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巴金在桂林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下）
作 者：桂林地区教育学院 粱卡琳 彭安文
出 处：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795巴金旅桂作品的风格转变在其创作中的影响
巴金桂林期间的创作在他整个创作历程里有着一定的意义。此期的作品由塑造英雄物形象逐渐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过渡；思想情绪由浓烈乐观转为平和冲淡；征沉痛的“控诉”中增加了痛苦的“呻吟”；在冷静的客观描述中蕴藏着自己的激情；在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战情绪中潜含着对黑暗腐朽的暴露。这些转变更加贴近现实，反映了作家征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发展，也标志着作家浪漫主义的退化和观实主义的深化。
首先，巴金开始自觉地把写普通人，探索民族力量的源泉作为创作的主要命题，把写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转入普通平凡的生活观象。早在青少年时代，巴金就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了真实、善良的美德。他虽然把这些普通人视为自己的老师，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又始终为他们的愚昧和奴性所困扰，找不到一条与之结合的道路。而“安其那”主义的影响，俄国民粹革命者崇高的品德和人格却印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崇拜他们为了信仰、为了人类，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献身精神，装满了历史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形象。因而在他塑造的众多人物画廊里，作为主体和中心的是热情勇敢、富有反抗精神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如《灭亡》中的杜杜大心。《新生》中的李冷，《电》中的李佩珠，《家》中的觉慧和觉民……作家让他们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俯视工农大众，以鼓动者、领导者、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英雄主义溢于言表，抗日高潮中的民众运动便巴金真正认识了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族力量的源泉就是那些默默无闻做着平凡的实际工作的人。在《火》等三部中，作家写—直向往到前线去的冯文淑终于产生了李佩珠似的转变，认识到“痛快地突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电》）答应了田惠世的请求，帮助他出版《北辰》，当普通的人，做平凡的事。朱素贞也“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的人。”（《关于《火》）正如作家所说：“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小人物”。（《关于（火）》）《某夫妇》中的明方“是一个普通的女教师，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关于（火）》）正如作家所说：“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小人物，”(《关于(火)》），《某夫妇》中的明方“是一个普通的女教师，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她绝不是一个英雄或模范。”（《关于（还魂草）》）巴金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描写对象，把写英雄转入写芸芸众生，把写英雄壮举转为写平凡的生活现象。因为：“我始终认为任何凶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摘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并不在于少数戴大红花的人。”（《关于（还魂草）》）。由此可见，巴金对“安那其”的摈弃是在桂林的创作中完成的。此后，他自觉把探索我们民族的力量源泉作为创作的主要命题，写下《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女孩与猫》等短篇小说，结成最后一部短篇集子《小人小事》，“形成了以小人小事为主角的平淡风格”（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寒夜》中汪文宣一家小人物的艺术造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位。立下了他创作成就中的又一丰碑。如果说《火》以前的中长篇还残留无政府的影响，那么，从《憩西》到《第四病室》乃至《寒夜》。几乎再也看不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了，他在创作这几部小说时，收敛或隐藏了过去那种激动的热情，以平淡的笔调，描述人民所受时苦难，便读者从不为社会注意的小人物身上看到 社会的黑暗。制度的腐朽，产生对不合理制度的深刻仇恨，这种转交，是从富有英雄色彩的浪漫主义向朴素的现实主义的转变，它还原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本色，表明了作家创作风格的成熟。
巴金创作题材的转变，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由写社会生活转入写家庭生活，写家庭生活的变迁，写家庭感情的变化。巴金早期作品怀着对旧家庭，旧制度的强烈憎恨，暴露封建家庭及它所代表的旧制度的腐朽与罪恶，为一个时代的进步青年塑造了一个个“家庭叛逆者”的榜样。《家》是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战争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幸福家庭毁灭的惨状促使巴金改变了对“家”的态度。从小家看国家，此时的“家”已不走封建囚笼的象征，而是国家主权的标志，它不是革命的对立物，而是强权的对立物。巴金对家的憎恨感情渐渐转变为珍爱，以《还魂草》为转折，家庭生活开始成为巴金创作的主要题材，作家第一次站在家庭生活的立场上憎恨破坏家庭的力量——侵略者的暴行，控诉侵略毁了田惠世的家，毁了温的家，毁了汪文宣的冢，流露出对一个个家庭被毁的同情。当然，这些家庭与以前的封建大家庭有本质的区溺，但即使在被认为是《激流三部曲》的姊妹篇《憩园》的创作中，曾长时期以诅咒封建大家庭的灭亡为快的巴金则流露了对家庭灭亡的哀婉之情。“我觉得事情应当这样发生。但是我讲起这些事情，无意间会露出几分婉惜。”（《谈（憩园）》载《巴金文集》14卷）揭露了对幼年家园的某种依恋感情。并且在笔调上还是脉脉温情的。
早期呐喊着要冲出家庭，后期却流露出对家庭的依恋，从前后创作的巨大反差中可以看出桂林创作对巴金的影响。巴金在经历了冲出小家——定向社会—只回归家庭的思想轮回后，那种被“安那其”异化了的家庭感情从此恢复了正常。尽管证《火》第三部中仍写了冯文淑的独身主义，写她对家庭生活的轻视，写她对朱素贞与刘波爱情的反唇相讥，但从她对田惠世夫妇的相敬如宾的赞美的眼光和对这个温暖家庭的羡慕之情中，仍可看到巴金创作观念和思想感情的明显转变。八十岁以后的《随感录》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现了老人对幼年家庭琐事的温罄回忆成是最好的证明。既恨又爱才是巴金的真实。
前面谈到过巴金创作情绪的变化，由激越悲亢转入冲淡平和。然而深究起来，巴金桂林创作的情绪变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地方，那就是由积极乐观的赞颂转变为低吟沉思的暴露。抗战八年，巴金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对抗战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主流缺乏体验和了解。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动政策的日益暴露，巴金对黑暗观实认识得越来越深刻。从《桂林的微雨》开始到散艾《火》，作家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对国统区死寂的政治感到迷惘。他不只一次得质问：“什么时侯才是我的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应该我们站出来对那些人说：‘下来，你们部下来！’……”（《桂林的微雨》）他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就象烧塌了的培壁“也许是一个哑子，它在受了那样的残害以后，还不肯叫‘复仇’”。（《桂林的微雨？）他在《火》第三部中写了阴暗面，“写了知识分子受歧视。写了人的向钱看，写了学生看不起老师等等。”（《致树基代跋》）在痛苦和迷惘中，作家的寄情对象由写“火”转为写“夜”，写“梦”，写在噩梦中的惊醒，梦中的呼喊，梦中的呻吟，和梦的失落。抗战初期，作家写火，一定控诉战火给中华 大地带来的灾难，一是以此象征抗战的烽火和复仇的烈火。1940年初，“皖南事变”后，大后方仍处于黑云压城的白色恐怖之中，抗日活动遭到禁固，抗战人士遭受迫害。巴金当年前火的热情已经消褪。他于1941年写梦中之《火》，怀疑“难道胜利的日子逼近了么？”感到了不安；写《长夜》难眠，面对革命者的牺牲，他问为什么没有人制止，他想我一个清醒的人采听他的倾诉，可是没有，只有冷气上升。漫长的夜不见一丝光亮，他不知何时才是夜的尽头，发出“难道真的不会有天明？”的疑问，在痛苦的沉吟中暴露了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他夜中《寻梦》，梦不归，流露了丢失理想的痛苦。而夜中的《灯》也不似往日辉煌“带着昏黄色，似乎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这一切郡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看不到出路的悲凉心绪。虽然每一篇散文都带有一极光明的尾巴，不肯写出绝望，但情调的沉郁悲怆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作家在《还魂草·序》中说：“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然而写在纸上的，都是之这么几笔散漫无力的东西，它们不象控诉，倒象呻吟。”呻吟是巴金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情绪，控诉才走他常用的武器，在情绪的发展变化中，这种长歌当哭的痛苦呻吟与她对黑暗的深刻揭露，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相结合，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不仅扩大了巴金的创作 技巧，丰富了他的创作风格，而且表现着他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呻吟曼延到《寒夜》，则成了“被生活拖死的人的断气时已经 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寒夜》再版后记）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烈的悲剧力量，标明巴金美学价值取向的新突破。
巴金桂林时期的创作是有成 就的，但仍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如题材范围比较狭窄，创作方法也不够多样，结构松散不够紧凑。比较起来，散文在语言结构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比小说要强一些。总之，由于篇目不多，艺术上不够精湛未能产生深广的影响，引起人们足够童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巴企桂林的创作为 他写作题材的扩展，创作情绪的变化、写作方法的更新，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他抗战后期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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