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桂林的活动
作 者：黄铮
出 处：桂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506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有一个由中越两国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的团体——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不仅是桂林抗日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越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一个侧面。黄文欢同志曾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这期间，胡伯伯（胡志明）通过内部介绍，让范文同与一些中国作家会面，发起成立越中文化协会。1940年12月8日，这个会在桂林乐群社宣告成立，正式取名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胡学览先生和范文同分别以越盟海外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的身份被介绍参加理事会。”①黄文欢同志关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时间的回忆是准确的。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于1940年12月8日。而这个团体的酝酿和筹备，则在两个月之前就已开始。自1940年9月日本进攻越南之后，越南局势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抗战时期的中越关系也成为各界人士经常谈论的话题。鉴于当时国内已成立有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等团体。⑤其中的一些团体在桂林还设有分会。于是，经过越南和中国的有关人士的多次接触磋商，在桂林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这样的团体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筹备工作是1940年10月正式开始的。10月11日下午，在桂林乐群社召开了发起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座谈会。会议主持人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先生。会议决定以欧美同学会会址作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会址。推举程思远、阳叔葆、梅公毅、莫宝坚、陈纯粹为筹备委员，由程思远负责召集。据报道，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发起人共三十一人，他们是：李任仁、阳叔葆、梅公毅、胡学览、张文、麦朝枢、张佩公、盛成、陈劭先、胡讷生、韦贽唐、陈纯粹、谢康、程思远、莫宝坚、黄启汉、卢汉卿，尹光宇、李熙寰、夏衍、黄中廑、王文彬、黄药眠、王皓明、黄寰廷、黄同仇、黄钧达、莫一庸、林茂，林伯杰、钱斌。⑥上述发起人中，梅公毅为越南归侨，曾侨居越南多年。胡学览、张佩公、林伯杰均为越南人士。其中张佩公是胡学览在中国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的同学，毕业后亦在中国军队中任职。当时是设在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上校参谋。正奉国民党方面的指令，为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做准备工作。⑦而林伯杰则是范文同的化名。⑧
1940年10月28日，作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筹备活动的一项内容，在桂林召开了一次中越问题讨论会。梅公毅、范文同、武元甲（化名杨怀南）等在讨论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梅公毅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日本进攻越南的阴谋，然后指出：“越南民族革命应该建立在和中国携手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就是越南民族解放的前提，而越南人民之帮助中国抗战，也无疑地等于帮助了越南本身。所以，帮助中国抗战是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件必要的工作。”范文同在发言中阐述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说：“越南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比如现在我们所说的话，一部分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我们的‘南音字’是中国文字的一种变相。在过去，我们的文艺完全是一种中国式文艺，甚至我们国家的组织、乡党的纲纪，社会的风俗，家庭的习惯和一切待人接物的规矩，也都是按照中国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蒙受这一深远文化的影响，在我们是一种荣幸的事。”范文同最后说：“我们越南革命党、越南文化界是始终坚决地主张联合中国打倒共同敌人的。而今天，这个要求的迫切已经达到了极点。在这里，我要代表越南文化界向中国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呼吁：希望大家和我们携手合作，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武元甲的发言具体阐述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与越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越南革命和中国革命“具有密切的关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中国大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深深地烙印在每个越南人的头脑中，因此越南抗法的革命轰轰烈烈地再接再励地开展起来。象广州沙面越南爱国志士范鸿泰的炸杀越督，安沛的暴动和成千成万的工人的罢工与游行示威运动等”。武元甲还谈到，“现在我们的敌人，不单是法帝国主义了。我们已经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全世界最野蛮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他指出：“中华民族之争取解放与越南民族之争取解放是一致的”，“我们是绝对地同情和拥护中国的。在三年多的伟大抗战过程中，越南同胞对于坚决抗战的中国同志，是尽量贡献我们一切可能的物质和精神援助的。”“我们愿把已有的力量支持这次抗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各位和全中国同胞能给我们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梅公毅、范文同、武元甲的发言，都全文刊登在当时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办的刊物《抗战时代》上。⑨
1940年12月8日下午，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次大会开得颇为隆重。到会来宾及会员五百余人。大会主席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他首先报告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经过。他说中越两民族“过去历史关系十分密切，几十年来，越南同胞受尽了法帝国主义虐待之痛苦，近来日本帝国主义又侵略越南，更加深了越南同胞的痛苦。同时日本强盗又挑拨离间，企图分裂中越民族，以遂其宰割阴谋。因此，中越除了军事上应该合作外，我们还要促进中越文化交流，以保障东亚和平。所以我们才联合文化工作同志来发起成立这个会。”李任仁讲话后，有广西省政府的代表致词，然后是国际友人发言。越南代表林伯杰（范文同）、朝鲜代表李斗山在会上讲了话。范文同的发言用越语，由梅公毅翻译。据报道，范文同讲话时声调“被热情和愤懑激动得有些颤抖”。范文同说：“在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开成立大会的今天，我代表越南文化界贡献几句话。我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强盗侵略中国是侵略越南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援助中国抗战也就是遏止日本强盗向越南进攻……我们越南曾有一首歌谣流行得很普遍，这歌是说‘援助中国就是援助越南’。可是法帝国主义者认为这是越南的革命运动，立刻给我们以无情的干涉和摧残，我到了中国也到处看到了许多帮助越南革命的事实，这都是彼此应有的责任。我将把今天开会的情形带回越南，使他们更清楚中越的关系。同时我们将以中国抗战的经验教训作为越南革命的模范。今天是中越更密切地携手的一个开始，我希望两民族的感情象岩石一样巩固起来。”
大会接着通过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章程和宣言，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当选的理事共五十五人，他们是：李任仁、程思远、阳叔葆、梅公毅、张文、谢康、郑彦棻、李熙寰、韦贽唐、张志让、陈劭先、陈纯粹、黄同仇、王皓明、夏衍、欧阳予倩、秋江、缪培基、欧查、任毕明、黄启汉、张铁生、易幼琏、黄寰廷、万仲文、胡愈之、莫宝坚、尹光宇、盛成、陆一远、黄药眠、陈此生、胡讷生、王文彬、黄中廑、陈乃文、何家槐、覃泽汉、郑彦范、林茂、姜君辰、卢汉卿、张佩公、胡学览、阮海臣、武海秋、林伯杰、阮爱南、胡亦兰、黄国卿、吕洪秀、冯自立、麦朝枢、钟期森、于希贤等。
大会还选出了二十一名后补理事，他们是：张〓琴，李肇伟、钱斌、张树青、陈知行、谢中天、黄懋儒、周可传、刘英舜、于东聘、季平、莫一庸、彭襄、侯甸、苏芗雨、卜绍周、梁丕功、龙泽应、梁琼玉、石兆棠、谢澄波。
下午五点半，成立大会在口号和鞭炮声中结束。与会者走出会场门口时，在一幅上面书写着“中越民族拉起手来”八个大字的锦旗上一一留下了自己的名字。⑩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选出的五十五名理事中，自张佩公以下至吕洪秀共十人为越南人士。⑪
1940年12月9日下午六时，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广西支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三个团体，在桂林美丽川菜馆设宴招待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越籍理事和旅桂越南爱国者。席间，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理事、“越盟”桂林办事处副主任范文同报告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情况。⑩
1940年12月15日下午，桂林青年会、国际问题研究会联合举行报告会，请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理事、越南归侨梅公毅作报告。梅公毅的报告题为《我对于越南问题的观察》。该报告后来全文刊登在1940年10月22日的《扫荡报》上。
1940年12月16日下午五点，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越籍理事、越南独立同盟会成员胡学览、武元甲（化名杨怀南）、阮海臣、胡亦兰等，在桂林东坡茶楼举行茶会，招待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武元甲在会上报告了越南各党派的情况，并澄清了当时中国报纸对越南问题的报道中的混乱和错误。他说：“中国各报刊载越南南部叛乱一事，根据越南政治阵容来看，这不是叛乱，而是革命的信号。南部革命力量很强大，农民被压迫，在那里的共产党和独立同盟的领导之下，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另外，在报纸上有所谓安南复国军陈某，代表越南复国军事力量的说法。陈某即陈中立，是民族败类，等于中国的汪精卫一样。其所谓复国，实即卖国。”武元甲最后说：“中越两民族命运相同。今后希望中国舆论对于越南革命多给予鼓舞，而对于假革命的面具要予以揭穿”。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理事、越南归侨梅公毅也在茶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希望今后有关越南革命运动的情况能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抗战的史实亦能不断地介绍给越南民众。使东亚弱小民族更团结一致，争取独立解放。今晚的茶叙意义非常大，希望今后中越同志要加强联系。”⑬
1941年1月19日，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聘请以下一些人为名誉理事，他们是：李宗仁、孙科、白崇禧、李济深、王宠惠、吴铁城、黄旭初、张发奎、龙云、李汉魂、余汉谋、叶楚伧、王世杰、林蔚、宋庆龄、宋美龄、陈立夫、张治中。⑭
早在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前夕，张佩公受国民党方面的派遣，带领“中越边区工作队”从柳州到靖西边境活动。当时，有不少从越南国内逃出来的青年，因不明真相，投奔了张佩公的队伍。为了争取这批青年，壮大革命力量，同时也为了创造条件回国开展武装斗争，1940年12月下旬，即在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后不久，胡志明以及所有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全部转移到靖西。鉴于当时张佩公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职务，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又掌握了“中越边区工作队”（其中有不少越南人），胡志明决定继续与张佩公合作，以便在合作的过程中分化他的队伍。另一方面也通过张佩公的关系，与国民党当局保持接触，以便能在中越边境地区继续公开活动。在与越南国内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1941年2月初，胡志明以及武英、冯志坚等人从靖西边境回到越南，在高平省的北坡建立越共中央指挥机关，组织武装斗争。而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等人则留在靖西，继续与张佩公及国民党当局周旋。1941年4月，在靖西的越南人士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⑩这是一个以越南独立同盟会为核心，联合越南其他党派而形成的一个组织。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成立不久，武元甲曾自靖西回桂林，参加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一次活动，并在会上作了题为《越南革命风潮的一个重大事件》的报告，⑯介绍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成立的情况。武元甲在报告中说：“最近几个月来，在越南革命风潮里，有一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越南革命力量的统一组织——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成立。”武元甲接着援引该组织的章程说：在对外问题上，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要与“对我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并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之友邦政府，建树友好关系”。“中越两民族在地理、历史、文化诸方面均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日本又成为中越两民族之公敌，越南已成为亚洲抗日阵线之一部分，所以与中国比其他友邦更有密切的亲善关系，是我们目前外交之中心”。武元甲的报告，后来全文刊登在1941年5月26日的《扫荡报》上。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在靖西成立不久，在越南国内，由于胡志明主席的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各个救国会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41年5月10日至19日，越共中央在北坡召开八次会。会议决定促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建立游击根据地，并成立“越南独立同盟阵线”（简称“越盟阵线”）这一全越南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5月19日，“越盟阵线”正式成立。以此为标志，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在靖西成立的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实际上已不再起作用。而随着大批越南共产党人从广西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活动亦告一段落。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自1940年10月开始筹备，12月正式成立，至1941年5月，历时半年多。这个团体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其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一团体理事会成员的广泛性，反映出当时中国各阶层人士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关注。由于有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这个团体，旅居中国的越南爱国人士，尤其是越南共产党人，得以在许多场合公开活动，介绍越南革命运动的情况，阐明自己对国际问题和越中关系的看法，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支持，对于唤起世界进步力量关心、同情和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活动，团结和联合了旅居中国的越南各方面人士，这对于促进越南抗法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是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的。它的活动也表明，中越两国两民族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中国是越南革命的一个基地。中国人民曾经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南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是长期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它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基础，是无论什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①④⑮ 黄文欢：《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见《斗争的源泉》，越南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据武英：《从昆明回北坡》，见《胡伯伯》，越南外文出版社1965年版；并见黄文欢：《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③⑦⑪⑩ 据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⑤ 据1941年度《实用国民年鉴》（文化供应社印行）载，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5年，会址南京，后迁重庆。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于1939年2月，会址重庆。中法比瑞文协会成立于1939年3月，会址重庆。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成立于1938年2月，会址汉口，后迁重庆。
⑥ 据《救亡日报》1940年10月12日。
⑧ 范文同化名林伯杰，武元甲化名杨怀南，均据黄文欢：《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⑨ 《抗战时代》二卷五期，1940年11月15日出版。
⑩ 关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情况，见《新华日报》1940年12月9日、12月14日；《救亡日报》1940年12月9日的报道。其中参加大会的人数，据12月9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所刊中央社消息，为“到来宾及会员五百余人”。而据12月14日《新华日报》刊登的另一篇通讯，为“到会员二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各国来宾数十人”。
⑫ 《救亡日报》1940年12月10日。
⑩ 《救亡日报》1940年12月17日。
⑭ 《新华日报》194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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