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在桂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军民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使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徐州、广州及武汉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敌后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运用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有力地挫败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和“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后，彻底粉碎了投降派散布的“亡国论”及“速胜论”等谬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配合正规军主力作战，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自己，为准备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广大军民坚定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同意国共双方在南岳共同举办“游击干训班”。蒋介石亲自任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为教务长，叶剑英任副教务长。叶剑英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其中有李涛、边章武、薛子正、吴奚如等任训练班教官。在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这个期间，叶剑英曾不断往来于衡山、桂林与重庆之间。当时的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则是桂系统治势力的中心，又是与内地及海外联络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在桂林开展工作，对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对于打击蒋介石反共投降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叶剑英是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公开的身份，在桂林做了各方面的工作，为团结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筹建、领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

早在武汉失守前，中共中央长江局即经研究准备在桂林、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报请党中央批准。为了提早做好准备工作，以适应战局的急转变化，长江局决定先派人员到桂林筹备。1938年9月，叶剑英通知长沙八路军通讯处的刘恕执行这项任务。此时，刘恕刚奉命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尚未去报到。叶剑英亲自和他谈话，交待任务。刘恕没有到过桂林，人地生疏再加上时间要求紧迫，他怕完不成任务而有些踌躇，叶剑英严厉地指出：“怕困难还要你这共产党员做什么！”后来安排刘恕与熊子民先生一道赴桂林，因熊子民家眷在桂林，比较方便。到桂林后，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关系介绍，找到桂北路138号万祥酉曹坊作为办事处适宜的地址，并且在灵川、阳朔县分设电台、转运站与仓库。这时各地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及救亡团体，纷纷撤退到了桂林，夏衍亦率《救亡日报》人员从广州来桂林，筹备该报在桂林复刊。

1938年11月13日凌晨，蒋介石阴谋制造了“长沙大火”。在大火之前，周恩来、叶剑英都在长沙。奉命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到长沙后，即遵照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率部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赶赴桂林。刚从延安出来的何启君，正在找长沙八路军通讯处报到，也奉叶剑英指令：“立即到桂林办事处！”何启君当晚乘车离开长沙时，远远望见长沙已是一片火海。何启君是第一个到桂林办事处报到的工作人员，接着李克农率队亦到达桂林，刘恕刚好完成筹建工作。自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

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叶剑英经常来桂林，非常关心办事处的工作。他听取情况汇报，并与李克农共同研究具体工作部署，着重在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利用时机做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为了南岳游击干训班工作的需要，曾先后调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人员刘澄清、王清生等到南岳，分别在游击训练班第一期及第二期做电台通讯工作。胡光（即越南胡志明主席）当年隐蔽在桂林办事处时，也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游击干训班做过几个月的翻译工作。著名爱国文化人士胡愈之曾应邀去作过国际形势报告。

胡志明在桂林

国民党蒋介石并无诚意办游击干训班训练干部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反共的逆流仍然存在。因此，南岳游击干训班办了两期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即主动退出。中共人员虽然只是在不长的时间参加干训班的工作，但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却能积极向学员们宣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及游击战术，给国民党军官散发《论持久战》，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东敌后及晋、冀、鲁、豫等地区开展游击战，有效地牵制了敌人主力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学员干部。

叶剑英来桂林，经常是住在桂北路办事处楼上，而把黄琪翔将军提供给他的别墅（在东江七星岩附近），即以“龙正泉”宅为名的泗合别墅，临时作为“叶公馆”。实际上，这是给办事处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便于办事处代表南方局与各地共产党组织秘密联系。熊子民先生的住宅也曾在那附近。叶剑英经常出入于城里办事处，他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从不以领导自居。他除了指导工作外，与办事处同志们打成一片，不拘小节，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有时大家见他来了，由于他总是和大伙在一块吃饭，就故意对他说没有菜了，让他加菜请客。休息时间他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这些感人的情景至今仍留在一些当年在办事处工作过的老同志们的记忆里。

大力宣传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增强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念

在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局势之后，叶剑英曾多次到桂林，在繁忙的工作中，以充沛的精力和生动的宣传鼓动才能，向西南后方广大军民及各阶层人士广泛地进行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与战术的宣传。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广的一次，是1939年5月28日，在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大礼堂举行的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大会上，他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演说。这次大会由生活书店同人自治会负责召集主持，到会有1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广西地下党发动组织来的。他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局势，在抗战进入了第二期以后，我们虽然在战略方面还是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可是在战术上则运用“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以达到消耗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准备反攻力量的目的。他指出一定不要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然后积小胜为大胜。他阐明我们在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运用，都是为着进攻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

他的演说全文刊登在5月30日的《救亡日报》上。他还以这个题目在刘季平主持的“生活教育社”时事座谈会上，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讲得有声有色，受到与会听众的欢迎。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曾先后发表叶剑英的数篇演讲稿与文章，如：《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这些都为扫清在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等谬论，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增强人民抗战最后必胜的信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孤立蒋介石顽固势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逆流，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做了长期的统战工作。他们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当时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部长兼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他主持的南岳游击干训班，在讨论制定教学训练计划时，叶剑英拿出了早已拟好了的方案，白崇禧同意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些内容列为训练教材。叶剑英还将自己带去的一些《论持久战》，赠送给一些军官学员阅读。

1938年1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

1939年叶剑英与周恩来合影

在这个时期，叶剑英曾数次往返于南岳与桂林，不断向各界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反复阐明二期抗战的特点和配合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以及“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思想。在军事理论上，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取得的战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的事实，白崇禧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不得不公开表示信服。他在1939年5月6日，对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作的一次《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中提到：“……由于全国军队民众的努力奋斗，与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我们在军事方面，战略上我们已经稳定了持久战的基础，因为敌人不能速战速决，这就是我们持久战的成功。”“……同时，在敌人的后方，侧方，展开广大的游击运动战，处处打击敌人。故敌人今后在军事上要想再求进展，那是不容易的，敌人希望以军事力量来征服我们，更是不可能的了。”他接着说：“……只要我们在持久战这一原则下，继续不断努力奋斗下去，我想有三个时机，可以使我们把敌人打出国境……”

1939年5月21日，叶剑英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天圣山校址，在操场上向全校师生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开头分析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然后强调只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持久战，我们是有办法、有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果，还具体讲到如何对付日本鬼子，在讲话中不时插点广东话，有声有色，引得大家发笑。会后在学员小组讨论会上，学员们说：“叶将军的报告，给大家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地干校内部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特务、托派在里面捣乱，可是自从叶剑英将军来校作了报告之后，敌特在大队的公开破坏活动就停止了。广西地干校的学员，是广西全省各地的基层骨干。但干校开办时，在杨东莼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安排了许多来自省内外的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在校任大队、小队政治指导员及教员。受李克农直接单线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姜君辰，在干校讲授社会学，其实就是讲社会发展史。干校多数学员思想倾向爱国和进步，因此，对共产党著名军事家叶剑英来校讲演，非常敬佩和欢迎。叶剑英所作的报告，起到了生动而现实的宣传教育作用，对于在广西发展进步势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深入了解桂系内部情况。有一些同志长期在桂系军政部门及广西三青团任职，如中国共产党特别秘密党员谢和赓、侯甸、周可传等就是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和省外在桂中国共产党组织不发生直接关系。他们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为团结抗战、为民主自由、为民族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关心青年，作爱国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

广西青年由于受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的革命历史传统的影响，非常富于爱国热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面临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奋然投笔从戎。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已迁都重庆，严重的局势已威胁到广西。桂系当局为了自卫，于1938年1 1月、12月间，招收第三次广西学生军（早在1936年和1937年，桂系曾组织过两次学生军）。广西青年学生纷纷奋起参军，原定招收1000余名，结果报名人数达到4000多人。学生军共编为三个团，第一、三团设在桂林，第二团设在荔浦。1938年12上旬，第二团接到学生军司令部命令，到桂林集中训练。在第三团任政治部主任的中共秘密党员靳为霖，通过《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经理张尔华的关系，与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联系，请叶剑英将军在1939年元月下旬到该团为全体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抗战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析在武汉撤退后，已转入二期抗战的新阶段，怎样才能制止敌人进攻？只有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他说，我们的正规军要运用运动战的方法，在敌人前面挡住敌人，同时，我们的游击队，又要冲到敌人的后方或侧方，去拉住敌人。他明确指出：这个时期我们最中心的问题，就是怎样制止敌人进攻，而我们的目的仍是坚持持久战，因此，要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执行这个方针，我们只有把全国民众发动和武装起来，才能渡过目前这个最严重的难关。

在演说中，叶剑英接受学生军听众的要求，用广东话讲。他流利、亲切的语言，不时引得全场欢笑声起，大家越听越兴奋，使大家既明确了方向，又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家一连几个小时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唯恐漏掉一字一句，会场上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报告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影响是深远的。报告结束后许多学员仍久久不肯散去，有些还拿出笔记本来请他签名留念。后来，这支学生军，更坚定了为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而战斗的决心，在下乡向民众宣传发动工作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和热情。

在这之前，1938年12月初，叶剑英经过桂林时，曾应广西大学进步教授千家驹先生邀请，到广西大学为该校全体师生作过时事报告。

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著名文艺家、中共党员司马文森，于1939年5月21日，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叶剑英将军谈战局》，生动地报导了叶总参应邀参加的一次座谈会：20多位男女青年坐在叶将军的周围，倾听他精辟地分析战局，研究抗战形势。叶说，敌人对我们仍在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我们在战略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而敌人也同样是政治重于军事，后方重于前方，扫荡重于深入。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敌所采取的“全面跳跃作战”方针，只能是这样局部突击力量方式的进攻。我们则采取“以静制动”的方法对付，即是说，当敌人动时，我们以镇静态势打击他；在敌人静的时候，我们则积极地动作起来，争取主动的运动战。他谈到对付敌人还须大规模地在敌后进行破坏工作，我们的口号是：“破坏重于作战”。大规模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以游击战破坏敌人的远近后方，使敌人不能利用交通线来进行全面的“跳跃”作战，破坏敌后交通线，也极大地帮助我们的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应当大规模地到敌后进行破坏工作……他讲得十分生动、具体，使大家听得十分明白透彻。随后他还解答了与会青年们提出的问题，受到了青年们的尊敬和赞佩。

当年，叶剑英在桂林，在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活动中，曾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仅在以上几个方面作个概述，是不够全面的。

（原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