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故人情——胡风在桂林战斗的一年

一

胡风与广西特别投缘，抗战其间他多次到过广西。“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表示不与他们合作，他和家人离开重庆，经云南、贵州，进入广西，然后取道金城江、宜山、柳州、桂平、贵县（今贵港市）、陆川、廉州、到广州湾（今湛江市），乘船赴香港。在广西期间，他们接触了许多普通百姓。胡风说：“广西人民很勤劳，田种得很精细……饭菜做到又干净又快又可口，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很快沦入日本侵略者手里。胡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偕夫人梅志逃离香港，几经周折，又辗转来到桂林。本来是在桂林暂歇。然后去重庆的，但桂林的抗战文化工作环境吸引着胡风，于是他便留在桂林找房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他说：“从1942年3月6日到1943年3月14日，在桂林住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还算顺利。”在这一年里，他的工作卓有成绩，影响也很大。

抗战初期，胡风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出了三期后，便无力办下去。便搬到武汉，改为半月刊，继续出版。不久又到了重庆，改为月刊。《七月》是胡风用心血浇灌的花朵。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独树一帜，受到读者的欢迎。《七月》于1941年9月被逼停刊，共出了35期，经历了五年时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刊物高举现实主义旗帜，以抗日救亡、民族解放为目标。不仅刊出许多优秀作品，而且扶掖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形成了一个以“七月”命名的诗派。这个诗派人数较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国统区，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利用诗歌为武器，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春，胡风到桂林之后，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为七月派注入新的活力，使诗派走向壮大发展的新时期。“皖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迫害进步的文化人，查封了《救亡日报》等进步报刊，禁止出版进步书籍。但国民党桂系当局与蒋介石集团仍然有一些区别，他们还保持着某些克制。为此不少从香港脱险的文化人，便在桂林驻足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胡风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留在桂林的。

胡风到桂林后，很快便与地下党联系上。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自觉地接受党的指导，在思想上与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他到桂林不久，国民党广西当局和重庆方面都表示要举行茶会招待从香港脱险的文化人。在这之前党组织便通过熊子民（党员）向胡风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只要不出卖灵魂，送钱可以接受，请吃饭可以去。胡风、茅盾等，就遵照执行。

胡风与在桂林的党的负责人李亚群、邵荃麟有直接的联系。据胡风的回忆，他与邵荃麟在30年代初左联时就是同事。1938年在武汉，邵又给《七月》投过稿。“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桂林又见到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我常去看他，有时就留下吃饭，谈公事谈私事态度都极友好。有一次他来我家，和我谈到他的家庭……他在我这里吃了饭，谈到深夜才回去。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邵荃麟是党在桂林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通过邵荃麟，桂林党的负责人李亚群约见了胡风。胡风说，在他住定之后，“李曾多次来看我。……第次在我家就做了从下午到晚上的恳切的长谈。从国外谈到国内，用具体例子对我进行分析，帮我了解当前的国内外情况。……又有一次上午……谈的面更广了，接触到了文艺思想问题和当前桂林文艺界的情况，他表示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们谈得高兴，都忘记了时间。”据《胡风回忆录》说，当时桂林地下党还给了他一笔不小的生活补助，他与夫人商量，认为自己能应付，就将这款退还了组织说明应留给更困难的人。

他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住进诗人胡危舟家楼下，即建干路17号之九。胡危舟在办一个诗刊叫《诗创作》，他家进进出出的多是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这样的居住环境为胡风广泛地接触诗人和文学青年，了解诗歌创作动态，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因此，胡风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胡风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由于住在胡危舟家，耳朵里听到的多半是谈诗，来访的客人多是诗人，来信的也多半是写诗的，桂林是诗人汇集之地，加之我在编《七月诗丛》。”

据一些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抗日时期桂林曾聚集了700多人的诗歌创作队伍。在桂林文化城6年间，报刊上发表的诗作达2000多首，平均每天有1~2首问世。总共出版了90多本诗集，平均每年在15本以上。这对桂林来说，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胡风在这个“诗人汇集之地”桂林，一下子便触摸到诗人群体的脉搏，徜徉在诗歌的海洋中，以兴奋无比的心情关注着诗歌创作的动向。胡风虽然不是以诗歌创作见长，但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敏感，他对诗歌情有独钟，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听诗斋”。这表明，他与桂林诗人群体心灵的沟通，也昭示着他找到了为抗战的诗歌创作繁荣发展继续呐喊助威的用武之地。

二

胡风为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繁荣，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鼓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他从总结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实践入手，对于诗歌创作的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从理论高度上进行阐释，给诗人以明晰的宣示。他对诗与时代、诗与诗人、诗与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胡风一再指出，全民抗战是一个诞生诗歌的伟大时代没有这个时代的土壤就没有抗战诗歌的繁荣。“战争一来，整个社会被搅翻了，全民族被投进了大的兴奋里面。尤其是敏感的作家们（以及知识青年们），一旦突然从被限制的小生活圈子解放了出来，他们底战斗的意志就遇着了广大的，蠢动的现实生活”。广大的生活海洋拓展了诗人的视野，火热的现实斗争撞击了作家的心灵，在情绪上给他们以极大的感染。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由于人民情绪底兴奋，焕发，感激和乐观，不但那些忧伤的低诉绝了迹，同时也减去了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焦躁的意味，而是从生活激发出的火热的声音。这是诗底疾风迅雷的时期，和战争初期的人民底精神状态完全相应的。”战争的洗礼，使诗人抛弃了忧伤的情绪，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了他们的良知，增强时代的使命感。使他们行动起来，挥动诗笔，走向战场。正是抗战这个时代，使诗歌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使诗歌获得前所没有的新的品格，新的特色。胡风说：“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只要在生活战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底热情和精神力量，我相信，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

第二，胡风十分强调作家的主观动能性、道德修养、人格力量。也就是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对生活冷漠的客观主义和毫无创造性的人云亦云的公式化倾向。

他反复地指出：“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或追求，那他底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运用作家主体精神去熔化客观的东西，然后“再用那来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这是胡风对现实主义的界说，也是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的最简明的诠释。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在相当长期以来，曾被歪曲，被误解，被当作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来批判。胡风复出后，于1982年，在《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中，对于“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又作了重申。他说：“我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指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在创作过程中应有的爱爱仇仇的感情。通过这些主观方面的真诚的感情来理解人物、创造人物，而绝不是主观主义。”真诫地对待生活，以鲜明的爱憎感情拥抱生活，才能正确地表现生活。这本来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却被当作谬误加以弃置，这是很不公平的。只有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才能恢复真理的本来面目。

既然，文学创作需要有“主观战斗精神”，通过主观去溶解客观生活，塑造出全新的形象，显示自己的艺术特色，那么，作家就必须是一个强者，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特别是直抒胸臆的诗人，更应有一颗赤子之心，更应该是一个人格完美的人。胡风说，诗人，应该是“一个为人类底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底苦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底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号。胡风还进一步指出：“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能有‘轻佻地’走近诗的事情。”如果，“轻佻地”对待生活，受到生活的限制，即使在诗里“能够写出亦真亦善的人生”，“顶多也只能算是第二义的诗人”“至于不但有时‘轻佻’地对待人生，而且经常‘轻佻’地走向艺术的诗人，以在艺术上的‘轻佻’来猎取人生上的'轻佻’的诗人，那就更在第二义的以下又以下了”。他要求人生与艺术的统一，做人与做诗的统一，反对两者的分离，这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容易做得到，但作为一个目标，一种努力方向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胡风说：“艺术第一呢，人生第一呢？这应该是早已不成问题了的问题，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但不幸的是，对于许多诗人，这还是一个常常被顛倒了的致命的问题，他们常常忘记了丢掉了人生就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

胡风还极重视提高诗人的自身修养。接受文学遗产，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诗人的主观世界，增强诗人向生活搏斗的能力。他写道：“如果肯定了诗是来自人生而又是为了人生，那么，接受精神遗产（读世界名著）就正是为了丰富我们底向生活搏斗的精神力量，第一是人生的战士，其次是艺术上的诗人。当然，这儿的精神遗产（诗）自有一种不断新生的特有的能力，但只有当它首先溶进为人生的我们底精神世界这一盆圣火里面，经过了化合过程以后，才能够锐变成为我们所要求的艺术能力底养料，犹如那歌唱过飞翔过的完成了生的使命的凤凰，不经过火的洗礼就不能够得到脱胎换骨的更生。无条件地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够有条件地为艺术上的诗人。”

以上这些是胡风在桂林“听诗斋”里向诗坛发出来的呼唤，也是他为抗日时期现实主义的贡献。为抗战时期诗歌的发展作了理论的探索，也为“七月”诗的进一步壮大打下了理论基础。胡风在桂林一年间所写的近20篇诗论、文论，自己编成一个集子——《在混乱里面》，抗战胜利后才出版。

三

胡风在桂林的一年，在写诗论、文论的同时，还积极地为南天出版社编辑《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支持与培养年轻作家与诗人，有力地促进了“七月”诗派的发展壮大。

南天出版社是两个广东籍青年学生朱振生（朱怀谷）和米军筹办的。由于资金短缺，他们通过彭燕郊的介绍，找到胡风要求支持与帮助。胡风对于文学青年，一向是热情支持，大力扶持的。他建议他们先出一套诗丛，先出薄本子，待资金周转过来时，再出大型的书。这个建议被接纳后，胡风便义务为他们编书。先编出一套《七月诗丛》，计有艾青的《向太阳》、胡风自己的《为祖国而歌》、孙钿的《旗》、冀汸的《跃动的夜》和阿垅的《天弦琴》等。还有鲁藜的《醒来的时候》，田间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天兰的《队长骑马去了》。胡风还选编了《我是初来的》诗歌选集，精选了14位诗人的诗作。这是从在《七月》上发表过作品的39位诗人中选出来的。胡风说，这选集中的14位，“除了我们的日本友人鹿地亘以外，就都是初来的，至少在诗上是初来的”。在《七月》上发表诗作的39位诗人里面，“十之七八都是第一次和读者相见的”。“这些初来者，并不是那以后都走上了诗人的道路，有的沉入了艰巨的实际战斗，有的被困苦生活所淹没，有的就此嗄了歌喉，但当时他们却都各自从生活的深处唱出了真诚的声音，至少在我听来是真诚的声音。如果诗人不应是一个技术家，如果写诗不应是一种专利的职业，那我们对于这些有的甚至只唱一支歌的歌人的怀念，也许不算是侵犯了诗的尊严吧。”

在编辑《七月诗丛》时，胡风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对于诗友们的怀念，有对于某些诗人因种种原因嗄了歌喉而惋惜，有对诗歌发表前景的期待，也有对某些“成见”的回敬与抗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诗友们以扶持与鼓励，促进创作的繁荣，使已经形成的“七月”诗派，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抗日这个神圣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为此，他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他当义务编辑，不取任何报酬。他与夫人常去图书馆查阅旧报刊，对所需材料一一抄录，个中艰辛，外人难以体会。作品编好后，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他又费尽心思，与之周旋与斗争，使《七月诗丛》终获出版。

《七月诗丛》的出版，对于成长中的诗人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社会来说，是沟通国统区与解放区诗歌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桥梁。

当时，在桂林与胡风交往最多的年轻诗人是鼓燕郊。他来自新四军，对诗歌有着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参加桂林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先后担任文协桂林分会理事及诗歌组组长，担任《力报》副刊《半月文艺》、《半月新诗》的主编，任《诗》月刊编辑。他写诗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高昂的强音，唱出时代的乐章，在桂林出版了《战斗的江南季节》、《春天一一大地的诱惑》、《第一次爱》以及《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等。胡风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对诗创作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他为人本质好”“还有着事业心”，胡风为他“过早地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令人惋惜”。胡风对他的创作极为关心，真诚地给予他以帮助，他也为胡风做过一些事情。

在桂林与胡风有过较多交往的还有伍禾。他是胡风的湖北同乡。他曾访问过胡风，“谈了几个小时，话题总离不开诗，看得出他迷恋上新诗了。对诗，他有着很新颖和尖锐的看法”。他送给胡风一本诗集《箫》。显然，他与胡风交流了关于诗的看法。可惜他以后很少写诗。南天出版社朱振生和米军，在与胡风的共事中，也受到不少教益。

胡风在桂林还编辑了《七月文丛》，使丘东平、路翎等人的小说散文得以问世他还为丁玲编了一本《我在霞村的时候》，将瞿秋白的一些译作编辑出版，还为鲁迅的著作讨回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版税，并托人转交许广平。而胡风自己的著作，却因为种种原因，却在桂林出版很不顺利。他的《文艺笔谈》、《密云期风习小纪》和杂文集，不是被查禁，就是当局不予通过。

胡风作为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诗人、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他在风雨飘摇的桂林生活战斗了一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