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西抗战救亡戏剧运动中的“三杰”之一——熊佛西（下）

三

熊佛西不仅是戏剧活动家、戏剧理论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谢明：《熊佛西戏剧教育思想概论》，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88页，）从1920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他先后创作了《这是谁的错》(1920)、《新人的生活》(1921)、《甲子第一天》(1925)，《一片爱国心》(1925)、《洋状元》(1926)等多幕剧和《新闻记者》(1921)、《青春的悲哀》(1922)等独幕剧，这些剧作在“我国现代话剧创作处于一个从无到有的拓荒时期”，是我国现代话剧文学宝库中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见《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106-108页），抗战前期，“熊佛西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自觉地将自己的剧作同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斗争结合起来”，“创作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害群之马》（又名《圣诞之夜》）两个多幕剧和《搜查》，《人与傀儡》、《国积》三个独幕剧；并改编了《吴越春秋》、《后防》两个多幕剧，这七个剧本都与抗战有关。”（见《观代戏剧家熊佛西》第123页，）如果说熊佛西抗战前期这七个剧本也和同对期的其他抗战剧本一样，只注意了在思想内容上迅速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一面，而忽略了艺术上的表现技巧的话，那么，进入抗战后期之后，也就是他从重庆于1941年来到桂林之后，“由于长期的抗战生活磨练和艺术实践的积累，在观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把握上，熊佛西的创作取得了新的进步”。（见《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124页，）具体表现在他创作的三幕四场史剧《袁世凯》和独幕剧《新生代》，《月下悲剧》（该剧见于1943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五期刊登本刊第8期“戏剧专号”预告，未见发表）三个剧本上，其代表作是《袁世凯》。

多幕剧《袁世凯》创作于1942年，先是在《文学创作》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第三期连载，后又作为“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由桂林崇善路文人出版社付印，这出戏是剧作家在阅读和研究了《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盾鼻记》（梁任公）、《五十年来国事丛谈》、《洪宪帝》（高劳）、《军公遗墨》（蔡松坡）、《新华春梦记》（杨尘因）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将揭露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历史题材，同全民抗战的现实斗争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经过精心构思而创作出来的，该剧的主人公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其主题是“铲除袁世凯的作风与扫荡当前的封建势力。”（熊佛西：《关于我写的<袁世凯>》，载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这出戏的主题“虽然不直接表现抗战……但作者的构思仍然来源于现实，作品的锋芒针对着现实”，它“要矫正和抨击现在还普遍的蔓延或活跃在中国各阶层的社会里的所谓袁世凯的作风与一般封建势力腐化思想的渣淀”，（周靖波：《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历史剧》，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4月版）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到底算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他是“怪杰”，而熊佛西则“认为他是一个妖魔，一个叛逆民国的千古罪人”！就是他“为中国政治开了一个极坏的风气，为中国社会种了一个极深的恶果：他——手握着枪，一手拿着钱，威胁诱利，强奸民意，买通的则买通，不能买通的则屠杀一一明杀或暗杀！我国自古留下来的廉让的政治道德，敦厚朴实的社会风尚，都被他摧残无遗，袁世凯的罪恶岂仅称帝而已？袁氏已死了将近三十年，然而他留下来的毒素一一所谓“袁世凯的作风”与一般封建势力腐化思想的渣淀，现在还普遍的漫延或活跃在中国各阶层的社会里，这对于正在生长的革命的中国是有极大危害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合理的矫正与无情的攻击，”（熊佛西：《关于我写的<袁世凯>》，载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6期，）这就是剧作者写作《袁世凯》的动机，在创作该剧的前夕，熊佛西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苗》，借主人公铁生（这个形象在很多方面渗透了熊佛西自己的感受）之口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扑灭汉奸都比较容易，只要抗战胜利了，这两种祸害都必然会消灭，惟有铲除封建势力至少还须我们五十年的努力奋斗。”（转引自《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35页，）从《袁世凯》和《铁苗》这两部作品可以清楚的看出，熊佛西对封建势力深恶痛绝，并对它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有比较深的认识，在他看来，当时制造大后方种种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正是封建势力在作崇不用说，袁世凯过去复辟帝制是妄图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大暴露，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独裁，坚持倒退的罪恶行径，在维护封建势力上，与袁世凯有异曲同功之妙：《袁世凯》一剧中揭露的是大军阀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奇耻大辱，它所影射的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一伙狐群狗党，那些强奸民意与人民为敌的人，那些逆时代潮流而动专开历史倒车的人，终究要被历史淘汰，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袁世凯》这个剧本展示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探蒂固的国家，多幕史剧《袁世凯》既无情地鞭挞了抗战时期的封建势力，也自然仍在鞭挞着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封建势力的残渣余孽，这就是说，《袁世凯》这个剧本，不仅在抗战时期有进步意义，即使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将产生积极作用。

选材精譬是熊佛西剧作艺术的一贯特色，《袁世凯》尤为突出，剧中主人公袁世凯，他的一生是很复杂的，单就他的私生活和家庭丑史，足可以写成一部滑稽闹剧，而且可以预言，这部戏写出来后剧场效果定会获得轰动效应，然而，剧作家没有选取这些题材，袁世凯还参加过戊戌政变和小站练兵多年，剧作家也一概抛弃，最后，选取反映袁世凯最本质的事件一一窃位称帝和复辟倒退采作为本剧的中心题材，贯串始终，时间从中华民国四年(1316)幕秋阴谋窃位写起，到民国五年(1916)端午节前后彻底失败告终，历时半年余，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里，袁世凯为了做皇帝，使用了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除了结党营私，利用帝制派头面人物杨拓一、方面操纵国会，搞出一个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所谓“推戴书”，一方面不惜重金买通新闻记者，创办了一份《亚细亚报》为袁氏做皇帝造舆沦之外，袁世凯本人也大玩阴谋家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剧中有两处写得颇为生动，一处是袁世凯的世交一一年近古稀的汪凤瀛老人，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不同意袁世凯做皇帝，亲自登门相劝，汪对袁说：“你想，我们中国推翻几千年的专制暴政之后，已经实行了四年的共和政体，内政外交虽不能尽满人意，但一切都有进步了，大家都晓得这个国家是人人共有的！观在你做大总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做皇帝呢？”汪还对袁氏说：你“若一味违反现在的民意，群起攻击，虽筑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到那时恐怕您也抵挡不住了！臂如西楚项羽，当年总算雄霸一时，威武盖世，然而后来救困乌江，终不免仰天长叹，而至自杀！那时项羽只有沛公一人与他为敌，尚且如此，何况您现在与全国民众为敌呢？我这忠言逆耳希望你三思而行呀，四爷！别人都怕你的权势，所以不敢来向你直说！我，你是知道的，一向耿直成性，向来不怕什么暗杀和逮捕的！我现在已经是个七十老朽，所余者仅有一死！四爷，我今天来是为四万万同胞请愿的，清你千万不要做皇帝，我向你叩头！”这位七十老者侃侃陈词，语重心长，越说心情越激动，说到最后，他竞要双膝跪地向袁世凯叩头，袁世凯边急忙向前阻止边假惺惺地对汪凤瀛老人说：“汪老！汪老！你老人家说的这篇大道理，可以说义正词严，小弟非常感佩！不过，你所说的我要做皇帝的这件事完全是那些幸灾乐祸的党人，别有用心，故意风风雨雨在外面散布谣言！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汪凤赢老人代表四万万同胞登门请愿，诚言相劝，可谓仁至义尽，而袁世凯不但不顺从民意，竞违背自己的良心，反说别人说他想做皇帝是“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恬不知耻地当着大儿子袁克定的面中伤荃老，胡说荃老“疯疯颠颠的又在这儿说了一大套疯话”，骂他是“老而不死的东西”，“不是念在老朋友的分上”，“早就对他不起了！”袁世凯在荃老面前和荃老走了以后所说的话，判若两人，是两付完全不同的面孔，上面所述是袁世凯玩弄两面阴谋手法的一处，另一处是在第三幕第一场，袁克定向他父亲袁世凯报告：“唐育义那个革命党，今天早上在上海车站被刺身死了！”——袁世凯 是吗？这倒是件好事，上海方面的火完全是他煽动起来的。

杨拓 唐育义这个家伙早就该死！

袁世凯 不过，克定，还要用我的名义发个通报，命令他们捉拿凶手，并且说要严办！

袁克定 是！

袁世凯 另外打个电报慰问唐育义的家属。

倪嗣从 陛下，去刺唐育义的凶手您可不能拿办，他是我的部下，唐育义不是你命令我去暗杀的吗？

袁世凯 嗣从，你真是个老粗，暗杀归暗杀，通电归通电！懂玛？好一个“暗杀归暗杀！通电归通电！”分明是在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他那一付阴险、凶残、狡猾的嘴脸，这时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暴露无遗。

该剧的剧名是《袁世凯》，全剧自始至终围绕着主人公一一窃国大盗袁世凯来做戏，袁世凯的形象除他本人赤裸裸的表演之外，也可从袁世凯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期以刻划，句克明和她母亲句妈妈在袁家当牛做马几十年，对袁氏的为人了翔指掌，在寂世凯还未出场之前，句克明跟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周尚贤小姐有这样一段对话：

克明  （轻轻的）你以为他这个大总统真的是选出来的吗？

尚贤  怎么不是的？是国会投票选出来的！

克明  我告诉你吧，周小姐，他完全用的是这个（从身上掏出一支手枪来）逼出来的！记得那年在坊桥选举总统的时候，那些议员老爷们不想选他，他就派了一团便衣队，每人发一支手枪，冒充公民请愿团紧紧的把会场包围起来！你想，在这样的情形下，谁敢不选他？这段对话，给人留下了袁世凯是个不得人心的阴谋家的印象，他做总统是拿着枪杆子逼着议员们选他的，如今他又要做皇帝更是强奸民意之所为，句克明还告诉新来的周小姐，总统的“脾气不好，总要人家服从他！不服从他，他就杀你！”袁世凯的凶残面目在这里再次和盘托出：

剧作家就是这样，抓住袁世凯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一一窃位做皇帝生发开去，人物集中，事件集中，矛盾发展自然，剧情起伏宕荡，高潮设计在袁世凯垮台之时，全剧一气呵成，这不能不归功于剧作家选材的高超匠心。

熊佛西创作的《袁世凯》，不仅精于选材，在创作手法上也多种多样，运用自如，尤以反衬法（或称对比法）和虚实结合法运用得比较成功，在反衬法运用上，剧中主要体观在忠与奸的斗争，袁世凯为了达到他改变国体窃做洪宪皇帝宝座的野心，一方面对老百姓实行高压政策，把反对他做皇帝的人抓起来，小凤仙身边的侍者徐妈的儿子以及许多乡下人都被抓了，其罪名是他们不肯出什么“登极救国捐，这样就冲突起来，还死了好些人，”另一方面，袁世凯妄图拉拢蔡松纹跟他入伙，对蔡甜言密语热情非常，吹捧蔡“是我们中国文武双全的模范军人”。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慷慨解囊，送给蔡松坡十万元支票去日本养病，以图调虎离山．蔡松坡志在国家，心为民族，哪肯吃袁世凯这一套，他拒收袁氏的臭钱，将十万元支票撕得粉碎，因为他已看透了袁氏的狂妄野心，戏进入第二幕，小凤仙问蔡松坡是不是“袁世凯一定要做皇帝？”蔡答：“这已戏了铁一般的事实，他准于元旦登极！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受着几千年专制暴政的压迫，幸得孙中山先生领导我们革命，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好不容易才将专制推翻，改成观在五族共和的民国，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享着自由平等的幸福，不料贪而无厌的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不知足，现在还要做皇帝，真是毫无心肝！”蔡松坡还激动的对小凤仙说：“假使我们这般有热血的，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到这时还不起来反抗，还不起来把袁世凯这个混世的魔王打倒，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成千成万的烈土？。蔡松坡就是在这种强烈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和小凤仙以及他的老仆人高义共商妙计并在他们支持下，顺利地逃出了虎口，途经天津，转道日本、越南，回到云南，联合贵州、广西、广东等反袁力量，揭竿而起，最后终于把袁世凯赶下了台，在这里，蔡松坡的忠与袁世凯的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熊佛西之所以“用蔡松坡的忠贞来反衬袁世凯的奸猾”其目的是，为了使主题发挥得更有力量，“（熊佛西：《关于我写的<袁世凯>》，载《文学创作》1943年l1月16日出版第1卷第4期第83页）剧作家的这个愿望，在通读全剧之后是达到了的，在反衬法的运用上，还表现在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和二儿子袁克文的直接交锋上，袁克定为了做皇太子，继承皇位，处心积虑地勾结杨拓，倪嗣从等帝制派的核心人物，为其父早日登基蠢蠢欲动，坏事做绝，袁克文则反对其父做皇帝，在第一幕戏中，他当着父亲的面说：“我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上说，我反对帝制，我反对任何人再出来做皇帝；站在我袁家的立场，我不赞成我父亲出来牺牲！”当杨拓和袁克定为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密锣紧鼓的时候，袁克文大唱《打鼓骂曹》：谗臣当道谋汉朝，其锋芒所指不言而喻，袁克定的奸和袁克文的忠在这里也是泾渭分明，反衬强烈．从这里也可看出，袁世凯做皇帝，不但四万万国民反对，连他的二儿子也旗帜鲜明地站出寒反对，更有甚者，与袁世凯朝夕相伴几十年的结发妻子也不赞成丈夫做皇帝！她竟一气之下离开袁世凯的新华宫回到了老家项城，这也说明袁世凯做皇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民心（包括妻儿之心）背道而弛，置好友和亲人的劝阻于不顾，最后落得个众叛亲逆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在国外、英、法、美俄等国反对他，在国内，袁世凯提拔的亲信陈二庵、汤乡铭、冯国璋、李纯、朱瑞也叛变了他，纷纷步蔡松坡的后尘宣布独立，最后，连饱亲手培养起来的拱卫军模范团以及卫队，全部调转枪口对准袁家王朝，袁世凯之所以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反衬法的成功运用，既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又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使该剧成为“堪称本年（指1942年）剧坛上之一大收获”，(见《文学创作》 1942年11月15日出版第1卷第3期封三)在桂林抗战剧坛上，欧阳予倩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忠王李秀成》，是运用反衬法（李秀成的忠与陈坤书的奸）的成功范例，《袁世凯》是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虚实结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表现手法，也是《袁世凯》一剧的艺术特色之—，剧中的袁克良是袁世凯的三少爷，因患脑病，头大身小，半身不遂，长期卧病在床，不能出场，采用虚写（袁世凯的原配夫人反对他做皇帝，一气之下走回老家，是通过袁克文和句妈告诉观众的，也是采用虚写），在第一幕戏结束之前，当杨拓作为参政院的代表向袁氏呈递请他出来做皇帝的“推戴书”，袁氏欣欣然时，从舞台右侧三少爷的病房里传出袁克良的狂叫：“爸爸，你害苦了我！”这是虚写，也是该剧绝妙的一笔，隐喻和影射尽在其中，三少爷患病时，袁世凯不让他就医，自作聪明为儿子开处方，以至吃错药才成了这个样子，袁世凯自己也承认，是他害了三少爷，因此，他对三少爷特别迁就，也特别疼爱，以忏悔自己的过失，  当观众听到从舞台右侧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和狂叫声时，一个可怜的病夫形象牵动着观众的心，而当时中国不也是被外国人称作“东亚病夫”的吗？观众很自然地把戏中的病夫和中国这个“病夫”联系在一起，三少爷这个病夫是袁世凯害的，中国这个“病夫”同样是袁世凯之流害的，进入抗战时期，袁世凯虽然已死了三十年，然而，袁世凯的阴魂不散，承袭“袁世凯作风”的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在继续毒害着中国的肌体，因此，“爸爸，你害苦了我！”这句台词，寓意是很深很深的，它不仅是三少爷一个人的声音也道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里话，袁世凯害苦的不仅仅是一个三少爷，而是整个中国，当三少爷狂叫“爸爸，你害苦了我！”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台上得意洋洋，“欣欣然！”所以，这时的虚写是虚中带实的。也就在三少爷狂叫的时候，台上杨拓在送“推戴书”，台后又传来二少爷袁克文在唱《打鼓骂曹》，这里送“推戴书”是实写，唱《打鼓骂曹》是虚写，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剧本既简洁，紧凑，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造成精炼、纯美的艺术效果”，（见《现代戏居家熊佛西》第128页。）

如何使话剧民族化，是抗战剧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剧作家都在执着的探索与追求，熊佛西便是其中的一个，第二幕小凤仙在北京八大胡同“云吉班”寓所一边陪杨拓、袁克定和倪嗣从之流饮酒，一边唱起四季小调来给他们消遣取乐，这是田汉创造的“话剧加唱”的又一次新探索，听惯了戏曲的中国观众，欣赏戏曲中的唱腔已成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他们在欣赏话剧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这种审美追求，而“话剧加唱”正是满足中国观众这种审美追求的新赏试，熊佛西在剧中匠心独具的安排厂这种赏试，并获得了成功，其具体表现在：唱——出现在合适的环境，妓女的卖身生涯往往是与唱情曲小调连在一起的，这几乎成了表现妓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凤仙所唱的四季小调，是蔡松坡邀请杨拓等人来小凤仙寓所赴宴，在酒席筵前唱的，显得十分自然，与环境气氛极为吻合；唱——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正是小凤仙那甜美而富有魅力的歌声迷住了杨拓等人，蔡松坡才得以脱身出逃，而蔡的出逃，既使袁世凯和帝制派惶恐不安，又使全国的反袁运动接踵而起，剧情一步步趋向高潮；唱一一与剧情紧密相连，小凤仙在四季歌里唱道：

……

夏季里，相思日偏长，

清风吹来十里菱荷香，

热难当，叹一群蜂蝶何事往来忙？

赫赫探花使，皇皇酿蜜王，

到头来为他人做衣裳，

双宿双飞，笑煞了鸳鸯，

栏杆独倚，俏骂一声郎，

奴的天儿啊，

我好似孤雁儿怎能耐凄凉？

你似个孤舟儿怎能禁波浪？

……在小凤仙唱的四季调里，既表现了她凄凉的身世和对蔡松坡的眷恋；更道出了她对袁世凯及帝制派的不满，当唱完“夏季里”之后，杨拓向着倪嗣从说：“凤仙在骂你，问你何事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安庆这样忙？“白”为他人做衣裳”，当春、夏、秋、冬四季唱完之后，杨拓更惦出了这首四季调的份量，不无疑惑的说：“我觉得凤仙今晚唱的这个小调似乎有点挖苦我们？”袁克定接着回话：“可不是吗？她简直是在骂咱们罗！”杨拓和袁克定说对了，小凤仙是在或明或暗地在挖苦他们。骂他们，正是小调中渗透着挖苦和骂，才使小凤仙的唱与整个剧情结合得天衣无缝，也正是熊佛西的剧作创作手法的高明之处，更是他在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作出的新贡献。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熊佛西剧作的执着追求，他不象有的剧作家只注重主要人物而忽视次要人物，他在运用各种创作技巧勾勒主要人物形象的同时，对次要人物形象也同样-一丝不苟，认真对待，给人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下面试以《袁世凯》中的几个次要人物略加评述，年方二十的小风仙，本是世家后裔，后因辛亥革命家破人亡，不幸被流落到‘云吉班’当妓女，她在结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蔡松坡之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同情蔡的遭遇，支持蔡的反袁行动，以唱四季小调作掩护，跟高义一道，协助蔡出逃成功，后来，蔡松坡联合反袁力量，一举推翻了袁世凯，若论功行赏，小凤仙这一份是不能少的，这是小凤仙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一一在是非曲直面前，她一点不含糊，她虽是个风尘女子，却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当杨拓等帝制派审讯小凤仙时，她对蔡松坡的去向明明晓得，就是一口咬定“不知道”！袁克定眼看在小凤仙身上捞不到什么稻草，命令卫士拉她出去枪毙，这时，好色之徒一一另一个帝制派的黑干将、安徽都督倪嗣从站出来为小凤仙保架，其目的是想讨美如天仙的小凤仙做第四房姨太太，他厚颜无耻地说：“你们把中国人全都杀了我也不管，可是人们今天要杀我心爱的凤仙，那可不成”，“凤仙，你走！今天有我老倪，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他以为这样讨好小凤仙，定会得到她的感激，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拉住小凤仙”，万万没怒到，小凤仙怒目而视，狠狠地奏了他——记耳光，唾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做妓女的虽然是个下贱货，但也得看人！象你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配吗？”一个普通妓女的正义感和高尚的人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小凤仙留给观众的又一个深刻印象，剧中的另一个次要人物高义，是蔡松坡的老仆人，蔡就是化着他的装出走的，与他的紧密配合分不开，蔡离京后，他道到了同小凤仙一样被逮捕的命运，在审讯时，他大义凛然一一你问“我们蔡老爷吗？他到云南去起义了！他看不惯你们这些狐群狗党！”“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盗国殃民，口里满嘴的仁义道德，心里一肚皮的男盗女娼！你们是民族国家的罪人呀！”高义的这席话，代表了下层劳动者心灵的呼号：给人的印象也是深的：袁世凯的侄孙子袁瑛，在剧中也是一个很次要的人物，他只出场两次，一次是在第一幕他爸爸带他去面见袁世凯，叫他叫袁世凯“皇帝公公”；他不叫，最后在他爸爸强制下才勉强叫了一声“总统公公”：另一次是在第三幕，他在句光明的协助下，在袁世凯的办公室拿到了袁世凯秘密跟日本签订的七条卖国条约，并及时散发到社会上，在国民中引起了强烈义愤，袁瑛的戏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却不浅，成为袁世凯后院起火的又一个点火人（点火人还有袁克文，袁克良两兄弟及他们的母亲等），此外属于次要人物的汪凤瀛，句妈、句克明和周尚贤，也都一个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

如果说，熊佛西早期创作的《蟋蟀》，《喇叭》，《诗人的悲剧》等剧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那么，他稍后创作的《一片爱国心》，《青春的悲哀》，《王三》等剧，在创作方法上已逐步转到现实主义．进入抗战后期，他创作的《袁世凯》，可视为完成了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这为他解放以后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创作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反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剧《上海滩的春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熊佛西的《袁世凯》以及郭沫若的《孔雀胆》、《高渐离》、欧阳子倩的《忠王李秀成》、李健吾的《草莽》、田汉的《江汉渔歌》、端木蕻良的《林黛玉》、《红拂传》等历史剧，出现在桂林抗战文坛，是广西乃至整个国统区抗战文学创作上一个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文学现象，它不仅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忽视。

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熊佛西走过了四十年的漫长历程，郭沫若在《抗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特意提到了熊佛西“描写近代史实的《袁世凯》”，（郭沫若：《抗战八年历史剧》，原载1948年6月22B重庆《新华日报》，转引自《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第3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这部所史剧也和其它刚作一样，“推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发展，丰富了我国戏剧文学宝库”，不愧为“我国话剧史上出现的第一批剧作家之一”。（曹树钧：《论熊佛西的戏剧创作——纪念熊佛西诞生八十五周年》，载山东艺术学院学报《齐鲁艺苑》 1986年总第4期。）

作者通讯处：广西社会科学院  邮编：5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