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西抗战救亡戏剧运动中的“三杰”之一——熊佛西（上）
作 者：蔡定国
出 处：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223熊佛西(1900—1965)，江西省丰城县罐山村人，原名熊福禧，字化侬，他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一样，同为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人，抗战时期，他跟欧阳予倩，田汉一起，被誉为广西抗战救亡戏剧运动中的“三杰”，其贡献主要表观在戏剧运动、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三个方面。
一
作为戏剧活动家的熊佛瓦早在汉口辅德中学念书时，就参加演出幕表戏《吴三桂》，并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幕表剧《徐锡麟》，自己主演徐锡麟，1920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后，成了一个“京剧迷、昆、剔迷、更对“白话剧”（即当时的话剧）产生了特别舀勺的爱好”，“积极地投入了大学生业余话剧活动”。（熊佛西研究小组：《熊佛西传略》，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1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35年12月版，）还与欧阳予倩，陈大悲等十三人，联合成立了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个戏剧团体“民族戏剧社”，抗战之前，他不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戏剧，接触了戏剧的各种体裁和各种演剧形式，回国后一直在为培养人才促进观代戏剧的发展奋斗不息，抗战爆发后，他率领抗战剧团到长沙，成都等地演出，一出出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的抗战剧，在抗战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41年7月24日，熊佛西到桂林后，一方面创办《文学创作》和《当代文艺》这两个刊物，并利用这两块阵地，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戏剧作品，其中包括郭沫若的四幕史剧《孔雀胆》、田汉的四幕剧《黄金时代》，湘剧《新会缘桥》、老舍、赵清阁、肖亦五的五幕剧《王老虎》、端木蕻良的独幕剧《林黛玉》、《睛雯》，陈白尘的《大渡河》、熊佛西三幕史剧《袁世凯》，徐昌霖的话剧《回锅肉先生》，以及陈瘦竹翻译肖伯纳的三幕剧《康蒂妲》等；另一方面，熊佛西仍以戏剧活动家的身份活跃在抗战救亡戏剧运动中，成为桂林文化城戏剧运动的中坚人物，在桂林的戏剧舞台上，出现了《新梅萝香》、《北京人》、《家》、《茶花女》等有影响的话剧，都是经熊佛西导演，由国防艺术社和凯声剧团演出的，尤其是《茶花女》的上演，反响比较强烈，报载文章指出，熊佛西在《茶花女》的“导演处理上”，显得很严肃，这是非常好的”。（梁良：《评两个<茶花女>的演出，载1944年4月23日<力报>》，）骆宾基在评论文章中说：“《茶花女》的演出，有它的可贵的意义：无论如何，它使观众知道了在生活里怎样去追求真，怎样去追求爱。”（骆宾基：《三月书简——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朋友们》，载1944年第一卷第四期《当代文艺》。）当时，桂林文人荟萃，熊佛西与各地来的文化人频繁交往，尤其跟田汉过从甚密，他们在一起时，纵论古今时势，文运盛衰，每在茶余饭残之后，常挥毫赋诗，抒发胸臆，在熊佛西家的墙壁上张贴着田汉所作“佛西嘱题”的这样两首诗——第一首诗是：意气犹如烟气浓，只怜无洒论英雄，春风欧亚吹腥血，谁向漓江起卧龙，第二首诗这样写道：茶余烟后饭残对，偶向墙头写反诗，莫使捉将官里去，须眉今日属蛾眉，这些诗寄托着田汉和熊佛西的情怀，1943年12月，熊佛西的母亲李太夫人在家乡病逝，桂林文化界举行公祭，西汉悲痛之余，亲撰条文一篇，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熊佛西对田汉在我国戏剧界享有的崇高声誉非常钦佩，对他过人的才华更是崇拜，1941年深秋的一天，熊佛西夜访田汉，听田汉朗诵他的新作《秋声赋》之后，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七绝赠与田汉：“名满天下田寿昌（田寿昌即田汉）箪瓢食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这首七绝是熊佛西留下来的仅有的一首古体诗，是熊、田二人在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中友谊的见证，熊佛西还与欧阳予倩，于伶、夏衍、翟白音，柳亚子，茅盾，叶圣陶、金仲华、范长江、萨空了、胡风、孟超、黄药眼、端木蕻良等文化人，也有广泛的接触：并在他们当中有较高的威信，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历届理事。
抗战后期，出现了“戏剧大繁荣，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陈白尘：《<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序》，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2月版，）西南剧展是“戏剧界大繁荣”和“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西南剧展中，熊佛西是仅次于欧阳子倩、田汉和瞿白音的又一员主将，他担任这次剧展的筹备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长达三个多月的剧展中，自始至终参加各项活动，他和欧阳予倩、田汉主持召开了歌剧座谈会，座谈对“歌剧的认识和改造并如何创造民族歌剧”问题，在戏剧工作者大会上，他作了两次专题讲演，在《关于北方剧运》的讲演中，他扼要地把中国现代剧分为四个时期：一、春柳社的革命的戏剧时期；二、文明戏与戏剧为社会教育时期；三，北方戏剧与南国社的文艺戏剧运动时期；四、以戏剧为武器的反帝国主义时期，（见《西南剧展》（上）第126页，漓江出版社1984年2月版，）在《戏剧大众化问题》的讲演里，熊佛西指出，实现戏剧的大众化，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剧本问题，写作剧本必须把握大众的情绪，透入大众心理，了解大众的苦痛；另一个是演出形式问题，必须打破镜框式的舞台限制，配合当地环境与需要，创立各种新形式，演出要着重在动作，尽可能地减少对话，总之，戏剧工作者自身必须彻底大众化，才能感化大众，（见《熊佛西演讲戏剧大众化问题》，载《西南剧展》（上）第133页，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西南剧展获得了园满成功，这里面也凝结着熊佛西洒下的辛勤的汗水。
二
熊佛西不但是戏剧活动家，也是戏剧理论家，“他早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佛西论剧》，《写剧原理》、《戏剧大众化之实验》等书，就曾对我国话剧事业的开拓与成长起过重大作用。”（陈多：《永难磨灭的遗爱》，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第38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12月版，）进入抗战时期后，尤其是他从重庆来到桂林在抗战最后三年时间里，撰写了不少戏剧理论文章，在戏剧理论方面又有丫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改革旧剧的理论
1944年春，熊佛西在接受报界采访时，阐明了他对改革旧剧的看法．他说：在旧剧中，有优良的遗产，我们应该如何设法接受它，并善用它“，使其发扬光大；在这同时，我们要使旧剧和时代混合，和时代相扣合”，“使旧剧也能和新剧一样追上时代，这是一个唯一的基点。”（朱晨：《剧坛上的人物熊佛西一席谈》，原载1944年3月4日《力报》，转引自《西南剧展》（上）第260-261页，漓江出版社1984年窘月版，）熊佛西虽然没有在桂林进行改革旧剧的实践，但他提出的改革旧剧的理论，与欧阳予倩改革桂剧和田汉改革京剧、湘剧的实践是一致的，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也是吻合的，即使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他过去提出的“设法接受”“并善用”旧剧的“优秀遗产”，使旧剧和，时代相扣合，的理论，对当今的戏曲改革仍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提倡活报剧的理论
熊佛西在采到桂林的第二年撰文指出：“戏剧不仅应该表现时代，更应该积极的领导时代，所以抗战戏剧不仅记录抗战，且应该进一步的指示抗战”。而要执行抗战戏剧的这个使命，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提倡活报剧，它不仅是“抗战宣传最有力的一种戏剧体裁”，而且它“题材现实，较之于一般虚构的作品易于感动人，它带着新闻性质，国内国外的时事都可以在这里表现出来，使不能看报的民众亦能了解，当前应该使一般人注意的任何重要事件和问题，可以很迅速的表演出来，这比报纸上的文章来得深刻动人，且其演出也比较容易而又经济，所以活报剧在今日剧本恐荒的时期，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戏剧体裁”：（熊佛西：《关于“活报剧”一一值得提倡的一种戏剧体裁》，载1942年5月10日《广西日报》，）关于提倡活报剧的理论，是熊佛西在认真总结抗战初期活报剧兴起的经验以及在抗战中期出现了剧本荒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对完成抗战戏剧“表现时代”、“领导时代”，“记录时代”、“指示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很重要的，它对活报剧更深入广泛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三）关于建立戏剧批评的理论
为了使新兴戏剧（话剧）在中国大地上健康发展，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发挥战斗作用，熊佛西极力主张“创造我们自己的戏剧批评”，至于什么是戏剧批评呢？一一他的回答是：“它是指导戏剧的基本哲学，它是时代需要的戏剧理论；它是整个演出内容和形式的衡量；积极的引导着剧艺的发展，消极的摒弃一切障碍剧艺前进的毒素：”在谈到怎样才能建立正确的戏剧批评时，他认为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真正有艺术修养的人不肯做批评工作”，“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而那些缺乏艺术修养的人便来乱加批评”，“甚至利用所谓的，批评，采攻击私怨或捧捧自己的朋友”，“弄得舆论紊乱，是非不明，影响观众欣赏的标准，阻碍戏剧的前进”，另一种错误倾各是“主持或参加戏剧活动的人”“螳螂自大，自以为是，只许人捧，不许人评，这种态度也是应该改正的”，在如何建立戏剧批评这个问题上，熊佛西指出：“抗战以来，在量的方面，戏剧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质的方面，似乎更有待我们努力，今后我们一方面应该多有实践的工作，同时也应该树立健全的理论和批评”。（熊佛西：《建立戏剧批评》，载1942年《戏剧春秋》第6期，）早在二十年代末，熊佛西就在《论剧评》中发出感叹一一他“在中国似乎没有见到一篇近乎剧评的剧评”，大声疾呼“我们现在需要剧评正如需要剧本与演员一样急切”，时隔十余年后，他提出了建立戏剧批评的系统理论，大大丰富了他的“论剧”思想，对发展戏剧批评的作用不可低估。
（四）关于抗战戏剧的理论
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后，熊佛西于1942年元旦在《扫荡报》发表戏剧论文《五年来的抗战戏剧》，文章首先对抗战戏剧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把戏剧当成跟敌人搏斗的“战斗武器”，接着，对抗战五年来的戏剧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老实说，五年来的抗战戏剧运动并未把戏剧艺术的水准提高多少，而是把戏剧的教育性普遍的在民间建立起来了，在抗战前，不看话剧的人现在看话剧了，不演话剧的地方现在也演话剧了，不提倡话剧的人或团体，现在也组织剧团了，这正表明话剧已深入民间，为民间乐于接受，我们要深深感谢抗战一一抗战使我们剧人们觉醒，抗战使新兴的戏剧普遍的深入民间。”这个评价是比较公正的，有人说，抗战戏剧的内容不是打倒日本强盗就是铲除汉奸卖国贼，“觉得贫弱或幼稚”；还有人说，抗战戏剧在形式上“太公式化了”，熊佛西面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出好的抗战剧，就好象一排子弹，只要放出去打中了敌人的胸膛，那就没有白费气力！—个剧本的演出只要在当时得到了某种正面的有积极性的效果，就算尽了它的功能，无需苛求它传至千古。”至于公式化的问题，他认为“在一般文化水准比较落后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公式化的宣传更易得到宏大的效果，世界上任何成功的宣传，大都以单纯的内容和公式化的形式为原则，”（熊佛西：《五年来的抗战戏剧》，载1942年1月1日《扫荡报》，）熊佛西在文章的最后对抗战戏剧提出了五点要求：(1)剧人们今后的写作应该深入浅出，要从大众的生活里去刻划，一方面要积极地指示着抗战的光明，另—方面也应该指出当前的危险性使大家警觉，在此同时，我们应该发动“建国的戏剧”：(2)戏剧的形式应从多方面去创造：(3)今后的戏剧运动应该以剧场为中心；(4)促进戏剧理论和批评的建立；(5)成立一个统一指导机构，熊佛西提出的抗战戏剧理论，对促进抗战后期戏剧的繁荣和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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