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纪念张曙同志逝世45周年

人们缅怀他

那是在1940年9月3日下午三时，在重庆电影制片厂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集会。这个会是由郭沫若、田汉、老舍、郑用之等五十余人发起，联合重庆市文艺界举行的追念张曙同志逝世两年的追悼会。会场里挂满了挽联和花圈，有周恩来副主席送的、有叶剑英参谋长送的，有郭沫若、田汉等文艺界人士送的，国民党军委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先生也送了两副挽联。会上，周副主席和郭沫若、田汉等同志们相继讲了话，到会的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默默地悼念着死者，整个会场被一种肃穆的气氛笼罩着。

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把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参加会的有张曙生前在政治部三厅的同事，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更多的是他的学生和渝市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但也有一群不速之客，他们是来捣乱的。开会前，他们曾千方百计地阻挠人们参加这个会，没有得逞时，又成群地钻入会场企图捣乱破坏。只是由于有周副主席在场，又摄于人们压抑在内心里的那种悲伤、愤慨的情绪一触即发而未敢行动。那天的会是顺利地过去了。但却留下了一股余波，以致后来使我们不得不离开重庆。

当时，我是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下属的难民妇女服务团里工作的，是该团的常务理事之一；团长是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女士。追悼会后有一天我去贺家看望倪斐君，午餐时，贺耀祖突然问我：

“张曙是共产党员，你知道不知道？”

“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怎么会知道！”对我这样的答复，贺先生显然感到不高兴了。他白言白语地说：“上当了！”后来，倪斐君告诉我说：“老贺因为在张曙的追悼会上送了挽联，而且是两副！他受到了别人对他的质询和批评，”并说：何应钦也找她本人谈过话，委她以后不要再管难民妇女服务团的事了，还说：“周畸她们是共产党员”“要她注意自己的行动”、“要检点些”，“不要再给老贺添麻烦了”。等等。从那以后，对团里的事她就不像过去那样经常过问了。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斗争极为尖锐的时刻，在周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党把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两岁，通过重重困难送往延安。后来听说：在我离开重庆三天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一次大搜查以后，就把这个难民妇女服务团查封了。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在桂林的风景区为张曙建立了墓地。在他逝世二十周年和诞生七十周年的日子，中国音乐家协会召开了纪念会、座谈会，并演唱了他的作品。这些年来直到现在，有些省的文化部门、出版部门，以及音乐教育部门还在组织搜集他的遗作和遗物，撰写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和文章。也许有人会问：他生前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了解他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为他过早去世也感到惋惜，而国民党反动派就在他死后还不肯放过他呢？

在他成长的那些岁月里

张曙同志1909年出生于安徽歙县。在他成长的那些岁月里，中国还处于动乱的时代。张曙像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随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在人生的旅途上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是，这个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虽然给了他们许多苦难和折磨，也磨练了他的斗争意志，激励他更勇毅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曙的家庭出身是商人，父亲开了一家首饰店，家境还算富裕。他由一个乡村孩子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幼年时代，首先是他母亲对他们的影响。他很喜欢他的母亲，母亲更是爱他，她时常给他讲些宣扬孝，悌、忠，信，行侠仗义的故事。这在他幼稚的心灵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那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性格，主要是受了这些娓娓动听的故事的启发和影响。在家乡时，他上过私塾，读过一些古书，他的古文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在他十四岁的时候（1923年），他随父亲来到浙江衢州最好的中学。因为在小学的成绩优良，他被保送了衢州最好的中学。像久旱逢甘雨般的求知欲推动着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在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思想上由于受一些进步的教师的影响，又亲身参加历年的“五七”国耻纪念日的游行和五卅运动，这场全国性的反帝斗争，使他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他后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打下了思想基础。

抗战时期的音乐家张曙

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要他回家经商，继承父业，他不干，一定要去上海求学。父亲拗不过他，就要他报考法政大学，将来好混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他也没有兴趣。他却报考了上海艺术学院，后来改为南国艺术学院。

他初到上海，高楼大厦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简直使他眼花缭乱。

开学以后，这个土里土气的高个子的青年到了南国学院。开始没有人去注意他。可是，不久却被艺术学院院长田汉同志发现了。从他那样勤奋的学习态度，那副浑厚有力的歌喉，以及走起路来昂首阔步，说起话来侃侃而谈的那种神情，田汉同志看出这是个艺术上的好苗子，只要经过精心培育，一定能成大器。从此，田汉很关心他，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他去参加一些音乐、戏剧的演出活动。后来，他为了深造，考人了上海国立音专，但他和田汉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既是师生，又像兄弟。他们在进步的音乐、戏剧运动中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特别是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他们在文艺上共同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田汉的影响和引导下，积极地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左翼大联盟（既左联）。就这样，他一个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走上自觉的革命道路。

在敌人面前

张曙同志曾和我谈起过他在国民党监狱中的一段经历。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于1928年，是在暗杀蒋介石的一案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由于刺客在严刑逼供的情况下乱供说：他的同谋是住在某某地段的姓张的。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走一个”的反动残忍的政策下。在那一地段，凡是姓张的住户都被逮捕了起来，张曙也没能幸免。多少人都无辜地遭受了严刑的拷问。后来还是此刺客说了实话，这些人才得救了，张曙也被宣告无罪。可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没有罪，不花钱也是出不来的。还是他的父亲花了六百块钱，他才获得出狱。第二次因为他参加左联被捕了。后来他告诉我：那天幸而郑君里看见他被捕，及时把他的文件转移了。在敌人来搜查时，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犯罪证据，他才幸免一死，只判了三年徒刑。

在谈到在狱中何孟雄、胡也频、李柔石等同志受害的那天，他说那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监狱里显得格外阴冷和凄凉。被难的人们都在裹着单薄的被子里酣睡着。忽然阵粗暴的吼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监狱兵大声的喊着人们的名字，整个监狱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血腥的屠杀就要开始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时刻！这时，张曙还没有判刑，他脑子里也在想诀别人世的时刻就要到了。他绝不能默默无声的死去，他要用最后的生命和敌人作斗争。当狱兵喊着何孟雄、胡也频等同志的名字的时候，他看见他们毫无惧色地昂首走了出来。他禁不住高声喊道：“你们要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胡也频同志一看到就走过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说：“将来你出去以后，通知我的家里，等我的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告诉他替我报仇。”他听了这席话，一阵难忍的悲伤和愤慨一齐涌上心头。他只紧紧地握着拳头，睁大着满含泪水的眼睛凝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国际歌声和共产党万岁声，像巨雷般地相随而来，旋即是机关枪声乱响一阵，与歌声口号声混在一起，接着是一片沉寂，人们的心像被万钧铅压住了似的。

这23位伟大的人民战士，像23颗耀眼的明星陨落了，但是，他们的闪光却水远留在张曙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心里。

张曙在服刑期间，因为监狱的管理人员贪污了菜金，大家的伙食很坏米饭里掺了沙子；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张曙和几位同志共同组织了一次罢食斗争。他们巧妙地把墙壁凿通，互相传递着消息，经全体难友的同意之后，一场监狱罢食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后来虽然得到胜利，但有叛徒出卖了张曙，敌人就把他反绑着吊了起来毒打，还用了其他刑罚来拷问他，折磨他。但都没有使得这个硬汉屈服。张曙在狱中已经是三个年头了。由于田汉恳托一位流氓巨头，并花了不少钱，同时也正赶上了蒋介石实行“大赦”之年，他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出狱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值得深思的是：他本来不是共产党却被当做共产党关进了监狱，可是，出狱之后，他倒真地成了共产党员。这是他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

卓越的歌唱家、作曲家和社会活动家

张曙同志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创作了两百多首革命歌曲。这些歌由作品在抗日的烽火中许多都被遗失了。他逝世以后，才从各方面零星地收集了一百多首已经发表过的部分歌曲。生活书店原准备出版，但是这些刚刚收集起来的稿件，在重庆的一次空袭中，又被第次遗失了。现在收集的只是他的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

他是新音乐运动的参加者和积极推动者，在黄色歌曲弥漫的年代里，他和聂耳、星海、吕骥等进步的音乐家一起，从事革命歌曲的创作和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因他的歌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群众性，而且具有民族风格，他的有些作品，深得群众喜爱。这些作品之所以有强劲的生命力，还在于他能比较深刻地表现各个阶段中人民的呼声，在思想感情上是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写了许多战斗力很强的歌曲。表现了各时期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例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天灾加人祸，人们的生活极端痛苦。他的《救灾歌》、《筑堤歌》、《车夫歌》等等就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高唱着“要铲除世界的不平”、“我们怎能永远当牛马”等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当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的时候，他又作出像《洪波曲》、《壮丁上前线》、《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等歌曲；描绘了全民抗战的精神面貌和生动情景。鼓舞着人们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意志。他就是这样运用音乐艺术作为武器向敌人战斗的。他从几岁时就对音乐发生了兴趣。他的母亲教给他的许多的民歌是撒在他心灵里的第一批种子。后来跟着徽戏班子学戏，学民族乐器，八岁时就曾上台演奏。他很早就致力于民间民族音乐的搜集研究工作。他不仅会唱许多地方的民歌，他还懂得很多的地方戏，如徽戏、湘戏、京戏昆曲、苏滩等等。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整理好了一部昆曲乐曲集。黄自先生写的《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吸取了这个曲集的素材。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仅作了许多气魄雄伟的歌曲，他还在民族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健康抒情性歌曲的创作。如《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赶豺狼》，这种民歌风的抒情歌曲，虽然也是深情的，但毫无缠绵伤感和不健康的情调。而是把儿女情长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來了。乐曲不仅表达了个革命妇女的感情，也表现了全民抗战的精神面貌。

除了作曲以外，张曙还是一位出色的歌唱家和二胡演奏家，他在音专学习的时候，萧友梅先生就很赏识他，并对他说：“你要把声乐作为主科，乐器作为副科，你要把唱歌作为你一生的事业。”的确他唱起歌来感情充沛，声音浑厚有力，吐字清楚，表情细腻，富有感染力。有一天在家里，他唱了《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支歌，在座的同学都被感动得哭了起来。在南京演出田汉编剧的《复活》剧本中《莫提起》这支歌时，有的观众留下了眼泪。连星海同志本人也深受感动。他跑到后台来紧紧握着张曙同志的手说：“好，唱的真好，我真没想到这个歌也能这样地感动人呢！”后来，星海同志在延安鲁艺也和他的学生们谈起过这件事。

张曙同志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1934年，因为湖南文艺界在反动统治下非常沉闷。他想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作个开拓者，就接受了去湖南民德中学的任教聘书。到校以后，学校对学生的音乐教育并不重视，学生上课也不认真。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开展群众音乐活动，就是把学校的音乐课上好都是困难的。但他并未向困难低头。一方面在课堂上严要求，一方面又组织爱好音乐的学生为骨干，成立了歌咏队、指挥组、作曲组。由于他工作热情负责，他的多才多艺和他的表演才能，使许多学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他也获得了群众的钦佩和爱戴。许多其他学校的音乐教师和学生都来找他。不少青年学生，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参加了进步的活动，有的后来成了革命者他还联合了一些中、小学音乐教师组织了“紫东艺社”开展社会上的文艺活动。这个组织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演出，如歌咏大会、音乐演奏会，还演过话剧《回春之曲》，这些演出都深得群众欢迎。在一次歌咏会上，唱的都是国内外的革命歌曲。有的歌，群众也跟着唱了起来，一时台上台下的歌声联成了一片。观众情绪十分热烈。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响彻全国。这时在湖南，党的刊物《抗战日报》出版了，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也相继成立。张曙同志也参加《抗战日报》的工作，还负责组织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文艺活动。因为在群众集会的场合下，他常常站在第一线，就受特务的注意。有一天，一个不速之客到我们家来了，盘问我们经常来家的是些什么人，干什么？他在屋里还东张西望，翻这翻那。张曙都镇静机警地作了回答。幸而他相识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凑巧也来到我家，这人和这个特务也认识（这个军官是田汉同志的朋友，比较进步），谈到他经常来我们家欣赏音乐，才算解了围。但不久，我们就添了一位新邻居，实际上是在监视我们的行动。一天上午，忽然听见大门外卖小报的大声吆喊：请看“紫东园五号”的新闻。我买了一张回来，一看内容：竟有半个版面是造谣污蔑张曙和针对“紫东艺社”的，把“紫东艺社”描绘成黄色的团体，说：“张曙身着西装革履，是一个纨绔子弟，来此活动的都是打扮得妖妖娆娆的青年男女，开跳舞会和干其他些不法之事等等。国民党的特务，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以达到消灭进步团体的目的。

在武汉，他在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政治部三厅工作，在郭沫若、田汉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与星海、林路等同志组织了许多歌咏队，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还联合了武汉许多学校的歌咏队，组织过一次盛大的水上歌咏大合唱，演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强烈地控诉日寇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些热情洋溢的歌声，参加过那一次大合唱的人们至今犹萦冋在耳际。

胸襟开阔的革命乐观主义者

张曙同志是一个个性坦率爽朗，诚挚热情的人。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没见他为个人的什么事发过愁。就是在遇到困难甚至危难的时候，他也从不叫苦，从不消极。他去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他往往在人们中间成了一位最吸引人的人物。记得在上海有一天我的同学（他们都快要毕业了）都聚在我的房里，大家谈着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每个人的脸上都满布愁云，房间里的空气显得异常压抑和沉闷。他来了看见这个情景就大笑起来逗趣地唱起赵元任作的《莲花落》那支歌。当他唱到“——老板娘那个怪模样……没有饯也没得吃碗饭……”等等的时候，大家都笑了，顿时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但他也有喜怒哀乐。他曾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忧虑，曾为胡也频等烈士受残害而悲伤，曾为世界的一切不平的事儿愤懑，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和别人。他好打抱不平，当他还在国立音专学习的时候，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殴打人力车夫，他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地跑上前去和那个外国人撕打起来。那个洋人看见周围的群众集拢上来怕吃眼前亏，就灰溜溜地跑了。1930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演了部译为《不怕死》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影片。他和洪深、金焰、廖沫沙等同志跑上台去向观众宣传，鼓动抵制这部影片，立即得到观众的拥护和支持都纷纷退票。这部影片从此再没能上映。

他还有一种“克己待人”的好德行，他把帮助别人，作为处世的一条守则。他常常帮助別人。有时在街上遇到他的穷朋友向他借钱，他二话不只要口袋里有钱，从不让人家失望。我有个朋友因为没有钱读完大学，眼看就要辍学了，他说服我：“就是我们再困难也要帮助交两年学费。”这样，我们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下钱来帮她交了学费，没有让她失学。可是他自己却经常闹经济恐慌。有时为了要去听一次音乐会要去当铺，吃不上饭的时候也要进当铺，他成了高利贷者经常剥削的对象。但是他满不在乎，有钱就花没钱也能凑合，就是一天吃一顿饭，他也是活蹦乱跳，精神饱满地工作，他就是这样很少想到自己的人。

但他工作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他真是一个忙人，时间对于他简直不够用，有时一边吃饭还一边写稿“作曲”。他还有个脾气，他预定要做的事情，做不完就不撒手。时常工作到深夜。就在他被炸死的前夕，他还在赶写他自己作词谱曲的《负伤战士歌》。想不到这首歌竟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永难忘记的诀别的时刻

1938年12月24日是我永不能忘记的日子，更不能忘记我和他诀别的那个严峻的时刻！

那天正是中午，正是我们在吃中午饭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空袭警报。好心的友人，紧张地跑来要我们一同去躲警报，可张曙同志却泰然地大笑着对我们说：“孩子病着，不能出去，你们去吧。把大大交给我吧！”我知道他这倔强脾气。抗日战争以来，从上海到南京、长沙、武汉、直到衡山、桂林，每逢敌机轰炸，他从来没有躲过，我受他的影响，慢慢地也变得胆大了，常常带着孩子伏在家里不去躲避。那天如果不是女友硬拉着我陪她一道去，我是决不会离开他们的。当我吃完了饭和友人起身的时候，他和大大还是慢慢地吃着饭。临行时我还再三叮嘱他“要是放了紧急警报，你就带着大大到后院的防空洞里躲避吧"。他还不耐烦地回答我说：“你去吧，我知道的。”谁知道这一刻竟成了永诀！

当我还不曾到达防空洞口敌机已经掠过了天空，随着是一片爆炸声的轰响，我远远地看见文昌门那一方火光冲天，我心里顿时觉得不安起来，我对身旁的友人说：“不好，恐怕我家里着了火，家里还有曙和大大”！说着没等友人回答，更等不到警报解除，没命的就向回家的路上奔跑。在跑到城门口的时候，看见城内起了火，大火正在我家的隔壁燃烧着。这时，我简直疯狂了，不顾一切向大火的方向冲去。我的女友要她的勤务兵也跟着我来了。到了家门口，大门是关得好好的，我推开了门，心牛急遽地跳动，口中狂呼着曙，曙、大大”的名字，而里面确实静悄悄地没有回响。我想也许他们受伤倒在地下了。我连忙跑到吃饭间，房中的物品却零乱得很，人呢？不见了！我心里更加慌乱起来。但同时也在安慰着自己，想他们一定是躲在后院的防空洞里去了。

我的两条腿像飞行一般，不由地向后院奔去。还没到后院，只见到破砖和瓦砾散乱了满地，我的腿像腾云一样在瓦砾里跳上跳下，心里也像要跳出来似的，嘴里还是没命的在喊着他们父女的名字。忽然勤务兵从后面喊道：“你看，糟了！”我低下头来往地下一看，原来他们就在我的脚前，要不是勤务兵叫的快，我几乎踹在他们的身上。我顿时像走进了没有思想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的空空洞洞的世界里去了，完全失去了知觉。

张曙同志，你到现在离开我们45年了。你生前梦寐以求的那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憧憬，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你的两个女儿在党的关怀和培养教育下已长大成人了。他们现在都成了党的中年文艺干部，在新的长征路上，正在继承父志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张曙同志，你也可以放心了。今后我们的祖国必将变得更加富强。在党的英明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歌唱新时代的歌声，必将洋溢全国，歌颂新时代的乐曲，必将百花吐艳。你和其他一些音乐界的先驱者创建的革命音乐的道路也必将得到更光辉的发展。张曙同志，你安息吧！

（原载《乐坛》198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