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工作时期的克农同志
作 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出 处：漓水烽烟：纪念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五十周年·革命回忆录专辑
1816一九三七年九月的某一天，一个从苏州军人监狱出来的身着旧直贡呢学生装的青年，在南京共产党办事处会见了李克农同志。这个青年得到了他阶级友爱的慰借和深厚的导师式的教导，在脑里烙上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并亲自负责组织了出狱的十个同志，指定这个青年率同经西安办事处转往延安。
这是我第一次同李克农同志会见的回忆，也是一个长远不能忘怀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间，我由湖南南岳调到桂林，又第次会见了克农同志。组织决定我担任桂林办事处的行政工作并负责一部分组织工作，于是我便在克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一块儿工作、生活与战斗了。
办事处设在桂北路一三八号。房东是一个姓黄的酒店老板。我们还在路莫村设立了家属及招待的住地，并在村的附近开辟了我军在桂林的后方仓库。由于克农同志经常教导大家要继承和发扬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并指出在国民党区域对群众工作要更加注意，所以我们同房东老板及友邻都相处得很好。
自从国民党在长沙制造大火事件以后，桂林就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我党我军连接华东、华南，通达香港，海外，联系西南重庆和抗战圣地延安的重要枢纽，不少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也多会聚于此，抗日民主救亡运动极为活跃。它又是国民党同广西地方势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错综复杂的地带。因此在该地的革命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党的统一战线与组织工作的开展；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活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外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是克农同志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的。
开始，由于国民党中央同广西地方还存在较大的矛盾，统战工作作来还顺利，以后局势逐步逆转，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广西地方也逐渐中央化，国民党在广西的特务同广西地方特务合流了。工作随着进入了相当艰苦的阶段，而一些负责同志如石磊、夏之栩又先后调离广西，人手少而工作反加多起来，我们虽然也多分担了一些责任，而主持大计的克农同志，担子自然就更加重了。他很少休息，日以继夜的工作着，经常听见他气喘咳嗽，病痛是很显然的，但他总是带病工作，一身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加上他又善于言谈，庄重中中带以诙谐，常常一句话逗得我们大笑起来；一次讲话激励得大家积极战斗下去，使人忘记了在大后方国民党的反动高压下还有什么困难和焦虑似的。
平江惨案发生后，涂正坤等同志英勇牺牲了，吴自立等同志撤退到桂林来。一方面要安置撤退下来的同志，一方面又要积极准备追悼纪念死难烈士，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那个纪念小册子便是在克农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我们编辑的。它给大后方同志敲了警钟，使大家更加积极隐蔽地工作。
国民党对于我们党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闻宣传在桂林一带的封锁是极严的。但在克农同志巧妙的安排下仍常常通过《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及进步刊物发表社论、时论和消息，透露出星星之火来。例如：新四军的战报就间或在《救亡日报》上一小块一小块地登载出来。他常常教育大家要利用一切间隙和可能，进行宣传、组织和教育。在大后方工作，统一战线这个法宝非常重要，对来访和可能接近的人，都要耐心地诚恳地进行谈话、解释和宣传。记得当国民党不战而退日寇节节进逼的时候，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情绪，克农同志便领导我们想方设法翻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文件送到他们手中，人们读后，精神大为振奋。一个桂林的法官一变悲观失望的情绪，兴奋地说：“抗战有希望了！”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延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上了。
不久，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处心积虑地想消灭我们，对我军不发给一枪一弹，伪军政部并命令停发我军所有的军需用品，华北我军缺乏汽车、汽油等，特别我江南新四军，连冬天盖的被毯也没有。中央来电要办事处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关系，把能够弄到的军用品弄到手，抢运各地。克农同志立即召集我们研究部署这一任务，指出我党我军在大后方人民心中及国民党下层人员中有很高的威望，它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虽然国民党对办事处多方限制，但只要我们充分运用统一战线，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指示做的，记得那时办事处有一些由海外华侨捐给我军的汽车，我们就通过国民党后方机关的关系，弄来牌照，然后装上各种物资及捎带去延安的同志，经贵阳、重庆、西安一线闯关而过，运回延安。同时，我们在柳州设下了交通站，我常带着李忠柏同志在该地采购汽油桶及转护送去延安的人员。又出发到桂林郊区国民党军需仓库，为新四军领军用毯。开始，仓库不承认存有军用毯，经过同仓库人员交朋友、谈心，获知那些仓库存有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我军使用等情况，然后我们就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一个一个的进行思想工作，终于把成万条的美制军用毛毯弄到手，又通过押运人员和司机把军毯运回桂林。可是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却不准开车要把它运回到他们的仓库去。克农同志笑着向我说道：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于是一面派办事处的警卫同志武装把守汽车不准移动，一面又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两天的婉转交涉，才把运费记在新四军的帐上，将成万条的羊毛军毯转运到新四军去。这说明克农同志善于在困难的情况下沉着、机智地拟定对策，终于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了。
他不仅善于出主意，而且也善于使用干部。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各色各样的人都有，他都能根据各人的特长，分别摆在各种岗位上，一旦使用他们之后，又能信任地放手让他们去作，到了一定时期便进行检查，做得好的给子褒奖和鼓励，有错误和缺点的给予批评和教导，而平常对干部很爱护，在生活上也尽可能的给予照顾，在教育上则毫不放松例如他曾组织大家学习联共党史，并请李达教授来作第四章第二节的报告，要文化较高的同志定期写出论文来，还进行评奖呢。他还经常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亲自导演话报剧。胡光同志在桂林时便担任了办事处的俱乐部主任与墙报编辑。我们又常同《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桂林发行站、新知书店等单位的同志在路莫村乡下进行球类比赛，因而不管所处环境如何恶劣，大家都生活得很愉快，心情也很舒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克农同志对敌斗争非常坚决，既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又善于运用统战法宝，在全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他的深刻的教育，因而在对敌斗争中没有一个是消极悲观和贪生怕死的。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大后方取消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即租用泗河别墅为公馆，用龙正泉的名字设立新四军交通运输处，准备万一八路军办事处取消后，仍可取得在南方进行抗日救亡民主活动的立足点。这种未雨绸缪的作法是非常必要的，它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南方各地下党来往以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进步人士安排了一个活动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怀念起当时经常住在路莫村与泗河别墅而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监狱与屠刀下的张文彬、王涛同志，以及当时在该处同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某些朋友们。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克农同志把我从外面电台叫回来，一见面就沉痛地告诉我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我们的数千干部和武装同志如周子昆、袁国平、肖正岗等在茂林一带牺牲了，叶挺军长被俘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件！我们悲痛，悲痛它是我党次重大的损失；我们仇恨，仇恨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极端卑鄙的阴谋。克农同志接着说：“贵阳交通站已情况不明，反动派将要取消我军的办事处。我们揩干眼泪，继续战斗吧！”这时，周副主席自重庆发来急电要办事处紧急部署撤退工作，妥善处理与各地地下党的联系工作，并积极疏散桂林进步文化界及民主人士，然后向重庆撤退。当时办事处已被敌人包围，周围已布满了敌人的特务和军警，来往人员亦已断绝。连《新华日报》发行站与《救亡日报》等处都布满了特务，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克农同志虽然内心悲愤，而指挥部署却很镇静，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的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一方面积极进行上层统战的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以争取各方对我党我军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我们冲破包围，千方百计做到在疏散人员和部署地下工作方面不使一个人遭到损失，不遗留任何漏洞。他及时提醒我要极端小心谨慎，因为敌方宪兵十一团的特务到处在找一个龙秘书。在他的教导下，工作任务完成了，事后证明还没有什么漏洞。当时南方局要我就地转入地下，他几次电告我不能留下的理由，终于取得了上级的同意，我也随同办事处一道撤退。
可以说，在撤退以前的一段工作还是作得不错的，从上层统战到地下工作部署；从疏散党内外同志与安置烈属抗属到争取撤退的合法手续，以及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等都还较妥善。临走时，又收到中央拍来的关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电报，一定要在桂林散发出去，在克农同志的指示下，不惜花钱用航空信纸把它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江西用航空信向各地散发。撤退途中，又在沿途利用邮筒一批批的寄出。事后知道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沿途处处表现了克农同志机智的过人处。当时敌人是想置我们于死地的，这时国民党军委已经发表谈话并命令解散新四军。车过贵阳，我军贵阳交通站的人员已被逮下狱，敌特想把我们软禁于贵阳，我们一面向敌人佯称住在贵阳，一面设法迅速离开。过桥时，要办十几、二十道手续才能通过，当我办到最后一道手续时，忽被该站的特务发现，不让我们走，以致争吵起来。这时，克农同志从车上下来，义正辞严地指责了特务，那个特务当时张惶失措、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我们离开。但敌人随即通知息烽站，设法阻拦我们行车，又经过一番斗争才离开。车在一品场时（该处是到重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站）经过多时才把手续办好。最后，该处人员向我说，伪军委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到海棠溪去开会。我即向克农同志请示，他说：“好嘛，既然他们的上校特务要搭车，就利用他送我们回重庆。你去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于是，我让那家伙上了车，一路上由他打招呼才免除了许多检查的麻烦，车到海棠溪，也是由他出面交涉才得通过，从而顺利地直开红岩嘴重庆办事处。当特务上校下车时，还以为搭的是他们十八军的军车呢！军统的上校特务竟护送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回重庆，不正说明克农同志智勇多略，迂事沉着，善于化险为夷吗！总的来说，他给我最好的良师益友。
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克农同志因患脑溢血不幸在北京逝世，董必武同志在挽诗中写的：“能谋颇似房仆射，用计差同李左车”，是深刻地写出了克农同志的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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