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

桂剧在广西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它与祁剧、湘剧、汉剧、京剧，粤剧、滇剧等同属皮黄系统的剧种。它也像这些兄弟剧种一样，经历过自己的兴衰的道路。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桂系军阀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成立所谓“筹饷公司”，大开烟馆、赌场，用演戏来招徕烟棍赌徒。于是，桂剧遭到践踏，变成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玩品”，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商品”，阔人互相馈赠的“礼品”，也是搞迷信的人酬神还愿的“祭品”，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1935年，当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组织了“广西戏剧改进会”，曾为整理桂剧传统剧目，改进演出作风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桂剧才真正进行了一次改革活动，这是桂剧史上富有光彩的一页。这次改革活动，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改革，桂剧在唤起民众，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桂剧改革活动，主要是在欧阳予倩的指导下进行的。

欧阳予倩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剧家。早在清朝末年，他在年轻时就随当时任桂林知府的祖父游历过广西，看过桂剧。后来他在从事戏剧活动中，一直关心桂剧的发展。1938年春，正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时候，他满怀着爱国热情和改革桂剧的愿望，再次来到桂林。

抗战时期的欧阳予倩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时多次向郭沫若和田汉同志提出，要加强对地方戏剧艺人的团结合作，帮助他们进步，以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日的洪流中去。当时，一些进步的作家便利用民间的戏曲形式作抗战宣传。老舍写过《新忠烈图》和《八百壮士》（鼓词），洪深写过《新天河配》，田汉写过《杀宫》、《夫人城》、《渔夫报国》等，欧阳予倩这时也写了《梁红玉》、《桃花扇》。欧阳予倩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很早就接近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等同志，受到党的影响。在广西他和地下党的省委取得了联系。他严守纪律，对他的夫人刘问秋也没有说过。他经历过许多波折困苦，甚至遭到反革命的通缉，威逼和利诱，都没有屈服。他改革桂剧的活动，是在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进行的。

欧阳予倩刚到桂林，“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1938年5月28日出版的《克敌》周刊第一期，特定为“桂剧改良问题专号”。这期周刊的封面是“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半身大照片。里面共刊登了5篇关于桂剧改革的文章。还有一篇题为《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访问记》。这充分地反映了时代对桂剧改革的迫切要求，表达了关心桂剧发展的人们对欧阳予倩的殷切期望。他连家还没有安顿好，就立即投入桂剧改革工作中。从1938年春天至1944年桂林被日军侵占为止，前后共7个年头，一直坚持工作。他先后兼任“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广西艺术馆”馆长、桂剧学校校长、“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等，是在十分紧张和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桂剧改革工作的。

在改革的初期，欧阳予倩先后发表了《关于旧剧改革》、《改革桂戏的步骤》、《马君武先生与戏剧改进会》等论文，从理论上阐明旧剧改革的意义，提出具体改革步骤和方法，同时，批驳当时一些错误观点，以便从事改革工作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几篇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一）批驳了那种“以为有了电影，有了话剧那样新的武器，用不着乞灵于老的旧戏”的论点。他认为丢开旧戏，就会脱离群众。因为“旧戏拥有大多数的观众”，“旧戏的表演的确于中国一般的观众太习惯了”，它“那经过长期锻炼的技术还是得到多数人的爱好”。“脱离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是不可能得到群众支持的。”他说：“无可讳言，旧戏的内容多半腐败：封建思想，奴隶道德，迷信的宣传，淫虐的表现”，等等。旧戏既拥有群众，又有思想毒素，“我们不能听其自然放任不管”，否则，就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旧戏改革是非进行不可的。

（二）改革旧戏是抗战的需要。他说：“如是有人想到旧戏也未尝不可利用为鼓吹民族思想的工具。这在‘八一三’以后逐渐显著地为一般戏剧工作者所支持。我们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发生关系。”

（三）旧戏改革也是戏剧本身发展的“自然的趋势”。“因为生产方式的变更，影响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于艺术上的‘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不变”，“除非不谈保存旧剧，若想保存，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根本加以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结构，能够充分反映社会，有人以为改革旧戏便是破坏旧戏的，其实有计划的改革，才真足以延长旧戏的生命。”

（四）欧阳予倩还回答了当时争论不休的关于“瓶”与“酒”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以为‘旧瓶装新酒’这个比拟是说不通的。新的内容应当加以新的处理。尽管是利用原有的技术，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规律，一则不要照着原有的戏像填词那样去填，还有就是把目下的抗日将士穿着盔铠，插着靠旗出来唱点绛唇报个名字，再接上几个旧套子的办法，我认为不妥，会引起滑稽之感。”他认为改革应该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地进行。“不仅是生吞活剥把新的意思嵌进去，而是要全部予以新的组织、编剧、演出法，表演法，音乐，舞台装置，灯光、服装，化妆都要予以统一的处理”，使内容与形式同时起变化，“逐渐便可将旧戏改换一个新面目”。

欧阳予倩以这些理论为依据，对桂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桂剧除了与湘剧、京剧等剧种有着共同点之外，它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也是进行改革的有利条件。他说：“桂戏因为偏处一隅，交通不便，受到上海和香港的影响不多，好比一个内地姑娘，没有烫过头发，没有穿过高跟鞋，天真烂漫，得其自然之美。桂戏本身没有经过时下流行性的传染，比较纯朴，改革的工作比较易于着手。桂戏的演员们薪水较少，戏子习气较少，所以比较容易集中，配搭便也自然容易整齐，团体也比较容易维持，所以改革旧戏从桂戏入手有较多的便利。”当然，桂戏也并不是一尘不染的。它也有自己的一些陋习。比如唱戏摆酒之类，欧阳予倩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桂剧改革的具体做法上，欧阳予倩也提出了几条原则：（一）在剧目方面，“编排新戏，同时也整理旧戏”。这不仅能使新旧剧目互相取长补短，而且能保持经常性演出，维持艺人的生活。（二）既要注意保持桂剧的传统风格，又要敢于打破地域观念，不断吸收姊妹艺术的长处，丰富自己。“倘以为丝毫不变原样才是保存，便只管关门闭户，拒绝新的力量，那是自杀的政策”。（三）要建立一个健全的职业剧团。从事剧改的艺人，“必须以戏剧为职业”。他说：“我们为生活，同时也为艺术，决不能为生活而忘了艺术，所以应是职业的不是商业的，商业的是专为作生意”，“职业的便是以演剧为职业，可是（以）把握住艺术的原则，尊重艺术，不肯为低级趣味迎合落后的心理”，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从商业剧场解放出来。此外，他还主张改革艺人中的一些旧习惯，提高艺人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最后，他还清醒地指出，“改革运动必然要受到绝大的打击，甚至于无法进行”。他自己是下定决心，排除困难，同时不断教育艺人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把改革工作坚持下去。

他在7年的时间里，亲自为“桂剧实验剧团”编排整理了新旧剧目14个。计新编剧目有：《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黛玉葬花》、《人面桃花》、《渔夫恨》、《搜庙反正》、《胜利年》、《长生殿》（此剧因桂林沦陷未排演）。整理的传统剧目有：《玉堂春》、《打金枝》、《烤火下山》和《断桥会》。这一批剧目，有的直接反映抗日时期民众铲除汉奸，消灭日寇的现实斗争；有的通过歌颂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揭露腐朽不堪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种种黑暗现象；有的描写劳动人民反对渔霸强抢豪夺的正义斗争；有的歌颂男女之间的忠贞纯洁的爱情，等等。这些戏是桂剧史上所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崭新的。

这批剧目，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创造，尤其在舞台演出方面。比如取消了“检场人”，采用了大幕、二幕、底幕、侧幕等现代舞台的一些装置，借用了话剧的一些写实手法，搞了一些必要的装置，使剧中的规定情景清楚鲜明，有利于表现剧中的人物性格。同时建立了导演制度，强调了演员要改变过去不认真研读剧本的不好作风，并引导大家要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在音乐唱腔方面，既注意保存桂剧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京剧和曲艺等一些适用的东西，大大丰富了桂剧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比如整理本《玉堂春》，其中融化了不少京剧的唱腔，比老本《玉堂春》优美得多，《桃花扇》中的大段朗诵，是从北方的大鼓书变化出来的，既有磅礴的气势，又有桂剧的韵味。桂剧的场面，也克服了音量不足，配器凌乱，嘈杂刺耳等一些毛病。

在时代的召唤下，桂剧这个古老剧种，经过欧阳予倩和广大桂剧演员的努力，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而面目一新，特别是在内容上与伟大的抗日斗争紧密联系，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戏连续演几十场，轰动了整个桂林，尤其是桂剧《桃花扇》在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桂林演出，无疑是一件大事。当时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也到场观看演出。至今一些老同志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个戏“至今给我印象还很深”。一些进步人士也发表了评论，赞扬这个戏的演出成功。田汉同志看了《桃花扇》的演出，立即赋诗：“无限缠绵送客肠，桂林春雨似潇湘，善歌常羡刘三妹，端有新声唱李香”。激动的心情溢于诗外。而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却对这个戏恨之入骨，桂林市长苏新民公然下令禁演。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抗日时期的桂剧艺术，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戏剧家瞿白音

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了由我党策动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是国统区空前盛大的一次抗日戏剧运动大检阅。参加大会的有来自西南各省的30多个团队和单位。瞿白音同志在《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一文中明确指出：“作为大会骨干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影响的各左派团队，如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剧宣九队、新中国剧社、七战区艺宣大队、广西省立艺术馆等。”以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便是桂剧改革的大本营。桂剧实验剧团是艺术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大会上演了60多个剧目，历时3个多月。上演的剧目除了少数是翻译外国的进步作品外，绝大多数都是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曹禺、欧阳予倩等革命作家创作的话剧。此外还有戏曲、歌剧等。桂剧也参加了这次剧展，由桂剧实验剧团、启明科班、桂剧实验学校等：三个单位参加，演出了《木兰从军》、《桃花扇》、《人面桃花》、《江汉渔歌》、《牛皮山》、《女斩子》、《南貂蝉》、《李大打更》、《失子成疯》、《秦王吊孝》等，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这又一次表明了桂剧已进入抗日文化的行列中，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也是桂剧改革成果的一次展览。桂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演员，成为以后桂剧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桂剧实验剧团的演员，除了接受新的导演方法进行艺术实践之外，还要上文化课、艺术理论课，以及进行武功训练等。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演员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为后来的桂剧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桂剧改革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有力支持。欧阳予倩在“西南剧展”的开幕词中说：“抗日战争开始，戏剧更发展到农村、工厂、前线。七年来，戏剧工作者们，尽管经常为贫病和不利的社会环境所折磨，但仍然是不断努力，为抗战救亡而奋斗。”“为抗战救亡而奋斗”，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工作的一贯方针。桂剧改革就是以“抗战救亡”为目标的一次进步的戏剧运动。当时中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同志经常到剧场看演出，这是党对桂剧改革的一个有力的支持。从而，促使从事改革的戏剧工作者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和克服当时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工作上所造成的压制、阻挠、破坏等种种艰难。欧阳予倩对于敌人的造谣中伤，坚决与之斗争。为了建造广西剧场，他亲自拿着捐献册，向各方人士募捐。在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的艰苦环境下，他始终坚持工作。即使在敌机空袭时，欧阳予倩还在防空洞里给演员们分析剧本。有时晚上不能回寓所，他就动员演员在公园的草地上练舞排戏。桂剧改革的成就与欧阳予倩是分不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桂林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汇集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其中有不少人对桂剧改革很关心。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桂剧改革人造舆论，如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就先后写了《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和《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等论文，有的对演出发表评论，有的给实验剧团、桂剧学校讲课；有的社会人士还给予经济援助。再就是，参加改革的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怕困难，积极工作，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次改革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不免受诸多的限制。除了受到国民党广西地方当局的压迫和破坏之外，还受着剧场老板的剥削。此外，当时欧阳予倩在思想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够明确的地方。他在解放后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抗战时期我在桂林做过一些改进桂戏的工作，排过八九出新编的戏，修改过两三个剧本，当时我总想多挑些新剧本去代替原有的旧节目，现在我才知道应当两方面并进。”由于以上的原因，抗日时期的桂剧改革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影响还不够大。尽管这样，抗日时期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桂剧改革运动的成绩，是不可磨灭的。

原载《学术论坛》1930年第4期