政策，励精图强，以巩固他们统治的地盘。广西军队曾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假抗日，阴谋将其嫡系军队保存实力，让地方军队上前线打仗，而他的中央军则在后面。当时我在上海参加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曾在上海出版的《救亡日报》任记者。

《救亡日报》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该会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前成立的。当时郭沫若同志刚从日本回来，而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集会欢迎沈钓儒积等“七君子”被释放出狱，宋庆龄、蔡元培也参加了会，就是在这个会上，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它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上海左翼革命文化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界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通过这个机构，动员、组织了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到战地或抗日后方，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募捐慰劳前线将士与后方伤员，救济战区的难民工作并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

《救亡日报》的创建，是为了促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坚持抗战，坚定团结和进步，要求实行政治民主，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主要宣传内容有抗战救亡言论，上海抗战新闻、各地救亡抗战活动的报道，及抗战文化运动的消息国际新闻评论等。

《救亡日报》创刊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初期，所以选举出国、共两党方面的人参加编辑和经营，以郭沫若为社长，各派一名编辑，国民党方面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汪囊泉等。共产党负责人是范汉宁，夏衍同志为总编，阿英为副刊主编，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救亡日报》创刊约一个月以后，我参加该社任记者。上海四郊沦陷以后，日寇已包围上海市，日本侵略军司令部威胁上海租界地工部局，禁止《救亡日报》在租界内出版，日本便衣特务，也潜到租界内进行阴谋活动，企图逮捕进步文化人，因此，报社遂被迫停刊，决定立即撤退到内地参加抗战活动，一九三七年底报社人员先后到了广州。一九三八年元旦《救亡日报》即在广州复刊，我亦随之到了广州。这时报社在名义上，已不仅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实际上，属于一切抗日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共同阵地，报社内有中共党支部，但不和地方党组织联系，而与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联系。他和张月霞都到过报社。我们在敌机不断来轰炸之下，照样坚持采访、编辑、出版，从未间断过，而工作人员的待遇都是低薪制，因此代表国民党方面的编辑主任汪馥泉就去了香港，他借口看病，和他夫人去了就不回来了。《救亡日报》在广州，我们坚持办了九个多月。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广州已听到了枪声时，报馆才撤退，我是比同志们早二十多天回到广西的。我原籍广西，自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离开广西后，一直没有回来过。因此请假回家看望父母，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中秋节那天，我离开广州。十二日到柳州时，在报纸上见到日寇在大鹏湾登陆的消息。我闻讯从家乡赶到桂林时，报社同志们已先到达，当时不过十多个人，有夏衍、林林、蔡冷枫、鼓启一、华嘉等同志。报馆办公地址在太平街。我到桂林后，看到工作人员宿舍是分租着两个地方住，男同志住在乐群路63号，广西艺术馆隔壁周杰教授家前楼，女同志则住在皇城后贡前街68号一家小面包店楼上。大家挤着住，打太平铺睡在楼板上，生活自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利用空闲时间跑到皇城的桂林图书馆，或探望联系从各地撤到桂林的文化界朋友，为的是报纸早日复刊。

《救亡日报》筹备在桂林复刊的事，很快就得到组织上和郭沫若同志的支持和指示，但是复刊的经费还很困难。夏衍同志为此专程去香港筹募资金，我们继续做复刊筹备工作。这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筹备建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从汉口到桂林办事处后，拨给我们一批白报纸大约有二、三十令。有了上级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使我们报社的复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郭沫若同志和冯乃超同志等陆续经过桂林，郭老在桂林逗留时间虽然不长，却很关心报纸复刊工作，帮助解决了很多困难，介绍了一些社会关系。他十二月二十七日离桂林去重庆之前，还拨了些钱和几十令白报纸。那时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很厉害，我们筹备复刊的几十令报纸十分宝贵，特为此在乐群路租了一个房间存放。为了保住这批财产，每当敌机大轰炸后，我们就竭尽全力抢救搬迁，以保证复刊工作不受影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这天，大群敌机轮番向桂林城东、西及南面狂轰滥炸，我们当时正躲在城西骝马山的石罅缝里，只见两三架一队队的敌机，在高空盘旋，然后俯冲而下投弹，接着是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城里立刻像火山口一般，喷射出一大团浓黑的烟柱这里烟倾刻又变成熊熊火龙，直卷向天空，轰炸连续不断，使全城沦入浓烟火海之中。就是在敌机刚离去，警报还未解除下，我们大家就赶紧奔回乐群路的宿舍去抢救，幸而我们的住房没有被炸，而斜对面的民房已被炸塌，火龙正在燃烧，我们不顾一切危险，冲过去抢救并尽力扑灭火势，为防火势蔓延，同时分一组人去搬迁我们房间里的白报纸。抗敌演剧队的朋友也来协助，迅速把几十令报纸转移到李子园青年会附近的空地上。待这边的火扑灭后，才又把这一大批报纸搬回我们宿舍存放，这时大家已感到非常疲惫和饥饿了。

就在这一天，音乐家张曙同志和他三岁的女儿，在定桂门附近的家中被炸遇难，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雄浑的歌声了。他写下的抗战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战斗的强音，鼓动着民众英勇抗战，去争取胜利。他的伟大作品，将永远成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史上的光辉灿烂的篇章。

《救亡日报》原计划于一九三九年元旦复刊，因以上原因推迟到一月十日才复刊。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李克农同志主持领导下，于桂北路二〇六号公开挂了牌子。办事处正式成立之后，加强了对西南抗日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领导，相应的抗日革命文化运动更加迅速发展。虽然，过去在桂林的一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当我们没到桂林之前，曾在教育、文化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只是分散地工作，加上还有不少阻力，所以还没有形成有中心地开展社会的文化活动，但是也为以后开展进步文化运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广州、武汉沦陷后，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日益增多，到一九三八年底，各地撤退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越来越多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国难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中国旅行剧团、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加上当地的国防艺术社等，遂使桂林发展成我国西南大后方的一座抗日文化城。

在《救亡日报》复刊前后，我们一面做筹备工作，一面积极参加开展桂林进步的文化活动。我们这些文化力量，成为形成当时革命抗战文化中心的一个有力因素。所以我们这个报纸，和革命文化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报社工作的几个主要同志，一面在负责报社的同时，又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如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开办文艺讲座，发展文化通讯员活动，参加组织战时工作团等。因此，《救亡日报》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阵地。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直接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亦即是李克农同志代表南方局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报社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林林同志；有关报社重大事情的汇报请示工作，则主要是由夏衍同志负责，他任过支书，我曾做过支部委员。克农同志有时也到报社来找他。《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也有党支部，都属桂林办事处领导，我们虽然和广西地方党没有组织关系，但地方党也支持我们的工作。《救亡日报》虽然是四开型的报纸，但与当时桂林的诸多大型的报纸相比，还是独树一帜的。它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但重要一点，因为它属于人民大众的报纸，这张报纸正是代表他们说话的报纸。我们及时宣传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汉奸汪精卫叛国之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妥协，以及日寇诱降的阴谋；报导我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英勇打击敌人的战绩；介绍陕、甘、宁边区及各民主抗日根据地实现政治民主，人民群众英勇参加抗日的情况，以鼓舞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所以报纸复刊后，立刻受到广西以至西南广大群众的欢迎。当时，广西的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团结、抗战，要求政治民主，要求得到抗战革命的文化精神食粮。在日寇逼近广西，随时有侵犯的危险，迫于形势和民众要求的压力，桂系领导的广西省政府，则可以籍保卫广西，扩大培植地方势力，以巩固其地盘和统治地位，同时迫于形势和民众抗日要求的压力下，以政治开明的态度，让批批进步文化人进入广西，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进行活动，以便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与蒋介石的中央相抗衡。这样《救亡日报》也就不难在广西争取合法出版了。这方面是周恩来副主席与李克农同志亲自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党的领导下，《救亡日报》虽然是小型报纸，它的战斗生命力是很强的，它的言论威力的影响是很大的。业务人员不断得到充实。翁从六（毅夫）同志来担任经理，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不久组织上调他到上海，在日伪统治下作地下工作。又从《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调张尔华同志任经理。华嘉同志也从南宁来报社参加编辑工作，廖沫沙同志从湖南来桂，就担任了副刊主编，周立波和舒群也都在报社工作过。由于报纸的政治影响逐步扩大，发行量增加了，营业收入有了盈余，报社又增设了印刷厂。该厂地址在离市区十几里的白面山旁，靠近地方建设干校的岩洞印刷厂旁边，盖起一座占地二、三亩的竹篱批灰的职工宿舍兼印刷工厂，买了印刷机，有了排字间，职工增加到三、四十人，规模不算小了。

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间，组织上调我和蔡冷枫同志去支持杨东莼主持开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党要我们利用这个阵地，按照抗大和陕北公学的精神、教学基本内容与教学方法，培训广西基层政权的青年骨干。这个学校虽是广西当局主办，他们想联络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到广西地干校为他们工作。刘斐在广西桂系很久，他是白崇禧的参谋长；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也是反蒋的，他是国民党的开明人士。为巩固广西的地方势力，桂系通过刘斐与进步文化人士联系，所以杨东莼应聘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杨的资格老，在教育界声望颇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与杨东莼是有直接关系的，杨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干校有两个党的秘密支部。我是属于外来党员，在地干校曾任外来党员支部书记，在干校的外省党员有司马文森、蔡北华、叶方、林云峡等人。支部共约有二十六、七个党员，宋之光就是我们这个支部的党员。我们当时多数是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介绍到地干校来的。干校还有一个地方党员支部，书记前后是杨江和张海鳌，地方党组织里的许多党员是杨东莼过去办广西师专时的学生。我们外来党员支部还由李克农直接领导，没有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所以后来（一九四二年）苏曼（原广西省工委书记）被捕后，我们没有受牵连。杨东莼的党组织关系，是李克农直接通知他的。我们党支部在地干校的任务，是帮助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干校学生有大队和分队政治教导员，及教学指导员，大部分指导员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在干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学生和教职员中发现有特务和托派分子。

我在地干校办了两年校刊《广西建设》，黄新波曾任美术教员。干校在杨东莼领导下，进步教师是占优势的。从一九三八年底招生到一九四〇年底，一共训练了三期学员，共四千余人。后来蒋介石不准地方办干校，必须一律由国民党中央办，广西地干校就到此结束，由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收而被迫改组。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了，跟着《救亡日报》被封闭，反动派正要逮捕我们这些红色显露的人。我不能再留在桂林，李克农同志要我迅速撤退，让我把许多组织关系交给还可留在桂林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天圣山、白面山、观音山。这几座石山边，曾是我两年来，工作学习和居住过的地方。我们撤退香港十个月之后，又在香港经历了日寇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在日寇炮火下，在沦陷后的香港又过了两个多月。一九四二年五月，我们经广东抗日游击区东江抗日纵队，再回到桂林时，已相隔一年半了。我再到太平路十二号去看，《救亡日报》旧址房子还在，但是再也看不到当年报社在时那番活跃气象了。我又沿着建干路朝西北走去到了天圣山，还可看到两年前地干校建的竹篱已残破的房子。我再折向东走回四、五里到了白面山，那里再也看不到一间房子了，留下的只是一片荒凉。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出神一阵，心情非常激动，但我并非伤感，我知道《救亡日报》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在桂林复刊，曾作为团结、组织、推动革命文化运动的积极因素，也起到了推动桂林及西南大后方革命文化运动的作用。经它可联系和培养出来的革命文化干部，及许多青年文化工作者，分布在不同地区，正继续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我想总会有一天，当后人来写抗战革命文化运动的斗争历史，和桂林文化城的发展史时，他们会恰当地评价《救亡日报》创刊与出版，以及在桂林复刊后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

采访整理：冷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