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与形成

一、文化城的盛况

抗日战争以前，桂林只不过是一个7万人的小城市，除了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闻名全国以外，其他方面并不出名。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逃难的人群像洪流一样，沿着湘桂铁路，向桂林涌来。1938 年底，桂林人口已增至12万。1940年1 月，桂林改为省辖市，人口已接近20万。1942年。 达31万。到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时，人口已高达50余万。随着人口骤增，市区也空前扩大，到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全市共有房屋52557间，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工业方面，抗战前，桂林没有现代工业，到1943年12月，桂林已有一定规模的工厂207家，超过邕、柳、梧三市工厂的总和。金融方面，战前仅有广西银行一家，1944年，全市已有分属国民党中央，各省及私营商业银行共20余家。交通发展也很快，铁路有湘桂线，公路可连接湖南、广东、贵州等省，民航班机可通重庆、香港，桂林一时成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教育方面，当时共有大专院校9所，公、私立中学10余所，小学100余间。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加上抗战的原因，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文化城”。文化城的主要标志是文人荟萃，印刷业特别发达，书店(出版社)林立，图书、杂志、报纸空前繁荣，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在桂林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一）文人荟萃，人才济济

抗战时期，聚集到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闻名全国的也有一二百人。“文化人像候鸟那样，大部分聚集到当时政治气候适宜的桂林。”其中，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邓初民、李达、金仲华、张铁生、张友渔、张志让、张锡昌、曹伯韩等；教育家杨东莼、陶行知、林砺儒、曾作忠，雷沽鸿等;科学家李四光、高士其等;出版工作者胡愈之、胡仲持、华应申、傅彬然，宋云彬、陆联棠、赵家璧等；作家茅盾、巴金、王鲁彦、艾芜、艾青、邵荃麟、萬琴、周钢鸣、黄药眠、聂绀弩、端木蕻良、胡风、王西彦、骆宾基、司马文森、林林等；戏剧家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行、熊佛西、瞿白音、李文钊等；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等;美术家徐悲鸿、李桦、黄新波、刘建庵、张安治、阳太阳、余所亚、沈同衡等；音乐家满谦子、陆华柏、吴伯超、张曙、林路、薛良等；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徐铸成、王文彬、萨空了、俞颂华等。这些人当中，有共产党员、中国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是桂林文化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是创造桂林文化城的骨干和脊梁。

（二）印刷业特别发达，设备齐全

抗战前，桂林有中小型印刷单位不到30家，大部分属于手工印刷，承印一些日用杂件，没有专门印刷书刊的印刷厂。抗战以后，许多沿海城市的印刷厂内迁，由于桂林的交通方便，纸张来源条件较好，有不少大厂落户桂林，这样恰好适应了桂林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据1943年7月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专门从事书刊印刷的大型印刷厂有8家，它们是建设印刷厂、科学印刷厂、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中国印刷厂、中新印刷厂、国光印刷厂、建业印刷厂。能印书又兼印杂件的有12家，专门从事彩印的有5家，从事铸字的有2家，书版兼彩印的有6家，从事书刊装订的有3家，每月印刷生产用纸达15000令，每月可排字3000万字到4000万字，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的印刷生产能力是很可观的。

（三）书店出版社林立，鳞次栉比

整个抗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178家（当时出版和发行不分家），其中仅1942年在桂林书业公会登记过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79家。抗战以来，一个城市的出版单位如此之多是少有的。当时的桂西路（今为解放西路）两旁及附近小巷都是书店，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店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学艺出版社、远方书店、实学书局、新光书店等，还有一些民营书店（出版社）虽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其编辑大权都为进步文化人所掌握，出了不少好书，对抗战文化和我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图书、报刊琳琅满目，空前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桂林先后出版了200多种刊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青年、妇女、少儿等方面。报纸达10余种，图书2200多种。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在《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一文中记载：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20种以上，刊物的普遍销路近1万份，一本谈新诗的月刊可销7000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2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5000本为单位。抗战期间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80%是由它（按：指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五）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在桂林历史上是空前的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桂林有各种文化团体57个，话剧团队76个戏曲团队14个，歌咏团队58个，另有10多家剧院和电影院，这些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是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比较活跃的有：国防艺术社、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新中国剧社、新安旅行团、抗敌演剧队等。众多的文化团体经常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讲座、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壁报等。

以戏剧为例，有话剧、桂剧、湘剧、粤剧、平（京）剧、杂技、歌剧、舞剧、活报剧、木偶戏。特别是新兴的话剧，在桂林戏剧舞台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以1942年上半年为例，新上演的话剧就有30个剧目，平均每月可以看到5出新剧。经过改革的桂剧吸引了广大观众，欧阳予倩编导的《梁红玉》，1938年夏第一次在桂林上演，连续演出了28场，当时桂林的人口只有9万人。1944年上半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参演团队33个，戏剧工作者895人，持续时间94天，共演出179场观众达10万人次，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旧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罕见的，“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再以音乐为例，抗战时期，在广大音乐工作者和歌咏团队的组织推动下抗战歌曲，不但学生会唱，抗日战士会唱，而且在广大工人、农民、少年儿童中间广为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则逢会必唱。

以上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

二、文化城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先后出现了三个文化中心城市。上海沦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武汉，仅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武汉沦陷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重庆，此时国民党当局对抗战日趋消极，反共、反民主的声浪日高，重庆虽然集中了许多文化人和报刊出版机构，但在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下，文网森严，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困难重重。于是，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个文化中心—桂林。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是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文化历程，而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却是一个例外。战争和地理因素促使它迅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加上政治因素促使了一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大后方一个文化中心，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重庆。这个文化城前后不过六年时光，又因战争和地理的因素，而迅速衰落和淹没，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然而，这六年却记载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十分灿烂的一页。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它的主客观原因。

（一）历史原因

1932年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桂林良丰创办，在杨东莼和陈此生先后主持下，聘请了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到学校任教。早期有朱笃一、薛暮桥、金奎光（朝鲜人）、廖庶谦（伯华）、沈起予等；后期有邓初民、施复亮、陈望道、熊得山、马晢民、杨潮、夏征农、沈西苓等。他们当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左联成员，有的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但仍坚持革命立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利用公开的课堂，向学生讲授新兴社会科学，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学思想，培育了一代新人，这批人到了抗战时期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骨干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的播种人。师专学生陈迩冬成为《战时艺术》《拾叶》《大千》杂志的主编，《诗创作》编委之一，他是以创作新诗、小说、小品文走进文化城文坛的：温致义成为《现代英语》的主编：蒋宗鲁成为《青年生活》的主编；周伟（女）成为国防艺术社话剧团的主要演员；路伟良（杨江）、路璠、路璋、宋玉田、毛恣观、潘伯秀、潘伯津、覃景秀、张镇道、叶飘萍、陶保桓、黄露莤、蒙贤征、邓剑葳（女）、岑立翔（女）均是中共党员，还有汤有雁、严柄枢（严沛）等一大批师专高才生，成为杨东莼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骨干和得力助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小组指导员，对传播革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还有许多师专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分布在广西各县，有的当中学教师，有的做了校长。他们利用教师、校长的合法身份，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文艺小组办壁板、下乡宣传等抗日救亡文化活动，这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化得以繁荣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是抗日战争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

抗战前，我国的文化中心在上海，其次是北平。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文化人和文化事业机构相继内迁武汉，南迁广州。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重庆、香港转移。当时，重庆的政治环境以及交通、纸张供应和印刷条件不如桂林。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这些人中间，除了少数为广西人，并在桂林工作外，其余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东北、华北、华东以及武汉、广州、香港等地撤退到桂林来的。报纸方面，除了原有的《广西日报》以外，《救亡日报》是从上海、广州迁来的，《力报》是从长沙迁来的，《大公报》和《扫荡报》则是从武汉迁来的。书店和出版社方面，在抗战前，桂林仅有兼营文具的书店两家（唐文南书局和桂海书局），所经营的业务，也大多限于发行中小学课本，根本没有出版业务。抗战爆发后不久，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激增，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上海、汉口、广州迁来的，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另有一部分是一些外来文化人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到桂林后新建立起来的，如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文献出版社、立体出版社、科学书店等。至于印刷厂，特别是大型的书刊印刷厂，则几乎全是从上海等地迁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抗战这样的特定条件桂林是绝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文化城的。

（三）是由于桂林的特殊地位

这种特殊地位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形成的从地理条件来看，交通比较方便。自从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那里交通不便，很少有回旋余地。而当时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而且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和必经要道。不但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都要经过桂林，就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也得由桂林中转。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内地与海外联络的主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大有回旋余地。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意来到桂林。另一方面，交通的方便，为图书的发行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著名出版家赵家壁在《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中说：“当时，（图书）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以桂林为出发点沿湘桂、粤汉铁路可以销到长沙、曲江，从耒阳转交公路，可发至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利用西南公路，桂林的书先运到贵阳，再由贵阳分运昆明、重庆。重庆的（图书）市场可消化桂林书刊的半数，再由重庆西发成都，北发西安、兰州。”

从政治上来看，桂林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由于国民党桂系当局同国民党蒋介石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使桂林处于桂系同国民党中央若即若离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桂系当局从他们的本身利益出发，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许多进步文化人则利用了蒋、桂之间的这种矛盾和特殊条件，愿意来桂林而不到重庆去因为当时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政治上的控制比桂林严。著名记者范长江回忆国际新闻社总社创立时说：“国新社总社为什么选在桂林而不在重庆？因为重庆政治环境太坏，不能立足。桂林可以利用国民党广西派和蒋介石中央派的矛盾。他们允许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存在，也允许我们的一些文化事业存在。他们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我们的工作，他们不过问，新闻不检查（在国民党区，全国都有新闻检查），他们还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联系。表面上是蒋介石桂林行营主任（按：应为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也暗中和李克农和我们都有些来往，供给我们一些消息。”

胡愈之在一篇回忆中也有同感，他说：“抗战期间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士很多，为什么呢？因为1938年武汉撤退之后，到桂林比在重庆还‘自由’些，不像重庆那里国民党公开捕人，广西还文明些，不公开反动。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李宗仁、白崇禧说过：‘欢迎你们到广西！那时广西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许多文化人都愿意去……广西地方上政治空气还比较好些，出版、宣传都可以适当进行，所以桂林就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

当然，蒋桂之间的矛盾也好，桂系的开明也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情况都会有变化。事实上，自1940年白崇禧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以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之后，桂系也逐步转向反共立场，军统和中统的势力也相继进入广西，对进步文化和文化人也进行了种种的迫害和摧残。因此，1941年桂林的文化运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进步书店、杂志、报纸被迫停业，进步文化人被迫撤走。但是，广西地方实力派的桂系，同蒋介石毕竟还有一些区别这就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指出的那栏：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事实上，就在皖南事变之后，广西当局一时也还不敢把事情做绝，还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如对进步书店的查封，桂林当局接到国民党中央查封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命令”后，不像其他地方一样，采取“闪击战”办法，立即封闭，而是先对生活书店“限期停业”，约生活书店负责人（经理）谈话，限令其三天内办理结束就给其他进步书店如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化整为零，隐蔽精干，稍有余裕时间来安排退却事宜。香港沦陷之后，桂林又接纳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使桂林的文化和文艺运动得以逐渐复苏，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四）在国民党和桂系内部有一部分民主派（国民党左派）

其代表人物有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由于持不同政见，同蒋介石长期存在着矛盾。抗战初期，李济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6月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但无军事实权，为蒋介石所不信任。李任仁，字重毅，广西临桂县人。他曾做过白崇禧的老师，当时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陈劭先，江西人，一贯反蒋，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抗战爆发后来到广西，任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实际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又是文化供应社的社长。陈此生，广西贵县人，早年就追求进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委、文化供应社秘书。他们虽无政治实权，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比较接近共产党，对共产党抱友好合作的态度，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当时桂林规模较大的一家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划下，得到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的大力支持而创办起来的。文化供应社办起来之后，由于陈劭先当了社长，便把胡愈之、张志让、傅彬然、宋云彬、邵荃麟、杨承芳、姜君辰、操震球、曹伯韩、林山、赵晓恩等先后安排到社里工作，掌握该社编辑、出版、发行大权，使文化供应社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出了不少好书。还有广丙建设研究会，名义上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担任会长、副会长，而实际上会务掌握在该会常务委员李任仁和陈劭先的手里。通过李、陈的关系，把千家驹安排为该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胡愈之任文化研究部副主任，白鹏飞为政治研究部副主任。同时还安排了一大批进步人士为研究员，这样就给进步文化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由于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在桂系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但可以而且也愿意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与李、白、黄的历史关系，对桂系当局（当时主持广西工作的主要是黄旭初）施加影响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皖南事变后，对于一些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中共党员文化人，如夏衍、范长江等，桂系还能做到“以礼相待，送客出门”，让他们去了香港。为了保留进步文化据点，生活书店被封之后，新知书店（党直接领导下的进步书店）立即采取对策，把桂西路门市部转让给文化供应社，自己只保留太平路的办公地点。而文化供应社却冒着不怕自己被查封的危险，接收了新知书店的一大批书籍和部分人员，承担了新知书店的一部分发行业务。这是文化供应社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也是陈劭先等暗中保护和支持的结果。香港沦陷以后，大批文化人脱险流落到了桂林，一时生活、工作无着，他们也曾设法予以资助，有些人受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尽力予以安置。总之，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帮了忙，做了好事的。抗战时期许多进步文化人愿意跑到桂林来，而不愿意到重庆去，这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内处于反共高潮期间，当时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逐步转到反共方面的情况下，桂林还能保存一定的进步文化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从香港脱险的进步文化人能够云集桂林，使1941年暂时处于低潮的桂林抗战文化又很快活跃起来，出现了个新的高潮，这与国民党民主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五）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统一战线）

党的领导是桂林文化城的灵魂。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阶级和政治情况，提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又提出了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当时对中间势力中的地方实力派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毛泽东的正确分析，是完全符合桂系和桂林的实际情况的。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的地方实力派，中共中央早在抗战前夕就已同桂系当局保持着联系。1937年6月，中共中央还派了张云逸为代表，专程到桂林会晤了李宗仁，密商国共第二次合作大计。抗战爆发以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桂系当局又有过多次接触，做了许多工作。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原则上是表示接受的。周恩来根据党的方针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由李克农负责桂林办事处的具体领导工作，这是中共在西南地区一个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党组织同时还有意识地从武汉、广州撤退了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的骨干来到桂林。以郭沫若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自武汉撤往重庆，经过桂林的时候，也留下了一部分党员和文化方面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第三科（宣传科），张志让为科长，党小组长是刘季平，大家称之为“小三厅”。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建立后，李克农同桂系当局和桂系民主派又分别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周恩来曾先后三次到桂林对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而且亲自出面做工作，使抗战时期桂林的政治形势显得比较好。除了公开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之外，在文化人中还有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当时的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救亡日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生活教育社、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抗敌演剧队、新中国剧社、国际新闻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等许多单位，都有党的地下组织或地下党员在活动。就是皖南事变以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虽然被迫撤离了，许多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但是党的工作还在继续。中共中央南方局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又与桂林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其后，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在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的领导下，又重新活跃起来。1942年新出版的文艺刊物就有十种之多，比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略少，但比重庆要多。戏剧运动进一步开展，直到1944年春西南剧展的举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过，当时因为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在特务横行的日子里，由于安全的关系，党的组织及其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有许多进步文化活动，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些党外文化人处于第一线，而实际情况则是党在那里起作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发挥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活动，从1938年到1944年桂林大撤退，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自始至终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以上提到的多属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固然重要，如果没有主观方面的能动作用，没有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默默奉献，要想在很短时期内形成一个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一个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桂林文化城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有赖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主观努力。

（六）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默默奉献，功不可没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战文化活动，从根本上说是要提倡进步思想，而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就是要和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争夺文化阵地，一句话，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去占领文化思想阵地，通过占据文化思想阵地，来传播先进文化，鼓舞广大青年奔向抗日前线，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争夺青年一代和占据文化思想阵地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和模范的作用，尽管当年在桂林工作的党员很少，但他们都坚定地响应党的号召：“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他们也像拿枪杆的战士一样，坚守并夺取了每一个需要占领的文化思想阵地。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广大文化工作者，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艰苦奋斗和默默奉献。有的被战时生活折磨得重病缠身，贫病交加，不幸病逝，如作家王鲁彦；有的被敌机轰炸，倒在血泊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音乐家张曙，长眠在桂林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像戏剧家田汉那样，靠笔尖挑起一家几口的生活重担，仍在默默地奉献，辛勤笔耕并关心别人；有像作家艾芜那样经常在躲避敌机空袭的情况下，还带着小凳在野外不停地写作；有像高土其那样高度残疾，仍以顽强的毅力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也有像萨空了那样，虽然身陷囹圄，在敌人的牢狱里仍以顽强的意志从事著述的报人。还有作家茅盾夫妇，1942年初从香港撤退到桂林，一时找不到安身之地，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丽君路找到一间几平方米的斗室暂住了下来，就在这样的斗室里，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作家巴金在抗战时期曾三次到桂林，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声中，他写下了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和《写给读者》，还写了小说《火》第一部和第三部。他在文章中指出：“血不会白流，痛苦应有补偿，牺牲不是徒然。”“物质的损坏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止和作者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信念消灭一样。”“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的文化将随着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存。”这就是巴金对敌人暴力的有力回答，也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广大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一个崇高的信念和目标而艰苦奋斗、默默奉献，他们是文化城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