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烛照者——谈巴金抗战时期旅桂的出版活动

巴金曾经说：“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若干年前我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经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誓言：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这段话昭示了巴金的创作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一种人生理想。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文化城的出版工作正好说明了这点。

1938年11底到1944年5月18日，巴金三次来到桂林，前后居住了三年多的时间，在那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积极从事抗战文艺活动，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工作，埋头创作了50多篇作品，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几部世界名著，成绩斐然。关于他的创作情况，前人已有较多的论述，而对其出版编辑工作却有所忽略，本文只想就此简作评论。

巴金的好友，著名作家萧乾说得好：“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十四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化出版工作则是他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编辑出版工作是巴金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桂林，巴金殚心竭虑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使这个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出版单位撑过了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

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建于1935年3月，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破坏了发展的空间，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严重遭殃，工商业衰落，文化产业出现“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萧条景象。单行本的文艺作品几乎失去了市场，出版社和图书商人因为无利可图都不愿意出版单行本图书，而转向较易销售的杂志刊物。即便是著名作家鲁迅当时也为之困扰，这在他1934年12月4日写给友人孟十还的信中有所反映。鲁迅一直想出版一些果戈理的翻译作品，他说：“我想中国其实也应该有一部选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即使是“不等饭吃的译者”鲁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普通的文学创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其面临的困境不得而知。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应运而生。

1935年春，巴金当时在日本东京，吴朗西写信告诉他，自己和丽尼、伍禅等人正在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鉴于巴金有丰富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和较大的号召力，希望他回来担任总编辑。巴金愉快的答应了朋友们的邀请，不久便回到国内：投入到文生社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该社的服务宗旨在巴金写的《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一文里，讲得很清楚：“艺术哲学，只有少数人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商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赢利，而公立图书馆也以搜集古董自豪，都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享受到它的利益。”他们从事出版工作的这种“心情”，他们怀有的这种“野心”，初步显示了文生社大量出版大型文学系列丛书的胆识与气魄，这在那个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极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整个出版业很不景气的年头，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文化产业衰落的30年代，巴金和文生社同仁们的艰辛努力，在中国这个文化大沙漠的环境中，‘显得何等崇高。文生社后来的出版活动，以及对其宗旨的不断实践，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生社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建到抗战爆发以前，这一阶段发展势头迅猛。巴金任总编，伍禅、陆圣泉、杨挹清等人先后参加了编务工作。这期间共编辑、出版了包括“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新艺术丛刊”、“新时代小说丛刊”、“战时经济丛刊”、“综合史地丛刊”等八种丛书和近100本文艺书籍，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爆发后，文化产业更为衰落，出版工作陷入低潮，文生社进入缓慢发展的第二阶段。巴金、吴朗西等人在桂林、重庆等地创建分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以巴金主持的桂林分社成绩尤为出色。这一时期出版的书刊，除“文学丛刊”之外，还有“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刊”和“文学小丛书”等，都由巴金主编。巴金和他的同事们不以赢利为目的，甚至工作不计报酬，完全是义务的，其精神确实值得崇敬。

纵观巴金一生尤其在桂林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和他所编辑的大量书籍刊物，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前瞻的眼光和个性独特的编辑出版风格。

一、注重丰富多样，追求精品

巴金在出版工作上努力创新，突破前人。巴金曾代拟了《告别的话》，刊登在《文学季刊》等二卷第四期终刊号上。《告别的话》告诉读者，文坛操纵在商人手里，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倒可大批翻印流布，才子佳人的故事一再被介绍到青年中去，严肃的刊物反倒难以生存。他相信，有一天，这样的刊物又“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再生。等到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各类丛书时，他精益求精的出版思想终于得以实现。

巴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编辑出版“文学丛刊”，这是文生社出版的最重要的一种丛书。从1935年11月第一集到1949年底最后一集共出了10集，每集16种，计160种，其中在桂林编定了第7集。这套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有有声望的老作家的作品，又有刚刚出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每集16种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理论等各种样式的集子，装帧朴素大方；纸盒包装的设计也很别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方面是一个创举，因此第一集问世时，就引起文坛轰动。这套书囊括了86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占三分之二），散文集（占四分之一），中长篇小说、剧本、诗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评论集。其中作家阵容强大，颇有声势。以“文学丛刊”第一集为例，其中有茅盾的《路》、鲁迅的《故事新编》、巴金的《神·鬼·人》、沈从文的《八骏图》、张天翼的《团圆》、靳以的《珠落集》、鲁彦．的《雀鼠集》、艾芜的《南行记》、何谷天的《分》、吴组缃的《饭余集》、萧军的《羊》、郑振铎的《短剑集》、丽尼的《黄昏之献》、曹禺的《雷雨》、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卞之琳的《鱼目集》等。

在巴金的出版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精品意识。巴金经常积累国外出版的书籍，从它们中间借鉴装帧、设计的图样，把它运用到国内出版的书刊上来；他还收藏各种古籍善本，从中汲取营养，增强自己各方面的学识。他十分注重书籍的内在质量和文化品位，这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后面所附的一则广告中，有明确的反映：“我们的这套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文学丛刊”的出版绵延了近15年，汇集了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的许多优秀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最具规模的一套文学创作丛书。它的出版展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为“五四”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二、注重译介外国名作

巴金独特的编辑出版风格还体现在对中西文化的并举中，他重视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出版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乱译、抢译，声誉不好，致使译作的销路一度下跌，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就摇头拒绝出版，许多刊物也以“不收译稿”来迎合读者口味。在这种逆境中巴金带领文生社同仁呕心沥血，编辑出版“译文丛书”，开辟了一个翻译和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阵地，为广大读者开阔了视野。“译文丛书”力图全面地介绍世界各国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这套书出了近60种，介绍了俄、英、法、德等国著名作家的名作。比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父与子》、《处女地》、《猎人笔记》等9部作品，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的《三姐妹》、《樱桃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高尔基的《阿托莫夫一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柯伯菲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勃朗特的《简·爱》，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两兄弟》，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及雷马克的《凯旋门》和萧伯纳、纪德、王尔德、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其中巴金在桂林的译作有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父与子》以及王尔德的部分作品。这些译作大多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对推动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巴金着眼全世界，采用拿来主义，主动从人类文化宝库中吸取精华，不仅显示出其大家风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工作中的不良风气。

三、注重培育新人，推出新作

巴金认为“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巴金和以他为核心的文生社在培养新人方面，亦有不凡成绩。曹禺的《雷雨》、《日出》，荒煤的《忧郁的歌》，艾芜的《南行记》，丽尼的《黄昏之献》，何其芳的《画梦录》，卞之琳的《鱼目集》，罗淑的《生人妻》，师陀的《谷》、《野鸟集》都是首先在这里出版的。靳以、师陀、沙汀、胡风、萧军、李广田、穆旦等人都受益于“文生社”这一舞台，成为30年代的文坛新秀。可以这样说：是巴金发侵了他们，并引导他们走上文学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金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巴金30年代结识的朋友中，曹禺、萧乾都是在他的扶持下走上文坛的。还是巴金参与编辑《文学季刊》的时候，他在靳以那里看到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发现这个搁置已久的剧本是一部好作品，认为应该发表。由他过问，很快在《文学季刊》上刊登出来了。曹禺后来创作的几个主要剧本，如《日出》等，也是由巴金最先在文生社出版的。巴金还指导萧乾放宽视野，更多关怀同胞乃至全人类。萧乾动情地称巴金为自己文学的师傅、人生的领路人，还称颂道“他不是拿着个装五号电池小手电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照路的人”。  

桂林文化城巴金编辑出版的上述三个特点不仅得到继续发扬，而且增加了新的特色：高效率和战斗性。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巴金冒着极大的风险，几经周折，在11月上旬逃出，将《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纸型从广州带到桂林。仅过20天，他便在桂林克服了物质匮乏、纸张不足、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等重重困难，将刊物出版。这是何等的高效率！巴金在卷头语《写给读者（一）》中写道：“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尽力做去了。”其中的条件艰苦、境遇不济可见一斑。1939年1月，在桂林城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巴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就高效率地编完了《文丛》第二卷五期、六期合刊。其间经常跑警报，有时就是顶着轰炸工作，此时的巴金，完全以一副战士的姿态战斗在文化城。这期《文丛》登载了缪崇群的《婴》、《废墟上》，靳以的《血的故事》、《前夕》，丽尼的《江南的记忆》，罗淑的《地上的一角》，刘火子的《中国万岁》等作品，它们像暗夜中的明火，照亮了读者的心，鼓舞了人们的抗战勇气，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一时期，巴金为文生社辛勤耕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先后出版了“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译文丛书”等多种文学著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为抗战文学运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

“皖南事变”之后的桂林，风雨如磐，形势险恶，巴金以他的真诚仁爱、宽广胸怀、自我牺牲的不朽人格，团结了广大作者，尤其是大批青年作家。有的作家因战争下落不明，有的不幸去世，为了不将作者的心血埋没，巴金主动替他们把作品收集、整理、选编、出版。他为去世的女作家罗淑编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人妻》；为有过联系但不曾谋面，当时又不知在何地的田涛，将发表在各杂志上的文章结集出版了《荒》；为虽有一面之缘却又失去联系的屈曲夫整理出版了《三月天》。由于巴金笃重情意的出版工作和不懈努力，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文学新军。

巴金这个时期编辑出版的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揭露控诉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鼓舞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斗争，坚定了“祖国永不会灭亡”的民族自信心。这些编辑活动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自肺腑的呐喊，是巴金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与时代赋予的使命的有力结合。在桂林的编辑出版活动是巴金一生中最为出色、极为重要的编辑出版活动，对其终生的文学活动有着极大的意义。

“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和热烈的希望。”在桂林，巴金的确历尽悲愁、喜悦、绝望、希望，面临深渊，他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一颗至诚的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努力，高擎火把，引领人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巴金几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实现了他的编辑出版理想，即：“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享受到它的利益。”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立足平民的出版宗旨，将社会上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加以系统的归纳，整理，出版，客观上对新的文化大环境的构建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巴金不断追求精品的意识，注重学习外国，中西结合的出版理念，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力推新人新作的开拓精神，以及开放、宏大的文学视野，给当代的出版工作出了明确的启示，值得今天的出版界学习和发扬。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