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和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进步文化人聚集桂林，文艺创作、戏剧演出、美术展览，文艺座谈会、报刊编辑与出版等各项进步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热烈，使这座南方小城一时获得了抗战“文化城”的声誉。1942年6月，“南社巨子”（茅盾语）、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柳先生，江苏省吴江县人，生于1887年，195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来到桂林。在这以后两年多的居桂日子里，他以磅礴的爱国主义激情，卓越的艺术才华，参与了战时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创作了大批诗文作品，为蓬勃开展的桂林抗日文化活动，添加了生气与异彩。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亚子先后居住于上海，香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4日，日军占领香港。柳亚子于1942年元月离开香港，在中共东江纵队人员的护送下，脱离险区，经海丰、兴宁，老隆、曲江，衡阳等地，辗转数月，于当年6月7日来到桂林。

中年时期的柳亚子

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是恶劣环境下的艰苦生活。他到桂林后，先是居住在环湖旅馆，不久，即迁到丽君路南一巷。在那里住不上半年，就碰上了麻烦，“房东催搬家，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搬到丽君路23号，那里的居住条件更差，房子在贫民区，屋顶漏雨，又无钱修理，只得任其自然。经济上也日渐拮据，雇不起佣人，“柳夫人自己每天上街买菜，自己做饭洗衣”。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柳亚子开始卖字，以补家用。为此，柳亚子曾解嘲地说：“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天晓得。”日常生活是如此窘困，政治气氛又分外恶劣。当时桂林虽有国民党左派李济深在主持工作，但国民党顽固派及特务分子破坏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行动仍时有发生，1943年就曾有在大街上公开绑架进步文化人萨空了的事件发生。柳亚子在1941年里，曾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斥责他挑起“皖南事变”，破坏抗日进步事业的罪行，为此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被迫由香港撤回国统区，受蒋的迫害的危险性自然增大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柳亚子的精神上是苦闷，忧郁的。女作家谢冰莹1943年春返湖南老家为父母扫墓经桂林时，曾在柳家小住，她说，柳亚子在当时，“除了有时写些诗，抒发他的爱国伤时的心情外，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1942年，柳亚子曾将旅桂诗作辑成《桂旅集》一卷，但在国民党政府书审处的刁难下，不能印行而被扼杀了。

尽管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艰难窘困，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桂林进步文化活动中，为抗日救亡工作尽心尽力。柳亚予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在桂林的生活，是坚持进步文化活动的斗争生活。柳亚子到桂林后，即被文协桂林分会选为理事。他积极参与其间工作，主持正义，摈斥邪恶，为保护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奔走呐喊。有一次，进步刊物《野草》发表了一篇揭露《大公报》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大公报》某经理恼羞成怒，操纵出版界商人从印刷，发行等方面对《野草》施加压力，企图阻碍《野草》的继续出版。柳亚子闻讯后，在文化界人士的聚会上，他怒目大骂：“如他在这里，我要一脚把他踢出去！”在文协桂林分会的一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派派特务来监视会场，柳亚子在发言中面斥这个家伙，“使这个家伙尴尬万分，面无人色”。当时，曾有人劝柳亚子在这些事情上不要过于认真，不必小题大做，他抗辩道：“我们大事管不了，只好管管这些小事呢！”柳亚子始终如一地关心桂林文协的工作，以他的才学、人品和声望，给桂林进步文化活动增色不少。1944年，他在文协桂林分会会议上提出改农历5月5日（端午节）为诗人节，得到桂林文艺界人士的拥护。郭沫若自重庆驰函桂林文艺界同人道：“对于柳氏建议改用旧历5月5日为诗人节表示赞同。”柳亚子在桂林还多次参加文化界的各种聚会，进行多次发言与演讲，发表了许多对抗日救亡和进步文化事业颇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如1942年7月14日他在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上提出，写史剧“是不是要更多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并于会后专门撰写了《杂说历史剧》一稿发表于《戏剧春秋》上。这篇文章，从历史剧写作的动机，历史剧应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剧的人物对话等方面，阐述了历史剧创作的若干问题，对当时桂林以至整个国统区出现的历史剧写作和演出高潮，提出了颇有帮助的意见。他在当时的许多发言与演讲，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都起到直接帮助的作用。

柳亚子在桂林，曾将较大的精力投入到南明史研究的恢复工作中。这是他在桂林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抗战开始后，柳亚子在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南明史史料的研究工作及南明史的写作。到1941年底，已编撰成《南明纪年史纲》8卷8编（前7篇曾发表），完成南明人物传记十三篇，整理《皇明四朝成仁录》10卷以及写下了有关文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所撰原稿及，收集的南明史料数百种，均遗弃于香港九龙。柳亚子到桂林后，结识了南明靖江王裔孙朱荫龙，与他一道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1943年元月，他与朱荫龙共同起草了《南明史编纂意见书》，1944年，与朱荫龙、宋云彬发起成立了“南明史料纂征社”，柳为社长，旨在搜集与研究南明史料，编撰《南明纪年》、《南明纪事本末》、《南明史》三书，还拟编印有关南明史料的资料集，创办研究刊物，其规模甚宏。只是因后来时局动乱，桂林不久沦陷，这一工作，又未得完成。

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是闪耀着爱国主义光焰的灿烂生活。柳亚子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一生各个时期，他在桂林的生活，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柳亚子身上的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他在桂林写下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诗篇上。他在一幅描绘郑成功抗清斗争的画幅上题写“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词句，表达对国家沦亡、人民遭难的忧愤。在《1943年元旦试笔两首》中，“慷慨思投笔，艰难想枕戈”两句，直接倾注了他强烈的报国志愿。这种爱国情感，在他的诗词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柳亚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爱国行动上。在桂林时期那艰苦的日子里，为支援前方抗战，他将家中仅有的1万元捐给救亡组织，用作慰劳衡阳抗日守城军队。这事还使直接管家理财的柳夫人曾不无懊恼地对人谈起：“这是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了”。1944年6月，在桂林各界举行的保卫大西南大游行上，他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以及进步人士走在游行队伍前头，以自己的爱国真情感动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爱国救亡之心，连许多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下层民众，如人力车夫等，也纷纷献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柳亚子身上的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他全力支援抗战的这些感人的言行上，还体现在他时常追怀历代爱国志士、借古颂今的举动中。在桂林，他为屈原遗像题诗，为郑成功抗清斗争画幅作词，谒瞿式耜、张同敞殉难纪念亭，访张同敞夫妇合葬墓，演讲明清之际的英烈史事，大力称赞古代民族英雄的伟绩勋业：“赐姓延平开大业，孤忠定国亦英雄”。柳亚子的这种思古之幽情，借古励今的言行，是与国家危亡、民族遭难的现实遭遇，现实感触紧密相关的。他是以这些仁人壮士的豪烈壮举激荡情怀：“貌取遗容奠酒樽，千秋灵爽荡精魂。”他在那些追念民族英雄，盛赞英烈业绩的诗句中，寄托了自己盼望扫除外敌收复国土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这些言行，展现了他那宏阔博大的爱国情怀。

老年时期的柳亚子

二

柳亚子在桂林的诗词创作，是他在桂林最主要的写作活动。柳亚子在桂林的诗作，现收入《柳亚子诗词选》（柳无非，柳无垢选辑），《柳亚子诗选》（徐文烈笺，刘．斯翰注）两诗集的约80首，散见于各报刊的有数十首，寄赠文坛诸友，散布于世间尚未刊布的想来也不会是少数。以柳亚子诗思敏捷，“诗句是那样的‘得来毫不费工夫’”，约摸估计，柳亚子在桂林写下的诗作，当不会少于三、四百首。柳亚子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其艺术价值更是诗中珍奇，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旧体诗坛最优秀的作品。

茅盾称柳诗为“史诗”，郭沫若亦给柳诗以极高的赞誉：“于庄严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柳亚子在桂林的诗作，自然是柳亚子一生诗作中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一部分，分析一下柳亚子在桂林的诗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一生诗词创作的内容和成就，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柳亚子在桂林的诗作，大抵可分为抒怀诗，如《1943年元旦试笔两首》、《初度将及预赋四首》、《3月29日感赋》；咏史诗，如《题屈大夫遗像》、《11月10日谒瞿张二公殉国纪念亭有作》、《满江红》；寄赠诗，如《迭韵和沫若、寿昌三首》、《安娥女士索诗，报以二绝》、《陈此生索诗，次沈雁冰韵一首》、《闻伯渠抵渝遥寄两律》；纪游诗，如《酹江月》（年年今夜）、《重过瞿张二公纪念亭有作》。这些诗作，当时的写作动机虽有不同，但出自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诗人笔下，抒发抗日救亡的志向，期望祖国的早日统一，就成为这些诗作的共同的思想内容，而成为具有浓郁爱国思想和强烈战斗精神的杰出诗篇。

柳亚子诗词中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土沦亡，民族遭难的危亡时局的关切与忧虑，对坚持抗战斗争，代表光明和进步的中国共产党的赞扬上。他的诗中，不但经常出现怀乡，忧民的句子，而且还表现了他急切希望早日驱逐外敌，收复国土的心愿。如他在《五月二日为曼殊逝世二十六周年忌辰》一诗中写道：“遗冢孤山犹陷贼，几时归棹奠湖潜？”在《阳九行一首》中，他沧然写下“痛思定痛今何时？忍听豺狼尚咆吼”的诗句，“恸哭昭陵无路达，几时原庙扫倭尘？”（《三月十二日为孙先生十八周忌辰有作》）二句更显沉痛。正是由于诗人对国难如此忧郁悲愤，对胜利前景尤有莫大期望，因而他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和进步的革命事业，寄予巨大的希望，并充满向往之情。他将桥陵（即黄帝陵，位于陕西省中部县西北桥山）指代延安，虽始自香港时期，但在诗中大量运用，用以赞许延安革命政权，则是在桂林时期的事。1943年，他在《次韵答沫若》-一诗所写的“肯信寒琼出幽草？北望桥陵佳气好”，却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句。郭沫若曾对此高度赞扬：“1943年亚子先生由香港回国暂寓桂林。5月19日，我曾经有一首诗寄赠，祝他五十晋七的大寿。亚子先生也有诗和我，……他的诗的结尾四句：‘肯信寒琼出幽草？北望桥陵佳气好。云台他日定相逢，君是星虚我房昂。’这是他的科学性的预言，六年后便完全的中了。‘北望桥陵佳气好’是指当时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新生力量正如旭日东升。”如果说，这还是以借代，象征的手法来含蓄地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和赞扬的话，在1944年所写的《闻伯渠抵渝遥寄两律》中，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去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伟绩了：“延安自昔防秋好”。他在《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分寄毛主席及伯渠，玉章、特立，曙时、恩来、颖超诸同志，时五月十三日也》中，他还表示了向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心愿：“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说的就是自己胸中那管仲、乐毅般的抱负，才能至今尚存，倘若能到延安革命政权之中效力，仍愿干一番事业。他的一些怀古诗，称颂“开大业”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褒扬矢志报国、坚贞不屈的南明“双忠”瞿式耜、张同敞，悲怜“失计”而功败垂成的李白成，鄙薄昏庸误国的崇祯帝等等，同样是这种思想、精神的表现。

柳诗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事业的行径和腐败黑暗政治的谴责和蔑视上。1944年，他闻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华莱士来华了解中国情况，拟进行国共关系调和问题，有感而发，将郁集在胸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愤慨和谴责，凝成《汉家行》一首。诗中写道：

……

廿年专政苦纷纭，勋德魏公差足耦。

旷林龙战师旅陈，岛贼鲸吞烽燧又。

半壁炎兴尚阋墙，收京回纥偏求友。

工农四野苦诛求，冠盖盈庭分左右。

……

朱门酒肉苍生哭，将军囊囊官兵瘦。

四海困穷自昔嗟，永终天禄那能久！

……

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廿年专政苦纷纭，勋德魏公差足耦”两句谴责蒋介石政权的独裁专制给国人造成纷纭不断的苦难，辛辣地讽刺其勋德与权奸曹操高下难分。这是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总的概括。接下去，柳亚子用精练的语言，集中描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近二十年来独裁专制的反革命劣迹：大打内战，调动师旅，“龙战于野”（《易·坤》），而在“岛贼”鲸吞中国之时，在退缩半壁中仍一再挑起反共高潮，在其统治下，一面是民不聊生，一面是中饱私囊。诗人愤而预言：这样的政权决不能长久！在《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中，诗人也以“朝无虚听言终渎，民有偕亡日曷丧”的诗句，描绘了蒋介石独裁专制，丧尽民心的景况。这些诗作，体现了柳亚子诗词中的极强的战斗性。

柳诗中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还表现在他倾吐报国的志向、才能及有志无成而对友人和后辈寄予的期望上。柳亚于是中国近代社会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早年即投身反清斗争，1904年他17岁时，即吟出了“痛饮黄龙终有愿，会教沧海变桑田”的豪壮诗句。1942年以后，他来到桂林时，已是五十又五的老人了。经过几十年的磨难和风雨，他所见到的中国，仍是在危难和苍夷的笼罩之中。但他仍豪情在胸，壮心不已。在《次韵和董必武先生》一诗中，起首即是慷慨之笔：“世乱身仍健，心雄国便辰。头颅犹我戴，肝胆为君新。”在《次韵答沫若》中，他吟出的是更为硬朗的声音：“五十七年万事非，余生不死心犹壮。”然而，几十年的奋斗，换来的毕竟是“万事非”，他的才智，抱负在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之后，一直得不到实现和发挥，因而他也不得不发出些懊丧的声音：“行年五七涉秋春，我亦苍髯衰老辰。”“沉思五十七年春，救国无功离乱辰。”因此，他一面不时抒发自己未泯的壮心，一面将希望寄予下一辈：“继往开来吾辈事，发凡起例待君来。”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希冀心愿。在《湘衍园呈廖夫人》中，他写道：“家国期儿辈。”在《六月十八日为旧历端午节，偕田寿昌、廖沫沙游七星岩茗叙，寿昌索诗，遂成是作》中，他写出自己的衰况，盛赞时值壮年的田汉：“剑态箫心吾已倦，风吹雨打汝能狂。”柳亚子还将这种希冀心愿化作对朋辈及青年的关切与勉励。他的一首赠友人新婚诗写道：“卡尔良俦称燕妮，孟光清德配梁鸿，中原旗鼓新民主，携手端应奋斗同。”本文作者之一，当年的青年教师李耿，1943年时曾将所著《中国文学史》向柳亚子先生请教。他阅后在扉页欣然题诗相赠：“铁窗红泪漫伤春，自由依然还我身。无罪冶长文著鲁，揭竿陈胜终亡秦！雄心南国文称霸，媲美西方诗有榛。马列掀天真救世，始终一节是完人。”柳亚子的诗，赞扬和鼓励了《中国文学史》作者的治学成绩，并勉励他始终如一地为追求马列主义奋斗终身。

柳亚子诗词中的种种思想情感，表现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诗，反映的是那一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柳亚子诗词中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奠定了他的诗词在中国现代旧体诗领域的杰出地位。

柳亚子的诗词，继承了我国豪放派的词风及爱国诗人的优秀传统，在中国现代旧体诗方面，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他在桂林的诗作，亦体现了这一特点。柳诗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广阔地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生活内容，记载了其间的重大事件，如《汉家行》，《初度将及预赋四首》。茅盾曾为此称之：“柳先生的诗，……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二）创造了雄奇阔大的意境，如《感事两首》、《后感事两首》：“锁钥高加索，名城血战场。三周华不注，一赋鲁灵光。民气终堪仗，天骄莫漫狂，元凶希特勒，会见汝崩亡。”“二十五年史，红军新发铡。驹光成转毂，龙战正鏖兵。乌克兰田沃，波罗的海清。更期铙吹壮，直下柏林城。”两诗写的均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事，它歌颂了苏联军民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遣词造句，大气磅礴。博大的意境，如太阳高照，气象万千，如雷霆万钧，震荡人寰！两诗结构严密，语言精粹，笔力遒劲，风格雄伟、豪放，正如毛泽东评柳诗所说：“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上述两方面的艺术成就，使柳亚子的诗熔铸古今，在运用旧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方面，显出了天衣无缝的神力。茅盾为此赞道：柳亚子的旧体诗“有新的革命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更见芳烈。”

柳亚子在桂林，还写了大量的散文，理论文章，计有：《更生斋随笔》、《榕斋读诗记》、《怀念阿英先生》、《怀念志超女士》、《怀胡道静兄》、《弘一法师遗集序》、《海国英雄序》、《纪念诗人节》、《辛亥革命引起的联想》、《闲话南宋》、《辛亥革命外史》、《我的儿童教育观》、《诗人谈诗及诗人》、《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杂谈历史剧》、《曹母艾太君墓碑铭》、《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新诗与旧诗》、《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关于大明英烈传》、《关于南明忠烈传》、《江左少年夏完淳》、《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吴日生与翠湖曲》等等。这些文章，有的记载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如记述南明史研究的诸篇，有的抒发了自己对世事的感慨，如《辛亥革命引起的联想》、《我的儿童教育观》、《接吻与卖淫》；有的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理论见解，如《杂谈历史剧》、《新诗与旧诗》、《诗人谈诗与诗人》，其中有的已成为现代文坛的珍奇。

柳亚子在桂林，还从事了自传的写作。他在桂林所写的《五十七年自传》，因脑病复发，曾一度中断，后写至1906年20岁时的生活为止。尽管未全部完成，但已留下了十万余字，是他一生所写的几份自传、自传年谱中最详尽的一份，成为研究这位文化界重要人物的宝贵资料。

柳亚子作为“南社巨子”，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活动，已得到后人的重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到了应有的位置。但是，柳亚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活动内容及创作成就，时至今日——柳亚子逝世29年之后，仍不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见到反映，这不能不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茅盾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研究和评价自柳亚子以来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这一建议，该是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李耿，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