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雷沛鸿对桂林抗战教育的贡献

雷沛鸿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以满腔热血参加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未改变旧中国社会的命运，残酷社会现实则给他印上深深的悲哀。他带着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留学英美。他通过考察欧美教育以及自身的深切感受得出结论：欧美国家之所以能自强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能最后成功都依赖于民众教育的普及。他确信“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图要”。因此，他像那个时代的很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雷沛鸿先生走教育救国之路，与同时代的一些教育家不同，有的人喜欢“独善其身”不愿为官，往往陷入难以施展抱负的穷境。而雷先生却愿意“兼济天下”，乐意为官，为的是能充分利用行政权力和行政立法手段实施其发展教育的宏图。学成回国后，他五次主持广西教育行政工作，四任教育厅长，每一次任职都有所建树。雷沛鸿先生整个抗战期间几乎都在桂林。从1938年应李宗仁先生的邀请来到桂林，直到1944年才离开。这期间曾担任广西教育厅长、广西大学校长、广西教育研究所所长、桂林科学实验馆主任委员、广西省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成人教育年推行委员会委员、广西省中学教材编撰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桂期间，他团结文化城中一批教育精英和知名学者，潜心研究和全力实践他的民族教育工程，使他终身追求的民族教育事业日益走向成熟。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且重大的教育成就几乎都集中体现在抗战时期。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名人，雷沛鸿先生对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桂林文化城的繁荣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一、普及基础教育功不可没

20世纪30～40年代的广西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偏远省份，当时的桂系当局欲以广西为阵地同蒋介石分庭抗礼，提出了“建设广西，振兴广西”的口号，但建设人才从哪里来？唯有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33年，雷沛鸿应李宗仁的邀请第三次出任广西教育厅长。这次出任的条件就是李宗仁答应一切按雷先生的理想计划行事。雷沛鸿充分利用这难得的宽松的政治条件，一上任就郑重宣布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施方针，提出教育大众化、教育与政治结合、教育与生产结合。面对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又创造性地提出以“爱国主义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实施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同时着手制定国民基础教育三宗法案：《广西普及教育五年（后改六年）计划大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指导区规程》。他吸取第一次普及基础教育失败的教训（1924年雷先生第一次主持广西教育行政工作，曾致力于这项事业），用立法手段来保证教育计划的有效实施，这正是雷沛鸿先生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以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客观上符合桂系当局的政治目标，因此得到广西当局的采纳，并予以大力推行。从此，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开展于整个广西。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虽然开始于1934年，但蓬勃发展却在抗战阶段。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及1936年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国民基础教育的中心也由南宁转移至桂林；其发展高潮以及最有成就的时期都在桂林。当时桂林实施初等教育的国民基础学校如春潮般涌现，尤其是在穷乡僻壤也第一次有了学校，不少乡镇还办起了中心校。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桂林城区仅有公立学校10所（其中3所还是中心校的分部），县乡（镇）公立学校10所，没有一所上一点规模的私立学校。而到了1945年抗战结束时，发展到政府直接投资并管理的市立中心校就有市实验中心校等10所，私立学校14所，子弟学校2所，桂林城乡共有国民基础学校57所。这么多的学校不仅使得包括边远山村在内的广大适龄儿童基本能上学，还使得暂时迁移桂林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人学者的子弟及难童都有书可读。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打仗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教学，学校将学生编成国民基础教育队，充分利用桂林山多的地势在野外、岩洞里继续上课。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能取得这样的教育成就是非常不易的。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有何实效和意义呢？《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大纲》规定：国民基础教育的主旨要求是以政治力量为主，经济力量为辅，在6年内普及全省，并以国民基础教育力量助成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因此，国民基础教育采取“学问与劳动合作，学问劳动与政治合作”的教育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到生产中去，指引民众协助政府造就乡村建设运动和民族复兴运动。而且，国民基础教育不但包括儿童初等教育，还包括成人教育。大纲规定：8岁至12岁儿童必须接受2年国民基础教育；12至16岁的失学儿童必须补习一年的短期国民基础教育；18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6个月的综合扫盲教育。村街设基础学校，乡镇设中心基础学校，每一所国民基础学校就成为了地方文化中心。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一所三用”（乡村行政机关、民团组织、教育机构为一体）；“一人三长制”（乡村长、民团长和校长集于一身）。这样，行政部门、社会和学校合办教育，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给予基础教育足够的保证。一，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双管齐下；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为一体。这样国民基础教育既不是单纯的“小学义务教育”，也并非完全地“扫除文盲教育”，而是更广泛的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素质教育，更是一场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这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独创。

“以爱国主义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达到了预期的两个目标：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唤醒、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助成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因此，在抗战时期颇受社会的好评，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树为榜样。1940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国民教育会议上，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被纳入全国教育实施纲领，推行于全国。可以说，国民基础教育是全国普及基础教育（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实现）的先锋，抗战时期不少省份的基础教育因战乱而受重挫，而广西的基础教育却得到空前普及和发展。在这一点上雷沛鸿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二、卓有成效的成人教育年

正当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蓬勃发展之时，时局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开始，中国处在民族危机之秋，必须在短期内作好明耻教战的各种准备。一向重视成人教育的雷沛鸿曾在1936年就提出了《广西成人教育实施方案设计研究》，要求加快成人教育的速度和加强教学内容的改进，要求加强军事建设，增加抗日救亡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此方案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雷沛鸿只好出国考察。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沛鸿立即结束了在欧美的教育考察，回国参加抗日宣传。他以“世界教育旅行后之感想”为题发表演说，指出当前的战争，“不单是各国的军事战、经济战，而是各国民族的思想战。在此际，要有武力，更要有智力，尤要有武力与智力的合作。诚能如此，一国方能在万劫中挣扎生存，否则自取灭亡。”因此，他提醒当政者：与国家民族存亡关系重大的成人教育应“全体动员”，“及早普及”。 1938年雷沛鸿第四次出任教育厅长，他立即提出《中华民国战时民众教育方案》，系统地阐明了开展成人教育的宗旨、目标、原则、内容、形式、方法、组织机构、实施力量等，实际上成了后来发动成人教育年和制定实施方案的总纲。他还建议举办“成人教育年活动”，计划在这一年中基本完成扫盲任务（当时全省尚有未参加国民基础教育的成人文盲近250万人，按原计划还须5年才能完成），得到支持。广西省政府亦将1939年正式定为成人教育年，成立了广西成人教育年推行委员会，雷先生主任委员（后任主任委员），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以抗战为中心内容的成人教育运动。在成人教育年中全省分区域办了4期扫盲班（桂南地区因日寇侵扰，只办了2期），每期2个月，每班40人，参加扫盲的有24万多人次。全省投入教育经费98.86万元，基本扫除了45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计1889602人，合格结业的占8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妇女也热烈参加扫盲，每晚都有提灯越山过岭襁负婴儿前来就学的妇女，那场景是何等的感人。广西成人教育年创下了前无古人的教育奇迹，在全省造成了浓厚的教育风气。

由于成人教育年活动的开展，不仅基本扫除青壮文盲，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民族危机意识，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广大民众对抗日救亡和地方基层建设的认识，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广西儿女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举世公认的。那时，仅1300多万人口的广西就有近70万的热血青年应征参战，多是一经动员就气昂昂地奔赴战场。而且，士兵文化水平较高，也很少有逃兵，打仗机智勇敢。雷沛鸿推行的成人教育年活动直接为抗战救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中等教育改革的尝试——创制国民中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中等教育并存两种体制，一是脱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封闭式教育——私塾；另一种是抄袭外国的“三三制”，两种教育体制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尤其脱离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及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当时不少教育志士已指出“三三制”的大一统格局的弊病，纷纷提出改革意见，但都不切实际而难以实施。只有1936年雷沛鸿创建的国民中学制度，才为我国改革中等教育体制开拓了新的途径。

那时，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广西急需大批的地方四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基层人才，而“三三制”中等教育只能单一的培养升学预备人才，况且，形势危急，学生中学毕业即失业。学生既无一技之长又缺少专门的训练，难以适应抗战救国形势需要。雷沛鸿先生对中等教育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学制改革。他根据广西贫穷落后的客观实际，将初中、高中的各3年的6学年缩短为国民中学的4年，又分为前后两期（各2年）。修完前期为结业，学完后期可毕业，并规定采取灵活的学分制，可休学也可复学，坚持读到第4年的可享受公费生待遇。这一改革很利于家境贫困的学生也能读完中学。二是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暂时砍掉一些要求较高的学科，如外语，增开一些初级专业知识，像师范、农、工、商等。设农场、工场、商店以供学生实习，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以解决就业问题。这项改革可以说是开辟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前奏。如想升学，第3年可补习外语再投考高一级学校。国民中学的毕业生具有充当基层公务员资格，结业生到基层服务一年后可保送（工作优秀的）或投考民团干部学校或其他技术学校。既可以升学又能够就业，可谓两全其美。所以国民中学创办初期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到1944年秋，国民中学已遍及广西各县，发展到80所左右，在校生达21万，几乎与普通中学平分秋色。

国民中学的创制标志着我国中等教育开始分流，实行多轨制教育（这乃是当今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这是雷沛鸿先生教育体系的又一独创。这也是雷沛鸿教育大众化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尽管这一中等教育体制改革因历史、社会等多种原因没有能继续下去，但它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与普通中学最大的不同就是打破了少数富家子弟独占中等教育的局面，为广大贫苦青少年创造了接受完国民基础教育后能有继续升造的机会。其次，国民中学为地方培养了大批基层建设干部。不少国中生为抗战、为广西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也有国中生。再次，这一改革引起了海内外教育专家的关注和赞赏，被誉为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四，对中国中等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对桂系在广西的统治颇有成见，但对国民中学制却另眼相看。1939年他派督学来广西视察，特别关照，如果确有成效，可考虑在全国推广。后来教育部也曾一度推广全国。如今台湾地区仍有不少国中，普通中学与国中并存，便可知其影响和渊源关系。

四、积极开拓教育学术研究

雷沛鸿虽然主掌全省教育行政工作，却十分重视教育学术的研究，他以为，教育学术研究是教育发展的龙头和另一个必须基础（针对物质基础而言）。抗战时期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两个教育学术研究机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广西教育研究所。早在1933年，为了指导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雷沛鸿就创立了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其宗旨在于研究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并辅导促进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试行和推广。他亲自担任院长，还设了一所实验小学。该院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各县教育行政干部，培养国民基础教育师资，编写课本及其他参考书。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不仅是广西第一个教育研究机构，也是全国第一所教育学术研究机构，它的创立及其工作为广西的教育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是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可惜后来因为政局动荡被迫“关门”，而未能完成预期的任务。

1938年，雷沛鸿第四次出任教育厅长。为继续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未完成的工作，他向省政府建议特设广西教育研究所。1940年8月正式成立，地址就在桂林普陀山下。教育研究所是集教学（培训各类师资）、科研于一体，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广西教育行政智囊机构。雷沛鸿主持教育研究所的主要功绩有三：一是指导促进创办国民中学；二是构思和策划民族教育体系的高级层次即筹建国民大学——西江学院、南宁农业专科学校；三是出版教育书刊。教育书刊分为三类，其一为教育研究所创办的教育刊物如《广西教育研究》、《教育导报》；其二为教育丛书<国民基础教育论丛》、《国民中学创制》等；其三为编写的国民中学教材如《教育概论》、《实习指导》等。教育研究所在战争环境中经费经常得不到保证，但在雷沛鸿的带领下，全体员工积极工作，成效显著，并一直坚持到日寇占领桂林的前夕才紧急疏散到百色。

五、积极发展地方高等教育

要普及基础教育，发展教育事业，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师资条件和一批中高级人才。雷沛鸿作为广西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他一边选派优秀青年到北师大学习，准备师资；一边积极筹办广西自己的高校。他曾亲自参加了4所大学的筹备和管理。

首先，参加广西大学的筹建，并在该校校长马君武逝世的当年10月（马君武于1940年8月去世，当时西大已迁移桂林）担任西大校长。他当校长期间推行“学术自由，兼收并蓄”，对学校实行民主管理。他广泛邀请撤退到桂林的专家、学者、教授及社会名流到西大讲学，只要主张抗日救亡，团结进步，各种思想观点都可兼收并蓄。而且他还亲自抓校政、校园建设，将原文法学院增设商科扩大并更名为法商学院，增设会计银行系；同时新建图书馆、物理馆、化学馆和学生宿舍等。他担任西大校长不到一年（他在西大提倡的民主、自由的校风和奋发向上、团结抗日的精神为陈立夫所不容，于1941年8月被免职），就使西大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

其次，他主持创办了省立医学院。20世纪30年代初，广西没有一所正式的现代医院，人民缺医少药，尤其是缺乏西医大夫。针对这种情况，雷沛鸿在1933年第三次出任教育厅长的次年（当时还没有卫生厅），就积极呈请省政府批准创办“广西省立医学院”。 1938年又在医学院动荡危难之机以厅长身份任代理院长。鉴于医学院原址田阳交通困难，信息闭塞，雷沛鸿建议迁址到桂林，得到批准，1940年8月医学院全部迁抵桂林七星岩下的新建院舍。9月复课及招收新生，并附设医院开诊。结束了医学院成立5年来“五易校名，五换校长”、“三年停止招生”的挣扎局面，关键时刻挽救了医学院。

第三，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在抗战期间知难而上，创办国民大学的雏形——西江学院，以形成他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由于是战争环境，更由于雷沛鸿的办学方针不符合国民党政府的胃口，这所大学不是由政府投资，而是由西江上游各县筹款联立而成，并依赖教育研究所协助发展的高等教育学校。因地制宜依靠社会力量办大学，各出资县按出资比例选送学生入校，这种办学思路和招生方式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首创。西江学院虽然办在南宁，但其整个构思和筹备都是在桂林的广西教育研究所完成的。

第四，雷沛鸿考虑到战后恢复农业生产急需农业技术人才，1942年他又提出创建私立南宁农业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建成招生。后来该校为广西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为战后恢复农业生产做出重要贡献。

雷沛鸿还善于“借鸡下蛋”，利用文化、教育、科技名人云集“抗战文化城”的有利条件，聘请这些人到高校任职或上课。如知名学者弋绍龙博士、李祖蔚博士、孟宪尽博士、地质学家李四光、教育专家童润之等知名学者都是雷沛鸿亲自下聘请他们客座高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都到高校讲过课。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广西地方高校师资队伍主要由外来人才组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雷沛鸿的民主、自由的治学方针和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这期间，桂林的现代高等教育实现了从零的起点到空前发展的飞跃。 1938年西大本部和工学院迁往桂林，1939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那时小小的桂林城成为后方重镇，人口急增，人才荟萃，财富汇聚。不少外省青年求学西大，西大事实上已由地方大学变成为规模不小的（当时有10个院系，在职教授一百多人和为数不少的客座教授，在校学生千余人）全国性大学。不少战区的高校为躲避战火而南迁大后方，从1938年到1943年，有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在桂林招本科生）、西南商业专科学校等近10所高校迁移桂林。桂林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才之优势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先后办起了好几所高校，如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这些高校为桂林、为广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也为以后桂林的高教事业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六、艰难条件下创办科教事业

雷沛鸿在抗战时期尽力发展科教事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创办科学实验所；第二，主持桂林科学实验馆的日常工作。

为了节省中等教育经费，又能达到高标准的理科教学，1934年雷沛鸿创办南宁科学集中实验所，聘请留美博士马心仪为所长。各中学的理、化、生实验课每学期集中几天到实验所做实验；教学上的疑难问题集中研究解决；仪器、药品和标本由实验所集中办理，不在每校设一套。这样的设置是非常实事求是的，这使得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尽可能地丰富教材，提高教学质量，最大限度地保证中学理科教学任务的完成起到极大的作用。后来因日军侵桂，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进行，加上财政困难，政府不再拨给经费，实验所由消耗单位改为生产单位——教育用品制造所。制造所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造生产了许多教学用品。除广西外，外地省份也纷纷订货，还曾出口东南亚国家。在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雷沛鸿所创的科教事业不仅没有垮掉，还能自给自足，委实不易。因此，制造所受到当时的教育部的嘉奖，其生产的产品也在全国教材展览会上获特别奖。

1938年，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联合创办桂林科学实验馆，特聘李四光为馆长。科学实验馆的任务有三大项，其中一项就是“协助广西科学教育之发展”，所以雷沛鸿对科学实验馆的工作很关心也极有兴趣。当时科学实验馆在良丰，就在西大的对面，雷沛鸿任校长时很赞赏蔡元培在北大“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并将其引进到西大。李四光积极支持雷沛鸿的做法，两人因此成为挚友。雷沛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1941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免去雷沛鸿校长职务。雷沛鸿离开西大后一时没有着落，李四光亲自把雷沛鸿一家接到科学实验馆去住。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邀请雷沛鸿出任桂林科学实验馆的主任委员，主持馆务日常工作，直到1943年广西教育研究所改组，雷沛鸿重任所长时才离开科学实验馆。

七、及时开办电化教育和民族师范教育

抗战初期，雷沛鸿最初开办电化教育是为了改变普通百姓不能及时知道战事情况的闭塞现状，开始只设了一个收音室，将收听到的新闻印发出去。后来为了扩大抗战教育，1940年3月在收音室的基础上成立省电化教育室（后改为省电化教育辅导处），并聘请疏散到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校广播电台的陈汀声任主任组建电影队（当时有6个16mm和1个35mm电影巡回放映队）。 1940年8月开办收音员讲习班，学员主要是各地中小学的物理老师，雷沛鸿亲自兼任班主任。后来，又办巡回讲习班，把定式教育和非定式教育相结合，培养了大批收音人员，为抗日宣传奠定了人才基础。电影队则深入乡村放幻灯宣传片和电影。电教室还自办“粤西广播电台”，并在独秀峰顶上安装了100瓦的5个高音喇叭，一方面报告敌机空袭情况；另一方面播放抗日宣传节目，效果极好，市民称便。当时广西的电化教育不仅在人力、设备、组织方面堪称第一，而且在抗日宣传，战时教育也颇有成效。

雷沛鸿积极开创广西少数民族师范教育，在全国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历程中，随着入学人数的剧增，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奇缺。雷沛鸿在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设立特种师范培训班，培养民族师资力量，但杯水车薪，不解决根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雷沛鸿多次向广西当局提出创办民族师范学校。经过多方努力，1935年1月，终于办起了广西第一所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不久随省政府迁至桂林，就是现在的广西自治区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的前身。该校专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中、初级师资。这些学生回到瑶寨苗岭壮乡成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中坚力量。该校还是我国西南诸省民族师范教育的先导，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作者单位：桂林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