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和《三兄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创作的《三兄弟》在桂林文化城的上演和中国文化界给予热情支持的史实，生动地体现着中日两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情谊。

1940年3月8日至12日晚，在桂林新华大戏院连续公演五场的三幕话剧《三兄弟》，是由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演出的，其编剧者是该部的领导人鹿地亘。抗战前夕，鹿地亘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迫害，秘密逃亡中国，不久便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积极从事反战宣传活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后，他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取道衡阳来到桂林。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则随同于立群同志（她俩都是孕妇），乘坐周恩来同志拨派的专车，由夏衍、孙师毅、马彦祥等同志护送，已先期从长沙到达桂林。鹿地亘抵桂后，风尘仆仆就深入到第五路军学生军团驻地发表演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所谓“东亚共同体”的欺骗宣传，并指出，日本人民不论在国内外，都在不断地进行反战斗争。他还号召有着睦邻友好悠久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应当紧密团结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争取民族的和平和幸福。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他在桂林还为国际宣传委员会举办的座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时事讲座和广西大学等单位作了反战演讲。

1939年底，鹿地亘在桂林组成“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他在西南支部的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国是日本人民之友，我们应该绝对的援助中国的抗战。”（载《抗战时代》第1卷6、7期合刊，1940年1月出版）在鹿地亘的领导下，西南支部新闻出版组编辑了油印报纸《人民之友》（十日刊），第1期于1939年12月1日出版，发表了鹿地亘撰写的《告反战同志书》，他号召和鼓励战友们努力做好反战宣传工作。鹿地亘还曾和冯乃超一起，积极筹划举办日语训练班，打算培训一批人员出来，加强对敌宣传工作。这个训练班原先计划是由三厅直接办的，后因受到国民党“太子派”的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的牵制，虽招收了学员，训练工作却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

1939年11月中旬，日寇在北部湾登陆，从钦邕沿线深入，占领了南宁，并向昆仑关进犯。中方调集主力实行反击，于12月31日攻克昆仑关。鹿地亘亲自率领西南支部第一工作队前往桂南前线昆仑关一带，参加对敌宣传工作。据记载：“就在我们反攻昆仑关的时候，这支‘日人反战部队’开到了前线，他们的武器是‘扩音机’，在高地上向日本兵的心灵射击，曾使敌军的枪声终止，曾使敌军退却的时候，不复像从前一样作那不必要的疯狂而绝望的抵抗，曾使他们的同盟添了五个同志。”（侯甸：《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广西》，载《抗战时代》第1卷6、7期合刊，1940年1月出版）而他们的这一重大的战果，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昆仑关之役，有三位日本友人为着他们的信念，正义的伸张，将血滴尽于为自由而战斗的我们的阵线中……”（新波：《胜利的启示》，1940年3月8日《救亡日报》）

鹿地亘在桂林除创作了《三兄弟》，还从事其他写作活动。他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从《救亡日报·文化岗位》创刊之日（1939年2月1日）起，就分别由邢桐华、冯乃超译出，共10余万字，在该专栏连载长达三个月之久。他在参加昆仑关战役之后，于翌年（1940年）11月，又把这一时期艰险的反战宣传活动写成报告文学作品，约10万字，题为《我们七个人》，于1943年经夏衍同志译出，交作家书屋刊行。在桂林的报刊上，他还先后发表了《何谓东亚共同体》、《日本法西斯蒂长期建设论的批判》、《日本当前的几个严重问题》、《一封公开信》等一批反战文章。

鹿地亘自1946年返回日本后，一直从事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学的工作。1947年至1965年著译了14部作品。1976年至1980年发表有70余篇回忆文章，记述30年代上海文艺界和鲁迅的情况。后来，他以78岁的高龄（1981年）又开始了长篇回忆录《在抗日战争中》的写作，还希望访问新中国一次。（见梁宁《思忆莅桂国际友人》，载广西《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可见，《三兄弟》的编剧鹿地亘，不仅是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不倦地工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亲密的朋友。

《三兄弟》被称为鹿地亘的力作。它以宫本一郎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觉醒过来，当被逼出征的时候，毅然发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激昂口号为主线，描写了宫本三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的命运。宫本二郎出征中国，战死他乡；宫本三郎因从事反战活动而被警视厅缉捕；母亲在愁苦的生活中贫病而死。剧本从一个家庭反映出日本社会遭受的战争灾难和人民反战斗争的发展。这个戏系用日语演出，以幻灯字幕说明剧情，导演：吴剑声，演出：林长墉，监督：坂本秀夫，主角宫本一郎由坂本秀夫饰演，参加演出的有吉冈升、村上清、南部实、山田渡、鲤本明、源正胜、樱井胜、坂井敬二郎、秋月敏郎、盖田一郎、曾根龙雄、佐佐木征郎、浅野公子（女）、冈村利子（女）等人。

《三兄弟》首演之际曾举行简短开幕式，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代表坂本秀夫演说（廖济寰翻译）。该剧的布景、服装、乃至音响效果，均为纯日本风味，演员如坂本秀夫、浅野公子等，表演纯熟老到。观众的心情随着剧情的进展，时而悲叹，时而愤怒，当演到宫本一郎恍然觉悟，高呼反战口号时，全场鼓掌，情况热烈。这次演出很有号召力，有远自柳州、灵川等地赶来观剧的。该剧原定只演三场，为满足观众要求，又继续公演两场。11日下午，为答谢有关工作人员，又在乐群社作了招待演出。其后应广西大学邀请，于4月21日前往作了专场演出。这次《三兄弟》的演出“开桂林演剧盛况新纪录”。为了扩大宣传，公演《三兄弟》筹委会决定收集有关评论文章等印行纪念册，并以“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剧团”为名义，前往全国各地演出。同时在中国方面的支持下，拟由原班人马拍摄成有声影片。为了演出和拍片，4月24日由林长塘领队，该团一行18人离桂赴渝（鹿地亘已先期赴渝）。他们途经柳州时曾逗留数日，作慰问演出。5月12日《救亡日报》曾刊登柳州通讯《〈三兄弟〉在柳州之演出》（戈今）一文，介绍在柳州演出的情况。该团在重庆演出成绩卓著，至8月25日返桂，开始新的工作。

《三兄弟》的演出得到桂林文化界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宣传，曾组成由我国文化界知名人士欧阳予倩、夏衍、李文钊、焦菊隐、孟超等9人参加的“公演《三兄弟》筹备委员会”推动其事。《三兄弟》的导演吴剑声，也是我国的戏剧家。《救亡日报》陆续发表了有关文稿和报道了有关活动。早在该剧开排之日，于2月20日即作出公演的预告。从3月日起，《救亡日报·文化岗位》连载由夏衍翻译的《三兄弟》全剧，至3月18日分16次登完。3月5日，报道了讨论演出事宜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公演前夕和首演之日，连续登载简讯道：“三月八、九、十日，请到新华戏院去看日本人自己写、日本人自己演的名剧《三兄弟》（鹿地亘力作）。”简讯说：“在抗战中的桂林看反战日本同志演出纯日本戏剧，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号召“你自己去，发动你的亲戚朋友去！”这一切，为演出的成功作了组织准备、舆论准备和社会动员。

正式公演的当日，《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以整版篇幅登载“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为慰劳我抗战英勇将士兼筹募基金公演《三兄弟》特刊”，发表孟超：《抗战！反战！中国人，日本人，握紧了手！——对于鹿地亘氏〈三兄弟〉演出感念》、新波：《胜利的启示》、陈残云：《受难者的呼声》、黄崇菴：《“反对侵略战争”——看〈三兄弟〉以后》、林林：《祝》（岗语）等文章，（同时连载《三兄弟》剧本之六）对演出进行宣传和评论。翌日，《救亡日报》又召集文化界知名人士对剧本和演出进行座谈，新波、陈残云、孟超、华嘉、周行、林林、欧阳凡海、陈子谷等人在会上发言。3月14日《救亡日报·介绍与批评》发表了《〈三兄弟〉座谈会记录》。夏衍题为《我推荐这个剧本》的文章也在同日见报。《救亡日报》还于3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刊登公演《三兄弟》筹委会的《鸣谢启事》和《征文启事》。4月26日发表鹿地给夏衍的信：《关于〈三克弟〉》。在公演时，桂林的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前导书局等代售参观券。国防艺术剧社第一队于公演结束的次日（3月13日）下午，举行茶话会，慰问公演《三兄弟》的全体同志，并对演出成功表示庆贺。4月21日，南方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三兄弟》的单行本。

在见报的评论文章和座谈会的发言中，大家对《三兄弟》的剧本和演出作了中肯的评价，既热情赞扬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存在的不足，畅言无忌，绝不因为分属不同国家和民族而稍有“见外”之感。鹿地亘看了座谈会的记录之后在给夏衍的信中表示：“大家热心地提供意见，实在感激。”而对自己不能赞同的某一批评意见，也坦率地提出了反驳两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家之间漾溢着兄弟般的切磋技艺、增进学术的亲切空气。

首先，许多文章对剧本和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夏衍写道：“我很兴奋地看完了《三兄弟》，……就剧作讲，我认为是我们现剧坛的一个可贵的收获。因为很真实，全是生活，没有为着写剧本而想出来乃至造出来的东西。看了许多君写的戏，总有点觉得不像是可以遭遇到的事，不论在典型上，在情节上，我总觉得不是中国的人生。但这剧本可以毫无这种感觉地看下去，因为这是日本现时的人生，不夸大，不添加，在目前非现实主义流行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剧本。”（夏衍：《我推荐这个剧本》）大家交口称赞《三兄弟》的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方法，陈残云写道：“《三兄弟》不是一幕通常的宣传剧，没有贬低日本军阀的声威，也没有把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故意夸扬。剧中的故事和人物都不是虚构的，全是目前本人民实生活的写照……”（《受难者的呼声》）欧阳凡海说：“鹿地亘这个剧本是写得相当现实的。在日本军阀压榨下的日本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戏里面是完全表现出来了。”（《见〈三兄弟〉座谈会记录》，简称《记录》）关于剧本的艺术结构，林林认为，“这剧本的组织很严密。”“......全剧的发展倒不错，接得二郎的死讯之后是要一郎出征，到达一个高潮；三郎被捕，老母身亡，又是一个高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有力。”欧阳海说：“事件的发展不勉强，没有偶然巧合，而是很自然的非这样下去不可的。”在人物性格的刻划上，孟超认为，“就剧本来说，第一，三郎的性格虽有弱点，却是颇富教育意味的。这给予革命阵营中的感情主义者以一个教训。第二，有人说结束没有力量，我以为是不对的。倘一定要慷慨激昂一番，倒反破坏了全剧的统一了。可见这剧本没有公式主义的毛病。”在剧作的艺术风格上，既有浓重的悲剧情调，也不乏喜剧色彩。欧阳凡海认为“鹿地亘这个剧本有个特色，就是讽刺。如收房租者的前倨后恭，就是一例。”孟超则进一步指出“喜剧与悲剧的成份对比是好的。可惜有时来的太突然和过份强调。”（均见《记录》）

至于剧本的不足，大家认为主要在第一幕。陈残云说：“第一幕我感到不满意，场面太冷，动作少，对话多，特别因为语言不通，观众无法感应……”新波也说，“在第一幕是比较沉闷和单调一点，老母和光子的对话几乎占了全场的十分之七八，而动作也很少。”不过他还指出，“懂得日语的观众也许没有这样的感觉。”（均见《记录》）

关于舞台演出，在座谈会上讨论得很充分，仔细。新波指出：“《三兄弟》的演出，从整个看来是做到相当成功的。……尤其是最后一幕，很能把握住观众的感情。”“演员的演技均没有重大的失败的。”华嘉说：“演员演技能做到这样，都是出乎我的意外，例如那个收房租的和光子，都演得很不错，尤其是后者在得到二郎死耗前后的表情，完全把他的感情表露出来了。”（均见《记录》）大家还就布景设计怎样更切合人物身份、人物性格的表现怎样更有分寸有层次、有发展，以及场面调度、布景制作和装置、音响效果的处理、以至小道具的使用等许多方面，热情提出意见，以作为改进演出的参考。对此，鹿地亘除感谢大家的好意还诚恳地表示，由于“笔者写得很快，稍微简略，日本的现状、社会的氛围，只是模型似的观念的说明”，他将“再加以改作。”（鹿地亘：《关于〈三兄弟〉》）后来，他为了使这一作品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赴渝后曾电请欧阳予倩、夏衍帮助修改剧本。

由日本作家创作，并由日本人演出反侵略三幕剧《三兄弟》，在桂林文化城的演剧史上确为一时之盛。关于这一演出活动的重要意义，这里引用孟超文章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概括：

“中华民族解放斗争逼近最后胜利的时候，也就是东方——尤其是日本——革命的黎明到来的一天。我们的抗战与日本友人的反战，其同一的对象都是日本军阀，抗战与反战配合起来，才能使东方的革命运动真正的实现。因此，以日本人的反战来推动中国的抗战，以中国的抗战来帮助日本友人的反战，是当前东方两大民族共同的需求。在这一总的观点之下，我们欣幸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中国舞台上的戏剧演出，也同样从这一观点上，去认识鹿地亘氏新作《三兄弟》的历史意义。”（孟超：《抗战！反哉！中国人，日本人，握紧了手！——对于鹿地亘氏〈三兄弟〉演出感念》）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