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桂林
作 者：﹝日﹞鹿地亘
出 处：桂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13﹝日﹞鹿地亘（鹿地亘于1946年回国，仍参加日中友好活动。1982年7月26日因患肠癌在东京逝世，享年79岁。）遗著
王晓秋 苏林岗编译
本文译自鹿地亘著《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中的第一章《成立反战同盟》（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到一九三九年九月）。
——译者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正是卢沟桥事变的一个多月以后，战火漫延到上海。这时有两伙日本人从虹口租界逃往到苏州河南岸。一伙是蒋介石的所谓“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芄生（当时名字叫王大祯）保护的青山和夫；另一伙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文化界援助的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
鹿地亘夫妇，直到上海陷落前，一直遭到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及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的追踪，辗转潜行于法租界，虽然通过宋庆龄的不断交涉，要求国民党政府接收安排工作，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经过八个月的逃亡，从上海到香港继续隐居下来的鹿地亘夫妇，才好不容易地作为对日军进行政治活动的顾问，受到了抗战阵营的欢迎。中国文化界的代表夏衍访问了他们，鹿地亘听从了夏衍的劝告和勉励，撰写了反对侵略战争的论文，并公开署名，寄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发刊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日本人的反战呼声，在国内外引起了震动，《大公报》为此写了社论。趁此机会，中国文化界发起了欢迎两位日本人的签名请愿活动。郭沫若带着这份签名与陈诚面谈。陈诚表示感谢，当即向在广州的卫戍司令部发出“郑重地欢迎”的邀请他们两人的电报指示。
三月二十三日，鹿地由香港转移到武汉，与郭沫若一起会见了陈诚。当天，他们俩就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聘书。二十四日，中国抗敌文艺家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当两位日本人出现时，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二十五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主持召开了武汉各界的欢迎大会。正在这时，日本空军轰炸了武昌车站，在轰炸声中继续举行着这样的盛会，国内外的新闻、通讯从这里也一齐飞传出去。
政治应与军事一起受到重视的观点，体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政治部的设置上。政治部是由蒋的嫡系陈诚任部长，国民党CC团首领张厉生、第三党代表黄琪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副部长；并以蓝衣社系统的贺衷寒为秘书长，任命郭沫若为其第三厅厅长，表现出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从而进入被称为武汉的“黄金时代”的国共合作时期。这个机构的任务，除向军队和民众作政治动员外，还要对日军进行宣传。这个任务，是在郭沫若领导下，集中了田汉、胡愈之、范寿康、杜国庠、冯乃超等一批文化人、学者，由第三厅委任，担当政治、文化宣传任务。
这两伙日本人中，鹿地夫妇长期过着十分危险的生活。蒋和王芄生对鹿地等是另眼看待的；青山和夫曾在南方迂迥，安全地越过战火线，进入南京……。后来，蒋介石却命令郭沫若让鹿地立刻执笔，赶写六种号召日本各界进行反战斗争的檄文，然后用飞机趁夜潜入九州的八幡、九留米一带，把传单散发下去。随着响应中共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号召的全民族爱国要求的高涨，以西安事变为转机，使蒋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内战，卢沟桥事变后迫使他走上抗战的道路。这样一来，他只好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作出有限的让步；而他那些政敌们，一面抬出“民族最高领袖”的牌子为其唱赞歌，一面抓住其弱点经常在蒋面前提出“民族团结”、“动员民众”的要求，以舆论的拥护者的姿态来压他。蒋的最大的政敌是桂系军阀白崇禧等人。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时，他们极力赞赏，始终劝告蒋介石读一读。上海、南京陷落后，蒋不得不被迫地持续抗战，为保持其权力，更不能忽视这种形势。
这种形势的剧变，其顶峰就是出现在武汉的“黄金时代”。鹿地夫妇乘车驶入武汉时，这里呈现出东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心的景象，其防卫如“远东的马德里”（西班牙首都）。在声援抗日的各国反法西斯代表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去一只手的法国和平主义者普鲁西兹，有世界学联代表，欧美各国进步文化界人士、政治家、新闻记者，有亚洲各民族与南洋华侨代表，及从印度等地来的医疗队等。蒋介石政府为说明自己的正义立场，曾赞扬有日本人参加抗战。此外，抗日的民间团体也不断产生。由郭沫若率领的作为政府机关的政治部三厅，支持民众的活动，与民众相结合，所以，抗日工作特别引人注目。
但是，即使在鲜花盛开的武汉，实际上也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各党派的团结、民主的措施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进展得并不快，也没有扎下根基。打算对日本俘虏进行教育并组织反战运动的鹿地等人，一开始便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如何使国民党及其干部理解反战运动的意义与可能性。本来，形成这一活动是需要通过国际主义的精神，来相互支援的，即需要得到以各国和各民族的立场上的相互尊重的环境。而蒋介石的对日本人民的“友好”，实际上是以“三民主义”为招牌，用表面的漂亮的外衣，对中国人民进行专制统治。同年夏季，蒋在接见鹿地等人时曾说：“愿为东方和平而尽力。”但这里的所谓“东方和平”，就是用“三民主义的中国”将日本人同化，所谓“宽大俘虏”的思想，就是以德报怨，使日本人归顺其德政，改恶从善，从本质上说，这与天皇对异族予以“皇恩沐浴”的思想是差不多的。其次，在日本人中间，也并非没有甘当“傀儡”的。武汉陷落不久，首都迁往重庆。正是国民党制定禁止异党活动法时，由王芄生豢养的青山和夫就加入了国民党。他利用靠近蒋身边的特权，想控制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以作为自己掌握的政治势力。青山按着王芄生的意图，建议成立远东反法西斯同盟。朝鲜义勇队金若山和鹿地亘反对把义勇队作为其同盟的所属部队，主张承认各民族团体的自主权。结果，还是由青山和夫任意给这个同盟起了名称，并出了几期机关报，后因武汉溃败而慌忙撤退，这个同盟也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反战运动的另一个困难，是教育日本人本身方面，在夸耀胜利的日军官兵中，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还相当深。在战场上也几乎没有多少被俘的。虽听说在台儿庄、徐州等战役中抓住大批俘虏，将要送到后方的消息轰动了武汉，但还没见到一个俘虏到达。从徐州押回的一个日军师长，见到鹿地时感慨地说：“我国的军人至今已是决心绝命的人，失去武器也不顾一切，至死抵抗，这是武士道精神啊！”当外国记者提出要求访问日军俘虏，国民政府感到为难，这时却接到了八路军送来的十几名俘虏，才好歹保住了国民政府的面子。
当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部队的俘虏。因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终于决定：由第三厅配合进行对敌宣传，并对俘虏采取民主教育措施为主的政策。这期间，鹿地与池田担当了政府与军队之间改造日本人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为了与第三厅竞争，国民党宣传部、各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部，也开始了“对敌宣传”，形成一股热潮。俘虏曾一度集中在武昌宪兵队司令部里，为给“国际宣传”提供材料，一九三八年春又转移到在洞庭湖畔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这个所，就是后来的所谓的和平村（第一收容所同时也在西安成立收容所，因为要从八路军那里接收俘虏）。该年二月二十三日，押来了在渤海湾遭难的“汉口丸”船长肋田富士男等一行二十三名，其中除一名白俄托马诺夫外，还有三名军人。这是收容所的第一批俘虏；接着，五月十五日有八名，二十二日有两名……八月二十九日又有十三名。这样，情况渐渐起了变化。收容所向第三厅申请，给派来担负政治教育的管理员孙必享。但是他们仍采取“中国同化”的教育措施，让俘虏背诵三民主义讲义和总理遗嘱，如果拒绝背诵就施加减食的处罚。尽管如此，仍然没得到任何效果。因此第三厅接受了鹿地的提案：在这些俘虏中选择若干名，放在特殊的收容所试行直接教育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一直未被政府批准。后来，鹿地与池田通过第三厅与航空委员会联系，收容空军俘虏，接受了宪兵队的临时收容设施工作，从而有机会与俘虏接触，俘虏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政府机关更积极的邀请鹿地夫妇协助工作。从此，俘虏教育与反战运动组织的工作逐渐有了转机。十月初旬，鹿地等由政治部人员陪同，访问了常德收容所。经过十天视察访问，了解到那里的俘虏是由许多名目集中起来的，包括二十多名朝鲜人在内，共达八十名。王芄生把青山和夫安置在常德收容所，后来撤退到长沙，临行前青山和鹿地见了面，青山把自己作的俘虏学校计划告诉鹿地，鹿地与他商量并协力合作，但十月二十五日武汉陷落，接着岳阳陷落。国民党军在溃退中放火烧了长沙。鹿地等就与政治部一起往广西桂林撤退。而青山则协助收容所往贵州省镇远县撤退，与俘虏一起行军。途中，青山被一群俘虏包围，他们企图裹胁他一起逃亡。结果他与企图逃亡者一起被逮捕，后经王芄生把他救出，转移到重庆。后来，青山就宣传什么“对俘虏开展反战运动是有害无益的，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时，列宁这样做也失败了，历史上还没有见到成功的先例。”
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行动也不断受到阻碍。担任政治部秘书长的贺衷寒和第二厅厅长的康泽等右翼分子，竭力反对这个运动成为“人民的运动”。贺衷寒在受政治部委派负责朝鲜义勇队的行政管理时，把蓝衣社系统的教导员调进义勇队，企图限制它的自由活动。但是形势超越他们的估计而发展。在长沙的撤退（十一月中旬）时，蒋在湖南省衡山县的南岳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即南岳会议）。这是决定武汉战役后抗战的战略方针的会议，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参加。会议决定把军事委员会（大本营）设在重庆。其两翼由西北和西南两战场支撑；在西安和桂林分别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行营，各机关也相继向三处分散，对抗战体制进行了调整。南岳会议，在当前沿海地区和横贯南北的广大地区的点和线均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抗战不可避免地必须以游击战为主。为此，有必要训练有适应游击战争的干部，决定在南岳设立国民党军队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同时，周恩来提出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活动并行的主张也受到重视。会上还决定了为在国民党各部队的政治将校军官中普及简易日语，在桂林设立短期日语训练班。这个日语学校的计划，由政治部第三厅的冯乃超协助鹿地来制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郭沫若与池田随政治部一起向重庆转移时，冯乃超和鹿地留在桂林，着手制定教学计划。
这时期，桂林在西南地区成为进步的据点。以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为中心，很多文化人都到那里活跃地工作。这种状况存在近一年后（到一九三九年底），日军从北海登陆，占领了南宁。白崇禧也不得不被迫防卫，接受了陈诚率领的中央军入境，从此广西就进入逐渐中央化的时期，白崇禧失去了地盘，行营主任地位让给了与他同属桂系的李济深，他自己被任命为中央的副参谋总长、军事训练部部长的虚位，调到重庆去了。当一九三八年末时，这个西南美丽城市桂林，相对地说是在不屈从于中央的白崇禧的指挥下，成为志气风发地对抗日军主力的战略根据地。
作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曾给自己配备了参谋长林蔚，下属有参谋处，由吴石任处长。林与吴虽均属中央的军令系统的军官，但比较起来，派阀性质的政治色彩少。特别是吴石，出生于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一族有亲戚关系的福建名门（后来因为有吴石的援助，由林则徐的孙子林长墉承担协助，成立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是日本陆军大学出身，国民党中首屈一指的军事学者，人品温厚笃实。我想正因为这种原因，白崇禧才从心里愿意接受他当参谋长的。鹿地亘到桂林，仍同在武汉一样，受到热烈欢迎。这时碰巧遇到吴石部下的参谋科长廖济寰。鹿地在广西学生军事训练班（培养大学生军官的机构）里讲演时，廖曾给他当过翻译，通过谈话受到感动，从那以后与他有了亲近的关系。吴石通过廖济寰对鹿地的意见也产生了兴趣，又经过廖的介绍进行了接触。他们两人都成了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热心的支持者。
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化是通过实行禁止异党活动法而呈现出来。虽然在南岳会议上决定了计划，在桂林由冯乃超和鹿地等创办日语训练班，但也遇到了波折，准备工作早已作完，鹿地编的教材也印刷出来；从湖南、广东方面来的国民党军的青年军官，约有四百五十名，同教师一起集结在桂林郊外七星岩附近的校舍。尽管如此，却接到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的命令，因对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厅长之手委任工作的嫌疑，迫不及待地将冯乃超的职权剥夺，改成由蓝衣社军人黄某来接替，这成为驱除共产党人的开始。但这件事学生们反对，派出了代表向当局抗议；反对赶走冯乃超和鹿地；要求让他们两人以名誉教官名义留在校内。本来，谁应该是学校的主持者，应是以为实现某项事业的重要意义上来决定，因此留下他们两人的要求被接受了。这件事，是由桂林行营仲裁的。这样越发使廖济寰受到感动，由不喜欢中共，转变为对冯乃超的尊敬和佩服的感情。
廖从鹿地那里听到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意见，并愿意为开展这一运动尽自己一切力量。廖还将其参谋科科员宜宝季带来，把鹿地的意见制定出计划，以期政府科同意。于是，由吴石带领陪同，把鹿地引荐给白崇禧；计划书由吴石、廖济寰转送给白崇禧，白崇禧于同年四月就把计划书向蒋介石提出来。在蒋批准前，桂林行营参谋处早就为此着手工作了。按照鹿地的希望，已开始把从湖南、广东方面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全部集中在桂林临时设置的收容所里。四月末，蒋批准了计划书，命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研究实施。没想到，在桂林产生的方案，最后还是交到郭沫若的手里。就是说，吴石、廖济寰、冯乃超三人与鹿地一起为“国共合作”而作的计划书，还是因为桂系的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得以实现的，因为白崇禧与吴石热心于在桂林行营管辖的西南地方实行。郭沫若为商谈这些问题，把冯乃超和鹿地紧急召到重庆。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底边，是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点，因高温多湿，雾气很浓。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初，雾气刚过，日本空军利用国民党丧失斗志的机会，进行了所谓“疲劳轰炸”。重庆在燃烧，交通和通讯联络一时被切断。鹿地和冯乃超在未熄的火焰和挖防空壕的爆破声中，在重庆飞机场上降落了。
据郭沫若谈，开始在鹿地的原稿中之所以把组织名称称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是因为有组织侨居在中国的日本人参加运动的意义。但这一点，由蒋介石亲自用红笔在计划书上给以订正把“在华”二字给删掉了。不用说，蒋的意思对于国际性的唯一由自己监护的日本人的运动，似乎格外感到兴趣。鉴于中央的政情太复杂，不管名称怎么叫都好，还是考虑桂林得天独厚的各种条件，以桂林作为权宜之计的据点为好。郭沫若、冯乃超和鹿地之间对此的意见是一致的。在桂林的准备工作，由廖济寰、宜宝季两人负责，稳步地向前推进。在市中心的宪兵队司令部院内设立了临时俘虏收容所。那里集中了日本俘虏近五十名。他们希望鹿地尽快回到桂林，因而接连用信、电报催促。但遇到三件麻烦事，把鹿地拖在重庆了：第一件，是贺衷寒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计划方案，从而受到干预和妨碍；第二件，是某些野心家打听到计划方案获批准的消息后，为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决定把反战同盟纳入自己的计划；还有一件事，是由于派系斗争。就是说，第一种人想使反战同盟受到挫折；第二种人想把反战同盟的事业，连同鹿地在内，独占为己有；第三种人是不准许把鹿地放到广西桂系那边去。由于他们布下了同流合污的阵势，结果把鹿地的手脚捆在重庆。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引起的。邹是军统的特务，为沽名钓誉，早在常德时就给收容所取名为“和平村”；到达镇远时，他将一些日本人及希望参加朝鲜义勇队的二十多名朝鲜人，一起乘船运到重庆。在长江对岸的南温泉附近，设置了第二收容所分所，命名为“博爱村”。邹为在“博爱村”捞点本钱，马上与鹿地和冯乃超进行会谈。他装作把收容分所纳入反战同盟，把鹿地当作一块招牌，而他自己则以监护官员身份企图收买人心。他们一边宣扬桂林俘虏收容所是地方当局办的因而是非法的，策划通过军政部予以取缔；一边又引诱鹿地离开桂林，放弃桂林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到处奔走，把王芄生与青山和夫引来，向日本人作反动宣传，说什么“革命应该回到日本去搞。站在俘虏的立场上搞反战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不要听从反战同盟的计划。鹿地是日本共产党的叛徒，为了他自己的成败，暗中断送党的命运”等等。
鹿地考虑到，如果硬要强行去桂林，说不定会在中央造成将来的困难。莫如暂且等待一个时期，就答应了邹任之的要求，决定先在博爱村着手进行工作。出乎意料，通过冯乃超、鹿地和池田幸子同俘虏的接触，转瞬间，有五十多名日本人几乎全部团结在他们周围。青山等策划的阴谋完全失败。邹任之等看到俘虏们服从冯、鹿地、池田的指导，而自己成了失败者，才认真地感到忧虑了。
桂林对于鹿地的手脚被捆在重庆，也感到焦躁不安。先是廖济寰和宜宝季，接着是吴石，再三来信催促鹿地“速来桂林”。末了，白崇禧依靠政治部部长陈诚，向上级发出急电：希望将鹿地派往桂林。
当鹿地准备返回桂林时，外部的形势已起了变化。二月六日，日军在汕头登陆。十日，日军偷袭海南岛登陆，封锁内陆并监视海外向蒋政权的通路，即从越南到南宁的陆路和海丰、香港及其他东南亚港口，都纳入他们监视的范围。到三月间，马德里陷落后，西班牙内战结束，随着德、意同英、法对抗的中心转移到中欧和巴尔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战略布署进入了白刃相交的激烈时期。这种形势，就是在桂林也有所感觉。因而日本人的问题，不仅在重庆见到是要通过他们进行“国际宣传”，而且被认真地看作是军事的政治上的问题，大家都把日本人问题当作大事，积极的参与工作。如三月间，日驻河内领事馆的书记生监见圣策，由于在镇南关越境，在国境附近的运输线上和军需物资聚集处拍照，被中国方面逮捕。盐见圣策作为密探眼看要处刑时，廖与鹿地努力为其奔走，救他的命，使他的立场转变过来。吴石出面亲自作保，决定由参谋处使用这一俘虏。五月间，当冯乃超、鹿地离开桂林后，又增加一名俘虏，日军下士中山泰德，因酒醉斗殴，把长官打伤，才从武汉前线阵地上逃脱出来。廖济寰为反战同盟的事，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些日本人凑到一起，又经吴石的支援和帮助，才得到收容所管理上的待遇。到了七月，收容所的管理权突然由参谋处转到了行营政治部，任命第一厅系统的麻生哲为所长，摆脱了廖济寰等人的领导。但麻生哲还是以鹿地的名义来建立收容所，取名为“苏生学园”，一方面对俘虏进行调查了解，一方面又推进反战事业。那里的情况报告不断地往上送，也多次受到“忠诚勤奋”这样的鼓励，同时也催促鹿地速来桂林。
到九月初，第九战区（湖南、江西）司令长官兼政治部部长陈诚召见了鹿地。那是他从战场上回重庆的时候。陈诚以建议的口气对鹿地说：“我从白崇禧那里多次收到关于你的事情的电报，虽然想到你要去白崇禧管辖的地方，但如果活动容易的话，走出去也好。当然，在重庆这里的事情也是需要花精力去做的，但可以商量提供给你一切方便。”鹿地的反战同盟计划，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只是有决心把最早的同盟团体组织起来，那里的工作意义是有准备的，决不是自己到桂林还另有什么打算。陈诚听到这些说明，放心地说：“噢，这样很好嘛，赶快起程，请到桂林去，桂林的组织能够得以建立，接着重庆的组织也发展，然后也务必照顾到西安，那里建立组织也好。”
翌日，鹿地又飞往桂林，在这里继续进行反战同盟组织的活动。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广西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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