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战文化——中共为抗战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在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11月13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28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三个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立场和决心。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总书记主持。中央会议指出：“现在旧的任务已经完成，必须提出新的形势，新的任务”。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行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和持久抗战战略方针，将抗日政策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坚持抗日救亡爱国主义，指出全民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

日本帝国主义加深对国统区的政治分化、诱降活动，在沦陷区进行了“发动一切宣传机构和人员，从伪报纸、杂志、广播、讲演，到举行运动会、座谈会，从动员青年、少年，到动员老年、妇女、小孩。又特别侧重农村，伪政权人员，伪报记者都被动员到农村宣传去了”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为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进攻，掌握对敌宣传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宣传方针和应对措施：“粉碎敌伪的反共挑拨和欺骗宣传，争取伪军，并削弱敌伪的战斗意识与战斗能力，动摇与瓦解伪政权的统治，同时坚定全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区广大人民的团结抗战的决心与信心，为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而奋斗”。1940年5月，邓小平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盜、毒化奴化政策。”“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邓小平还指出：今后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敌人，及时地不懈地驳斥敌人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在血与火交织，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救亡”是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呐喊，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使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走向了国共合作的道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人十分注重中国文化的走向，他们奋力创造先进文化形态，使观念的形态逐渐走向了制度文化的形态，使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社会主义论争、30年代古史问题论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争，逐渐让位给更结合现实的“救亡与启蒙”、“民主与专制”、“中国化”的争论，显示出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构建抗战文化意识形态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提倡民主与抗日的主张，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竖起了救亡的伟大的旗帜，给抗战文化运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和新鲜的空气，极大地调动广大军民开展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的热情。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文化革命而奋斗；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仅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概念，指出：“抗日民族统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将“独立、自由、幸福”视为三民主义奋斗的目标和直接的结果，指出：“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193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天的抗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为争取民族解放、民生幸福、民权自由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且深刻了坚决执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认识这是达到革命三民主义的唯一方策。”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提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毛泽东说：“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再次明确指出：“我们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进一步解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他指出：“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在抗战时期适应全民族抗战的形势提出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对实现和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在政治上的反映。

怎样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文化侵略？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是推动人民大众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首先是要“靠手中拿枪的军队”，但仅仅有这样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我们必须在军事战线和文化思想战线两条战线作战，才能彻底打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最终战胜敌人。周恩来也强调笔战是枪战的前提，也是枪战的后盾。鉴于文化军队宣传抗战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重视发展抗战文化，而且在国统区、沦陷区都极为重视发展抗战文化，把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进而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要把发展抗战文化“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毛泽东提出了“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的总的路线，以此推动抗日文化事业的发展。

——加大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宣传，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宣传阵地，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侵略行动”开展“民族战争”的抗日文化运动。《群众》、《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发表一系列对敌宣传的文章，起到很好的效果。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推出以侵华日军为对象的日语广播，还动用一切媒体展开对敌的思想战，瓦解敌军军心，打击敌军的武士道精神，有力地配合军事抗战，取得了伟大的战果。就是日军也承认中共文化宣传的巨大力量：中共“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巧妙利用生动材料从日本报纸中，抓住战死者妻女的自杀，近畿地方的风灾水患，关西地方的歉收等消息，巧妙地进行宣传，以动摇日军的军宣传日本国内的经济弱点，以及由于战争长期化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以促成思想的混乱。······利用苏、英、美的援蒋态度宣传将爆发日苏战争，或根据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以宣传日本日益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根据抗战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策略，中共中央强调“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同时，要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也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当今“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化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新华日报》不仅赞扬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还表扬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英勇抗战事迹。在讨汪运动中，不仅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而且注意引用蒋介石、李济深、张发奎、宋庆龄、黄炎培、陈诚等人的抗日主张。鉴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文化的顽固性和对人民思想的毒害性，毛泽东强调，要努力团结非党的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倡导建立除极少数汉奸文人之外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党在文化运动中的任务”：

“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

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

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

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强调加强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

二、首创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化领导权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化运动，其政治主题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和追求人民民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中共中央历来重视抗日文化宣传纲领，认为这是比之领导权（作者按：此领导权指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的东西。所以，中国共产党把抗战文化纳入到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当中，提出极富号召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坚持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改变“孤立的”状态，从而有效地发挥抗战文化的作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强烈的文化侵略意识，中共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人民战争观念，坚持持久抗战战略，实行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路线方针，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提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好抗日文化工作的重大意义，强调：在国民党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文化工作。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也是思想、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的武器。”“须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军队中、政府中、党部中、学校中、社会中下层人们中，如果不在思想上引导起一个变化（按：指向先进文化的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的变化或彻底好转是不可能的。”这就把抗战文化思想的变化置于政治根本变化的前提条件的地位，令文化思想工作先行，达到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策略：“党应当从各个方面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帮助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大后方、敌占领区、根据地都应当依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发展文化运动。”明确抗战文化的目标：“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

1941年5月，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提出了文化工作要服务于政治，区分为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派、反共顽固派，指出：“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文化的涵义。他引用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释义指出：“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目的服务。”这就从文化与政治观念上批判了日寇、汪逆的假三民主义，也为抗日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找到一种根据。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文化压制，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思想武器。

三、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战争的爱国主义大旗，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方针发动全面抗战；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进文化在哲学上的思考，1936年、1937年1938年先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的理论，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全面阐述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雏形即毛泽东较为完整的军事文化思想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等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从而完成了先进的抗口文化意识形态的创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新时代革命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不仅肯定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且详细阐明了应当如何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传统的关系，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与新的时代和群众相结合，树立先进的世界观，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努力表现新人物和新世界。毛泽东哲学文化、军事文化、文艺思想的发展，使抗战文化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不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尽管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广泛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先进抗日文化的传播，以及广西党组织的具体领导，桂林文化城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和抗战文化中心。这是抗日战争历史发展与逻辑的统一。

（一）革命文化书籍和革命思想的传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到1938年10月以前，已有几十名全国文化名人如杨东莼、薛暮桥、朱克靖（朱笃一）、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译者）、夏征农、杨朝、施复亮（中国共产党建党筹备人之一）、邓初民、马哲民、沈西苓、金奎光、张海鳌、沈起予、彭仲文、杜敬斋、廖庶谦、熊得山、胡伊默、李达、千家驹、欧阳予倩等进步人士在桂林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抗战文艺活动，为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先后设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作为领导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机构，为桂林抗日文化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广西当局执行相对开明的抗日文化政策，有利于革命书籍的传播。战时桂林的出版物中，介绍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读物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掌握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文化读物。如《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以及生活、新知、读书生活三家出版机构大量发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晢学的终结》、《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当时新知书店还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马列著作。文化供应社在1940年公开重印《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中共桂林地方组织曾在秦记西南印刷厂由地下党员秘密排印了50册，在桂林秘密流传。《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则印发了周恩来的《论目前形势和任务》一书，并出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以及《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传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新华日报》桂林分馆门市部等书店也通过把“店台当讲台”，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既然门市部公开挂了堂堂正正《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大招牌而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在人们的脑里，已留下了“赤”字的烙印我们为什么不把店台当讲台呢？我们理直气壮地充分利用这种合法的有利条件，从坐等顾客自选书刊，变为主动向读者推荐、介绍宣传书刊。这不仅是为了多销书报，使死书变活，而且是为了发挥这个宣传阵地的作用。

这就要我们努力刻苦学习，做好简介的准备工作。说老实话，像我这样一个十几岁学徒，真正读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整夜整夜地读，白天读者人少时也抽空读，不知疲倦地努力读书，把门市部架上柜上的书，都想看上一个大概，为的是工作，为的是白天营业时，能掌握上讲台演说的本领我听到一位读者这样说：“你们介绍得很奷，简单明了，正是我想要的这类书。可省了我查找的时问，也保证我们在这里待的时不太长。”他说时双眼急忙环视四周，悄悄地加上一句：“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也有个读者讲：“如果书店都能像你们这样热心，这样为大众服务，中国抗战必胜，中国绝不会亡。”

在抗战前期广西的政治环境比较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桂林曾经大量翻印。还有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都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新中国学术丛书”等对青年读者有过启蒙的作用。据当时生活书店负责人下祖纪回忆：“1938年李达在广西大学任教授时还把他的著作《社会学大纲》作为教材，发给学生人手一册。”“每逢星期日，我们店则是广西大学、桂林高中等同学密集之地他们专心致志选购图书的动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后来武汉广州沦陷，人流涌向桂林，我们店更是顾客盈门，络绎不绝。我们不但门市业务经久不衰，邮购业务也相应发展迅速，到1940年底邮购读者达8000户左右。”革命文化书籍影响非常之大，可见一斑。

（二）中国共产党抗战军事思想的传播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强调：“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持久抗战、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游击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形成了以毛泽东军事文化思想为代表的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指导理论，包括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持久战理论，人民军队建设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理论等，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等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周恩来发表《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著作和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持久胜敌的方针。

中共领导人这些军事文化思想和理论在，西的传播，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促进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促进我党与桂系达成抗日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34年中央特别事务科派中共党员谢和赓、宣古渔（号侠父）到广西对桂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期，周恩来通过谢和赓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送给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将该书精神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亦即持久战的同一意思后来又将此话向蒋介石转述，蒋亦表示赞成，并将以上两句话批示由军事委员会发往全军，作为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周恩来在桂林曾多次作抗战军事理论演讲，如1938年12月8目，周恩来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举行的筹备集会上的演讲，1939年5月对日语训练班学员的演讲，他的演讲对白崇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次，白崇禧在评价台儿庄大捷时说：“此乃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紧密配合的结果，是毛、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白崇禧出于牵制蒋系势力的需要，购买了十万册《论持久战》发给桂系的官兵。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时，还特地要求广西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叶剑英在桂林多次作形势报告，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先后讲了《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他巧妙地接过白崇禧“积小胜为大胜”的军事思想，联系毛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加以发挥，阐述了在战争中要达到消耗敌人的力量和增加自己的力量的目的，必须在战术上运用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争取最后的胜利。1939年5月20日，叶剑英还应广西学生团第一团20多个青年的邀请，出席了他们召开的座谈会，作抗战形势的报告，并解答了青年们提出的问题。5月21日，叶剑英又应黄旭初的邀请，同白崇禧一道，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向全校师生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演讲会由教育长杨东莼主持。这些演讲，都有桂系首脑参加，说明中共与桂系在持久战略思想上是一致的，同时也宣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时人评论说，叶剑英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这期间，郭沫若、冯乃超、夏衍、刘季平杨东莼等人，都在不同场合作过宣传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演讲杨东莼任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育长期间，从1939年起开设《抗战形势讲话》课程，由肖敏颂（中共党员）主讲并编了讲义，其后修订成书，1940年，该书由文化供应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而且多次再版。该书的第五讲“对日抗战的性质和抗战必胜的条件”中就着重讲了持久抗战战略思想，对学员的影响很大。

（三）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传播

中国“文协”桂林分会通过文艺座谈会、文艺争鸣等形式，传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且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1939年10月，“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组织进行“民族形式”的讨论。召开“文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座谈会，由研究组负责人黄药眠主持。首次会议的参加者多达120多人，第二次50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黄药眠、莫宝坚、艾芜、芦获、孟超、冯培兰、韩北屏、李文钊、王鲁彦、林林、林山等。对于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大家一致认为，“文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虽然是旧题目，但作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两大因素重新再讨论。以便使抗战文艺更好地为群众所接受，成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有力武器。“文协桂林分会和《戏剧春秋》、《救亡日报》、《文协》旬刊、《广西日报》、《力报》、《中国诗坛》、《野草》、《文艺生活》、《抗战艺术》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争论文章，出版“民族形式问题”专辑。重要的文章有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易庸（廖沫沙）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文宠的《建立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几个问题》，以群的《一年来的文艺理论活动》，黄药眠的《文艺上之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艾芜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杂记》，罗冈的《诗歌的民族形式》，田汉的《1941年文艺运动的检讨》。会后，艾芜写了《略谈文艺大众化中国化及民族形式》、林山写了《文艺民族形式》、马宁写了《议论民族形式》、黄药眠写了《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等。其中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是继郭沫若《“民族形式”商榷》后的又一篇关于民族形式论争带总结性的力作，也是对郭文论点的补充和发展。夏衍、欧阳予倩、杜宣、聂绀弩、廖沫沙、宋云彬等人举行了“戏剧的民族形式讨论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四、以先进文化意识形态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的领导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人，大多是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流亡过来的，“他们处在烧焦的土地、血染的山河、痛苦的呻吟反抗的怒火、流亡又流亡的生存环境，有一种流亡者、战士的身份，给他们心理与精神上的震动、撞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任何个文化时期的文艺家们所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民族呼声，正好促使这一大批文化人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使他们面对艰难时世，产生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用艺术的眼光来寻找光明，寻找温暖灵魂的火焰，把自己的生存境况与民族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文艺的创作过程中，把流亡与复兴、时艰与责任、生与死、个体与民族情感等一系列的复杂感受都转化为激扬的文字，变成了一篇篇讴歌抗战，赞美人民的灿烂诗篇，显示出中华儿女深沉的民族精神；他们在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儿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文化运动中，把个体文化激情融于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文化长城，“只想以国民身份，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替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光辉的一页。”他们力求铸造中华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成为永远不灭的文化“灯光”。

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为处于抗战环境中的桂林文化城输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在学术界的论述是很多的。但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其历史选择的合理性在哪里呢？形成这样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类认识论的最高成就，更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把它内化揉合为民族民主革命文化立场和充盈的时代精神，并将革命的实践理性与高尚的革命情操相融合，使革命人生价值建构与人民大众情怀相结合。毛泽东将革命立化使命归结为一句话，“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1938年8月4日，周恩来指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方向。”“文化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1940年，毛泽东完整地准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毛泽东的论述，整合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源，并赋予先进时代精神的高度的多层次的立化价值理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是最适合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大众需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8年7月4日，“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历届理事和常务理事中占多数，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文协”桂林分会的领导。桂林各文化团体在“文协”桂林分会领导下接受延安的先进文化，代表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科学化的抗日文化运动的方向，提倡进步思想、民主思想，进行现实主义、歌颂与暴露等文学理论的讨论，青年们从进步的文艺书刊中得到启发，马识途说：“必然逐步走向进步。……可以说在国统区民主活动的兴起和文艺活动的展开几乎是分不开的。抗战文艺活动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至少我在昆明参加民主运动的感受是这样的。”各个抗战文化团体自然而然地把抗战文化教育、救亡与反独裁，争取人民民主的主题紧密地连结起来，打破国民党的“统制”“包办”政策，使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国民公论》发刊词在陈述这方面时强调说：“我们文化人，在民族最严重的关头，最重要的工作，是唤起民众，激发士气。”他们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街头画漫画、诗歌朗诵、公演戏剧、展览美术等，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文化民主运动当中去，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融在深厚的民族情感当中，用自己的文化运动实践自觉抵制“孤芳自赏，与文学至上的观点”，实现中华民族抗战文化的功利目的艾芜也谈到，自己当时的创作是受“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思潮指导的，《秋收集》与《荒地集》，收有不少表现抗战题材、抗战内容的作品。当时形成了一种思潮：报刊的编辑要求尽量以抗战为题材鼓舞人民，反抗日寇。我们都是在这种伟大的抗日思潮中进行创作的。艾芜还谈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业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即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已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便是依抗战与否来决定的。”巴金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的城市全在受难，它们咬紧牙关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不会投降的，而且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抗战。他说他此时的作品，“全和抗战有关。”   

当时，出现了一部以表现抗战为题材的剧本《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抗战官”华威先生的形象。华威先生只做“救亡要人不做救亡工作，且对救亡工作包而不办。他整天忙碌，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忙于参与高层决策活动，忙于指导青年抗日工作，忙于请别人吃饭或到别人家吃饭，总觉得时间很紧。他常说：“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他乘坐的黄包车跑得最快、踏铃不断地响，车轮钢丝在闪光。天天如此。《华威先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议。《文艺阵地》的主编茅盾说：“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到很大的兴味的”，但也有指责小说“太漫画化”，对于读者“害多而益少”（《八月的感想》）。在《华威先生》发表的第八天，林焕平从政治的视角，肯定了《华威先生》的现实意义。5月10日李育中从民族情感的角度，认为《华威先生》的幽默，有损于抗战的严肃性，有损于抗战必胜的信心。林李的二人的意见尖锐对立，随即引来高飞、唯庸、文俞、罗荪、茅盾等众多文艺家参加论争。虽然论述的角度不一，立论高下有别，但阐述的意见大体一致，都认为“暴露与讽刺”于抗战有利，《华威先生》应当肯定。

1938年11月，成为日本军部喉舌的《改造》杂志，译载了《华威先生》，并在编者按语中恶意攻击中国人民和抗日工作人员借以煽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士气”，于是，一些文艺家担心《华威先生》“出国”造成消极影响。林林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撰文在《救亡日报》（桂林版）分析日本转载《华威先生》的心理动机，是因为“‘华威先生’这种可鄙的人物”，“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瞧不起中国人，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这样“会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因此，“有些可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像《华威先生》这样，不但不该出洋，并且最好也不要在香港这地带露面”。并认为“无论如何颂扬光明方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来得占主要的地位的。”林林的文章发表后，与林林一起在《救亡日报》社工作的冷枫（蔡冷枫），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枪毙了的华威先生》。对林林的观点表示异议，冷枫认为，“华威先生”已经在我们抗战中给枪毙了，“出国”的“华威先生”“毕竟是一具僵尸”，我们用不着怕敌人嘲笑林林与冷枫的争鸣。引起了胡绳、育中、适夷、秋帆、周行等人的关注，他们著文参加讨论。张天翼也给桂林的《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来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华威先生是生长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小疮，我们把它揭出来，会促进我们民族的健康，促进我们进步。日本人想拿华威先生这个人物来向他们本国人作宣传，证明我们民族都是泄气的家伙，那只是白费力，是最愚蠢的，效果一定相反。假若日本人被他们法西斯叫昏了头，而看不见他们这家帝国主义的死症，只欢天喜地地来发现对方的毛病，则其愚尤不可及。张天翼在这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译载《华威先生》的卑劣用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中国文艺家对于讽刺文艺被敌人利用的担心，逐渐摆正了心态，林林本人也修正自己的意见，发表文章说：“研究老中国，并不单是去发现什么美丽的人物的。描写黑暗面，就是要在自己身上挖掘出一些污渣的，把它明白地表露出来，使同胞看出这污渣是什么，而非洗掉不可。这种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李育中也由对《华威先生》的否定而转为肯定。

《救亡日报》（桂林版）围绕《华威先生》的“出国”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引发了全国关于“暴露与讽刺”——批判与自省问题的大讨论，《文艺月刊》、《时事新报》、《新蜀报》等报刊，也相继加入讨论阵营。在桂林，特别是当黄药眠发表的小说《陈国瑞的一群》和巴金一篇有关批评文艺“公式主义”的短论也被汉奸报纸转载后，使问题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暴露与讽刺的价值问题上，社会学解读的意味比较浓厚。特别是有些论者将《华威先生》等暴露黑暗的作品斥之为“汉奸文学”，因为这些作品“被敌人翻译了去，而且用了作为讽刺我们的资料，失了国家民族的体统”，另一种论调是反对暴露与讽刺的论调，认为“在这个真正的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作家们不去写前方，却在写后方，不去写我们的战士如何英勇杀敌，却来暴露自己的弱点，比如什么发国难财呵，某某包庇走私呵，真真是岂有此理”。结论便是：“抗战文艺在‘朝低潮走’”。对此，司马文森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我看来，这不但不是低潮，不是退后，反之却是一个新的开展，从创作上说已使我们的写作主题更深入和扩大。从写作技术上来说已进入到能够描写形象，表现正确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说是退步？”司马文森把暴露和讽刺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思路，要彻底澄清卑鄙恶劣的不良现象，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加和胜利接近。关于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讨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暴露讽刺的目的和歌颂与暴露孰主孰从上。有的把暴露黑暗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有的则把其作为一种手段暴露黑暗固然重要，但歌颂光明却占主导地位。这以周扬的《作家到前线去》最为典型，认为“抉择抗战的前进运动中存在着的丑恶与缺点，虽然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发扬民族的积极精神的作品却更能表现出现实的主导的方面，更能激发读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教育的作用。因此，他希望在后方的作家们，能更多地奔赴前线发掘取之不尽的丰富材料，创作出更多抗日民族英雄的新典型来。

1940年5月12日，“文协”总会在桂林召开《关于小说题材处理的问题》的座谈会，与会者达成共识：《华威先生》式的暴露与讽刺是必要的，对抗战无害反而有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是关系到抗战文艺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每个文艺工作者都重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深入生活，细心观察，歌颂抗日、进步，暴露阻碍抗日的反动势力和落后倒退的现象，使整个抗战文艺运动向前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40年10月8日，《新蜀报》副刊“蜀道”召开“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题的座谈会，田汉、以群、罗荪、宋之的沙汀等与会文艺家就暴露与讽刺问题发表看法，达成了共识。使《华威先生》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告一个段落。

《华威先生》出国而引发的“暴露与讽刺”、“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全国性大讨论，促进了桂林抗战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繁荣。这场大讨论，大大增强了中国广大文艺家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信心，使其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理解更为深刻，从而更加深入生活底层，真切把握社会；同时，“在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开启了以暴露与讽刺——批判与自省为主导的文学新潮流”。桂林抗战时期，陆续涌现了一批暴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作品，其中代表性较强的有杨朔的《疮痍》、艾芜的《故乡》、司马文森的《南线》（后易名《转形》）、骆宾基的《吴非有》易巩的《杉寮村》、聂绀弩的《韩康的药店》、黄药眠的《桂林的撤退》等作品。当时，还出现了一批表现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作品如王鲁彦的《春草》、巴金的《火》、谷斯范的《新水浒》，欧阳山的《战果》、司马文森的《雨季》、熊佛西的《铁苗》、端木蕻良的《大江》及于逢、易巩的《伙伴们》等。

《华威先生》出国而引发的争论，开启了用现实主义角度反思抗战文化的先河，具有永恒的社会价值，使抗战文艺获得现实生活的底色，注入了一种鲜活的时代气息和人文关怀，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但整个论证时常纠缠着太多的功利主义情怀，“就事论事”比较多。阻碍了论争的进一步深化，缺乏从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挖掘暴露与讽剌对象产生的根源。论争结束后，有一些文艺家对此问题进行更深的挖掘，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可以看成对此问题的继续、深化和超越。1941年，老舍在他发表的《文人下乡，文章入伍》一文中，就指出：“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地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1942年，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还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奸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这是老舍“自省”中国文化而得出的一个方面的认识。沈从文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中也指出：“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须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李长之在他的《战争与文化动态》一文中论述了“战争使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入于反省的态度”：“我们检讨，我们反省：对于好的，我们默默承认而已，但要更好；对于坏的我们也默默承认而已，但要徐图改革。”“这种反省而沉着的态度是个最正当的态度，在这个态度之下，应可坚持有人会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相了。”老舍、沈从文等在论战结束后进行了更深的思考，特别是沈从文从抗战建国的角度强调了自省（暴露与讽刺）的意义，更深刻地挖掘了中华民族如何从抗日民族战争的文化意识形态较量中获得新发现的题材。

暴露与讽刺是批判腐朽、反对倒退的需要；歌颂是支持新生、推动发展的需要。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任何时刻都要有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不批判腐朽的事物，不可能有新生事物发展的余地，这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辩证法。当腐朽阻碍新生的时候，暴露与讽刺必然担当开路的先锋；当新生战胜腐朽的时候，歌颂必然是撑起红旗的旗手，指引人们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学与艺术，将会从桂林抗战文化文学与艺术发展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接受这些珍贵的启示：文学与艺术都要与时俱进，既要求一些作品成为开路先锋。也要求一些作品成为时代的旗手。在暴露与讽刺和歌颂与赞美之间排斥中庸之道，也摒弃折中主义。种子萌芽时既有腐朽，更有新生；摒弃了腐朽的外壳，胚芽便成长为新生的幼苗。这是种子生长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