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李克农在桂林

李克农

李克农，安徽巢县人，生于1899年。他年轻时代就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在江苏无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31年在江西瑞金担任政治保卫、情报部门领导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曾受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东北军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等几项口头协议。西安事变后，他随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曾不懈地工作过。

抗战时期的李克农与叶剑英

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先后任红军驻上海办事处长、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长。在南京失陷前夕，他奉命赴武汉，参加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38年10月，武汉撤退时，他奉中央和周恩来指示，到广西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同年11月，办事处成立并任处长。1939年元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重庆，桂林设办事处，桂林办事处的具体工作也由李克农负责。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广西桂林成为我国西南抗战大后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合法的代表机构，对内则为中共南方局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指挥与联络中心，并领导邵阳、衡阳、曲江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的工作，以及与闽、粤、赣、湘等地的联络工作。李克农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两年多时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对广西桂系及民主派等各界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广西抗日民主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他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坚持党性和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机智果断，率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出色完成了“八办”的历史使命，并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仅就几个主要方面的事迹略述如下。

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

1938年11月，李克农奉命从武汉经长沙到桂林。为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后能顺利开展工作，他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重视做好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广西民主进步人士陈此生的引见，他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会见中，黄旭初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从容回答：“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1”向黄坦率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旨在团结抗日的原则和立场。这个原则立场，是早在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前，周恩来与广西桂系领导人白崇禧从武汉撤退途中，对中国共产党拟在广西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之事就有言在先确定了的。周恩来坦诚地对白崇禧说：“请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挖广西的墙角！”，他希望白崇禧坚持团结抗战，做民族英雄，建议他多用省外有才能的人，建设好广西。周、白在谈话中，进而达成了在桂林设办事处的口头协议。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同志在桂林

广西当局在抗战初期组建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以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研究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实质上是广西联系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纽带，曾为振兴广西招贤纳士，是广西当局的智囊团。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由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主持。李克农积极倡导省外来桂的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以专家学者个人身份加入该会为会员，参加其活动，广交朋友。如胡愈之、夏衍、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等都是研究会的会员。李克农自己也多次参加过研究会的活动，与广西省内外各界人士广为接触。李任仁曾在八桂厅宴请李克农，表示友好和欢迎。

抗战时期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1939年2月10日，李克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希望》的时论。文中提出如何巩固与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等问题，对第二届参政会《关于废止书报原稿审查问题》的决议案未完全付诸实施表示遗憾，要求国民政府当局取消新闻事前检查，以保障民主权利。

李克农很重视作团结广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工作。如李任仁、李济深、陈劭先、陈此生等人，他们有的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在广西桂系中有地位，是有影响的人。他们思想开明、维护正义，坚持团结抗战主张，而且积极支持抗战文化救亡活动。李克农和他们交往，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人物的工作，比较有效，也凭借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关系，保护在桂的中共秘密党员及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李克农指派一些秘密党员，如国际新闻社的孟秋江、张铁生及夏衍等，以个人社会身份，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孟秋江每周末必到陈此生家中作客谈论形势，了解广西当局的政治动态。新安旅行团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为政治部第三厅的一个特约抗日救亡团体。当年他们作为一个合法团体，在桂林宣传抗日救国，却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威胁，不但经费无保证，广西省国民党党部还通知该团，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李克农及时亲自和该团领导人研究对策，建议新旅组织十人贺年小组，带些小节目，于1940年元旦时到李济深（时任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家中拜年，借此向他汇报工作反映难题，李济深表示同情和关怀，想办法使问题趋于缓解。

在斗争中求团结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公开设立，如一颗红星闪烁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虽然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抵制国民党中央的反动势力。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随时有转化的可能，因此要团结也必有斗争。李克农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足智多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为了抗日救国，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

1938年底，随着桂林办事处设立，《新华日报》总社在桂林设分销处，由重庆总社空运纸型到桂林印刷发行。可是刚发行不久，国民党内政部、中宣部即予以干涉，阻挠发行。《新华日报》发行部经理张尔华，见到1939年1月21日《广西日报》上刊载的国民党内政部勒令《新华日报》停止发行航空版的消息，立即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问张尔华“分销处有没有接到正式公文？”张答：“没有！”于是李克农果断地说：“他们既然没有直接通知你们，你们可以置之不理！”至1939年10月27日，广西国民党省党部才发出密函，咨请广西省政府出面取缔《新华日报》航空版在桂林的印行。《新华日报》分馆接到公文后，多次申请说明理由，并反驳其无理取缔及不准称分馆的非难，坚持发行报纸。直到1 940年5月，国民党中宣部密电广西省政府，对《新华日报》发行桂林版严予取缔，《新华日报》才被迫停止发行航空版。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李克农洞察蒋、桂间矛盾的存在及变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斗争。

蒋介石反动派消极抗战，阴谋对日妥协投降，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处心积虑企图消灭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国民党军需部曾密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这时中共中央电示桂林办事处，要求千方百计弄到一些军需物资，及时抢运给八路军、新四军。李克农立即部署这个紧急任务。因为获悉军需仓库运到大批华侨捐赠的军毯，却不发给在前方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指派龙潜（办事处秘书）带人去交涉争取。李克农指出我党、八路军在大后方民众心目中及国民党下层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但是经龙潜交涉，桂林军需司却矢口否认有军毯库存。于是他们就找到军需仓库的官兵，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义。在他们的耐心说服下，终于使对方承认有这批物资，领到了两万条军毯。可是，在运输途中又遭到桂林军需司阻拦，命令运还仓库。龙潜急返办事处向李克农汇报请示对策，李克农果断地说：“现在统战法宝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他立即派警卫战士武装前往护卫汽车不准移动，一面派人到军需司据理力争。经过两天的交涉，他们才答应把费用记在新四军帐上。办事处终于将全部毛毯运回北郊路莫村转运站，不久即奉命运往新四军军部，胜利完成了任务。

李克农与小儿子1939年在桂林北郊路莫村的办事处军需物资转运站

推进我国西南后方抗战文化运动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随着大片国土沦丧，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及抗日救亡团体纷纷云集桂林。广西当局标榜抗战，持开放民主、招贤纳士的开明，因而出现了民主团结抗战的气氛，各种文化救亡活动如火如荼。文化界的共产党员、党组织，在办事处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广西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严格遵守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原则，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加强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通过文化界的党组织和党员，团结省内外文化工作者，占领文化救亡宣传阵地。文艺界、新闻界较有影响的《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等救亡团体，大都以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如夏衍、田汉、胡愈之、范长江、周钢鸣、刘季平、吴荻舟等。他们通过办报刊，发表文艺作品，运用文艺武器宣传抗战，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在桂林乃至西南抗战大后方，掀起了抗日文化运动的热潮。周恩来曾指示夏衍：“争取合法，内外有别，广交朋友。”夏衍直接向李克农汇报工作，李克农安排他与在广西有威望的社会活动人士刘仲容联系，由他介绍会见李任仁，李任仁又亲自陪他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以争取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的合法化给予支持。《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成了桂林文化界救亡宣传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胡愈之除了主持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外，还以救国会员名义，每月定期在天然酒家举行一次聚餐会，引导一批爱国的文化人座谈抗战形势，讨论宣传中心内容。李克农曾亲自参加过这个活动，并在聚会中传达党中央有关指示。

193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标志着桂林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旗帜下空前大团结。此后许多共产党员曾当选为该会的历届理事，使该会成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有影响的群众团体。

李克农对抗战文化活动，不仅是在方针政策原则上的指导，并具体策划创办刊物和印刷所，以争取主动及为我所用。为了以进步思想团结教育青年，李克农指示蒋宗鲁主编《青年生活》杂志。在李克农的倡导下，生活教育社与漫画木刻协会合编一个刊物，即《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杂志。为了增设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印刷厂，李克农指示新知书店派共产党员沈静芷筹办一个秦记西南印刷厂，为印刷出版进步书刊和一些秘密宣传品提供方便。这在当时书店林立，印刷厂、所蜂拥而起的情况下，保持了党在出版发行中的先导作用。

总之，在桂林办事处设立的两年间，也正值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繁荣时期。李克农代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团结爱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推动了桂林以至西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桂林则成为名符其实的、闻名于世的、我国西南的抗战文化城。

完成历史使命，胜利返回延安

桂林办事处在李克农领导下，两年多来，迎着风云瞬变的政治形势，积极向后方军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毛泽东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当时，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都曾在桂林向广西军民各界演讲，做宣传鼓动工作，全民抗战的气氛高涨。李克农还亲自率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恪守本职工作之外，到群众中去，参加街头宣传。李克农还自编活报剧，并运用文艺宣传形式、演说、散发刊有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新华日报》等进行宣传，同时参加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等发起的捐款救灾、义卖报纸等各项救亡活动。在办事处内还举行“一·二”八纪念暨欢迎海外华侨代表前来捐献抗战物资的盛大集会，以及援助香港各报馆反汪罢工工友募捐大会等。

1939年5月，周恩来到桂林，在办事处听取新安旅行团汇报情况时，曾对李克农指示：“时局变化了怎么办？现在就要做好准备！”李克农遵照南方局的指示，早做好了应变部署。办事处内部设有两套电台，主要设备放在城北路莫村，办事处转运站及招待所都设在那里；城里的电台在办事处楼上，报务员王励生充当李克农的侄女，公开身份是家属，办事处做党内秘密工作的人，如石磊、沈毅然、何启君、龙潜等都不住在办事处里面。为了克服与秘密党员接头联系的困难与危险，办事处利用在东郊六合路的“泗合别墅”，设秘密联络点，对外称“龙正泉宅”，亦作“李克农公馆”，办事处机要工作人员经常去那里工作。办事处在灵川县八里街，还设有一个秘密交通站，由王凯负责。

沈毅然

1940年5月，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调白崇禧到重庆任军委副参谋总长，派李济深来桂林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广西的政治形势日趋逆转，国民党中央反动势力加紧深入广西。李克农根据南方局指示，对秘密党员及进步文化人的去留安全，做了周密的安排，如胡愈之、范长江等秘密离桂，夏衍则向省主席公开告别。

蒋中正与夫人在两江李宗仁故居门前合影

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迫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必须在11月19日前结束，并须先递公文自动呈请撤销公事。对此，李克农立即请示党中央、南方局，毛泽东主席亲自复电，提出皖南部队北移前有事要办为由，暂难结束。如必须马上结束，请军政部发正式公文，以便上报总部，如不答应则让其封闭，但内部必须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由于李济深的的疏通，暂准延缓一个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阴谋发动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李克农为了进一步做好安全撤退的准备工作，即时派国际新闻社张铁生找陈劭先，向陈说明“皖南事变”真相，陈听了感到震惊。张铁生暗示他，重庆国民党中央可能要借刀杀人，希望广西当局千万不要上当，强调广西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善始善终。之后，陈劭先向黄旭初省主席作了汇报，然后张铁生去见黄旭初，黄表面上对张的话未置可否，但实际上是点了头，表示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撤离安全放行。

1941年1月14日至1 6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广西日报》刊登了撤销启事。此时，广西党、政、军内部的民主派，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忧心国共分裂抗战前途危难，纷纷向桂林“八办”打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反共破坏团结抗战的态度。李克农向他们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阴谋，指出对当前抗战局势，中共中央以委屈求全的态度，顾全抗战大局，以民族危亡为重，仍坚持抗战到底。这使广西各阶层爱国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揭穿了蒋介石在抗战中途妥协投降，反共反人民的卑劣伎俩。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并李克农，桂林“八办”立即撤退，否则李克农会被扣押。于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奉令于1941年1月20日撤销。李克农最后率队离桂前，收到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发表“皖南事变”真相的命令，和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电报，要求在桂林散发。桂林办事处立即印成传单，用航空向各处寄送散发。途经贵阳时，发现贵阳交通站已被封闭，李克农当机立断连夜前行，沿途闯过十几道国民党军警把守的关卡，安全到达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后来回到延安。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克农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两年多的战斗岁月里，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李克农率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