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巴金在桂林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中）

含蓄细腻、平实、冷静是巴金

旅桂创作的总体艺术特色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巴金的生活，特殊的时代，恃殊的生活改变了巴金的创作。巴金的桂林创作不仅内容上独具特色，以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为主要内谷，在写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上也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创作风貌。

第一，含内不露，引而不发。巴金素以奔放的感情享誉文坛。这种情感大暴发的写法与他的封建大家庭出身和追求安那其理想的经历有关。在宗法制度的封建大家庭里，他看够了封建礼教和长辈权威残酷虐杀年轻的心灵和生命的悲剧，心中充满着对不合理制度的强烈憎恨和对无辜者的深挚同情。他到法国去寻求真理，不仅未能找到他心中的理想，他所崇敬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凡宰特终于被烧死于电椅上。他“被愤怒和绝望所包围”（《灭亡》后记）感到自己的弧寂和悲哀：“我哭，为了我的无动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复仇集·序》，于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谈（新生）及其他），强烈的主观抒情成为巴金创作的哭出特点。巴金征桂林的创作仍保留着强烈的抒情性，对侵略看的恨，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洋溢在字里行间。但是这一切已不容易从纸面直接读出，而被巴金用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艺术手段巧妙地隐于纸背，表达得比较的曲折、委婉和含蓄了。

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手法。如司空图《诗品》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古人采用这种手法追求的是文章的审美效果，巴金采用这种手法却是迫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因为战争使他走出小家进入社会，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观象为他提供了描写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桂林特定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下，他放弃了以往惯用的写感情、讲故故事的创作万法，开始通过对客观世界、现实生活的具体描写，来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人民的不幸及反抗。在谈到他的短篇小说时，他说：“我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请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说我的短篇小说》）纵观巴金在桂林的所有创作，既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更看不见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两是通过对生活的客观描写，流落出作家的感情。他过去作品中那种大声疾呼的凌厉之气也很少再现了。以《还魂草》为例，作品写利莎和秦家风的交住、记录的全是些生活琐事：上学、放学、讲故事、过生日、躲防空洞、找还魂草，却暗示了炸不垮，摧不毁的中华民族之魂，写利莎家糟糕的居住环境，楼下饭馆蒸包子的大铁炉散发出的呛人的煤气，暗斥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环境的乌烟瘴气；利莎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却不能养活一家三口，需要开书店补贴生活，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国统治区的悲惨处境；秦寒风的父亲夜出不归，在城里养小老婆，便把国统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醉生梦死的腐败实质暴露得淋漓尽致。这里蕴含了作家的悲愤，激怒和希望，但小说只是点到为止，摆出生活现象  不发抒情议论、让小说中琐碎的生活观象起到抛跨引玉的作用。这种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已完全不同予以前控诉和攻击吃人的社会制度时所采用的手法：“把—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物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砂丁》序）

为了做到含而个露，引而不发。作家大量地采用寄托方法，把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和血泪控诉及复仇决心寄托在具体的人事描写上。让读者通过思考读出弦外之首、言外之意。《某夫妇》是巴金桂林小说中写得最为精致含蓄的代表。温死了、明方没有嚎淘大哭、甚至没有眼泪，冷莫得令人费解。当“我”问到温死前“他没有留下什么话？”“没有”她摇摇头答道。“那么他害的什么病？为什么这样快？为什么他们不早打电报给你：”“我不和道”，这简短冷莫的答话是她迟疑了片刻才说出来的。“他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直到最后，她才感情奔放地用相当高的声音说：“他没有疯、也没有人埋葬他，一颗炸弹打得他没有一点痕迹，真的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冷淡的表情，一问三不知的答语？一颖炸弹的结局，绐读者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体会到明方哀大于心死的巨大悲痛。最后在谈到让儿子做他父亲未了的事时，作家画龙点睛地写上—句：“不知道会不会轮着他来给他的父亲报仇。”“要小明出来替父亲报仇，未免太迟了，至少还要等十几年，在这个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不是还有着温的许多朋友么？不是还有着无数的像我这样的和温同命运的知识分子么？若说报仇，那应该是我们的事，”作家就是这样将强烈的爱憎情感寄托在余味无穷的某种物象或具体事件上。“一个铁炉”、“一条泥腿”、“一株还魂草”“一颗炸弹”、“一句“做他父亲未了的事”的话语，皆或隐或现地暗示或表达了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特殊的生活意义。如弦上之箭引而不发地让读者自己去深思去作结论，造成了—种含蓄隽永的艺术效果。

第二，细致具体地描写。巴金早期作品擅长写情，善于用动情的笔墨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和抒写自己的内心感受，用情感的力量扣开读者的心扉。到了抗战时期，尤其走到达桂林以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巴金直接抒情的成份日益减少，细腻具体的描写日益增多，对故事的叙说渐渐被生动地人物形象描写所代替。抗战三部曲正好反映出他们变化轨迹。

抗战三部曲每部都有一个主要人物。第一部是刘波，第二部是冯文淑、第三部是田惠世。三部比较，塑迫人物最为成功的当推第三部。可这部作品目诞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多数评比认为是失败之作，（包括作家自己）陈丹晨的《巴舍评转》认为抗战三部曲“—部不如一部”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可。他认为第三部之所以最差，因为“它无论在揭露敌人或钦歌颂进步的知识分子方面都少应有的力量，显得苍白软弱。在艺术上过多地描写思想论战、缺乏生动的艺术形象。”然而，依笔者拙见，小论从思想深度还是从刻画人物的用度看，写得最为成功的还应是等三部，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小说塑造了比前两部作品更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一一田惠世。《火》的第一部写于19 4 0年的抗战初期。巴金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乐观地以为抗战很快就会胜利，把笔力集中在对抗战初期的英雄行为的描写上。例如朝鲜爱国者的暗杀活动，刘波冒着生命危险、割舍爱情，独留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壮举等。小说从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一个侧面看、有它成功之处、基本表现了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的重大事件和各个防层的战争心态，但人物形象却较为模糊，尤如过客，来去匆匆、缺之具体细致的描写，生动形象的刻画。巴金的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中国得希望。”（《火》第一部《后记》）但由于缺乏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和相应的生活体验，就不自觉地出观了注重写事、  而不注重写人的毛病；人物便成为某种政治观点的化身，禾能成为“这一个”。第二部《冯文淑》，作者开始注意人物的性格刻画。他把萧珊的性格，气质和思想赋予冯文淑，对其的语言神态皆描写细致，活脱出一个活泼开明，聪颖大方的女入学生形象。其他人物也都各具特征。性格鲜明。如好冲动的东北流亡青年杨文木：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上海“小开”王乐；偏激狭隘爱议论人的方文群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人物多，线索繁、写得不够集中，加之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一两个朋友的讲述，作者并不熟悉，故缺乏真情实感，第三部《田惠世》的创作才真正把人物的细致描写和性格刻画放在中心位置。在精心刻画和细致描写人物方面提高了一大步。

《火》第三部把笔触深入到被抗战小说遗忘的角落——宗教领域，改变了先前两部小现场景频繁转换，以事件带动人物的写法，比较集中地写一个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通过描写他所信仰的“人类爱”理想在残酷现实中的失落和他在进步青年的批判帮助下的动摇，宣告了宗教精神的失败，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昀胜利。田惠世的生活原型是巴金的老朋友林憾庐，巴金对他十分熟态，写起来得心应手。作家以极生动的笔墨抓住细节，从语言、行动、感情、态度等方面细致地刻画了田惠世“是一个理想家“又是一个实际的人”的感人形象。作为—个“理想家”，作者着重描写他的心理活动，写他在信仰与社会现实发生尖锐冲突时，痛苦的心灵拷问和深沉的社会思考。作为一个“实际的人”，则着重描写他走出信仰危机，找到了宗教和非宗教的共同联系后，“象战士似的挺直了身子，”投入为敌人制造“纸弹”的抗战实际工作。为了《北辰》，他呕心呖血，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冢庭幸福，最后累倒在病床上。生命垂危了，他仍带着焦虑筹划刊物的维护和发展，挣扎看“我要下楼……我要办公……我有很多事情……我不能整天睡觉啊。！不见《北辰》，他死个咽气，频频寻问：“怎么《北辰》还不送来？我等着它啊”。在久别重逢的世慈面前，他急切地说：“《北辰》送来了吧，拿本世慈看看啊。我不是不做事的啊”，感到了工作的欣慰和幸福。在细节和语言描写中突出了田惠世始终献身抗战的爱国主义的美好心灵。巴金对田惠世充满了感情，把好友林憾庐的所有性格优点都附在了田惠世身上，写出了他的热情、乐观、镇定、爽朗、谦和、认真和倔强。小说多次出观了对田惠世“哭”时生动描写，其乐观自信的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看田惠世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个爽朗的笑声打断了素贞的话，两个女子吃惊地同时掉过头，一个长的身形立在她们的面前，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望看素贞的脸，被浓密的花白胡须掩着的嘴张开了。笑声接连从那张嘴里滚了出来。”三言河语就把一个乐观开明的老人活生生地引到读者面前，仿佛还带有体温，显得那么亲切其实，人物已不是一个影子，而走日益清晰地凹凸现出来。

人是时代舞台的主人，写人物在时代中的斗争，就是反映时代。巴金在桂林的创作渐渐让人物从故事的背后走到了前台，刻画了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在《火》第三部中，除田惠世外。能言善辨的文淑，温柔敦厚的朱素贞，残废军人洪大文、仁慈善良的田太太、温文尔雅充满稚气的田世清等人物，他们都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抗日战争的漂泊生活中，巴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灾祸。血腥的屠杀、野蛮的轰炸包围着巴金，无辜百姓的血漾溢在他的周围，驱使看他对现实场景的描写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腻。翻开同期的散文，最早以抗战为题材的《控诉》，作家的主要写作特点是“控诉”，通过历数敌人的种种罪状，反泄心中的怒火。例如在《给山川均先生》中，作家在描述了敌机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后，声泪俱下的边数边诉：“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挂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放；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看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的母亲的手腕还抱抱着她的爱儿。”全文以议论为主、场景描写为辅，一句话概括了一个场面，尤如一个个特写镜头，把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展示在读者面前。从桂林的《旅途通讯》开始，作家开始大段大段地描写战争场景，对轰炸现场的具体描绘成为认识当时桂林的珍贵资料，在这些散文中，作家很少有直接的抒情，只有对现场情景的直接描写和具体描绘，炽热的感情隐到了具体描写之后。《茌广州》与“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下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无头的婴儿”，《在轰炸的日子里》描与“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完结了他的生命……十几个壮丁在树下，十分钟以后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在《枝砰昀受难》中，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几辆烧毁了的汽车：“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具体生动的场景描写，由静态转入动态，在作家的视角转换中穿插看人物的活动，逼真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给中华大地带来的大混乱、大动荡、大破坏，以及人们躁动迷乱的心理状态和群情激愤的抗战情绪。与抗战前写的哲理散文《醉与梦》等比较起来，更富有时代气息和战斗色彩。

第三，平淡朴买的风格。平淡朴素是巴金的一贯风格。他的创作，不论散文、小说、内容从不猎奇，语言也朴实无华。但在早期的创作中，由于他浓厚的主观抒情，常常出现浪漫主义的想像或戏剧化的场面，自中篇小说《雪》开始，作家比较注意对客观生活的朴实描写，到桂林后的创作更走如此。从《还魂草》到《夫与妻》，人物越来越不起眼，事件越来越一般，写的是街头巷尾寻常人冢，芸芸众生家常琐事。《还魂草》的主人公是一对在战争中成长的小孩儿。她们向所有的普通中国人一样善良，关心“我”这个病人，置敌机的轰炸而不顾，宁死也要守护在病人身旁，她们也同所有中国的小孩一样，天真幼稚，不谨得战争的残酷，没有战争的恐惧，活泼可爱就象她的头上扎着的蝴蝶，给生活带来绚丽的色彩，成为“那个充满阴郁气氛时世界“中心”“意外的阳光”，小说全无迭宕起伏的情节和动人魂魄的壮举，在平淡旧叙事中，写出了一曲动人的。充满浓郁抒情味的赞歌。赞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激发人们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生活中的美的完整而奋斗。《某夫妇》写人世中最动情的夫妻间的悲欢离合、生死别离，没有制造任何紧张的情节故事的友生，发展如日常生活平平淡淡，作家把人物的命运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联系起采，在人们不经意处，画龙点睛地添上淡淡的一笔，如温“稍微带点不好意思的样子”的表白，明方“突然亮起来”的眼睛。突现了这一对普通知识分子的两大灵魂，小说看不出作家的刻意布局，却构思精巧，自然天成。人物性格在一系列琐事中渐渐推进，使你不觉得是在读小  说，而如同进入现实生活一样朴素自然。

平淡朴素不仅表现在对人物事件的描写叙述上，还表观在作冢的情感流露上。众所周知，巴金是情绪型的作家，封建制度对青年—代的扼杀，种种丑恶社会现象，安那其的社会理想常常使巴金激越奔放，思想感情如火山爆发似的喷涌而出，热烈，焦灼，亢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依巴金的一贯只格，他应更为激怒、愤慨。尤其在桂林，他怀着憎恨的心情目睹了桂林一次又一次的遇难，感  情应更为激烈，火爆。恰恰相反，他那亢奋炽热的激情渐渐隐退了，淡化为沉着稳重。也许是因为血腥太多，过于悲愤，悲愤得激情无法表达，也许是由于桂林山水太美，柔丽清淡的风格使作家不自觉地改变了情感的表达，而萧珊的伴随也许是原因之一，曾记得，作家在《控诉》集中的散文，一组组的  排比句尽数敌人的种种罪恶，一个接一个的反问。问得对方无地自容，篇篇文章犹如金戈铁马，排山倒海，慷慨悲壮。而在《桂林的受难》中，作者显得老成了。散文写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把对敌机狂炸的满腔仇恨寄寓在冷静的刻画中。看《桂林的受难》，多  么沉重的题目，总该有几分激怒吧。但散文一开头却流露的是一片生 活的怡适和温馨：“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台的天井，我更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的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是安全的避难所。每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的“轰隆”“轰隆” 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丁是我们看见尘士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躲轰炸机如同逛公园，镇静心平  得如八月秋水，显现出“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君子风度，虽然文章中有大量的对于敌人屠杀的血腥场面的描写，但作家的笔触始终是冷静的，情绪走平稳的。用平淡的笔调描写惨烈的不幸，加上淡雅的抒情，虽失去了卷起千堆雪的磅礴气势，却蕴含了藐视敌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种平淡的情感流露表明了巴金经过极度绚烂而终于归璞返真，预示着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此外，语言的质朴自然也是构成巴金桂林创作平淡朴素风格的重要因素。他曾自我表白：“我写它们的时侯，我只是象平日和朋友谈闲话似的写下我的真实见闻……只有朋友们会从这些没有修辞的文句中看出一个珍爱友情的人的感受。”（《旅途通讯》前记）巴金多次强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出于他的文学观，再加上战争漂泊生活的特点限定，他在桂林的创作语言一般不事雕琢，以平易质朴取胜呈观了一种朴素美。如《悼憾翁》写到他的幻觉时：“在灯光的四周聚着一团黑影，仿佛有一对眼睛在向我注舰。我忽然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咳嗽，声音是这么熟。桌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我说：“你坐下来喝杯茶吧。”我惊喜地抬起头，可是只看见映在墙壁上的热水瓶的影子，没有一个人，我原来在对自  己讲话，你是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些语言很平淡朴实，但意蕴深厚，富有表现力。它把作家缅怀友人。夜不成眠，竟把热水瓶影子幻作友人与之对话，那深厚的朋友之情表现得漓琳尽致。在以市并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里，巴金的语言更为朴素。如《夫与妻》中，当妻子与丈夫吵得天昏地暗，妻子愤慨地反驳丈夫时，却被一个穿着黑大衣的人开口阻止说：“蒋嫂子，你听我讲几句话，女人要跟男人和气做事才对，女人要靠男人，男人做事，女人要帮忙。常言说男人撑船，女人把舵。比如说他做衣服。你就帮他钉扣子，上衣领。讲好五天交贷，你就该帮他四天做出来。……”这非常口语化的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夫权思想的流毒之深，在貌似善良的劝说后揭示了黑衣人封建礼教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有的作品中还有方言口语，日常用语，保存了地方语言的原汁原味，进一步增强了语言的朴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