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才艺世称贤——论欧阳予倩对抗战戏剧运动的历史贡献

欧阳予倩是一位卓越的戏剧艺术家，“中国戏剧改革的倡导者和话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从1938年夏到1945年秋，中间除一年左右在香港外，他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桂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欧阳予倩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卓越的艺术才华，积极投身于以抗战救国为宗旨的戏剧运动，在桂林文化城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欧阳予倩在桂林度过的七年中，无论是在戏剧活动、戏剧理论，还是在戏剧创作、戏剧教育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一、抗战戏剧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欧阳予倩在我国近代戏剧史上是“话剧开天辟地的功臣之一”。早在1907年，他就在日本东京参加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也是欧阳予倩从事戏剧运动的开端。此后他一直以一个戏剧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化战线上，为推动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阳予倩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战戏剧运动。他不仅以筚路蓝缕的精神，苦心致力于桂剧改革运动，还筹建了广西艺术馆，是西南剧展的发起人和主要筹备者之一。他的戏剧活动主要表现在：

1．主持了桂剧改革

桂剧是明清时期形成的桂北地方剧种，内容上夹杂着糟粕，表演上存在着低级庸俗的东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先生最早倡导桂剧改革，并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后来欧阳予倩的改革准备了条件。但到1938年为止，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桂剧剧目和表演中存在的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桂系为了积蓄力量与蒋抗争，广纳进步文化人士，以充实广西文化建设和抗日救亡工作的力量。1938年夏和1939年秋，欧阳予倩两度应广西当局之邀，来桂林从事桂剧改革。后一次他下定决心，举家迁来，直到1944年桂林城沦陷，才被迫中止。离桂之日，他写了一首七律赠给曾与他一起从事桂剧改革的艺人们，“日寇压境到桂林，桂剧改革萌芽生。稍别梨园诸弟子，他日桂花竞争者”。可见他改革桂剧的志向是始终不渝的。

欧阳予倩对桂剧的改革是较为全面的。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剧目的内容到表演形式，从艺人素质的提高到观众习惯的改变，都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深刻细致的改造。

在理论上，欧阳予倩运用正确的观点，从抗战的需要出发，为桂剧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途径。在实践中，他整理、改编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桂剧剧目。他认识到：“应当有一个健全的职业剧团，而这个剧团必须要从商业剧场解放出来，不然改革运动必要受到绝大的打击，甚至于无法运行。”于是他积极筹建一个有别于商业化的旧戏园子的新剧场。1940年冬，在欧阳予倩的艰苦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剧场建成，成为桂剧改革活动的阵地。

桂剧经欧阳予倩改革，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焕发出了青春与活力，走上了为抗战服务的正确道路，成为鼓舞人民抗日救亡、追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

“在桂剧的发展史上，欧阳予倩是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改革运动的第一个人。”他主持的桂剧改革，贯彻了党的“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的正确方针，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党的正确文艺思想的指导，没有自觉献身于时代和为戏剧事业的发展而奋斗的艺术革新精神，要想取得桂剧改革的成功，谱写桂剧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是不可能的。“他的改革精神，是当代改革者的楷模；他的改革经验，是当代改革者的宝贵财富；他改革桂剧的丰功伟绩，永载我国戏剧史册。”

欧阳予倩改革桂剧的成功再次表明：戏剧要做到顺应历史潮流，为时代而呐喊，给群众以精神鼓舞，并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必须走改革之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戏曲才能深入人心，戏曲艺术的明媚春天，才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2．筹建广西艺术馆，组织和筹备西南剧展

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3月，当时虽有一间破旧的民房作为馆址，但一直没有自己的演出场所，由于演出活动的频繁，经常要受到剧场演出条件的限制，而且要支付昂贵的租金，对于各项工作的开展非常不便，也无法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因此，欧阳予倩决心建一座新的艺术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阻力，通过募捐、义演、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1944年2月15日，“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戏剧建筑物”——新的广西艺术馆落成。这是西南地区惟一专供话剧演出的剧场，是“戏剧界新胜利的堡垒”，成为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为西南剧展提供了阵地。从此，广西艺术馆随同着西南剧展，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了它应有的光辉的一页。而为新馆的落成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欧阳予倩先生，也永载戏剧史册。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桂系也由过去表面上的开明转向公开反共。桂林的形势日益恶化，进步文化人士遭到摧残。“一度繁华似锦的西南文化中心桂林，这时在风雨如磐的肃杀气候下，一时显得秋风飒飒，萧索落寞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陷入了低潮。

但是民主进步的力量是扼杀不了的。为了加强戏剧界的团结，促进戏剧运动的发展，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这，一空前盛会，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发展的高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茅盾称它“是一次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活动的空前大检阅”。美国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的，中国处在极度艰辛环境下，而戏剧工作者还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

作为西南剧展的发起人和主要筹备者之一，欧阳予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4年，抗日战争虽已接近胜利前夕，但日寇更为猖狂；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进步文化事业遭到摧残，戏剧运动的处境日益恶劣，戏剧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和迫害，经济上生活困窘。在这种形势下，要筹备召开这样的盛会，组织这样的进步活动，要经历的困难和曲折是可想而知的。欧阳予倩为使剧展顺利举行，可谓含辛茹苦。为了让广西当局支持这次剧展，他便用合法形式进行活动，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周旋于广西上层人士中间；为了让西南各省派团队参加这次剧展，他亲自起草邀请信，向各省发出；为了扩大西南剧展的影响，他还亲自撰写了《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一文，发表在熊佛西主编的《当代文艺》上。这种“迈进毋畏途路艰”的精神，充分说明欧阳予倩不愧是“我国戏剧运动中的一位披荆斩棘的闯将”。

总之，欧阳予倩通过组织和领导抗战戏剧运动，为桂林抗战剧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田汉同志所说：“予倩他主要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民主革命家，是一位进步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

二、杰出的戏剧理论家

欧阳予倩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戏剧改革家和戏剧活动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戏剧理论家。抗战时期，他的戏剧理论主要表现在：

1．关于旧剧改革的理论

首先，欧阳予倩坚决反对“改革旧戏就是破坏旧戏”的错误观点。他认为“改革旧戏是要把旧戏改成可以顺应时代姿态的戏剧”。因此，只有“根本加以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结构，能够充分反映现实社会，才真足以延长旧戏的生命”。

其次，对于为什么要改革桂剧，欧阳予倩认为：改革桂剧是时代的需要，抗战的需要，也是戏剧发展的自然趋势。虽然旧桂剧的“内容多半腐败”，其精华“便和沙金一样混和在泥沙当中”，但是“旧戏拥有大多数的观众”，“旧戏的表演的确于中国一般的观众太习惯了”。“尽管纯旧戏有趋于没落的征象，而它那经过长期锻炼的技术还是得到多数人的爱好”。所以，“我们不能听其自然、放任不管”，“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生关系”。

最后，对于如何改革桂剧，欧阳予倩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第一是要使它的内容完全革新，要使内容和现代的社会思想相吻合，而有积极的意义。”他不同意那种只改内容不改形式的所谓“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他指出：“改革旧戏，不仅是内容，形式也不宜墨守旧章。内容既然革新，形式也要跟着转变。”因此，他坚持改革桂剧“不仅是生吞活剥把新的意思嵌进去，而是要全部予以新的组织、编剧、演出法、表演法、音乐、舞台装置、灯光、服装、化装都要予以统一的处理”，“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必须综合本身以外的各种腔调，表演方式，演出方式”，从而使旧桂剧逐渐“改换一个新面目”。

2．关于抗战戏剧的理论

欧阳予倩是一位革命的戏剧艺术家。抗战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不渝。他把戏剧艺术看做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坚定不移地维护戏剧艺术的健康发展和他的战斗性。

首先，他强调戏剧要为人民服务，主张戏剧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戏剧必须从群众中吸取养料，戏剧脱离了群众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在艺术与民众关系问题上，他主张艺术工作者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他认为：“艺术不仅是要接近民众，应当为民众所有，求普及是为了民众，求专精也是为了民众，要使艺术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因为“观众就是我们的先生”，总之，他认为“从事于戏剧运动就是从事于宣传，从事于教育，从事于社会的改革”。

第二，他极力主张戏剧要为抗战服务。在他看来，“抗战戏剧的内容应该离开公式，因为抗战戏剧并不是把战场缩小来再现舞台”，抗战戏剧应该“反封建，反奴隶道德，反侵略”，“把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人类的正义感，自由平等解放的努力，灌输在戏剧的血脉里面”，从而达到“解释抗战意义，提高人民抗战情绪，并廓清一切妨碍抗战的传统思想”的目的。(28)因此，他始终认为“戏剧是一个斗争，是跟传统思想斗争，跟社会上的恶势力斗争，跟帝国主义斗争”。

3．艺术与政治相统一的理论

为了使戏剧更好地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武器，欧阳予倩提出了艺术与政治相统一的观点。他主张在思想内容正确的前提下在技术上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努力做到正确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戏剧艺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为了做到艺术与政治的统一，使艺术为政治服务，他认为艺术家要分辨善恶，要去恶而从善。对于什么是善恶，他认为：“为少数人的利益迫害大众是恶，维护大众利益便是善；法西斯是恶，反法西斯便是善；解放被压迫者的群众是善，压迫者便是恶；自由平等是善，束缚与独占便是恶；战争是恶，肃清帝国主义、消灭战争的战争却是善。”为此，他号召艺术工作者“必须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帮助人民大众把头脑武装起来，和残余法西斯的势-力作生死斗争，迫使敌人的精神方面政治方面彻底缴械，为人类维持和平和正义”。

三、优秀的剧作家

欧阳予倩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抗战时期，他的戏剧创作尽管题材上有直接反映抗日斗争的，也有间接反映抗日斗争的，但基本上都以抗日救国为主旋律，富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战斗性。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首先，欧阳予倩为配合桂剧改革，整理、改编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桂剧目。他整理的传统戏有：《关公庙》、《断桥会》、《烤火下山》、《抢伞》、《打金枝》、《拾玉镯》；改编的传统戏有：《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木兰从军》、《人面桃花》、《长生殿》；创作的现代戏有：《广西娘子军》、《搜庙反正》、《胜利年》。

欧阳予倩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旧戏中蕴藏着的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积极因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把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贯穿到桂剧剧目中去。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欧阳予倩的桂剧代表作《梁红玉》、《桃花扇》和《木兰从军》都充分体现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思想。

《梁红玉》是欧阳予倩改革桂剧的首举，“打响起了桂剧改革的第一炮”。该剧成功地塑造了南宋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杰出形象，宣传了同心协力“歼强寇，收复冀北定江南”的抗敌救国主张，有力地打击了汉奸卖国贼和投降派。在这出戏中，欧阳予倩开创了桂剧导演制度的先例，在表演、唱腔、化妆、布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还吸收了京剧、话剧和曲艺的一些手法，使剧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该剧上演后，社会反响强烈，“轰动了桂林城，连演28场，场场满座，盛况空前”。

《桃花扇》是欧阳予倩以孔尚任的传奇本为素材，根据抗战的需要创作的。该剧塑造了以李香君为代表的爱国艺人的生动形象，展现了李香君坚贞爱国、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热情地颂扬了被压迫、被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爱国情操，对激发人民群众奋起抗日救国有很强的感召力。

《木兰从军》是欧阳予倩于1939年为当时的桂剧实验团创作并导演的。它以古代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抗战意识，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为抗敌救国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花木兰，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敌救亡的信心和勇气。

除了整理改编传统桂戏外，欧阳予倩还创作了直接反映军民抗战的桂剧现代戏。《广西娘子军》描写了各界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英姿飒爽地走上抗日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爱国行动，歌颂了广西妇女的爱国主义精神。《搜庙反正》讲述了抗日游击队智擒伪军，并使其改邪归正、共同抗日的故事。《胜利年》则通过轻松活泼的寓言形式，声讨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贼，讴歌了人民群众对抗战必胜的愿望和信心。这三出桂剧现代戏，“开创了桂剧表现现代题材的历史，使桂剧第一次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斗争，并直接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

欧阳予倩不仅在桂剧创作方面成就巨大，还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时代特点的话剧和歌剧。话剧方面有：《青纱帐里》、《越打越肥》、《战地鸳鸯》、《我们的经典》、《忠王李秀成》、《一刻千金》、《旧家》、《可爱的桂林》、《桂林夜话》、《言论自由》；歌剧方面有《得救了的和平之神》。

《得救了的和平之神》是欧阳予倩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惟一一部歌剧。该剧以二战为背景，通过和平之神的遇难与获救，表现了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和平一定会实现的伟大主题。

欧阳予倩在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中，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于是他写了《越打越肥》，对那些一不抗战、二不建国、专门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权贵们，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和无情地揭露。抗战爆发后，民情激愤，救亡的呼声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急迫感在人民心目中与日俱增。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文艺政策作合法斗争，欧阳予倩拿起了历史剧的武器，创作了《忠王李秀成》，为抗战服务，倾吐人民的忧思。

在《忠王李秀成》一剧中，欧阳予倩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立足抗战现实，借古喻今，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李秀成的光辉形象，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人民思想感情的主流，表现了反侵略、反投降、反独裁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忠王李秀成》不愧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剧。正如田汉同志所说：“在同时代作家取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忠王李秀成》是很动人的一个。”该剧上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该剧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和助长日寇气焰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的认识和理解，鼓动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奋斗不息。

总之，欧阳予倩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体现了“即于现实，即于人民”的要求，始终具有与时代相通的进步倾向，真不失为我国现代戏剧宝库中的艺术珍品。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戏剧应一如既往，发挥它善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优势，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引下，贴近群众，努力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开拓一个更美好的天地。

四、致力于发展戏剧教育事业

欧阳予倩是我国戏剧教育事业的伟大先驱者，他始终认为“戏剧是社会教育的工具”。早在1919年，他就在江苏南通主办了伶工学社，并且打破了科班训练的陈规旧套，把新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到戏曲教育中。1929年，他又在广东创办了戏剧研究所。为了培养戏剧人才，他在所内附设了戏剧学校，要求学员“要做有思想，有学问的演员”。他安排了较为科学的课程，除表演课外，还开设了中外戏剧理论、戏剧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修养等课，以把学员培养成有丰富知识和文化修养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阳予倩来到桂林，继续他的戏剧教育事业。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成立，欧阳予倩任馆长兼戏剧部主任。为了把艺术馆变成_个开展戏剧教育基地，他组建了话剧试验团和桂剧试验团，开办了戏剧讲习班，请戏剧家田汉、焦菊隐等人给演员上课。他自己也经常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挤出时间给演员授课，通过言传身教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

1941年，欧阳予倩创办了广西最早的一所戏曲学校——桂剧学校（全称是广西戏剧改进会附设戏剧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品学兼优的人才，他要求学员“不仅要做演员，而且要做品德高尚的人”。鼓励他们摆脱旧习班的不良习惯的影响，从而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他曾指出：“旧习班的不良习惯甚多，一面改革戏剧，一面又要改革他们的习惯'．这双重的困难，必有赖于对他们施行新的教育。”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自己亲自授课，还聘请了一批专业教员和文化教员来兼课；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话剧教育与戏曲教育相统一，反对家长制的旧科班制度和教育方法；为了让演员获得更多的实践知识，他经常让学员参加桂剧试验团的排练和演出；他还制定了科学系统的教学方案，开设了桂剧课、文化课和音乐课，使学员在艺术修养、政治修养、品行修养等方面都能够健康地成长。这是广西第一所新型的培养桂剧人才的学校。尽管条件十分艰苦，设备十分简陋，但欧阳予倩仍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热情地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可以开展一个新面目”。

在欧阳予倩的精心教育下，涌现出了被誉为“后四大名旦”的谢玉君（如意珠）、尹羲（小金凤）、方昭嫒（小飞燕）、李慧中（金小梅）等一批优秀的桂剧演员。他的谆谆教诲，为桂剧事业造就了一批思想进步、热爱艺术事业、勇于革新的桂剧人才，使桂剧事业在解放后仍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桂林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被誉为文化城的。人们忘不了在那个艰苦岁月里所绽开的瑰丽鲜花，更忘不了曾经浇灌和培育起这些鲜花的园丁，欧阳予倩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个革命的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为桂林乃至广西的抗战戏剧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诗中写到的那样：

春柳扶桑吐绿芽，西方戏艺祖国发。

九州巨浪宣教化，乱世新潮民族花。

艺海风雷敢叱咤，桂林建馆肝胆侠。

并肩剧队创基业，八省班头两亲家。

霹雳天晴教学子，培修桃李香迩遐。

终身滴汗梨园土，一代宗师照中华。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