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建设研究会（上）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9日，直到1944年秋日寇侵犯，桂林疏散，研究会停止活动，共有七年的历史，会址设在桂林旧藩署内八桂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口号下，白崇禧奉召飞往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之职，李宗仁也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急需赴抗战前线就职，这样一来，广西就只有黄旭初一人守家了。

李、白为什么要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

李宗仁在离开广西之前，为把广西的事作些安排，特约广西政界元老李任仁作了一次谈话，据李任仁后来回忆，李宗仁曾对他说：

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日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蒋介石这个人最不可靠，他决不会相信我们。我在北伐时有过深刻的经验：他和冯焕章（即冯玉祥）及我不是换过兰谱称兄道弟吗，但是后来他就打我，也打冯焕章。现在抗战他虽然不敢对我们怎样，但一到他情势好一点就要下我们的手了。现在是举国一致的抗战，不能不出去，我们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来对付他才行。我最顾虑的是我出发之后，广西的党政军不能团结，我们的干部被蒋介石个别收买。要团结，就得有个组织来维系。现在和蒋合作，不能再搞秘密组织了，所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撤销了，但是可以搞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

我和健生（即白崇禧）都出发了，广西家里的事交给旭初（黄旭初）打理，但是旭初是从副军长出任省主席的，在党和军方面的威信还不足；同时省政府也不能领导党和军，总得有一个公开的组织，使党政军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作为团结的中心，同时也便于旭初的领导。

李任仁的回忆，反映了李宗仁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对蒋介石不放心，另一个是对黄旭初也有点不放心，于是才决定成立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利用这个组织来对付他，“他”指谁？很明显是对付蒋介石的；另一方面是“总得有个公开的组织，使党政军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作为团结的中心，同时也便于旭初的领导”。

李宗仁对李任仁的谈话，李宗仁的顾问程思远也在座，程思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

有一天，李宗仁约李任仁和我到独秀峰下的八桂厅，谈到了他搞建设研究会的目的。一是认为他到前方去了，广西是后方，交给黄旭初掌管，又生怕黄控制不住局势。原来广西有个秘密组织叫“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是以反将为宗旨的。李宗仁认为现在要团结各党派抗日，不宜再搞秘密组织了，要公开组织一个合法团体。1931年以来桂系就一贯强调“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现在就公开搞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以便在李、白离开广西后，提高黄初的地位。再就是认为蒋桂合作很难持久，必须联合进步力量来支持广西局面，只要各党派都有人来广西，团结支持抗战，蒋介石对广西就会有所顾忌不容易插手控制。

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领导成员和吸收什么人参加研究会的问题，李宗仁指出：

这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我任会长，健生（即白崇禧）和旭初任副会长，重毅（即李任仁）先生则以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会务，陈劭先也要请他来。

为了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广西建设研究会应当多吸收一些进步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回顾“六一运动”，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来包围我们，我们只有十多个团，真是孤军抗敌，形势非常严重。但蒋介石不敢动手，为什么呢？主要是那时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党派都有人来广西，蒋对这一形势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的宝贵历史教训。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广西建设研究会正如陈劭先所指出的那样：

这个组织从名义上看，似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从形式上看，只是替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抗战时期曾在桂林主编《救亡日报》的夏衍也说：“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但它实际不仅是桂系对外炫耀进步的一块金字招牌，和各方政治势力联系的纽带，而且是李、白、黄的一个最有力的智囊集体。……在定的范围之内，李、白集团通过这个机构支持了当时从外省迁来的进步组织和个人，必要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和中共及其外围保持联系。”

在李宗仁一手策划下，广西建设研究会于1937年10月9日在桂林正式成立。研究会成立后，李宗仁即飞南京转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了。广西建设研究会会长仍由李宗仁担任，副会长是白崇禧、黄旭初。1940年6月至1944年，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期间任名誉会长常参加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在会长之下设常务委员，由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三人处理日常会务，黄同仇不久到安徽做官去了。研究会内设有秘书编译、图书三室，研究机构有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各部设正副主任。研究员人数没有限制，刚成立时只有50余人。1938年冬，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经李任仁、陈劭先推荐，增聘各部研究员不少，据1940年2月统计有238人，最多时达到300余人。从政治态度来看，左中右都有其中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有杨东莼、胡愈之、范长江、周钢鸣、夏衍、邵荃麟、张志让、张锡昌、张铁生、姜君辰、李达、张健甫、李四光、邓初民、万仲文、万一民、梁漱溟、欧阳予倩、白鹏飞、陶孟和、陈此生、金仲华、千家驹、林砺懦、宋云彬、傅彬然、莫乃群、张先辰、阎宗临、周伯棣、曾作忠厝现之、雷震、漆琪生、王文彬、焦菊隐、秦柳芳，杨承芳等，其中白鹏千家驹和胡愈之还分别担任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

广西建设研究会在它存在的七年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李任仁、陈劭先为核心，依靠进步力量，团结各界人士，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宣传抗日、民主，支持进步文化事业及活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团结学术界人士，保护进步文化人

抗战时期，桂林有两大文化人活动中心，或者称之为“文化人之家”，这大文化人活动中心，一是广西建设研究会，到这里活动的以社科界、学术界为多，也有救国会和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这是文艺工作者之家，围绕在它周围的多是些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工作者。这两个组织，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广大文化界人士，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人士之所以多属社科方面的专家学者，这与李、白当初成立这个研究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吸纳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多吸收一些先进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有关，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政治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团结了各方面人士，也保护了许多进步人士。我们从曾任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的千家驹的一段回忆可以看得出来，千家驹说：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抗战期间桂林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在陈劭先、李任仁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还保护过许多进步文化人士武汉沦陷以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从武汉和广州撤退到广西（如胡愈之、张志让、范长江、夏衍等），都被聘为研究会的研究员，胡愈之还被聘为文化部副主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部分进步分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如何香凝、梁漱溟、柳亚子、金仲华等，也程度不同地参加了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广西建设研究会在当时起到了团结各方面人士的作用。由于它是广西当局公开支持成立的合法团体，而李任仁、陈劭先又是新桂系的亲信和客卿，所以许多活动都以建设研究会的名义进行，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我记得和李克农同志的几次见面，都在八桂厅（建设研究会会址）。我们很少去八路军办事处，因为那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特务盯得很紧，而在建设研究会则是公开合法的，特务不敢过问。

广西建设研究会之所以能团结各方面人士，并保护了许多进步人士，主要是几位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和陈此生等人发挥了他们的独特作用。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1924年任黄埔军校训练部主任、副校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入侵，国难当头，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李济深与蒋光鼐、蔡廷错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事变，斗争失败，转到香港。1936年6月，李济深与中共中央派来的云广英会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致力于加强国共合作，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6月，由重庆调到桂林，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又是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直到1944年秋日寇入侵，桂林疏散。

李济深在桂林期间，经常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对研究会的工作“十分支持”（李任仁语，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94页）。由于李济深还是国民党桂系的“恩人”，一向受到李、白的尊敬，所以在桂系党政军中都有一定威望和影响。1940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当一些进步文化人遭到迫害和遇到困难的时候，李济深都曾给予帮助。如1940年9月，军统桂林情报站接到重庆方面密令，打算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广西大学教授李达下手，以打击桂林的社会进步力量。这一情报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悉，便请李济深设法给李达提供安全保护。李济深立即派副参谋长沈冰之妥善安排李达离开桂林。沈冰之带上几名卫士，连夜行动，用汽车将李达接走，安全护送到全州，然后李达从全州乘火车到广东砰石，到中山大学教书去了。1941年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致电李济深，请他对“八办”的撤退工作尽力给予方便。李济深特别交代参谋张威，随时了解情况并向他汇报。在得知特务包围办事处的情况下，李济深给李克农秘密传话，通知“克农即走”，使幸克农得以逃出特务的魔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75页）当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被迫撤离重庆，经桂林转飞香港时，由桂林到香港的飞机票好买，可是“保人”难找李济深当即要他外甥、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处长黎任民作担保，及时购得机票，飞抵香港，使邹韬奋脱离险境。“皖南事变”后，重庆方面曾密电李济深将桂林国际新闻社社长范长江扣留。李济深接电报后，用宴请文化界朋友（包括范长江）的方式，在席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样的宴会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了！”向大家暗示局势严峻。饭后，他送了一张飞香港的机票给范长江，彼此心照不宣。待范长江飞抵香港后，他才拿出重庆发来的密电，“交办”下去。

在桂期间，得到李济深先生的帮助和保护的，还有何香凝、张友渔、叶挺、李和生活书店的邵公文等。他曾对文化界朋友说：请大家放心，我决不会用文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著名诗人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写道：“讲起我到桂林最初的动机，可以说是为了投李任潮（即李济深）而来的，因为他有西南文化保护人的盛誉，到桂林后，果然也给了我不少帮助。”

李任仁（1887~19680），字重毅，他德高望重，朋友们常爱称他为“重老”，广西临桂县人。著名爱国人士，国民党坚定的左派。早在学生时代即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春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工作，任执行委员，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1925年开始，就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联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经友人密告，及时转移，幸免于难。1931年6月，任广西省政府教育厅长，1932年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参加救国会。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先后担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桂林文化供应社董事长、广西宪政协进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会长、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主任等多种职务。

抗战期间，李任仁积极支持各项进步文化活动和民主运动。1938年底胡愈之受周恩来的派遣，到桂林从事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到桂文化人提供一个用武之地，他考虑在桂林筹建一个出版机构，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联系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一座桥梁，同时还可以解决部分文化人的生活困难。胡愈之当时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身份与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李任仁、陈此生（李、陈均是救国会成员）联系，并谈了自己的设想，得到李、陈的赞同和大力支持。特别是资金的筹集，李任仁起了关键的作用。

1940年2月，为了揭露蒋介石打着所谓实行宪政的旗号，以欺骗人民群众，实际上是要推行他的一党专政，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举行集会。毛泽东在集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并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当时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通过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的关系，与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的进步人士和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内的部分参议员进行酝酿，发起在桂林成立宪政协进会，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于1940年5月28日在桂林召开成立大会。活动的成功举办，李任仁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此外，李任仁对来桂文化人表示了极大的热情。1938年11月，当武汉广州撤退来桂的第一批文化人初到，李任仁即于11月28日在乐群社设宴招待，出席的有巴金，胡愈之、鹿地旦、范长江。夏行、林林，周钢鸣、艾芜三鲁彦、张铁生、谷斯范，丽尼、金山、王莹等共50余人，使文化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及时予以帮助。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关照和解难。如李克农、夏衍，杨东莼、何香凝、邹韬奋等都曾得到他的帮助和照顾。千家驹后来在《细怀李重毅》一文中说：“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李重毅先生，没有一个不得到过他的关怀的。”

陈劭先 （1886-1967），江西清江县人。1909年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一年后去日本留学，1910年在日本加入共进会，从日本回国后任江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不久，因反袁失败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北伐时，曾在桂系白崇的东路军总指挥部任处长，从此结识了白崇禧。后来桂系失败，他留在上海担任桂系的代表，负责联络国民党内抗日反蒋人士。此外，他跟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有联系，后遭蒋逮捕，关押在南京并欲加杀害，直到“西安事变”后，经桂系及各方面营救获释。抗战爆发后。应李宗仁的邀请来到桂林。陈劭先在桂林担任广西绥靖公署的顾问，这是挂名的，主要是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驻会常务委员，和李任仁一起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工作。后来，文化供应社成立，又担任了文化供应社社长。

由于陈劲先和李任仁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的亲密朋友，所以，在他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和文化供应社实际负责人期间，引进和安排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建设研究会安排胡愈之为文化研究部副主任。千家驹为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聘请李达、胡愈之、杨东纯、范长江、夏衍、姜君辰、张铁生、张锡吕、狄超白、部荃（以上均中共党员）、陈此生、白鹏飞、邓初民、张志让，万仲文、张先辰，林研儒、欧阳予倩、张健甫、傅彬然、金仲华、李四光等为研究员。在文化供应社安排胡愈之（后为傅彬然）为编辑部主任，宋云形为出版部主任，赵晓恩为营业部主任，陈此生为总务部主任，邵荃轔任编辑兼《文化杂志》主编，曹伯韩任《新道理》主编，编辑还有张志让、姜君辰、林山，操震球、王鲁、杨承芳、温涛、何鹏、林润青等。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扼杀进步文化事业，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知书店门市部难以为继，经陈先同意，将新知书店桂西路门市部改换为文化供应社门市部，由朱执诚（朱希）任市部主任，原新知书店的部分干部转入文化供应社工作。其后，原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部分干部也转入文化供应社，保存了进步力量和文化阵地，陈劭先和李任仁对此是有贡献的，他们承担了不少的风险。陈劭先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国民党特务来抓人，先要经过我，我就顶住，不让他们抓，万一顶不住了，就通知他们跑。中共党员部基麟在浙江无法继续工作，“皖南事变”后，经组织安排转移到桂林，得到陈劲先的帮助，安排为文化供应社编辑并主编《文化杂志》。广西某上层人物知邵荃麟是中共党员，密报到广西省党部书记长那里。一天，该书记长找陈劭先，说：“邵荃麟是共产党员，不宜在文化供应社工作。”陈劭先当即反驳道：“你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证据？退一万步，他算是共产党员，又怎么样？你过去不也是共产党员吗？你这个共产党员可以当国民党的书记长（按：此人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叛变），他在民间一个文化团体当一个编辑怎么不可以？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陈劭先的一番话，驳得这个书记长目瞪口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44年秋，日军入侵广西，桂林人疏散，陈劭先率领文化供应社的员工迁到昭平，并在昭平北陀设办事处，在昭平沙子镇和贺县八步镇设立文化供应社门市部，在敌后继续营业，传播抗战文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抗战胜利后，从昭平，八步迁回桂林，在废墟上重建新的门市部，陈劭先派赵晓恩任经理，赵去香港后，由覃展继任（二人均是中共党员）。文化供应社还兼理重庆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的发行业务，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桂林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文化阵地。1947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桂林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实施大逮捕，覃展被列入逮捕名单，陈劭先获悉后，及时通知其转移，覃展才幸免于难。

陈此生 （1900-1981），原名陈勉勤，广西贵县人，是激进的民主人士。复旦大学肄业，1928年在广州结识了杜君慧和金奎光，从金奎光学习日语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鲁迅作品，受鲁迅影响很深。1932年应广西教育厅厅长李任仁之约，回广西任致育厅主任秘书，编辑《教育论坛》，介绍新教育思想和苏联教育理论。1933年去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左联文化人士有广泛的联系。1934年他东渡日本，埋头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因日本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搜捕，被迫中断学习提前回国。1935年初陈此生应李任仁之邀重返广西，出任广西师专教务主任。他聘请了许多进步学者来校任教。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1936年秋，广西当局决定把师专强行解散并入广西大学，陈此生改任广西大学教务长。由于陈此生请来一批进步教授而引起广西当局的不满，陈被迫离开西大去了香港，井参加了救国会因他与桂系上层人物有着特殊的关系，救国会于1937年11月决定要他仍回桂林工作，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委员兼秘书（后任编译室主任），文化供应社总务部主任（实际是经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

陈此生在广西，是李任仁开展政治活动和文化工作最有力的助手与合作着，对外，他同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也就成了李任仁同外界进步人士联系的桥梁。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工作者聚集到了桂林，陈此生的主要任务是把这批文化工作者介绍给李任仁、陈劭先，再通过李、陈和桂系的头目搞好关系。胡愈之、夏衍初到桂林，就是通过陈此生才认识李任仁、陈劭先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初到桂林，经胡愈之介绍认识了陈此生，随后，陈又把李克农介绍给李任仁和陈先认识，然后再通过学、陈的关系到有政府“会”黄旭初。当时，陈此生住在龙珠路李任仁的公寓，隔壁是孙仁林，再过去是黄旭初的公馆，特务不会注意到那里，而且龙珠路离“八办”很近，李克农知道陈此生政治上可靠，所以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都要到陈此生家叙谈，有时由陈汇报桂系的政治动态或蒋帮特务插手广西政治、文化机构的情况，有时是李克农约别人到这里碰头，有时李克农因事则通过孟秋江（当时国新社经理，中共党员）来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八办”被迫撤离。事发突然。“八办”大量的善后工作还来不及处理，疏散、撤走部分党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隐蔽部分骨干以便坚持斗争等等。怎么办？李克农从过去两年的交往中，了解陈此生，堪称肝胆相照。在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李克宋摸黑来到陈此生家，一是话别，畅谈时局，同时也有重托：希望陈“尽力帮忙左翼人士撤退”（陈此生《自述》）。陈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李还把一大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送给陈。为此，陈此生题诗赠李克农：

共话危机正夜寒，感君勖我莫悲观；

一时冷落滴江水，此日应防蜀道难。

1941年3月4日清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陈此生夫妇从梦中惊醒，他俩久久不敢开门，因为国民党特务搜捕革命人士一般都是利用午夜或清晨行动的。门外的邹韬奋等了一会，不见开门，只好自报真名：“此公，我是韬奋。”陈此生急忙开门一看，正是救国会的老友邹韬奋，马上把韬奋引入内室。韬奋考虑桂林不便久留，除简要地介绍他逃离重庆以及沿途经过之外，唯一的是希望此公帮他弄到一张去香港的机票。陈马上通过李济深及其外甥黎民任的关系，搞到一张第二天的机票，邹韬奋便于3月5日下午2时登机，安全抵达香港。重庆国民党特务发现韬奋失踪，便密令桂林国民党特务“探询”其踪迹这个密令于3月5日下午4时才到达桂林，结果只好望天兴叹了。

此外，陈此生还与李济深、李任仁一道，先后帮助过共产党人张铁生、范长江、姜君辰、夏衍、杨东莼以及从皖南逃到桂林的李一氓等安全转移。陈比生的这些行动使国民党顽固派难以容忍，先是停发了他广西省政府参议的薪水，接着是“送”来了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限期离境。1941年春，陈此生也同其他进步文化人一道，被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香港，留港进步文化人在党的营救下，于1942年春又陆续撤退到桂林。陈此生回到桂林后，在陈劭先的关怀下，仍然回义化供应社工作。陈此生关注和帮助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一如既往，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田汉、萨空了、陈翰笙等都曾得到他的帮助。

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什么能成为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的亲密朋友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作为朋友来相待，李克农、胡愈之、杨东莼、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李亚群等都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其次，从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都与蒋介石存在矛盾，一贯反蒋，李济深、陈劭先还坐过蒋介石的监牢，李任仁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通缉过，陈此生亦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未抱任何幻想。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有的还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如陈此生就曾专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过左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是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可以信赖的朋友。用陈劭先的话来说：“据我长期的观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我已经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希望给了共产党……只有毛泽东、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已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广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93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了解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的亲密朋友的原因。

正由于广西建设研究会有了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的社会关系和独特作用，才使研究会形成既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又是一个“以反蒋为目的的政治组织”，而且是“李、白、黄的一个最有力的智囊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