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左超英
出 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文集
241司马文森在桂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虽然每天都要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并不能全神贯注地从事他的文学创作,但他争分夺秒,挤时间抓空闲,以强烈的创作愿望,高昂的生活激情,废寝忘食,以横溢的才华在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创作领域里广泛地驰骋,先后创作发表了百余篇部作品,出版了17部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集和中长篇小说、童话故事。他在桂创作的作品占据着他一生中创作的所有作品的绝大部分,其数量之多,内容广泛全面,以及他的“高产”的程度,在所有文学作家中可以说是少见的,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他热情的创作和辛勤地耕耘,在文学创作上的空前大丰收,是他在桂林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桂林文化城运动所做贡献中,成绩最卓著,贡献最大的一个方面。其创作的内容题材和形式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方面。
一、以揭露国民党的军政腐败,抨击封建残余势力为特点的暴露小说的创作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国民党执行片面的单纯的军事抗战路线,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竟而又出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假抗战局面。为使文艺服务于抗战的目的,继第一篇以暴露国民党军队中假“抗日”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出现后,全国文艺界针对“要不要暴露黑暗”的问题进行了大论争,而且大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认为,“暴露黑暗问题是国统区进步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学创作上仍然需要暴露与讽刺”。司马文森也认为:“在彻底执行文艺服务于抗战这一正确目标底下,我们不止应该表现这些有害于当前抗战的不良现象,且应该是每个工作(者)当前最主要的写作任务。”“我们不仅要提倡鲁迅的杂文,且要多多的提倡以带有讽刺性、暴露性的短篇小说、小故事及短剧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曾替我们画出了一条新的写作路线……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得努力,还得更多方面的去发掘、去表现,须知只有使这些卑鄙恶劣的不良现象彻底澄清,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和胜利接近。”再加上他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那一段生活,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因此,他对此更加深恶痛绝。这也正是他敢于创作以暴露腐朽、黑暗为特征的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其题材内容真切、新颖,能准确地切中时弊,具有较强烈的鞭策作用。
创作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作品,是司马文森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说过,“抗战虽使我们年青进步,却显然还进步得不够,在我们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许多渣滓。”因此,当他真切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丑恶后,更深切痛感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进步力量的阻挠与迫害。于是在1939年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便在桂林创作了近20篇这类作品,大部分收入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中,主要作品有《尚仲衣教授》、《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渣滓》、《为了单调的原故》、《东江一少年》、《一个英雄的经历》、《吹号手》、《狗》等,而且作者也认为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其中《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以尖刻辛辣的笔法无情地刻画了一个既胆小怕死,又热望于往上爬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当飞机轰炸时他几乎吓得精神失常,就是“警报结束时仍不敢出来,当人们将他拉出来时,他连声哼着:‘这生活我过不下……”’,“眼皮往下一合,便断气了”。文中淋漓尽至地将国民党军队中那种贪生怕死的丑态暴露出来了。《狗》则主要是写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机关,到乡村做民众工作期间,上上下下都去弄村民的狗来吃,村民因这种军队的到来,只能再次逃离山村。《为了单调的原故》又全力描写了驻在乡下的一个国民党军队机关,因远离城镇,文化生活单调,职员中的精神情趣集中到女职员身上,以至演出一幕幕无聊古怪的恋爱纠纷。司马文森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细腻刻画,以及对事物原委的生动描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军纪涣散,缺乏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毫无战斗意志的腐败现象,尖刻地批评和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敌作战中失利溃败的某些原因,以及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尚仲衣教授》,通过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战阵营,最终受迫害,遭排挤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抗日进步力量,阻挠救亡运动开展的罪行,具有极大的现实斗争意义。
司马文森在深刻揭露和大量展示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堕落情形的同时,也对大后方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抨击。其中发表在《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上的《某校纪事》和1941年8月22日至9月26日连载于桂林《大公报》上的中篇小说《湖上的忧郁》等,所暴露的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社会现象,更加令国人倍加愤怒。《某校纪事》中的校长向学生勒索财物,竟以财物的多少作为学生品行优劣的标准。教师生活糜烂,玩女人,耍无赖等,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根本无法学好,胸无大志,如何报国?如此黑暗的校园,其实就是整个国统区黑暗的缩影。《湖上的忧郁》写的是大后方乡村中“一个不幸女人的许多阴惨故事”。司马文森揭力反映国民党军政的腐败黑暗,暴露国统区的独裁专制,令人窒息的气氛,意在让广大民众知道“……在我们抗战大后方,还有多少不能使人满意的人,多少使人不能满意的现象,必须铲除,必须更新”。教育人们放弃对国民党抗战所抱的幻想,为唤醒进步的人们起来抗战,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了相当有力的宣传作用。
二、以唤醒青年抗战意识,探索新一代成长道路的教育指导性小说的创作
司马文森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探索青年一代的成长道路。主要以激励青年一代的抗战热情,展示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精神风貌,指出中国抗战胜利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同时对引导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教育作用。这类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中篇小说《希望》、《折翼鸟》以及小说集《蠢货》中的部分。
以表现“一个真正的人性的觉醒”为目的的长篇小说《雨季》,是他创作这类作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青年夫妇孔德明、林慧贞对人生道路认识的不同,以及林慧贞与孔德明及其大学同窗好友方海生之间的恋爱、家庭纠纷等的生动描写,表现出在轰轰烈烈的抗战运动中被唤醒的青年女性代表林慧贞,在冲破“像囚犯一样被幽禁着”的封建家庭环境,重新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追求新时代的理想爱情与幸福,以一颗爱国求新的心情悄然离开优越富裕的家庭,而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到儿童教养院“教唱抗战歌曲”,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女主人公林慧贞作为新时代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从封建家庭妇女转变为不图享受,不向封建旧势力低头,毅然投奔新的抗战生活的勇敢女性,其追求光明的勇气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在鼓舞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战中觉醒”,“大胆向旧社会幽囚过多少女性的牢笼宣战”的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对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迎接新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许多知识青年受到启发教育后冲破重重阻力,走向了革命的光明道路。
司马文森在创作《雨季》后,针对当时“青年人在持久战中如何坚定意志”的社会议论问题,又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人的希望》。小说中的朱可期,双腿致残后,不是消极沉沦,而是以顽强的意志成长起来,自学奋斗,最终成为一名画家,并决心到战地去工作,“他既可以用这双木腿走过他从未走过的路,为什么就不能到战地?”作者创作的意图就是要求青年人“最主要是在于正面发扬人类向上的意志和战斗热力”,起到“正风导俗作用。”小说中朱可期在人生的道路上坚韧顽强,奋发向上,堪称当时抗战青年的表率,在青年中是有相当的感染力。此外司马文森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希望》,通过青年主人公热情工作和生活、爱情等方面的高尚情操,又为青年人塑造出进步的一类可敬可佩的青年楷模。而且还有歌颂坚持抗战工作,艰苦奋斗的青年女性的《路》;有描写在旧势力重压下,深入基层艰苦工作的基层女干部苦闷的《回乡》;有揭示抗战青年身上弱点,展示他们成长和进步中痛苦过程的《王英和李俊》等。这类作品,大量反映抗战大时代青年人生活成长的各个方面,对引导青年在伟大的抗战斗争中磨炼自己“向上的意志”,发挥出“战斗热力”,做抗战的中坚力量,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教育启迪作用。
三、充满美好幻想的儿童文学的创作
司马文森在热情创作暴露小说和反映抗战青年成长过程的启迪性小说的同时,还利用在“文协”桂林分会负责出版部儿童组工作的机会,积极带头创作儿童读物,尽量满足抗战时期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并于1940年1,1~12月,相继先后主持召开了“当前儿童读物之优缺点”,“儿童文学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儿童戏剧报告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对促进桂林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创作、演出,以及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在桂几十个儿童团体和广大儿童在抗战宣传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司马文森不仅从组织上关心儿童运动的发展,而且还从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出发,具体负责《救亡日报》副刊《儿童文学》栏目,大力撰文批评轻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他在《夜记》中曾说到:“少年读物的编纂供应问题,现在似乎又重新的引人注意了……这(项)工作的开始被注意无论做得好与坏,总是一件可喜的事。不过,我们也不应以它的量的众多为满足,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质量已经比以前提高了,能否满足我们青少年读者的要求”。他在紧张的创作工作中,先后创作了《菲菲岛梦游记》、《渔夫与鱼》等一批富有浪漫情调,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对活跃儿童的抗战宣传活动,繁荣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四、以写实感人为特征的报告文学的创作
司马文森创作小说的题材相当广泛,他善于写实,直接反映抗战前线战况和军队生活的报告文学,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又一大杰出的成就。广州、武汉失守后,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南移,直接反映中国南战场战况的战地通讯和报告作品在1939年后开始出现。特别是司马文森在国民党军队生活了一段时间,目睹了前线的一切,更清楚地了解这方面的材料,更能深刻地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他创作的《粤北散记》便是当时有名的优秀报告文学中的代表。
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注重材料的真实性,内容的新闻可读性,是他在这方面获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所创作的《粤北散记》系列,除了有几篇是在广东曲江写的外,绝大部分是1939年来桂林后完成的,而且这些作品也基本上是在桂林的刊物上发表的。除1939年至1940年在《文艺阵线》上发表了10多篇,并注有“粤北散记之X”的副标题外,1940年5月他将创作的一些散文、通讯作品以《粤北散记》书名交大地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作品15篇。同年7月,桂林生活书店又出版了他的散文、通讯集《一个英雄的经历》,内收《马》、《东江一少年》、《一个英雄的经历》、《吹号手》、《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渣滓》、《狗》、《土地》共8篇。另外还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篇幅最长的记实性作品《记尚仲衣教授——粤北散记之十四》,后又改名《天才的悲剧》,由桂林南天出版社单独出版。司马文森的著名报告文学《粤北散记》系列,实际上也就包括《粤北散记》、《一个英雄的经历》、《天才的悲剧》这三大内容。
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以“战斗的素绘”为其主要内容特色,广泛反映抗战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虽不能说“足够交织成一幅抗战的中国的缩图”,但其中的《吹号手》勾勒出抗日小战士英勇作战的英姿;《一个英雄的经历》报告了爱国战士奋勇杀敌,智擒俘虏的英雄事迹;《来自东江的童话》叙述了敌后游击队与日寇作机智斗争的传奇故事;《乡村自卫团》记载了敌后民众抗敌团体建立和艰苦斗争的历程;《一个战时工作队的生活杂记》反映了知识青年在抗战熔炉里生活和成长;《野火》写出了敌机轰炸后带来的灾难和仇恨;《新时代的旧渣滓》暴露了国统区政治腐败与堕落;《记尚仲衣教授》记录了进步知识分子在抗战中认真工作而遭国民党军阀排挤的种种情况等。这些准确而全面地反映抗战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题材,透露出动荡和变迁时代的气息,揭示着抗战大氛围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对人们认识各种问题和现象给予了实质性的指导,并引起了大后方民众的热烈关注,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社会反响。
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负责党在桂林文化战线工作的司马文森与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