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战文化——与统一战线内部的错误理论作斗争

一、揭穿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文化本质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浪；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也以多种方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国民党在各地的国民革命军先后发动察哈尔绥远的民众抗日同盟军运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都迫使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修正“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快抗战步伐，成立国防决策机构，制定国防计划，确立配合国防计划的经济建设方针。在“七七”事变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危机中，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益深入民心，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作出了全面抗战的决策。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针对“七七”事变的谈话，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此，蒋介石号召奋起抗击，“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枹定牺牲之决心”。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宣言与决议对抗战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将士死伤，为数逾五十万；非武装的人民横被屠杀，为数尤不可纪；妇女同胞所受之残酷，更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于政府人民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设，亦为敌人破坏之对象，而夷为灰烬。然吾同胞同志之血，必非徒流者。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皆所以使四万万五千万人心凝结为一，以为中国之金汤城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为灰烬者亦必于灰烬之中发生热力，为中国之前途放光明之炬”。该宣言还指出：“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复兴民族之基础也。”

国民党的抗战文化政策，有着很大的片面性。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于日军速战速决的办法：“就是持久战，消耗战。”但蒋介石的“持久战消耗战”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核心的战略，“它既从根本上忽视了全国抗日军民在抗战中的决定作用，又未能将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持久战略的首要目标，只强调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战争重要因素，而忽视了战争性质及由此决定的人心背向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更为重要的战争因素，从本质上来看只是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同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对内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武汉失守后，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产党问题上来，这自然减弱其推行抗战文化的强度。蒋介石政府在1939年1月提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第届第三次会议上以国民政府名义提出通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抗战文化口号，于同年5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5月1日晚在重庆军委会广场举行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宣誓大会，蒋介石等军政大员出席讲话。会后，在各机关团体、学校、街道普遍订立《国民公约》，举行“精神总动员月会”等活动。并在都邮街广场修筑“精神堡垒”以资纪念李宗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利用操纵反蒋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的政策，也提出了持久抗战和著名的“焦土抗成”论，表达了“外锄狂寇，内剪巨奸”的民族大义口号，嗣后“焦土抗战”的口号不胫而走，这一标语写遍广西城乡，响彻全国，“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桂系在广西实行的“三自”“三寓”等政策，在抗日的社会动员中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属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部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其本身的软弱，使他们不得不依靠外国势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把广大人民排斥于抗战文化的社会动员之外。他们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必然导致其民族主义精神的弱化，使其标榜的民族主义的可信度大为降低，所以国民党的“政权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动员起大部分国民以支持政府政治目标。而这个政府却把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放到了第一位。

蒋介石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没有处理好由于依靠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就江浙一带相对比较富裕地区被日军占领后提出应对政策，而是把精神价值的重建寄望于“把儒家集体、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连接成一个因果链”。但关键的是“那种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道德一致性，即那种对于价值和适当的社会文化的生活关系普遍而深入的共识，现在彻底崩溃”。

蒋介石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表现了文化“复古”倾向，没有强化抗战社会基础的任何做法，更没有能力整合当时的整个民族文化价值，并且带来“党治”模式的运转不灵、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内部派系分歧、镇压工农革命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其抗战文化主张的推行自然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其所倡导的所谓的“固有文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颓废文化，就有建立独裁文化的嫌疑，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担负抗战文化资源载体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蒋氏不但漠然视之，还先后设立文化审查机构，对抗战文化加以限制和扼杀。1939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的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产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要求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国民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揽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措施，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

针对蒋介石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抗日与防共的两面性，中共中央两次指示党内，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两面性，我们的立场是拥护其中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我党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

随后中共中央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对为什么要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和“三个口号”作了新的解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二、促使桂系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开明政策

1931年，新桂系通过桂粤结盟反蒋，广西局势趋于稳定，新桂系致力经营广西，休养生息，厉行兴革，对县长实行考任制度整顿金融，统一税收，兴筑公路，发展交通，开办广西大学，在梧州首先施行市政建设等。30年代初，广西当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推行“三自”、“三寓”政策（“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即寓兵于团（民团）、寓将于学《青年学生》、寓征于募《农民为兵源》）。

1934年，省政府公布《广西建设纲领》，声称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导原则，具体规定了广西省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纲领共27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较重要的措施有：改革政权体制，改善捐税制度，组织民团，发展交通，垦荒造林，改革教育等项。新桂系称该纲领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并在纲领中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要求通过“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振兴工业，使农工业互相促进，以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在全省开展规模较大的经济、文化建设。新桂系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和颁行《广西建设纲领》颇有成效，提出行新政、用新人，30年代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时人曾称广西为“模范省”。制定了《广西施政计划纲要》、《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广西历年施政计划纲要》和深化“三自寓”政策，在各项政策中增加了抗日救亡的新内容。李宗仁在《抗战建国中广西应负之责任》中说：“三自政策之成为实现广西建设纲领的唯一手段。······今后必须更强化对三自政策的信心，更努力於三自政策之推行。以三自政策的效能发挥广西全省的抗战力量。”“三自”政策的深化表现在：“自卫政策”包括全省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加强民团的游击战训练；“自治政策”包括努力进行地方自治，增加行政效率，彻底禁绝赌博；“自给政策”包括订立整个经济建设计划，加强各项经济组织，准备完全被敌封锁仍能自给的条件。“三寓”政策的深化表现在：“寓兵于团”包括加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寓将于学”，积极训练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设学生军及地方建设一部学校等项，严格学生之军事训练，以备军事干部之补充；“寓征于募”包括改善征兵办法，兼收征兵募兵之优点，切实优待征兵家属。《新桂系史》对深化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这主要是：第一，任务由主要反蒋转为主要抗日；第二，民团在组建军队及抗敌入侵中起到积极作用；第三，组建学生军和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广西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这些政策，使新桂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获得一定的“特殊化”，为新桂系在政治博弈中取得一定的政治地缘优势。如《新桂系史》评论：“它的理论依据和策略方针，是以李、白所形成广西独立局面的思想为基础，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的自治为标榜并接受了某些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广西建设计划大纲》第九条规定：‘政治建设之最高指导原则，为民权主义，训练四权行使之能力，……并确立自治制度，调整自治区域，翟输自治知识，培养自治人才，以完成现实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在《广西建设纲领基本认识部分（四）款丙条中规定：‘为适应现阶段中国革命之性质以达到民权主义，本省政治建设，一方面应努力使一切行政措施，皆基於生产民众之意志，具足民生化之精神；一方面厉行保障民权，扶植人民自治能力，造成民主政治之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前中期），新桂系在广西的政治措施，并不改换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招牌，另创何种主义，表面上从属国民政府，实际上搞的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李宗仁在《广西建设的总目标》中说：“如能继续迈进，推而普及全国，则民族复兴，可立而待。”黄旭初在《广西建设之理论与实施》中也说：“广西自己，亦颇有‘假使全国都无办法的时候，我们亦应担当革命建国的精神。’”这些措施也有“新桂系在政治方面有防止蒋介石插手广西之实，亦有走出广西，扩展地盘之慨。”

同时，这些措施也标志着新桂系策略上由主要反蒋转为主要抗日，在行政领导上，由黄旭初留守广西，并适应形势的发展解散了广西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核心组织，打击了王公度的势力，维护了新桂系的统治和内部统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国，桂军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桂系先后投入战场有5个军，战斗力也亦比一般军阀部队强，在上海和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都有较好的表现。”抗战8年，广西共征兵94万多人，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出兵之多居全国第一。主力部队由李宗仁率领，转战于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等省，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役，牺牲惨重，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贡献较大。留守广西的部队也先后参加了桂南战役、湘桂战役。桂系在政治态度上，从抗日和与蒋介石抗衡的双重目的出发，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使广西出现了相当开明和进步的气氛。这首先表现在桂系采取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准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在桂林建立办事处；其次是新桂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注意发展文化事业。广西省政府多次颁布接受各地文化团体迁桂的文告，如《广西省政府公告》第二五六期，“廿十七年教字第四五八八号代电通饬继续办理迁桂学术团体机关调查表及迁桂学校调查表”，并要求做好内迁学生的安置工作对于广大文化工作人士和民主进步人士，广西省政府采取安排工作的方针，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千家驹、张志让等曾被安排到广西大学当教授；穆木天、彭慧在桂林师范任教。

桂林八办秘书科长龙潜著作《日本政治经济的崩溃》

1937年10月9日，桂系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广泛接纳进步文化人士。由于广西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允许进步民主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许多进步的学者、文艺家、记者、美术工作者都在桂林有合法的职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他们以合法的身份、组织、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同时带动柳州、南宁等地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广西省省会桂林成为广西文化事业最发达的地区，成为西南抗战文化中心。

新桂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蒋桂双方既合作抗日，又互相争斗。在蒋桂争斗中，新桂系不是失败者，而是有限度的得利者。他们在蒋介石居心叵测的指挥下，在淞沪战场失去了一部分兵力，但从广西又补充了更多军队；他们丧失了广西的一部分财权，但增加了对安徽省的控制权；李、白在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而没有实权，但他们的抗日战绩和职务联系却扩大了他们在国民党‘杂牌’军中的影响，提高了他们在地方实力派中的声望。同战前相比，新桂系的综合势力不是被蒋介石削弱了，而是增大了”。新桂系仍然有“三个整编师和安徽、广西地盘”，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一定的“特殊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实行了一定的开明政治，为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但其官僚组织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理念对社会各阶层和人民大众缺乏渗透力和整合力，既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又与蒋氏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政治素养和文化价值，还是属于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桂系“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军阀政治文化意识也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为桂林抗战文化发展所提供的开明政治，也隐含有一定的政治权术意味正如高刘所分析：“新桂系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周旋，利用有限的‘开明’与中共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捞得政治资本；又利用‘抗日’之名服从南京政府，在不损失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皖南事变’，讨得蒋之欢心，得到蒋发放的经费扩充实力，同时表明自己确非‘赤化’，可谓足见其首领的良苦用心”。

“新桂系势力的膨胀，只局限于军队数量的增加和地盘的扩大。这是旧的量的变化，而不是新的质的变化，即主要没有军队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军阀意识，使新桂系的领袖们不可能产生进步的心态取向，去接受民主政治，摒弃军阀主义的军事政治制度。他们的开明姿态，绝不意味着尊重人民，让人民状得民主权利，也不意味着他们同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认同。”“皖南事变”后，桂系逐渐加大文化审查的力度，并在1942-1943年，新桂系当局制造了桂林“七九”事件等系列反共事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与革命进步人士，使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桂林市委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