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而不居 江流自荡荡——建设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功臣胡愈之

以“救国会”成员身份负责党在桂林文化界统战工作的胡愈之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这正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先驱胡愈之，一生为党的文化事业默默奉献所遵循的人生真谛。

在胡愈之的悼词中，胡乔木曾这样概述过：“愈之同志……也没担任什么职务，仍然是默默地工作。”这一言简意赅的小结，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的一生，也表现了我国文化老战士不求名利，只求在平凡的岗位上为进步事业辛勤劳作，毕业奉献的精神，同时也为当今文化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本文仅就1939年春至1940年夏，他在桂林卓越的工作及对桂林文化城所做贡献简述如下：

一、领导三厅五处工作，积极宣传抗战真理

胡愈之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杰出社会活动家，早在抗战以前，就曾是国统区的文化巨人，为我党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当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极力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与国民党再次进行合作。同时，为了与国民党的“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策作斗争，在党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于1938年初春，成立了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当周恩来同志决定把掌管动员宣传工作的第五处任务交给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后，胡愈之这个办事能力强、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在学术界颇有威望的“救国会”重要领导干部，就被推举为三厅五处的处长，具体负责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一起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战方针政策。

三厅第五处作为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扩大抗日统战力量的重要部门，由民主党派精干力量组成，在宣传抗战民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担任第一科科长的是东北救亡总会的代表徐寿轩，科内大多为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主管文字编纂。第二科科长是当时救国会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张志让，主管民众动员和一般宣传。第三科科长由尹伯休担任，分管印刷、发行等总务工作。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使政治部第三厅真正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而不是蒋介石政府所说的是临时租让给共产党的“租界”地。

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法西斯一党专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扩大对全国各地的抗日宣传，按照周恩来同志“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日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的指示。胡愈之又亲自安排，派出刘季平、徐发等负责从当时活跃在大武汉的许多歌咏队、宣传队中挑选精干人员，具体改编和组织了直属军委会政治部的4个抗敌宣传队，在武昌昙华林紧张集训1个多月。集训期间，为提高队员对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及当时军事形势等认识，增强抗战必胜信心，他作为集训主要领导人之一，同郭沫若等为队员作抗战形势的重要讲话。与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等一同创建了一支庞大的抗日宣传队伍，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到空前高涨的历史时期。

继昙华林短期集训后，三厅各处随即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宣传中。1938年9月下旬武汉局势紧张，三厅被迫南撤，沿途继续宣传党的《抗日宣言》和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理论。同时胡愈之又与其他各处人员一样，布置各队对敌宣传，分析武汉陷落后的抗战形势，认真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党的抗战方针、政策，组织团队学习讨论。随后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他于1939年初春抵达桂林从事统战工作，在桂林与三厅留桂人员张志让、刘季平等组成桂林“小三厅”，使之成为宣传抗战、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骨干力量之一。

二、坚持统战方针，置身广西建设研究会

胡愈之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布置来桂，目的是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当李宗仁、白崇禧在汉口撤退时表态：“欢迎你们——文化人到广西开发文化。”他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因特殊政治斗争需要，利用当时“救国会”与广西的一些关系，以该会代表身份应广西当局之聘，带着统战的目的参加桂系组织的“参政会”式的政治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被委任文化部副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广泛的团结抗战的宣传工作。

桂系创建“广西建设研究会”，目的是为了护卫和壮大自己，形成反蒋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以民主、抗战为号召，采取“八面玲珑”的手法，大量网罗人才。因此，胡愈之就通过研究会联系着当时在桂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如李达、李四光、柳亚子、欧阳予倩、梁漱溟、陶孟知、宋云彬等。使大批进步文化人团结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救国宣传和建设民族文化而努力工作。

胡愈之在“研究会”工作，不仅使该会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好事，而且利用救国会能在桂林自由活动的特点，经常组织在桂的“救国会”成员如张志让、范长江、姜君辰、千家驹、杨东莼、陈此生、张铁生等，联系开会，互通情况，让他们一起参与“研究会”活动。这时，他又当之无愧地成了这个团结抗战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体的领导核心。

孟超对其进行过统战工作的文化人千家驹

胡愈之所以能得到桂系的重视和尊重，成为广西地方民主势力信得过的智囊，除了他的智慧和胆识外，更重要的是他能知时务、识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诚实工作的缘故。当桂系得到像胡愈之这样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支持时，曾一度与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进行过公开的斗争。因为1940年蒋介石迫于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强烈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压力，由参政会通过了一个所谓结束一党训政，实行宪政的虚伪决议。为促蒋尽快还政于民，使全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和自由，同时桂系为提高自己的声誉，借此联合在桂民主人士组织了一个“广西宪政协进会”，大造舆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宪政协进会通过集体讨论，提出多种反对国民党“五五宪章”的意见，要求蒋介石言行一致，从根本上开放全国抗日救亡言论和活动自由。因此，为使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形成具有一定政治斗争的力量，胡愈之又亲自起草了一个反对“五五宪章”的宣言，经白崇禧亲自审阅同意，公开发表，使宣言变成有力的战斗武器。胡愈之就这样充分抓住各种有利时机，为党和民族的事业机智而又默默地工作着。

三、帮助创办“广西地干校”，发展进步教育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是我党帮助桂系培训地方基层干部的学校。抗战初期，为适应抗战需要，把抗战宣传落实到广西全省每一乡村、街道，广西地方当局迫切需要训练出一批得力的村、街基层干部。因此，经当时任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推荐，广西当局邀请在广西办教育很有经验的教育家杨东莼在桂林筹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

在筹办“地干校”过程中，胡愈之这位救国会老领导，文化事业的热心人，杨东莼的老同仁对“地干校”的办校方针、教学内容、训练形式、实习活动、读书方法、生活管理等各方面，又曾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全心帮助。与杨东莼一起使“地干校”参照解放区“抗大”和“陕公”的教育经验，办成了一所在国统区的“延安抗大”式的军政学校。他作为知名人士之一，还经常被聘请到“地干校”作国际形势的专题报告。

“地干校”的教育训练工作直接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当时各地流亡到桂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不少就曾在“地干校”担任教务领导、辅导员或指导员。在一定意义上“地干校”又成了掩护大批进步文化人和共产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把政治保护伞。

“地干校”的创建实际是共产党、民主人士和广西地方当局，以统一战线为原则，联合办校的一次成功试验。自1939年2月开办，至1940年底结束，共培养基层学员1402人，还开办了特别训练班4班，使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得以贯彻，并深入人心。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党的抗日统战政策的巨大威力。从“地干校”毕业的学员，后来有的成为共产党员，有的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积极参与“青记”和“国新社”工作，建设新闻事业

胡愈之在桂期间，热心于文化事业，和以往在上海工作一样，为宣传真理和创建进步组织辛勤劳动。

胡愈之是新闻界老专家。在新闻工作方面，他以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为大局，放眼世界，心怀全国，与范长江一起共同规划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桂开展活动的计划，兴办国际新闻社，热情培养年轻的新闻力量，并担任国新社总顾问。“他与国际新闻社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以及青年记者协会陈农菲等同志一起，共同开创了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全盛时期的局面”。

胡愈之不仅是“青记”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青记”创立的最早倡导者。1938年在保卫武汉大宣传中，聚集在武汉三镇500多新闻工作者为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作斗争，扩大抗日宣传力量，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战斗组织。因此，从新闻统战出发，胡愈之便和范长江，以及《新华日报》的徐迈进一起商议，决定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名义成立了这个民间通讯团体。由于他公职在身，未便出面领导，只担任“青记”理事。

国际新闻社是党领导下的进步新闻机构，桂林总社的设立是与胡愈之的功劳分不开的。他凭早年在上海哈瓦斯社工作的经验和熟练的通讯业务，以上海“救国会”对外宣传负责人身份，在抗战爆发时就建立了对外宣传机构，即国际新闻社。该社于上海沦陷后迁往香港。1938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为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需要，他在南方局支持下，与范长江合作，以参加“青记”的记者为基础，筹建了桂林国际新闻总社，并根据当时后方各省报纸不断增加，交通困难，很少发行到外地，读者关心战局，中央社报道简单，各报无特派记者赴前线采访等特点，参照国外通讯社“在一个地区供给一家报纸使用的特稿供应办法”为“国新社”制订了向各地报纸供应特稿办法，自始至终围绕着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

胡愈之虽然名义上不担任国新社领导职务，但他对该社的创立和方针、任务的确定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国新社”凭着向各报供稿的有利条件，在国统区新闻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是中国新闻史上通讯社从来没有过的局面”。把“国新社”变成为直接“向成千百万人传布比较系统深入的新闻和先进的思想”的有力阵地。

素有文化总设计师之誉的胡愈之，当“国新社”同志们把艰苦创业的成绩归功于他时，他总是谦逊地推却说，他“不是‘国新社’成员”，“没有在‘国新社’做过什么工作”。可他作为国际形势知名评论家，精通国际问题，对“国新社”工作始终不懈地加以指导。“由于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和我同长江同志的个人关系，我挂了‘国新社’特约撰稿人的空名。从1939年初到1940年我离开桂林止，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环湖路蹓跶一下”。他又与范长江、黄药眠每周一次或两周一次召开社务会议，对社内的方向及工作任务都做了具体细致地部署和安排。由于“国新社”坚持和贯彻了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和消极抗战，以至被重庆国民党当局认为“左倾”。中统特务徐恩，曾在1939年5月致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信中说：“顷据广西方面报告，左倾作家胡愈之、范长江等近在桂林组织国际新闻社……该社内容及实际负责人政治背景如何，至祈惠示并随时注意为幸。”从当时有关材料看，反动派当局实际给胡愈之、范长江等人早已扣上了“左倾分子”帽子，采取了严密监视的措施。

此外，在国新社经常举办的不定期时事座谈会中，胡愈之凭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能力，以及又是座谈会时事评论观点的主要发布者，时刻引导新闻工作者认清形势，客观地报导国际国内事实，使人们对反法西斯斗争有一个明确和积极的认识。

在培养新生的新闻力量方面，胡愈之又以一个老成干练的新闻工作者身份，始终不辞辛劳地计划让一批青年人参加新闻工作，学习理论和时事，使他们能迅速成长，发挥出积极作用。他不仅是青年会讲座和“战时新闻工作短期讲习班”的主讲之一，而且自觉地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打成一片，不断给予他们引导和指导。“愈之同志为我们出过写作的点子，为我们审看稿子，同我们争论，当然主要是愈之同志教导我们……他有时还把收到的稿费请我们吃河粉，对我们表示奖励”。在1940年“青记”暑期新闻讲座中，他应邀讲了题为《各国新闻概况》专题。胡愈之培养了大批的新闻骨干，为我国抗日救亡新闻工作的大力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外，胡愈之以关心全社会，培养整个文化界青年人健康成长为责任，除了对“国新社”的青年给予关怀指导外，还对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以至救亡日报等单位的青年都多方关照，真正以长辈，以老师的耐心和热情加以培养，使他们在健康的文化道路上茁壮成长，成为时代需要的一代新人。

五、精心筹划“文供社”，开创进步出版事业

胡愈之以“进步文化界的参谋长”闻名，他总是把自己的整个热情致力于真理和世界真相的传播。当广西当局利用他的博识、威望和远见，放手请他经办广西文化事业时，他老马识途，时刻不忘宣传抗战思想和党的统战政策，热情投入进步出版工作，以“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在1939年秋，很快办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

文化供应社是我党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新闻出版机构。当时为适应国统区的政治斗争需要，推进通俗教育文化运动向前发展，以配合抗战建国宣传，同时为安定进步文化人生活和发展文化事业，胡愈之与沈钧儒、方振武、李任仁、杨东莼、张志让、林砺儒、白鹏飞、金仲华、千家驹、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等20余人联名正式发起，倡议以地方性集资形式，成立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并与陈劭先、陈此生一同被推举为主要筹备人。经过他的操劳和精心设计，不但聘请了一批有名望的进步作家和主张抗战的民主人士，以及请共产党员任编辑，而且大量吸收进步青年来社工作。使“文供社”真正成为拿广西地方当局的钱，办共产党的事业的一个我党在桂林的重要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阵地。

文化供应社的创立，既是宣传进步文化的需要，又是广西地方当局的需要。在组织上以进步文化人为主，联合广西的部分民主力量，推举李任仁为董事长，陈劭先为社长，陈此生为秘书，胡愈之亲任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第一届董事，编辑出版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手里。特别编辑部在胡愈之等的主持下，确定以密切配合抗战宣传，推进通俗教育文化运动，编印大众读物为中心，兼及抗战必需工具书，后又逐步扩充编印少年读物、青年读物、学术方面图书。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编辑出版图书500余种，并出版过一套由胡愈之总体规划，规模颇大的《通俗文库》丛书。如在抗战形势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胡愈之领导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主编了适应抗战后方了解抗战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新道理的《抗战建国辞典》百科全书，通过几千个条目，传播新知识、新观点。同时，“文供社”在当时条件下，利用统战的法宝，采取特殊形式，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互相配合，在传播进步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发展进步势力等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六、热情宣传国际形势，合办《国民公论》

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先驱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凭他渊博的学识，早年就已具备的国际时事评论的理论水平，在宣传国际形势，正确引导人们分析国际问题，了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树立坚定的抗战信心方面，又有着特别重要的贡献。

在“国新社”建立不久，胡愈之就与张友渔、张铁生、刘思慕、骆耕漠、邵宗汉等一批知名评论专家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成为“国新社”发出专论的王牌。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欧洲和整个世界局势空前动荡。特别是中国人为了解本国抗战前途，无不关心世界局势变化，当然也热切盼望像胡愈之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经常发表分析局势的文章。因此，他作为生活书店的“开国元勋”之一，以该书店为阵地，与张铁生、张志让、姜君辰等广西建设研究会成员，合办了以综合性为特点的《国民公论》半月刊。主要发表评论国内外形势的文章，阐述党对时事的方针、政策。他在1939年到1940年8月的短暂时间里，写下了相当篇幅的时事政论文章。通过这些评论文章使人们越来越关心国内国际形势发展，认识到我们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联的。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

此外，为适应形势需要，澄清人们混乱思想，胡愈之与张铁生等曾拟再出一个与《国民公论》并行的姊妹刊物，定名为《民众周刊》（或《战争时代》），目的是为扩大对国际形势的宣传，以积极配合抗战为主导。同时，胡愈之与刘季平等又积极组织读书会，通过指定读书、读文章，然后聚集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办法，把宣传时事政治，了解国际国内问题，提高我国人民对抗战前途认识能力，宣传国际形势，发扬民族精神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召开一次，参加者大多是精通国际国内问题的专家，如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等。通过读书会形式，使分散的时事政治观点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力求使时事宣传尽量做到准确、统一，避免在群众中因对时局讨论和发表意见的认识观点不一致而引起的混乱，进一步促进了健康思想的传播，使国际时事宣传工作更加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七、积极领导进步文化界，团结一切抗战力量

胡愈之是进步文化界的前辈，他除了积极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外，还以党的统战方针为指导，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积极争取民主人士，默默地组织和参与领导桂林文化界，把在桂大部分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民族反侵略力量。

他作为文化界富有远见卓识的智者，在民族危亡，极度需要宣传正义，唤醒民众起来为民族自救而奋斗的关键时刻，他从自己的本行着手，以文笔作武器，以敏锐的眼光，富有哲学思想的头脑，正确分析问题，及时报道国际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统战思想，把新闻出版当成忠实党的革命事业阵地，始终不移地为民族解放斗争作贡献。

为了党的抗战文化事业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政治斗争需要，他作为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当生活书店总店加强对全国各分店领导工作时，1939年3月成立编审委员会，他义不容辞地任命为主席，把各地分店团结起来，形成为一个坚强的宣传抗战真理的堡垒。“使桂林分店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出版造货中心，担当了这一地区中心店的任务”。当时不少书刊就是在桂林排版印刷，然后分运西南地区发行的。如毛泽东《论持久战》、叶剑英《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等都在桂林排版印刷过。

1939年10月，我党为巩固和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适应抗战文化宣传形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应运而生，胡愈之又被选为新成立的分会首届理事之一。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发展；“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密切”，胡愈之和其他理事一样努力工作，认真贯彻总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方针，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农村，直接为抗战服务。同时，他还举办各类文艺座谈会，对抗战文艺创作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促进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开办文艺讲习班，培养人才；提倡文艺大众化与通俗化，使作家们创作出不少以抗日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并且组织文艺界向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合法斗争，要求保障创作自由和合法著作权益。这样“文协”桂林分会便成了桂林乃至西南文化界的领导核心。

在整个反法西斯阵线中，为联合各界反侵略力量，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1940年1月，胡愈之从中国抗战局势出发，为协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作战，又不负众望再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第二届理事，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指导人们认识形势，分析国际问题，树立中国抗战必胜信心，把中国抗日热潮推向更高潮。

胡愈之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中做统战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投降、倒退，准备随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广西的右派统治者投降了，国统区的救亡进步人士要被一网打尽，党秘令撤退”，迫于形势变化，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他于1940年8月离开桂林赴香港从事新的革命工作。

胡愈之在桂工作虽不足两年，但他受命于周恩来同志，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不懈地为党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与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负责人直接联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地为党的抗战文化建设作贡献。他那实事求是、平易近人、不求名利，“功成而不居，江流自荡荡”的高尚品质和质朴的共产党员作风，将永远深入人心，也将永远是建设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有功之臣。

（原载《桂林文博》199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