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风在桂林文化城的文艺评论

对于桂林，从时间上说，他就像风匆匆而过，犹如他的名字：胡风。1942年5月从香港脱险到桂林，1943年3月回到重庆，胡风在桂林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

胡风晚年所作的《我的小传》对于桂林那段生活是这样写的：“从香港脱险到桂林，由读者出资组织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和国统区的起到过精神突破影响的诗人。出版了《七月文丛》介绍了为现实主义增加新的力量的小说散文。对抗战和进步文学一时间泛滥成灾的颓废精神状态进行了抵制。”对自己在桂林所做的文学上的努力，胡风是轻描淡写带过的，但这并不能掩盖桂林时期对他的重要性。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在1942年之后基本形成的，也就是说1942年的评论给他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质，从而使其理论趋于基本完整。 1941—1943年辗转香港、桂林的流浪生活，胡风因此而赢得一种开阔的视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讲话》便成为当时及以后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而此时胡风正来到了桂林。尽管胡风尽量与延安特别是毛泽东文艺观点发展同步，但由于地域上的阻隔，沟通的困难，他的文艺思想与主流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桂林文坛存在的混乱现象为他的思考提供契机。思想的自由、文坛现状以及与主流的距离使他能摆脱权威的束缚，站在文艺的立场思考问题，最终形成个性化的文艺理论。从这个意义来说，桂林的文学评论对他现实主义理论形成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一

作为抗战时期文化重镇的桂林，它聚集着上千名的文艺工作者。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作家们团结一起，致力于抗战文艺的创作。但就在这表面平静的文坛下潜伏着不安和混乱。“封建的灵魂在新的服装下复活”，殁落期反动资本主义文艺也开始滋生，各种各样的文学倾向都抬头了。胡风敏锐地感觉到旧的反动的文艺的蠢动，他将之称为“混乱”。同时他也注意到左翼作家中存在的另一状况。

……但这时期我所看到的文坛风景，特别是我从未到过的南方文化中心的桂林文坛的风景，使我得到了惊异之感。期刊多起来了，单本作品多起来了，但一看内容却大半充满了沾沾自喜的气味。而那个所谓文坛的小天地里……所遇到的人十之八九充满了沾沾自喜之气。……但像这时候所看到的那么凸出，那么自得其乐地居之无愧，老实说罢，不能不使我感到触目惊心。（着重号笔者所加，下同）

这里胡风指出了抗战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廉价的乐观。与种种“混乱”的论争，维护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他在桂林的主要文学活动，为此他写了一系列的文艺评论。1945年他将之整理成集即《在混乱里面》，从名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文艺评论的现实针对性。

此时的批评多是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的。首先他认为文学应描写广阔的现实生活，并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内容与时代精神。以向上的时代精神促使新人的产生，历史的前进。而抗战便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也即当时最大的政治。因而文学就不能不与抗战（或者说政治）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胡风还认为：由于抗战迫切需要发动民众，文艺工作者要主动将文学创作与宣传教育的工作结合起来。

为抗战服务，这是当时作家们的时代使命。正是与抗战相结合作家才能取得现实主义艺术上的胜利。当时偏偏就有评论者大肆鼓吹“文学归文学”，文学“只要可泄露作者之文学天才，不管它内容怎样”，将文学置之于历史要求外，“超越于表现民族命运的政治洪流之上”。胡风认为这样的文学主张必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或者复活封建文艺，或者滋长资本主义反动文艺。它们都是与时代精神相背而驰，是“抽骨留皮的文学”。这是胡风要反对的文坛的一种“混乱”现象。   

尽管文学脱离不了政治，但胡风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必须要走简单追随政治的路，也不意味着可以不再重视对现实人生的发掘。由此他强烈反对标语口号化的诗歌和说明急迫的政治课题的文学。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性格的真实”。说明急迫政治课题的文学只能妨碍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由于政治要求底过于迫切，也由于作家自己过于兴奋和认识不够，却往往弄成廉价的表现，写兵士的英勇就难得看到生活上的根源和曲折的成长道路，写青年就把他们一律地印上预先安排好的结论……新文艺里面一向存在的公式主义倾向，不但延续，而且滋长了。”胡风看到盲从政治主题，作家就无法发现真实的生活。文学成了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陶醉，与现实生活脱节。“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就不能不遭到破坏。这是胡风要反对的第二种“混乱”。在他看来文学应扎根在深广的现实生活中，揭示蕴含于人生内容中的历史内容。

胡风反对文学简单追随政治，进一步的论述是在他对文学创作不良倾向的认识中。

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既已失去了只有借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的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

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成功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

这两种不良倾向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对生活持繁琐奴从的态度，冷漠旁观地描写现实生活。看似客观地描写生活，实质上是无法深入到生活中去的表现。没有向“生活的突击”，就无法把握隐藏于生活后的历史内容，无法将挣扎在抗战里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重负、悲观表现出来。因而它反映的现实即是表面性或局部性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至于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它只是一种理念或思想的形象化，而纯粹与生活脱离。在他看来思想只能作为作家把握生活的引线。如果不与现实生活相融合，从思想去制作作品，即使思想再正确，作品也是虚伪的。主观主义者虽然也发挥主观战斗热情，那只是演绎概念的热情，作品中有的便是作思想工具的“纸人纸马”。

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胡风认为它们都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结果。作家不是深入到生活中去，而是按照政治要求表面化、理性分析化地虚构生活，用政治代替主观，也用政治代替客观。文学剩下的是僵化的概念，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与作家独具一格的个性统统失去，等待文学的是生命力枯竭的命运。

怎样克服这两种不良倾向，怎样使文学服务抗战却仍饱含血肉的人生呢？此时的胡风提出要将“政治课题”与“作家的战斗意志”相结合。作家的战斗意志即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他用来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利器。

胡风认为这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由于作家缺乏与他描写的生活以及人物进行血肉相搏的战斗精神，把握不住纷至沓来的生活事件的内容，写作就成了记流水账。写出活的生命，在胡风看来关键在于“把他的全部的精神力量注向在对象的追求上面，设身处地体会每一个情绪转变的过程”。为此他批评了当时文坛的两种人。一种是往来于前线后方的作家，他们贴近生活却写不出好作品，就在于他们将前线当做“咖啡屋”了。另一种是凭几篇作品走上文坛，就此脱离生活，失去对现实人生追求的热情与搏斗，“只好乞丐似的扎纸花度日的人”。的确恰如胡风所认为的，没有作家主观精神的融入，又怎么会有“被作家所肯定，所拥有，所蒸发，所提升”的生活和震撼一代的伟大作品呢？

文坛的现状让胡风担忧，但他相信“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只要在生活的战斗里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的热情或精神力量，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一定能取得胜利”。这在当时无疑是文学较为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

1942年8月胡风主编了《七月诗丛》，收录了青年诗人亦门、鲁藜、冀坊、绿原等人的诗歌。这是他对桂林诗坛的一个贡献。配合着《七月诗丛》以及当时诗歌的实践活动，胡风写了一系列的诗歌评论：《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等6篇文章。这是他较为集中的论述诗歌的创作，在这之前之后都不曾有过。

胡风认为诗是心灵的火花，人生战斗的凝晶，是从“人生的深处唱出的真诚的歌声”。丢掉了人生就丢掉了诗歌艺术。诗歌创作需要向优秀的诗人学习，但这只是诗的养料之一，如果笼罩在某一诗人的影响下而不能出来，只会使诗人对生活的感受力变得凝滞。一个独特的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拿出别人所没有的东西，而这种独特性是与生活的人生分不开的。对诗的寻求过程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探求的过程，这“正是能达到艺术成就的最原始的依据”。同时诗歌也是紧跟时代的。“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人的生命要随着时代的生命前进，时代的精神的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诗人不仅要歌唱他独有的人生，更是要将他独特的声音融进“群涛怒吼”、“万木齐鸣”的时代之音中的。

另一方面是与主观战斗精神．分不开的。“在诗的创作过程中，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即使有好的思想题材，没有诗人的热情，诗依旧是空虚的呐喊。相反，诗人则“能够使希望、理念、战斗口号获得艺术生命”。同时他认为诗的表现力不是靠向名人学“技巧”得来的。“技巧”恰好似文字匠手中“变戏法的手巾”，虚无飘渺，它只能将艺术创造弄成一种蹩足的模仿。“诗的表现力必然地是人生的战斗能力(思想力、感觉力、追求力……)底一个表现，只有首先成了人生的战斗能力的东西才能够被提升为诗的表现能力而取得艺术的生命。”在这里，胡风将主观战斗精神与具体的诗的创作结合在一起。无疑在诗歌口号化倾向中，他在竭力维持诗的艺术个性。

基于这一点，胡风针对当时理论界提出的“诗的形象化”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形象化”是“先有一种离开生活形象的思想（即使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思想）然后再把它‘化’成‘形象’，那就思想成了不是现实生活所怀抱的，死的思想，形象成了思想的绘图或图案，不是从血肉的现实生活里面诞生的，死的’形象了”。胡风将“形象化”称之为“机械论”。按这样的观点创造的诗只是些没有热情的“红绿的纸片”。而作为艺术的诗，它应是形象的即用形象思维。他抓住诗这一特性，思想始终要附着在生活现实上，它的提高是在血肉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这样，思想才是活的思想，形象才是活的形象。

胡风还谈到对真正的诗人的理解。他认为在现实人生中拖泥带水，不免惑于利欲的人，即使能够写出亦真亦善的诗，也只是一个“第二义的洋人”。因为诗人所具有的弱点与污点最终是要变形为一种力量附着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的。真正的艺术是绝对要求和人生高度结合的。但诗人并非英雄之光熠熠闪耀的完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在荆棘和罪恶里有时闪击，有时迂回，但却抱着为历史真理献身的心愿向前突进。胡风认为只有这样圣洁的人生才能创造艺术，也只有这样的艺术能够长生。

三

除了诗歌评论外，胡风还发表了关于曹禺戏剧、路翎小说的文学批评。在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评论是围绕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展开的。

胡风认为《北京人》是对封建社会的一首挽歌，同时也是一个安慰痛苦人生的飘忽渺茫的梦。文学是要求有梦的，但更要求从现实到梦的道路。梦在文学中应是现实人生的升华，是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胡风认为《北京人》、《蜕变》在这一点上都没做得好。

《北京人》的主题是反封建的，但它没有取得现实历史的生活内容。曾家的大悲剧是一个关起门来演的悲剧。作家斩去了与这个家庭纠缠在一起的触手，如与封建社会的血缘关系，外面世界新生力量的生长。这一切复杂的社会与时代洪潮都被人为地关在曾家门外。这一对主题把握的孤立造成人物性格的单纯化与人物心理斗争的历史内容的薄弱；另一方面造成艺术结构的破裂，将没有关联的东西人为地束缚在一起，如瑞贞的性格与被安排的出走的前程。胡风认为，尽管如此，《北京人》与当时文坛将人物当成概念的留声机丧失自我的公式主义的创作是千差万别。

与此不同，胡风肯定了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他认为这一小说是“向时代底步调的突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路翎的小说展示了现实社会人生的诸相，与文坛中存在的“抽象的灰色结论”，“骗人的热闹故事”的文学迥然相异，那是一个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世界。与《北京人》斩去生活的“触手”不同，这一小说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挖掘了与人物性格牵连在一起的相互纠缠的生活的触手。从这个意义来说，胡风将郭素娥称为“扰动了一个世界的女人”。同时评论路翎小说的风格是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复杂的线条融合一起，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这里不难看出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子。恰恰路翎的小说正是在胡风的悉心指导下的创作，也为胡风的理论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对以上两部作品的评论，胡风始终立足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内容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基点之上。从优秀创作中丰富理论，又以理论完善创作，而其所指总是对着文坛的创作实践。相对当时将政治摆在第一位文坛甚至以后，胡风的努力都是需要的。

四

胡风的一生是学习和诠释鲁迅精神的一生。年少的他伴随着读鲁迅的《呐喊》长大的。1933年从日本回国后，胡风便生活在鲁迅的周围，并接受着他的熏陶。左联中，他担任书·记，成为左联与鲁迅间的联络人。来年，又发表了关于《鲁迅杂文》的一系列文章。胡风的文艺思想来源之一就是鲁迅的文艺思想。而鲁迅所开创的“五四”新文艺传统与胡风的现实主义便是一脉相承。

当时的桂林是“全国鲁迅研究的中心”，胡风此时期的《如果他还活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为当时研究鲁迅的思想尽了他的“微薄”之力。在《民族革命与新文艺传统》中他还指出“五·四”新文艺传统即是反映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等时代精神的生活现实的传统。鲁迅是这个传统的开创者、领导者。

胡风认为鲁迅是以“精神界战士”的身份进行他的文学生涯的。“在相应的程度上把握住由现实通向未来的历史任务的思想战士，才能够真正地执行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斗争。”鲁迅便是这样一位思想战士。他与黑暗的现实做着殊死的搏斗，但他的战斗却是指向未来的，有着“比谁都看得远也看得深的思想力量”。这是鲁迅作为精神战士的特点之一，他不会把斗争的新的开始当做斗争的终结。在当时“只准歌颂胜利”的时代，胡风总结出的鲁迅精神在当时应有警醒作用的。

“他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进步’的目标。”这是胡风对鲁迅精神的另一揭示。抗日是民族的解放斗争，但如果没有进步，没有本国黑暗的毁灭，中国人还是在做“自己人的奴隶”。这一点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他总结说鲁迅一生所走的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的思想路线。无论进化论存在怎样的认识上的缺点，鲁迅最早地将当时所能达到的正确的观点运用于促进祖国解放的斗争中，并将它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汇合。他认为鲁迅的伟大恰在于：“把民族底将来和人类的将来联系在一起，只有在人类的将来里才有民族底将来。”在胡风看来，当时抗战不仅要将中国人从异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更要创造一个与人类前进的新中国。

如果我们过分夸大桂林时期对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无疑是不合适的，他在桂林生活的时间的确不长。也许将他在香港、桂林、重庆等地的文艺评论综合来谈论会更好，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文艺理论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发展前进的，并不因地域的变化而改变。但桂林时期的确有它的独特意义。作为国统区文化中心，桂林结集了各式各样的作家，文学创作繁荣一时。创作的成绩与缺陷都为胡风的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正是在对文学现实的思考中胡风没有被主流思想所淹没，以他独特的见解，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并逐步完善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时期较为重要的文艺观点是他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对客观主义的批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要用主观战斗精神去克服这两种主义。他的文艺理论的三个支点：深广的现实生活，主观战，斗精神，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在这个时期内已基本形成。以后的文艺理论是它们的深入发展与完善，直到1948年《论现实主义的路》。

桂林特有的文化氛围影响着胡风，同时他也用文艺评论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坛。面对抗战进入持久战之后思想上存在的混乱，毛泽东用他的政治权威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肃清思想上的各种主义，达到思想的统一。与毛不同，胡风是凭他的信念以及个人的声誉用他的笔廓除文坛上的混乱。其结果当然是不能与延安整风运动相比的，但这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所能做的。在他的影响下，确有过一批“起过精神突破影响”的诗人和为“现实主义增添新的力量”的小说家。从这些意义上讲，胡风绝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桂林文化城留有他不可湮灭的足迹。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