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巴金在桂林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桂林带来了特殊的文化繁荣景象。大批文化人的云集，为桂林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巴金先生在抗战期间曾三次来到桂林，前后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巴金先生除了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各种抗敌活动，积极筹备、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外，最主要的活动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他来回奔走于桂林、上海、黄阳、昆明、重庆之间，尤如他笔下的田慧世，为那“淘气的孩子”，呕心咖血。他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积极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主编出版了《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和许多外国名著，为桂林抗战出版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由于生活的漂泊不足，也由于生活视野的不够广阔，再由于巴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辑出版和翻译上，因此巴金在桂林的创作很不丰盛，不仅在质量上难以同他前后期的代表作相比，数量上也相差甚远。遥想当年他可以日写万字，仅1931年春到1932年秋便写下10本，80多万字，而在桂林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连同奔走于重庆，昆明等地的六年中，仅创作出版了抗战三部曲《火》和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及散文集《旅途通讯》、《废园外》。这些创作在巴金数以百万字的创作中实在是太不起眼有的还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但在巴金为文学创作生涯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产生于抗战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里，处于巴金前期和后期两个创作高峰之间，带着前期创作所完全没有的特点，为后期创作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控诉和揭露是巴金旅桂创作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服务人生，为社会现实服务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为了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揭露社会的丑恶；他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三部曲”，控诉和揭露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八·一三”战大烧到了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巴金心中燃烧，他带着那支控诉封建罪恶的笔投入到民族革命的伟大战争中。他渐渐远离了他早年崇拜的“安那其”主义理想，开始“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火》第二部《后记》）为抗战而鼓动宣传，为抗战而奔走呼号，成为巴金旅桂创作的主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当数直接反映抗战，并为抗战服务的扰战三部曲——《火》。

对于《火》的创作，作家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他曾十分清楚地，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第一部后记》，第一部《火》是一曲描绘上海人民英勇抗敌精神的热情赞歌，它以”八、一三”战火为背景，描写了闻名全国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前前后后，反映了上海人民强烈的抗敌情绪和抗战初期都市不同阶层的人的抗战心态，作家把小说题名为《火》既是象征燃烧于全国各地的抗战烽火，也是要表现积蓄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复仇烈火。它是抗战文学中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在抗战文艺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部《冯文淑》描写了一支活跃在大别山的抗战工作团的宣传活动，既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成长，也写出了山区老百姓的觉醒和抗敌斗志。第三部《田惠世》则通过一个基督教徒在抗战宣传活动中的悲惨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坚持抗战的种种困难和艰苦辛劳，提出了如何发挥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问题，这三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巴金对它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撼情，既为缺乏艺术上的精雕细刻而失望，并咬定它们都是失败之作；又为它们在抗战中的宣传作用而自豪，并把它收入全集，作为历史的纪念，他说：“我没有毁掉这些作品，我说是为了宣传（抗战）……我的确在做宣传工作，我想尽我的责在，我知道，这样的宣传，作用不犬，但在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也总比没有好。”当时有人指责巴金写小说“全用中学生惯用的字眼，所以深受中学生欢迎”（“火”第二部后记，说这话的目的何在估且不说，但从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的角度看，这“浅显”正适应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宣传需要。正是这浅显易懂的文学，生动现象的描写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也正是巴金的抗战宣传获得成功的标志。虽然作冢心里明白“这谈不上文学艺术了”（同上）但他并不诅丧，他要用他的的笔”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暂出来中国的希望。”（《火》第—部《后记》）这种把自已的创作生命与伟大的民族战争融为一体的精神，表现了一个爱国作家的良知和他在抗日战争中高昂的战斗热忱。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场民族战争中，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如何？作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他深深意识到增强民族自信心是宣传抗战的首要任务。桂林期间，他的作品虽始终充满着“祖国不死”的伟大精神。此时的作品不论是描与民族高昂的抗战情绪，还是揭露战争对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痛苦，都传达了任何力量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短篇小说《还魂草》表面写两个女孩的真诚友谊，实际通过利莎欲用血培植还魂草挽救蔡玉凤的生命表明，中国人民是炸不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不能置中国人民于死地，反而促进了一代新人的成长。利莎所寻找的还魂草，所还的不是一个朋友之魂，面是整个民族之魂。在《某夫妇》中，作家塑造明万一个坚强的女人的形象。为了生活，更是为了抗战；她离夫别子独自到江津教书。不幸丈夫倒在敌机下，被炸得尸骨无存，巨大的悲惨并没有把她压倒，她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要让儿子“做他父亲未了的事”。这篇小说写于1941年12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防御的艰苦时期。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这力穿纸背的深刻含义。《火》第三部是一部充满悲惨意识的作品。小说写了四个人的死：有基督教徒田惠世、聪颖纯真的少年田世清，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刘波，忠于爱情，为夫报仇的朱素贞，从而反映出抗战在孤岛和国统区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然而作家敏锐地觉查到抗战的持久性和艰难性的同时，没有忘记给读者展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通过徐文淑奔赴抗战圣地延安给—切要求抗战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祖国不死，民族永存的思想在巴金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在《火》中，他歌颂在火中涅槃的凤凰，“我想看我们的苦难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觉含着眼泪笑了。在返一瞬间似乎全个江，全个天空，和那无数西山头部亮了起来。”（《火》）在《长夜》中，他听到了鸡鸣，听到了光明的呼声，他告诉人们：漫漫的长夜终于到尽头了，面对桂林的受难，他走在微雨不断的街上，看到了断壁残垣、死尸鲜血，也看到了不屈的民族精神，相信“血不会自流，痛苦应有补偿，牺牲不是徒然”（《桂林的微雨》）正告日本侵略者“他们永远不会屈服”“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桂林的受难》）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坚强意志的真实写照，

巴金在桂林创作的重要待征是表观伟大的民族精神，赞美光明、鼓舞斗志，但更多的是通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暴行来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由抗战热情。因此，沉痛的控诉和深刻的揭露成为巴金旅桂创作的主旋律。

抗战期间，巴金碾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成都、他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数以百计的老百姓惨死在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下，那惨象比他当年在封建大家庭看到的年青生命的被扼杀要残酷得多。他说：“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无法去掉我身上的重压，最后我写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树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怨，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创作回忆录》P·62）1938年巴金初到桂林正是敌机对桂林轰炸最剧烈的时期、史料记载“仅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敌机四次狂炸桂林市区，综计被毁房屋三千五百栋以上……死伤民众达五百人，无家可归者‘当在万人以上。”（《桂杯文史资料》第五辑。P·12）散文《桂林的受难》正是这四次大轰炸的真实记录。作家激愤地写道：“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焦秃的土地，血染的山河、倒塌的房屋，残碎的尸体、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一切怎不让巴金义愤填膺、愤怒控诉呢？他写散文《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火》、写小说《抗战三部曲》、《还魂草》、《某夫妇》、几乎都离不开对敌机狂轰滥炸罪行的控诉。在抗战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家以反轰炸为题材内容，可是象巴金这样长时期把控诉敌机滥炸平民的罪行写进几乎所有作品中的，恐怕除他之外不再有人了。1938年12月，在桂林他冒着敌机的轰炸炮火写下了《火》第一部的九、十两章，由桂林之火想道上海之火。1941年12月，在桂林写《还魂草》时时候，他又由桂林之火想到昆明的大火，想到草席下露出的带泥的小脚。 1943年写《火》第三部时，他仍然忘不了大轰炸给人们带来的阴影和心灵创伤，把当年他和萧珊在桂林时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了进去，并且开门见山、以轰炸的噩梦开头，写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控诉侵略之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然而，强烈的民族仇恨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揭露和控诉上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巴金的控诉是沉痛的，揭露是深刻的，他不仅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罪行，而且还从人道的角度揭示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战争对人性、人情的破坏。他深深意识到：“那几年中间我看见掉死的人太多，太惨、而常常刺痛我的眼睛，不写，我无法使自己沸腾的血平静下来；写，我又不愿意用鲜血淋淋的景象折磨读者。”（《创作回忆录》P·76）因为，仅把鲜血淋淋的死难画像摆在读者面前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高明的画家“画神不画像”，真正的文学家也就不能只写表面，不揭实质。而必须用作品；以及作品中人物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命运来引起读者沉思。《还魂草》是控诉敌机滥炸的小说，全篇四万多字，可描写秦家母女惨死在敌机滥炸下的只有短短的几句：“那里横着一条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长在路旁，现在树下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连路旁的青草也被铲去了一大片。就在这棵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还魂草》面贯串全文的中心线索却是关于还魂草的重话故事，主要内容是利莎和秦家凤的真诚友谊。小说竭力铺陈她们的亲密无间、相互关心精心刻画她们的纯洁心灵和美好情操。虽然这些描写略显冗长，结构也失紧凑，但可以看出作家的苦心，就是要竭力写出友情的深和美，为纯美的友情被破坏作铺垫。友情愈深，悲剧愈惨，仇恨愈大。侧面烘托，起到了激励抗战情绪的作用。《某夫妇》也是反轰炸的作品，但却完全放弃了对轰炸的直接描写，把笔力集中在对战争摧残美好事物的暴露上。温和明方是一对志同道和、爱情诚笃的夫妇，小说用清新流畅的抒情笔调写他们对儿子明爱心，写他们脸上的微笑，写明万温和的眼光，写他们甜甜的别离……无一不，让读着深深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美满和幸福。然而，“一颗炸弹打得他没有一点痕迹”（《某夫妇》）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失去了父亲，父亲带看未能听到儿子叫“爸爸”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谁是凶手？谁之过？联想到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美好家庭被破坏？读者从接二连三的毁灭中增长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也加深了对日本法西斯企图用狂轰滥炸摧毁我中华民族心中的防线的罪恶企图的认识，同时，也从毁灭中的新生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和希望。

回顾巴金的桂林创作，他的篇篇小说和散文都以极大的义愤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和凶残，歌颂抗战的伟大和神圣，在反侵略的主题下，爱国主义始终贯串在他的作品中间，成为巴金旅桂创作思想内容上的总特色。在散文中，他写《桂林的受难》，让读者从这个城市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流路出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他《写给读者》，要用小小的刘物“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残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看种子。”（《写绐读者（一）》）表现了强烈的仇恨情绪和渴望献身抗战的爱国热情。《火》第三部中的田惠世，与其说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形象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不如说他以—个爱国知识分子形象绐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把刊物《北辰》称为自己最心爱的，“最磨人”的，“淘气的孩子”，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上面。他以这个刊物决不是为了宣传宗教，而是为了宣传抗日，为抗日战争尽自己的？份责任，让它起“纸弹”的作用。从《北辰》的内容上看，虽然有一些“人类爱”的宗教内容，但更多的是反映抗故前线浴血奋战的战斗文章和声讨日寇暴行的檄文，他情绪乐观，作风踏实，信仰挚着。支撑着这一切的精神力量不是基督教的教义，却是抗战必胜的信念。巴金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着重歌颂了他为重新出版《北辰》而表现的坚定青神，为抗战事业的实干精神和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献身的殉道精神。一个基督教徒尚能如此爱国，为抗战尽力，何况活跃在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爱国人士？读者完全可以从此联想到四万万中国人筑成的抗战长城，联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田惠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许多爱国青年，如冯文淑、朱素贞、洪大文……。虽然他们不同信仰，在宗教观念上格格不入，尤其是冯文淑，甚至对田惠世所信仰的“上帝”竭尽讽刺讥笑之能事，但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愿望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而歌颂了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抗战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抗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抗战走多么神圣伟大啊，田惠世们虽算不上英雄人物、却是实实在在的爱国者。巴金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寄托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赞美他们的爱国精神，而田惠世呕心沥血出版刊物，为打击敌人制造纸弹的精神正是巴金抗战时期的精神写照。1940年底，忽然有人在桂林发起研究巴金，绐他扣上安那其的帽子。巴金愤然反驳：“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火》第二部《后记》）建国后，在回忆当时的创作时，巴金进一步阐述： “这段话其买就是第三部《火》的简要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强烈，今天仍然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里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创作回忆求》P·63）过去有人对《火》第三部的尾声颇有微词。认为朱素贞为替刘波报仇，只身回上海，不惜出卖色相谋刺丁默衬的行为留下了安那其的尾巴。为此，巴金于1960年改为刘波被营救出狱，素贞和文淑去了延安，认为这样的结尾才符合历史的真买，因为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且不论初版时的结尾或修改后的结尾如何，从作者的写作目的看：“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巴金确实是让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了他旅桂创作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